第六系列　（三篇）

东瀛访报记（上）

1988年11月10日至12月9日，我应日本上智大学新闻学科的邀请，去日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先后到了东京、横滨、大阪、京都、奈良五个城市。其间，参加了几天国际新闻教育研讨会，列席了一次日本新闻学会的学术年会，在上智大学、创价大学、朝日新闻、大阪新闻学会等处，作了五六次有关中国新闻史的学术演讲，此外，还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挤出时间，走访了几家藏有中文报刊的图书馆和中国人从事办报活动的旧址。这篇“访报记”，记的就是走访中的见闻。所谓“报”，既指在图书馆里看到的那些旧报，也指目前还能够找到的中国人办的那些报社的遗址。当然，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些遗址早已非复旧观，只能在它们原来的地理位置上，寻觅前人的足迹，缅怀他们的业绩，遥瞻他们的风采，为这一段新闻史的研究撷取一点感性的素材而已。

由于中日两国有着深远的文化历史渊源，近代以来又有过密切的交往，日本的不少图书馆都收藏有中文报刊。其中数量最多的要数国会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创建于1948年。其前身是帝国图书馆，目前藏书总数为500万册，是日本最大的国家图书馆。

顾名思义，国会图书馆隶属于国会，是为国会的议员和工作人员们服务的，但也向社会开放，任何人只要在它的入口处填一张读者登记表，写明本人的姓名、年龄、住址和职业，换领一张卡片式的临时阅览证，就可入内。凭这张阅览证，馆内的全部收藏，包括书刊报纸、各类善本古籍和已开放的政府各部门的档案材料，都可免费借阅，不过只限在馆内阅览，不能携出。借阅的手续很简便。一般图书，从填写索书条到借到书，10分钟就行了。图书馆是全天开放的，中午不休息。饿了渴了可以在馆内供读者使用的餐厅或休息室中用餐或购买各种饮料，价钱比外面便宜。当天看不完的书，下班时打个招呼，可以留在借书处的柜台内，第二天接着看。第二天万一有事去不了，打个电话招呼一下，还可以继续代为保留。需要复印或拍照，随时都可办理，立等可取。前者每张收费10日元，后者每张收费200日元。这个数目，和日本人的一般收入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因为路不熟，前几次去，都请现在上智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课程的孙琪刚陪同。后来，去的次数多了，路也熟了，就自去自来放“单飞”了。

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文报刊大多存放在馆内的亚洲资料室。据该室负责人提供的数字，共藏有中文报纸134种，中文期刊约2 300种。看目录，发现1979年8月创刊到现在的新闻研究所编辑的《新闻研究资料》也赫然在内。试填了一张索书单，5分钟后，就全部送了出来。最近的一期是1988年9月出的第42辑。1988年以前出版的各辑，每一年合订一册，硬面精装，保护得非常好，说明馆内的管理和服务工作都是无可挑剔的。

我所关注的，主要还是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和在新闻史研究工作中有较高资料价值的那些报刊。翻了翻目录，深为它庋藏的丰富而惊叹。举例来说，属于封建官报系统的，有清朝中晚期的邸报、《政治官报》《学部官报》等；属于外国传教士办的，有《六合丛谈》《中外新报》《香港新闻》《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格致新报》和《万国公报》等；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办的，有《循环日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报》等；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有《中国日报》《浙江潮》《江苏》《苏报》《民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属于老牌商业报刊的，有《申报》《新闻报》等；属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革命报刊的，有《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日报》《列宁青年》《真理》《无产者》《布尔塞维克》《上海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等等。日本人在中国的重要报纸如《同文沪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也搜集了不少。入藏的这些报刊，多数都比较齐全，其中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江苏》《浙江潮》《警钟日报》，以及有“竖三民”之称的于右任办的那三家“民”字头的报纸，都是从创刊到终刊的全本。有些报刊如《万国公报》《中国日报》《顺天时报》等，虽然不够完全，也都有一定的数量，可供学者研究。有些报刊入藏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所藏的那一部分较为关键，因而也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例如《苏报》，它只藏有1903年5月6日至7月7日两个月，而这两个月恰恰是《苏报》革命色彩最强烈、和清廷的斗争最尖锐，终于遭到清廷查禁的时期，其资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还有不少报刊，如1907年以前的《顺天时报》，1904年以前的《俄事警闻》等，国内收藏很少，或虽有收藏，但不完全，对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说来，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受时间的限制，我着重翻检的，主要是国内没有收藏的那一部分报刊，值得记述的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清朝中期的邸报。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邸报，主要集中在乾隆、嘉庆两朝。乾隆朝的藏报，起始于三十六年（1771年），截止于四十一年（1776年），每一年都有一些，但很零碎。例如，乾隆三十六年的藏报，就只存有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五天，嘉庆朝的藏报限于嘉庆六年（1801年）一年，六月、九月、十月各有一些。这两朝的邸报，因为时间接近，所以外观和格局差不多。从外观看，所有这些邸报都没有报头，没有封面，每天一册，每册六七页不等，每页长宽约为24厘米×18厘米。用木活字印刷，每册第一页的第一行印有出版那一天的年月日，版心部分印有“题奏事件”四个字。从内容看，主要是上谕、题奏、任免这么几项，有时还以“纶音”为题，报道皇帝和礼部太常寺等部门有关祭祀活动的消息。每天的栏目和栏目的顺序并不完全一样。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771年8月4日）的邸报为例，打头的就是“题奏事件”。这一天的邸报共10页，首刊署云贵总督印务湖南巡抚德某“特参衰老废弛三都司以肃戎政”的题奏，末附朱批：“该部知道。”次刊山东巡抚周某“为要缺亟需干员奏恳圣恩升署事”的题奏，末附朱批“该部议奏”。一共登了3份题奏，占了前6页。后4页则是乾隆三十六年六月的文选单和武选单。看内容，似乎是文武官员的任用名单，先记某缺，再记某人，最后记从什么渠道升上来的，如“顺监升”“直贡升”等。嘉庆朝邸报的格局，也大抵类此。乾隆的邸报，国内有一些，但数量极少。嘉庆的邸报虽然晚出，但国内各图书馆似乎都未见著录。国会图书馆的这批邸报，可补中国内收藏之不足，对邸报史的研究，有一定价值。

这批邸报，值得注意的还有三点：一是每册邸报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空白处都印有“公慎堂”字样，这大约是出版这份邸报的民间报房的堂名，可见它们是民间报房的出版物。其性质属于清末的报房京报，并不是封建官僚机构内部传抄的官报。邸报云云，乃是人们对这种报纸的混称，因为它们在内容上和官方的邸报没有多大差别。二是受篇幅限制，一些较长的题奏稿并不一定在一天内刊完。例如嘉庆六年九月二十六日（1801年11月2日）的那份邸报，就有一篇未刊完的题奏稿，末有“此稿未完”字样。可见齐如山在谈报房京报时所说的“一份奏折一天必须登完，不许今天登一半，明天登一半，果如此，则大家是要问罪的”（见齐如山《清末京报琐谈》，刊1952年8月台北《报学》杂志一卷三期）话，并不符合事实。至少在乾嘉时期并不如此。三是对比两朝的邸报，内容上无大区别，印刷上却稍有改进，主要是字体有所不同。嘉庆朝的较乾隆朝的字体笔画细一些，工整一些。可见明清两代的报房京报在印刷业务上还是有所改进的，只是改进不大而已。编印发行这份邸报的公慎堂，为已出版的新闻史专著所不载。目前已知的清朝报房堂名仅有聚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公兴、聚恒、同文、信义等11家。这一批邸报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报刊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实物，也使已知报房的堂名增加到12家，这也算是一个收获。

其次是在日本翻印出版的几家中国报纸：《六合丛谈》《中外新报》《香港新闻》。

《六合丛谈》是英国伦敦教会的传教士们在上海出版的一份中文报纸，它创刊于1857年1月26日，由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主编，每月出版一册，墨海书馆印刷发行。后者创办于1843年，是上海第一家有铅印设备的印刷出版机构。在中国新闻史上，《六合丛谈》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种中文报刊，同时也是国内第一家用铅版排字和用机械印刷的报刊。

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六合丛谈》，是根据从中国运去的原报，在日本翻印的。翻印过程中对原报的内容作了筛选，因此封面的题签有《官版六合丛谈删定本》等字样，以示和原本有别。和原本的另外一个区别，则是每行汉字的右侧，都加有日文的训读符号和假名，以便利日本读者阅读。翻印本每期线装一册，长宽为20厘米×14厘米，接近于原本大小，和后来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差不多。每页10行，每行22字，每页版心处印有“六合丛谈”4个字，每期14页～22页不等。封底里页印有“老皂馆东都竖川三之桥万屋兵四郎”等字样。

这批“删定本”，保存在国会图书馆的共13卷，每卷为一期，共13期，起止日期是咸丰丁巳年正月朔日至同年十二月朔日（1857年1月至1858年1月），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该报原本，在数量和时间上都吻合。从“删定本”每卷的页数不同，每卷的印刷款式也小有不同等种种迹象看，它不大像是凑齐了以后一次删定一次印刷发行的，而是逐期删定、印刷、发行的。

和原本比较起来，删定本保留的是大量有关国际时事的报道，和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文章，删去的只是少量的有关宗教教义方面的文章。例如，它的第一期，除伟烈亚力写的那篇《六合丛谈小引》（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在附录中刊有这篇小引的全文）外，还刊有《丁巳元旦列国历记》《地球形势大率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泰西近事纪要》《印度近事》《金陵近事》《粤省近事述略》等篇和属于商情性质的“进口货单”“出口茶价单”“银票单”“水脚单”等。删去的，只有韦廉臣写的介绍圣经的《约书略说》一篇。其中，《金陵近事》是有关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杨秀清、韦昌辉等相继被杀事件的报道。《粤省近事述略》是有关亚罗号事件和事件发生后英方和粤督叶名琛进行交涉情况的报道。选刊这些稿件，反映了删定本的编者对发生在近邻中国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的关心。值得提一下的是删定本的第九卷还选留了王韬所写的《反用强说》一文。这篇文章发表时，署的是王韬的原名王利宾，当时他正在墨海书馆担任编辑，并协助伟烈亚力处理《六合丛谈》出版发行事宜。这篇文章是针对该刊第四卷韩应陛的《用强说》一文而发的，韩应陛在那篇文章中提出了“刚必缺，亢必悔”，“弓用则敝，刀用则钝”，因此不必过分争强的观点。王韬大不谓然。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一个国家应该极力争强，做到“不示天下以可犯之机，不与四邻以可乘之隙。静可自守，动可制人”，否则就会受制于人。这是王韬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政论作品。从中已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变法自强思想的端倪。这篇文章不见于《弢园文录外编》，是王韬的一篇佚文，因而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过去，不少新闻史论著在介绍《六合丛谈》时，都有创刊一年后迁日本出版之说。例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说它“次年，迁至日本”（第3章第5页），胡道静的《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说它“出至下一年就停刊了。以后用此名义在日本继续出版过，亦是不久就停止出版了”（见《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从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这批删定本看，以上说法都不正确。实际情况是上海和日本两个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并存的，上海的停了以后，日本的也跟着停了，并不存在上海版停刊后迁日本出版的事。戈、胡之所以有此误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批删定本的缘故。

《中外新报》是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创办的，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期刊。初由玛高温（MacGowan, Daniel Jerome）负责，后由应思理（Luslee, Elias B.）主编。宁波是鸦片战争后划定的五口通商的沿海口岸之一，又是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一个中心，这也许就是《中外新报》选择在那里出版的原因。这份刊物在宁波出版后，面向全国，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

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外新报》只有五册，出版时间分别为1859年的10月、11月，1860年9月、12月，1861年1月。其中1859年10月的那一册，是它的第6号。和官版《六合丛谈》一样，所有五册都是在日本翻印的。翻印本用黄色棉纸作封面，线装，一册为一期，长度宽度和《六合丛谈》差不多。封签有“官版中外新报”等字样，下注出版的年月，中西历并刊。封底的里页刊有和官版《六合丛谈》相同的“老皂馆东都竖川三之桥万屋兵四郎”等字样，不同的是在刊有“老皂馆”的下列书刊广告：“发阅目录舶来番书类官版原书类同翻译类”，说明了这一翻印出版机构的业务范围。正文部分每册8页，每页10行，每行汉字的右侧都附有日文训读符号和假名，一如官版《六合丛谈》。每册第一页的下端都印有“浙宁应思理撰”等字样，意在表明它是由应思理主编的。

《中外新报》的内容，据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讲，有“新闻、宗教、科学与文学”（第3章第5页）等项。从现存的五册翻印本看，则似乎大部分是新闻，宗教的一篇也没有，其余的也不多，大约是被删略了。所刊新闻多以新闻发生的地点为题，如宁波、上海、广东、安南、暹罗、日本、新加坡、天竺等。亚洲以外的国际新闻，则笼统地以“外国新闻”为题，或以欧罗巴、亚美利加、亚非利加等为题。国内新闻有相当一部分是报道太平军和捻军动态的。也刊登过一些社会新闻，如下面这一条。

北门外张姓者，昔在石浦间设酒行。有儿13岁，在行学业。时有戚元开，素与伊家来往，其子阿三有事往石浦，寓于张姓行内，不料阿三诱赌，13岁小儿勒写欠票4万贯，迄今10余年，小儿虽属长成，然已忘却前事。伊之父兄更属不知其情。前月间，戚阿三欲籍典索欠，恐难得志，将欠票交与广人代索，张氏因数巨，不能抵债，只得呈控县主。（刊1859年11月《中外新报》第7号第1页，文前以“宁波”两字为题。）

说明新闻采访的触角，已深入市井闾巷。不少新闻以“探得”两字打头，行文用第一人称，说明已经有了专业的新闻访事者。有些新闻，就一个战役一个事件的经过作综合报道，有事实有分析有评论，夹叙夹议，洋洋洒洒，从体例看，已经接近现代报刊上的新闻通讯，如1860年9月1日该报第11号所刊的有关英法联军进攻京津，遭到“满兵”强烈抵抗的报道。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宁波的《中外新报》，国内已经失存。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这五册，虽然是翻印本，又经过删节，但多少保存了一点原貌，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仍然有重要价值。另外，利用这批藏报，还可以订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有关《中外新报》记载中不够准确的地方。如刊期，戈书作“半月刊……（后）改月刊”，实际上名为月刊，实为不定期刊；每期的篇幅，戈书作“四页”，实为8页；停刊的日期，戈书作1860年，宁树藩曾订正为1861年，这批藏报证明后一说法是对的。

《香港新闻》是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戈公振说它是香港英文《孖刺报》（Daily Press）的副刊（见《中国报学史》第3章第5页），是继《遐迩贯珍》之后在香港出版的又一份有影响的中文报纸。国会图书馆藏有该报两卷，合订线装一册，版式与《中外新报》等相同，两卷的篇幅不一样，卷一共21页，选录了咸丰辛酉七月初五日至十二月十六日（1861年8月10日至1862年1月15日，报纸编号为591-664）该报所刊的新闻。卷二共10页，选录了同治壬戌正月初一至五月初二日（1862年1月30日至5月29日，报纸编号为666-717）该报所刊的新闻。从编号不衔接来看，收录时是经过了筛选的。从各号出版日期看，1861年1月以前似是两日刊，以后大体上是三日刊。这两卷《香港新闻》也都是在日本翻印的。封面有“官版香港新闻”题签，封底里页有“老皂馆东都竖川三之桥万屋兵四郎”的题记，和老皂馆的“发阅目录”，正文各行汉字的右侧有日文训读符号和假名，这些都与《中外新报》相同。翻印本所收录的全部是新闻，除照录了一些清帝的“上谕”外，涉及的有太平军与官兵作战，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逝世，同治即位，端华、载垣等大臣获谴，美国南北战争，日本商情，留美华工情况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有的新闻前面还加有下面一类的“帽子”，如“兹有颠地行火轮船名鲤鱼门于八月初三晚到港，带来上海新闻纸云”（八月初六日，604号），“昨火轮船由上海到本港，带来新闻纸云”（八月初八日，605号），“前数日有二花旗船由旧金山到香港，带来新闻纸云”（八月十日，607号），等等，说明了新闻的来源和传递的方式。

《香港新闻》的原本，国内已经无存。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这两卷翻印本，对了解该报的性质、内容具有一定价值。此外，利用这批翻印本，还可以订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的失误。如该报出版的时间，戈书说是“自咸丰十一年（1861）起”（第3章第5页），实际上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五日（1861年8月10日）已出至591号，按两日刊推算，开始出版的时间至少应在三年以前，即1858年前后。又如该报的内容，戈书说是“专记船期、货价，系纯粹商业性质之杂志”（同上），实际上除船期、货价之外，还刊有大量新闻，并不以商业信息为限。可见，对新闻史研究者说来，翻印本还是有重要资料价值的。

日本最早的近代化报纸诞生于1868年，即明治天皇即位的那一年，以柳河春三在东京创办的《中外新闻》作为标志。这是日本人创办的最早的民办日文报纸。日本的第一家近代化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则迟至1871年才问世。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六合丛谈》等三种中文报纸翻印本，都是在日本近代化的报纸诞生以前出版的。

近代的日本和中国有着共同的遭遇，都曾经遭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在中国遭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蒙受严重耻辱的时刻，日本也正在遭到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的困扰：天保十五年（1844），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写信敦促日本立即开国；弘化三年（1846），英、法、美军舰驶入日本港口；安政元年（1854），日本在美国炮舰的威胁下，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安政五年（1858），日本在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恫吓下，被迫签订了承认对方享受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江户条约》，荷、俄、英、法等国也相继效尤，纷纷取得最惠国待遇。在严重敌国外患的逼迫下，日本朝野人士都积极地寻求对策。他们当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认识到只有向外国学习，进行变法改革，才能免蹈中国的覆辙。学习外国，首先要了解外国。因此从19世纪50年代起，不少日本的有志之士就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由于长期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和西方国家的直接来往不多，了解国际形势和信息的主要渠道只能依靠中国。魏源写的介绍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海国图志》，徐继畬写的介绍世界地理的《瀛寰志略》，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新派人士了解世界的重要参考书。这两部书都是由中国商船带进日本的。到日本以后，就立即被翻刻或翻译成日文出版，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欢迎。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报纸，由于刊有不少有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信息，有助于了解国际形势，也受到重视。最先被带进日本的是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办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这是1853年12月，到琉球出差的鹿儿岛藩士乡田仲兵卫、川上式部从那霸港的外国船上偶然得到的，一共只有两册，立即就被呈送给幕府的有关人士阅读。限于条件，当时并没有翻印传播。《六合丛谈》《中外新报》《香港新闻》三报的翻印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翻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本朝野人士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和国外各方面信息的需求。它们的历史意义在于填补了日本近代新闻史上的这一段空白。等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大量日文的近代化报纸创刊以后，这一批经过删定和训点的客报，也就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秋扇见捐”了。

负责删定、训点和翻印这三种中文报刊的，是幕府下属的蕃书调所。这个所成立于安政三年（1856），最早称为蛮书和解所，文久二年（1862年）以后，又改称洋书调所，专门负责洋学的研究和洋书的翻译工作。删定训点和翻印中文报纸只是它的一部分任务。因为是官方机构，所出的书报才称为“官版”。至于那个万屋兵四郎则是一个专为蕃书调所和后来的洋书调所发行洋书的商人。“东都竖川三之桥老皂馆”是他的“发卖所”。万屋兵四郎的名字见于春原昭彦的《日本新闻通史》。他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只知道他除了发行这三种中文报纸翻印本之外，还发行过日文《官版·巴达维亚新闻》三十二卷，《官版·海外新闻》九卷和《官版·海外新闻别集》三卷（见宁新《日本报业简史》第4页）。这是一批根据荷兰人提供的材料翻译出版的官方报纸，出版时间在1862年以后，说明这个人在日本近代新闻史上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的。

江户时代，日本幕府严禁日本人乘船去外国，只有少数在沿海航行遇到风暴漂流到海外的人，才偶尔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和国外的经常性联系，主要还是靠来自中国的商船。19世纪50年代初期，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占据了江南一带的传统外贸基地，中国商船和日本间的往来一度中断，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恢复。这以后，经常航行上海长崎、上海兵库这几条航线的中国商船有丰号和源丰号，每一个单程，需要10天左右。60年代以后，日本幕府为了开展对华贸易派出千岁丸、健顺丸两条船，由官员押送货物，往来上海和日本各港，使两国间的贸易和信息的交流得到加强（这一段中日交往的情况，可参看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49～57页）。《六合丛谈》《中外新报》《香港新闻》三报的中文版，估计就是通过这些商船捎到日本去的。由于商船的航班无定，这些报纸的到期和翻印本的刊期也无定。从这些翻印本各期的间隔不规则，有时间隔的时间很长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无论如何，有了这么一批翻印加训点的报纸，日本的读者们总算可以及时地了解国际的形势和得到国外的信息了。

《六合丛谈》等三报官版删定本的出版，适应了日本变法维新的需要，给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日本志士们以一定的思想启迪，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增扩了他们的见闻，为后来的明治维新运动作了舆论上的铺垫。这一点，恐怕是它们的中文版的原编撰者们所始料不及的。被保存下来的这批官版删定本还弥补了中国旧报收藏上的不足，为这一阶段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间接的原始材料。这恐怕也是它们的中文版的原编撰者们所料想不到的。

一批在甲国出版的报纸，经过编辑加工，被乙国拿去再版发行，这在世界新闻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种事只有在中日这样的文化交往历史十分悠久、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这也可以算是两国新闻史上的一段共同的佳话吧。

香港《循环日报》创刊于1874年，王韬、黄平甫等人主办，是一份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报纸。

这份报纸的早期部分，即从1874年创刊到1930年以前近半个世纪的这一部分，国内早已失藏。1934年以后的部分，北京、上海两地的图书馆有一些，但也很少，很零碎。这给这份报纸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此前就出版的所有新闻史专著对这份报纸的情况介绍得都很简单，都只能依靠二手材料作一些粗略的分析，时感根据不足，原因就在这里。

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香港《循环日报》共约5年，起止的时间为1880年7月5日至1884年12月29日，恰恰属于国内所没有的那一段时期。对中国新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时间限制，5年的报纸不可能全部看完，更不可能细看，只把1880年下半年的报纸匆匆翻一遍。初步的印象，当时的这份报纸是用铅活字白报纸平版印刷机两面印刷的。它每天出两张，每张正反两面各一个版，共四个版，每版的尺寸略小于现今的对开报纸。四个版的安排是这样：头版为报头、船期、“香港目下棉花纱匹头杂货行情”和各公司股份行情。这一版横剖为六栏，报头占一栏，其余占五栏。二版排在头版的反面，竖剖为五栏，主要刊载新闻和评论。三版、四版合为另一张，除少量“宪示”和私人告白之外，全部为各类广告。这一安排，和后来我从别处看到的1874年的《循环日报》版面照片，完全一致。可见这就是早期《循环日报》版面的基本模式。以上事实，动摇了对该报的两种传统的说法。其一是“新闻常占篇幅1/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章第7页）。实际上，新闻的篇幅经常小于1/4，从来没有达到过1/3。其二是“以政论为主”（《中国近代报刊史》66页）。实际上是以广告、商情、船期之类的经济信息为主，其次是新闻，然后才是政论。可见管窥蠡测的研究方法和想当然的分析判断，是多么地靠不住。

这一时期的《循环日报》的新闻主要集中在第二版，设有“选录京报”“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几个栏目。其中，“选录京报”只是照登新近收到的报房京报上的题奏、上谕和官员任免消息，顺序发排，没有标题。“羊城新闻”主要刊载来自国外和其他省市的消息，每条消息前面都有一个一句话的标题，如《中国创造机器》《中国兵可使》《电音汇录》《西陲近耗》《形迹可疑》《赌徒自误》《因狗判罚》《贩烟滋讼》《犬噬毙命》《窃门系狱》等，字数不定，字体的大小和正文相同，只用下空一个字的办法和正文保持距离，以示区别。消息的取材，既有军国大事，也有社会琐闻，不少消息用第一人称写作，于叙事之余，时时发表议论。这些都保持了早期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辑工作的风貌。

这一时期《循环日报》的评论，多数刊于“中外新闻”栏内，并没有特设的评论专栏。每篇评论，通常为1 500～2 000字，文前都有一个标题，字体的大小同正文，题文之间只留有一个字的空白，编辑的处理手法和新闻一样。就已翻阅过的这一部分报纸来看，这一时期的《循环日报》，除休刊日外，几乎天天都有评论。以1800年7月9日至26日这一段时期的该报为例，先后刊出的评论就有《论习西学宜知变通》《论改装换束》《录杞忧生蠡测罪言》《论禁鸦片宜行之以渐》《书英京电报后》《论法在因时变通》《论亚洲已半属欧人》《论电气宜避》《论驾驶轮船宜责成统带员弁》《论御俄宜用土勇》《论查核幕友》《论出使》12篇。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的不少评论，带有明显的呼吁救亡和鼓吹变法的色彩。说明以往的一些新闻史专著对《循环日报》致力于维新变法思想宣传的评价，大致不差。说这份报纸比较重视评论工作，注意发挥政论的宣传作用，也大体符合实际。由于这些评论全部未署撰人，它们的作者究竟是哪些人，已经难以确指，但肯定有王韬的作品。例如上引的《论亚洲已半属欧人》（刊1880年7月16日该报）一文就被收入王韬的文集《弢园文录外编》，题目被简化为《亚洲半属欧人》。《论禁鸦片宜行之以渐》《论出使》两文，也见于论文集，题目分别被简化为《禁鸦片》《遣使》。其余各篇虽然不见于他的文集，但也不排除是文集外的佚文。

这一时期的《循环日报》还刊有不少告白，其中有一些涉及报纸的性质和出版、发行等方面的情况，试抄几段如下：

行情新闻日派，星房虚昂停印。（见1880年7月8日该报报头两侧告白）

启者：本局倡设《循环日报》已历有年，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是以特延才优学博者主司厥事。凡时势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兹特于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如各行店及外埠士商欲惠顾本局新闻纸者，请赴就近代理人处先为挂号，自当如期送至，决不有误。（见1880年10月22日该报所刊中华印务局告白）

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见1880年11月24日该报所刊中华印务局告白）

这些，对研究《循环日报》的业务工作，都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循环日报》是王韬一手创办起来的。从1874年创刊，到1884年4月他告别香港重返上海，这个报纸一直由他负责。国会图书馆收藏的1880年夏至1884年底这一段时期，也正属于由他主持的时期。因此从当时报纸的版面上，时时可以找到他的痕迹。除上文提到的代印代卖他写的书，发表他写的不署名的评论之外，报纸上还有一个不定期出现的专栏，题为“弢园撰述”，专门发表他的旧作。另外在这一时期的每一天《循环日报》第三版的下端，还刊有以下一行公告式的文字：“此新闻纸由香港歌赋街第五约门牌第二十五号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刊印。”明确地认定了他在报社中的主要负责人的地位，说明他和这份报纸的密切关系。

写到这里，感到有必要提一下王韬1879年的日本之行。那次访日归来之后，王韬曾写有《扶桑游记》三卷问世，但是这部书似乎并没有引起两国新闻史研究者的重视。其实这是中日两国新闻工作者之间的第一次交流。王韬当时是《循环日报》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今天的社长兼总编辑，以报纸总编辑的身份访问日本，和日本的新闻界人士进行接触，在中国，王韬实为第一人。仅此一点，就足以载入两国的新闻史册。王韬的那一次访问，起始于1879年4月29日，终止于同年8月31日，共约100多天。在日本期间，他先后访问过长崎、神户、大阪、京都、横滨、东京等地，但大部分的时间在东京。到达东京后，他最初的下榻地点是上野附近的精养轩，这就是后来章太炎等人发起举行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的那个地方。一个月以后，就迁住日本桥附近的报知新闻社，在那里住了80多天，直到他离开东京。报知新闻社当时的全称为《邮便报知新闻》，创刊于1872年，创办人是日本首任邮政长官前岛密，以散布全国各地的邮务工作者为主要对象。王韬访日时期，这份报纸由藤田茂吉担任社长、栗本锄云担任总编辑，日发行量约8 000份，政治上倾向于“自由民权运动”，反对接近政府的官权派，是一份和日本维新派知识分子关系密切的报纸。当时，东京的新闻事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和《报知新闻》同时出版的还有《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朝野新闻》（不是《朝日新闻》，这时东京的《朝日新闻》还没有创刊）和新创刊的《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王韬在众多的报纸当中，选择了《报知新闻》作为自己的活动基地，反映了两国维新派报人之间的相濡以沫的亲密关系。在东京期间，王韬和栗本锄云等赞成维新讲求西学的新闻界人士有过密切来往，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看过王韬访欧后所写的《普法战纪》一书，对王的学识和文字都十分钦服。王韬不通日语，他们之间的交谈是用笔来进行的。语言虽然不通，心却是相通的。这一次访问，沟通了中国和日本新闻界的联系，对两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国会图书馆入藏的这批《循环日报》和王韬的这次访日活动有没有关系？会不会是他回港后特意赠送给新结识的那些日本朋友们的？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时间上有些巧合。这批报纸始于1880年，这恰是王韬访日回港后的第二年；终于1884年，这正是王韬辞去《循环日报》工作离开香港的那一年。王韬访日以前，日本的朋友们没有订阅这份报纸，所以没有收存。王韬离开该报后，接替他主持报纸工作的负责人不再送阅，因此也没有收存。这样一来，保存下来的就只能限于这一段时期内的报纸了。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是不能作为定论的。

早期的《循环日报》，除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这一部分外，伦敦的不列颠图书馆也藏有一些，主要是1874年创刊后不久的那一部分，新加坡新闻史学者卓南生博士曾利用后一部分藏报写过专门的论文。充分利用海外收藏的这些旧报，对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除以上这些国内失藏的旧报外，我还利用国会图书馆借阅手续简便这一有利条件，借阅了一些国内虽有收藏但轻易看不到的报刊。如《中西闻见录》《杭州白话报》等。其中如《中西闻见录》，创刊于1872年，是北京最早的近代化报刊，北方一家著名的图书馆藏有36册，但始终藏之金匮，秘不示人，借阅十分困难。这次在国会图书馆，只填了一张索书条，5分钟后就看到了。在国会图书馆看报的那几天，正赶上馆内举办日本印刷史展览。日本最早的印刷品公元770年出版的《百万塔陀罗尼经》，日本最早的日报1871年创刊的《横滨每日新闻》和东京最早的日报1872年创刊的《东京日日新闻》等，都公开陈列，有的还是它们的创刊号，使人大饱了一次眼福。其中，《百万塔陀罗尼经》卷是日本的国宝，能够看到真是意外的收获。

国会图书馆之外，日本的东京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和东洋文库等单位，也藏有一些中文报刊。利用这次访日的机会也去看了看。比较起来，东洋文库收藏的《衡报》（1908年）、《秦中官报》（1904—1905年）、《藏文白话报》《蒙文白话报》（1913年）、《北方红旗》（1932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1948年），早稻田大学收藏的《俄事警闻》（1904年）、《救国时报》（1935年）等较有价值，其余的多与国会图书馆的收藏重复，数量质量都远逊于国会图书馆，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