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颂华先生二三事

湘文先生来信，谈到今年是颂华先生诞生的90周年，我才想起，颂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6年了。俞颂华的名字，今天的青年人也许不完全知道，但在旧中国的新闻界，他却是一个很有点口碑很受人尊敬的长者。在新闻史上，他是有一定地位的，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颂华先生从事新闻工作垂30年，担任过《申报》《星洲日报》《光明报》《广西日报》《大刚报》等多家报纸的总编辑、代理总编辑，《时事新报》的《学灯》《申报月刊》《申报周刊》以及《国讯》等刊物的主编，运笔如椽，言满天下，毕生的业绩，是非常丰富的。然而在他的一生中，最值得注意和最有影响的，我以为还是这样几件事，即：（1）主编五四时期的著名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2）受《晨报》和《时事新报》的联合派遣，和瞿秋白、李仲武一道，担任中国最早的驻苏记者；（3）主编《申报月刊》《申报周刊》，和孙恩霖一道以记者名义访问延安，成为西安事变后，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活动的少数几个内地记者之一。

《学灯》是1918年3月4日创刊的，到1925年12月为止，先后换过近10个主编。颂华先生担任主编的时期，是1919年4月26日至同年的9月中旬，大约五个月左右光景。9月中旬以后，他就忙于编辑张东荪主办的另一个刊物《解放与改造》，不久又应聘到海参崴工作去了。受研究系和张东荪的影响，《学灯》这个副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而且越到后来，越热衷于空谈，办得也越来越沉闷，越来越脱离实际，可以说是每况愈下。然而颂华先生主编的那一段时期，却是它比较风光的一段时期。在颂华先生的主持下。这个副刊办得还是很有生气的。担任主编后的第三天，他就在刊物上发起有关“社会主义”的征文。一个多月以后又刊出启事，宣布“本栏特别欢迎关于（一）社会问题，（二）劳动问题，（三）产业组合，（四）妇女问题，以及关于其他社会改良诸问题之著作与译稿”（1919年6月17日《学灯启事》）。不少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著作的译文，和刘南垓的《社会党之泰斗马格斯之学说》等，就都是在他主编的这一时期发表的。这一时期的《学灯》上还刊载了李大钊、杨昌济、陈望道等人所写的有关政治、伦理、教育和语言学方面的文章。他自己也为《学灯》写作了近40篇评论和时事短评。对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的《学灯》是极力支持的。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刊介绍，几乎每期都有。另外，它还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园地。郭沫若最早的两首新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鹚》，张闻天的处女作《梦》，以及叶圣陶等一些“五四”作家的早期作品，就都是在他担任主编时期的《学灯》上发表的。郭沫若第一次“诗的创作爆发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学灯》上开其端绪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这一时期的《学灯》和它的主编颂华先生，是有功劳的。当然，当时的颂华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缺乏认识，在有些问题上，例如在有关五四运动期间学生罢课复课的问题上，也说过一些错话，这些都应该从他的思想和历史的局限上，去寻找原因，加以说明，是不必苛求于前人的。

访问苏俄担任驻苏记者的那一次，是和瞿秋白一块去的，同行的还有一个李仲武，他们是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派出的驻外记者，到苏俄去的。发起这次派遣活动的是和这两个报纸都有密切联系的梁启超，他刚刚从欧洲访问归来，深感有必要向国外派驻记者，了解国外情况，扩大报纸的影响。在经济上负责为两报筹措这次派遣费用的，则是与研究系有密切来往的财阀张嘉璈。当时，中苏还没有正式建交，道路阻长，交通困难，他们一行1920年10月16日从北京出发后，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莫斯科。途中他们曾经对抵苏后的活动作过大致的分工，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对此有过以下的一段记载：“途中……和颂华商量调查俄罗斯的方法。新闻记者的责任，照实说来，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我与颂华说，请他负通信事务指导的责任，我当竭力帮助；——成败不问，尽力而已。我个人呢，定了一勉力为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见《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第55页）这是因为三个人当中，当时只有颂华先生一个人曾经在报纸工作过，相对地说来，对新闻业务比较熟悉的缘故。也正因为这样，访苏初期，以两报驻苏记者名义共同发回国内的那几十条新闻专电，估计很大一部分是出于颂华先生的手笔。通讯是署名的，因此谁写的比较容易查考。除了几篇和瞿秋白，以及和瞿秋白、李仲武合写的通讯外，颂华先生单独署名写作的旅俄通讯，至少有以下五篇：《与二个俄国人的谈话》（刊1921年6月20日至22日北京《晨报》）、《旅俄之感想与见闻》（刊1921年7月9日至9月5日北京《晨报》）、《俄国旅程琐记》（刊1921年8月22日至29日上海《时事新报》及1921年9月6日至9月15日北京《晨报》），以及《劳农俄国之观察》《俄国之再造问题》等。这些新闻和通讯都对革命后俄国国内各方面的情况作了如实的报道，后来被辑入《晨报》编印的《赤俄见闻记》一书，在读者中广为流传。在访苏期间，颂华先生还见过列宁和莫洛托夫，参观过克里姆林宫，是曾经见过列宁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新闻记者之一。颂华先生不通俄语，只能用日语、英语和别人交谈，他的许多采访活动，是在俄文专修科毕业、精通俄罗斯语文的瞿秋白和李仲武两人的协助下进行的。在莫斯科只待了3个月左右，颂华先生就经波兰转往德国，改任两报驻德国的特派记者，苏俄方面的采访任务，就留给瞿秋白、李仲武两人去完成了。由于在苏逗留的时间不长，留下的通讯报道相对地说来不如瞿秋白那么多，近30年来谈早期新闻记者访苏活动的，只注意于瞿秋白一个人，颂华先生的名字因而不彰，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他在访苏期间所作的有关苏俄情况的报道，在帮助中国人民加深对“十月革命”的了解和粉碎帝国主义宣传机器对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诽谤和诬蔑等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作为中国报纸派往苏俄采访的第一批记者中的一个，他的名字是应该载入史册永远铭记的。

写到这里，想到有必要代俞师母订正一个记忆上的失误。事情发生在新近在上海出版的《报刊文摘》上。这个文摘在一篇介绍老报人的文章中，提到颂华先生的名字，下注：“笔名澹庐。”随后不久又刊出了署名“俞颂华夫人钱梅先”的更正函。声明“颂华从未用过任何笔名。”由于是俞师母亲自出面，所起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少人因此以为澹庐和俞颂华不是一个人。其实，这回倒是俞师母失记了。颂华先生原名垚，平生写文章只署颂华或俞颂华，很少用笔名，是事实。但他早年使用过澹庐这一笔名也是事实。担任《学灯》主编的时候，颂华先生使用的就是澹庐这一名字。他为《学灯》所写的近40篇文章中，署名澹庐的33篇，署名俞澹庐的一篇，只有另外5篇署名颂华。同时期他为《解放与改造》所写的《社会主义的特质与趋向》一文，也署名澹庐。奉派赴苏访问期间，也用过澹庐这一名字。刊于1920年11月27日北京《晨报》和同年11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上的那则两报联合派出驻外记者的启事（《新闻学论集》第5辑所刊蓝鸿文的《记者类型小考》和《新闻研究资料》总第7辑所刊同一作者的《瞿秋白赴苏俄采访文章中的几个史实》等两篇文章，均引有这则启事的全文），提到颂华先生时，用的就是俞澹庐这一名字。他从苏俄发回的几篇通讯中，有一些就署名澹。可见澹庐即俞颂华，前者为后者早年使用过的笔名，这一点，应该说是没有疑义的。

颂华先生参加《申报》工作担任《申报月刊》（1936年1月起改为《申报周刊》）的主编，是出于黄炎培的介绍。时间在1932年7月至1937年底。在他的主持下，这个《申报》的附属刊物，连载了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出版了纪念“九一八”特辑，发表了许多声援绥远抗战的文章，在舆论上给抗日爱国运动以很大的支持。此外，他还积极提供版面刊登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章，使《申报月刊》成为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以外的又一个进步的文化阵地。值得提一下的是这一时期他和鲁迅的交往。鲁迅应他的邀请为《申报月刊》写稿，起始于1933年的6月，持续达一年之久，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偶成》《漫与》《世故三昧》《谣言世家》《捣鬼心传》等14篇杂文，全部用的是洛文这一笔名。鲁迅在1933年底写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谈到这一情况：“投稿于《自由谈》久已不能，他处颇有函索者，但多别有作用，故不应。《申报月刊》上尚能发表，盖当局对于出版者之交情，非对于我之宽典，但执笔之际，避实就虚，顾彼忌此，实在气闷，早欲不作，而与编者是旧相识，情商理喻，遂至今尚必写出少许。”（《鲁迅书简·致台静农》）其中所说的“旧相识”，指的就是颂华先生，他们是在五四时期就相稔的。《鲁迅日记》1933年12月8日有“至新雅酒楼，应俞颂华、黄幼雄之邀，同席共九人”的记载，说明他们之间在当时的来往还是很密切的。主编《申报周刊》时期值得提起的另一件事，就是去延安采访。时间是1937年4月9—25日，往返共16天；其中在延安逗留的时间为3天，同行的是《申报》的另一位记者孙恩霖。他们一行在到达西安的时候，受到了中共驻西安代表叶剑英同志的热情欢迎，抵达延安后，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徐特立等同志的亲切接待。对毛泽东同志进行的一次采访，从向晚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当前形势和抗战前途的分析，和对他们所提问题的回答、他们还利用机会拍摄了大量有关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革命领导人的照片。这次访问的成果，见于《申报周刊》的有12张照片和由颂华先生执笔的长篇通讯《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其中，以延安城门为背景的一张照片，是在《申报周刊》第2卷第12期（1937年5月9日出版）的封面上刊出的，城墙上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和“停止内战”等大字标语，赫然在目，是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象化的宣传。颂华先生所写的那篇通讯，发表时被迫作了删节，但仍保留了5 000多字，其中有关延安的部分约千余字，对他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见闻，作了真实的反映。这一次的陕北之行，是一次秘密的采访活动，虽然受到了很多限制，回来以后又不能尽言，但仍然给读者透露了不少春天的消息，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因此也是一次成功的采访。它的时间在西安事变后不久，上距范长江的延安之行仅两个多月，是内地报纸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最早的几次采访活动之一，这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很值得记述的。

颂华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爱国，非常富于正义感的人。他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但他并不是无所是非的。他对党的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就表明了他的所是所非。他做了很多有利于党的事，他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忠实朋友。

颂华先生毕生从事新闻事业，有很好的学识素养，有很好的职业道德，有为新闻事业奋斗至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那种献身精神。为了办好报纸，他不顾家，不顾自己的身体，刚过50，就已经老态龙钟。晚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体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多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贫病交困，“才54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很惋惜的”。

颂华先生晚年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我忝列门墙，深受教益。他去世后，我曾经参加执绋，随俞师母和湘文、彪文、思恩诸先生送葬到灵岩，深为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和老师的早逝而悲痛。从那时到现在，36年过去了，对这位曾经为新闻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老新闻工作者，我仍然十分景仰十分怀念。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原载1983年11月第22辑《新闻研究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