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转折过渡期（1970年代至1980年代）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好莱坞的重新崛起。1960年代末，好莱坞在经历20年的阵痛之后终于迎来自己的复兴，新好莱坞为美国电影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也为美国电影创造了新的活力。好莱坞重新取得了在全球范围的统治性地位。

新好莱坞是在种种内外部因素复合作用下的产物。首先是时代性的反叛文化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种族冲突严重、民权运动勃兴、反战运动高涨，反叛性的青年“反文化”运动异军突起。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的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金在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在1968年被暗杀，这更加激化了社会的种族矛盾；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断升级的伤亡数字令国内民众反战声音此起彼伏，1964年起开始出现的小规模校园反战抗议活动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反战浪潮；在这些背景之下，源自校园的反叛性的青年“反文化”运动兴起，大学生们激烈地批判既有的国家体制、主流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反对外在束缚，渴望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年轻的大学生们将自己打扮成嬉皮士，听摇滚乐、玩性解放、吸食毒品、过集体生活，在大学生眼中，这便是在创造一种“反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

从1960年代初开始，好莱坞电影中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性与暴力内容。1966年，美国电影协会再次对《制片法典》进行修改，以适应新的时代性的变化。一些影片不断突破《制片法典》的限制，这些挑衅行为得到了法典委员会的默许。尤其是《毕业生》（1967）和《雌雄大盗》（1967）两部影片将对性道德及暴力禁忌的突破推到了极致，二者都获得了空前成功。所有这些都直接促使好莱坞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图3-44 《雌雄大盗》颠覆了暴力禁忌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自195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对好莱坞的影响越来越大。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一举改变了经典好莱坞时期远离现实的表现美学，回归电影的再现美学传统，使电影重新接触到了质感的现实生活，从而创造出一种更具活力的电影美学形态。而其后法国新浪潮运动则进一步开拓了电影艺术表现的种种新的可能性，《四百击》《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精疲力尽》等片进行了电影艺术观念和电影语言的大胆创新，另外一些欧洲影片如《甜蜜的生活》《八部半》《奇遇》《红色沙漠》《放大》等，不仅在欧洲取得艺术与商业的成功，在引进美国市场之后也受到青年观众的欢迎，并且为进口商赢得丰厚的回报。欧洲艺术电影由此在美国的地位不断上升，一些欧洲导演也受邀到美国拍片。

正是在这种双重背景下，从1960年代末开始，好莱坞开始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即后来被概括为“新好莱坞”的阶段。新好莱坞的特征，简言之大致可以归纳为：（1）产业层面：大制片厂转型，独立制作崛起，分级制度确立，内容控制放松，电影新人涌现；（2）作品层面：电影形态趋向多元化，边缘人物、社会底层人物、非主流的反英雄成为主人公，出现人物性格、道德与价值判断的含混倾向；对性与暴力的表现更加开放，对传统主流文化及其价值的批判，叛逆性的青年“反文化”成为影片的核心价值观念；对传统类型电影的解构，电影观念、电影语言的创新及欧洲化趋势。

首先在产业层面，到1960年代末期，传统的制片厂体制已经开始转型。由于电影业的相对衰落增加了电影生产的风险，制片厂在投资影片时更为谨慎，其基本功能开始转型为以融资和发行为主。即使是大制片厂也无力负担此前的长期签约制，电影制作由此前的工厂流水线作业变成了以单个项目开发为核心的打包制（package），即围绕着单个电影项目通过项目合同方式组建临时性的拍摄团队，这样，每次拍摄的团队都是一次性的。大公司不再是制作工厂，而是提供最关键的融资和发行，仅担任出品人身份。在此背景下，独立制作开始兴起，它们在内容上更加大胆，艺术上更能够进行创新，具有与主流制片厂作品不同的艺术活力。1968年，好莱坞正式废弃《制片法典》，以分级制度取代了审查制度，也由此拉开了西方社会在电影内容控制方面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浪潮。从此之后，好莱坞电影中的性与暴力内容再没有任何禁忌。这也为好莱坞电影，包括独立制作的电影在内容方面的探索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新导演开始不断涌现，其中最有名的是一批被称为“电影小子”的青年导演，他们是电影在1960年代被纳入高等教育体制之后，第一批系统接受院校电影制作教育的毕业生，这些导演一方面对好莱坞的古典传统熟稔于心，同时又对欧洲艺术电影心存仰慕，相比于那些从片场成长起来的前辈，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阔，更富有创新精神。“电影小子”中的四个导演很快就崭露头角，他们是弗朗西斯•科波拉、乔治•卢卡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马丁•斯科塞斯。这四个导演后来都成为美国电影的中坚力量。除了“电影小子”群体，还有一些来自欧洲的移民导演，比如来自捷克的米洛斯•福尔曼、伊万•帕塞尔，来自波兰的罗曼•波兰斯基，来自英国的约翰•施莱辛格、杰克•克莱顿、肯•罗素等，他们“与生俱来”的艺术电影气质使他们的电影呈现出与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的风貌。还有一些从电视界转行而来的导演，如罗伯特•阿尔特曼、保罗•马尔佐斯基等，因为少受电影传统的影响，因而其影片也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通过新好莱坞阶段，美国电影顺利地实现了从制片厂体制到新工业体制下的导演更新换代。

在作品层面，新好莱坞电影在欧洲艺术电影的影响下，出现了明显的艺术电影化趋势，传统的类型电影模式被不断调整和修正，呈现出与经典好莱坞电影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在《雌雄大盗》（1967）、《铁窗喋血》（1967）、《毕业生》（1967）、《午夜牛郎》（1969）、《逍遥骑士》（1969）、《陆军野战医院》（1970）、《第二十二条军规》（1970）、《发条桔子》（1971）、《教父》（1972）、《第五号屠场》（1972）、《对话》（1974）、《飞越疯人院》（1975）、《出租车司机》（1976）、《猎鹿人》（1978）等影片中，传统类型片中的英雄形象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犯罪者、退伍军人、出租车司机、嬉皮士、精神病患者、逃兵、同性恋等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他们是反权威、反社会、反体制、反主流的反英雄或非英雄形象，是亦正亦邪的中间人物，是传统价值观与道德观眼中的另类与反叛者，然而在影片中他们却常被表现为追求自由、真理和真我的英雄形象。在人物性格塑造、价值与道德判断上，并不回避他们的复杂、消极的一面，这使影片常处于道德含混的状态。在这些影片中，司法体制、政府体制、教育体制、军队体制等传统上的权威系统都成了腐败、堕落、野蛮、扼杀生命的机制，传统的价值观、婚姻观、文化观在影片中被彻底颠覆，成了被否定和批判的对象。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叛文化在电影艺术中的集中反映。对现实生活、边缘人群的关注，对深层心理的刻画与揭示，对简单化的善恶对立模式的否定，这些都是欧洲艺术电影对好莱坞电影的深刻影响。

图3-45 《飞越疯人院》是“新好莱坞”塑造“反英雄”形象的代表作品之一

在电影艺术语言方面，新好莱坞电影也受到欧洲艺术电影的巨大影响。古典好莱坞电影以将观众诱导进入规定情境并获得梦幻般的超现实快感为基本目的，其电影语言往往以经过精心装饰的美化效果为主，影像造型以带给观众轻松观看的舒适感为标准，这些标准具体体现在各个环节当中：以人工光为主要照明方式，采用“三点布光法”将人物拍摄得轮廓鲜明，富有立体感，背景光充足以提供明亮、清晰、鲜艳的环境视觉效果；讲究均衡构图，以及镜头的稳定性；多使用棚内拍摄，既可以避免实景现场的混乱感，又可以有效地控制拍摄进度；多使用后期配音，不仅对白清晰，还可有效过滤外景的嘈杂现场声；零度剪辑或无技巧剪辑有意抹去人工组接痕迹，使故事仿佛自然发生一样。

但是，在欧洲艺术电影的影响下，新好莱坞电影的艺术风格与传统好莱坞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实景拍摄，采用自然光，使用现场录音，并不回避各种与情节无关的现场声，甚至有意采集杂乱的现场声以增加真实感；减少人工光，充分利用真实的自然光或现场光源；在需要的情况下，有意使用非常规构图和不稳定运动镜头；使用非连续性剪辑，甚至使用不合逻辑的跳切；有意挑战既有的影像法则，比如故意越轴拍摄，有意使用穿帮镜头以打破观众的幻觉感，制造间离效果；打破真实与梦幻之间的界限，大量表现梦境和幻觉，并将现实与虚构有意混淆；有意将喜剧、正剧、悲剧风格相混合，甚至添加对于类型片陈规的调侃与反讽效果。不论是反类型的倾向，还是电影语言的反常规使用，许多新好莱坞电影看起来都更像是欧洲艺术影片而非好莱坞商业类型片。“好莱坞的欧洲化”，这正是新好莱坞的重要特征。

图3-46 《出租车司机》等“新好莱坞”电影追求的是纪实电影美学

新好莱坞在商业以及艺术上都获得了成功，好莱坞就此迎来了复兴时代。新好莱坞的代表作《雌雄大盗》成本仅为250万美元，票房收入1.43亿美元，《毕业生》成本300万美元，收入达2.48亿美元，《逍遥骑士》成本仅34万美元，最终却回收了7900万美元。后面两部影片都是大制片厂之外的独立制作，既无大投入也无大明星，但此类迎合青年观众心理与审美需求的新型影片居然有如此高的经济回报，令好莱坞不得不转变既有的思维方式，正视不断崛起的青年观众群体及其时代文化，好莱坞由此开始大胆启用青年编剧、青年导演和青年演员。在此之后，马丁•斯科塞斯、乔治•卢卡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弗朗西斯•科波拉等一批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电影小子”才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各自的代表作品如《出租车司机》《星球大战》《大白鲨》《教父》等经典影片确立了自己在好莱坞的地位。新好莱坞之后，1980年代初期，又有第二代导演群体出现，包括罗伯特•泽米斯基、罗伦斯•凯斯丹、朗•霍华德、蒂姆•波顿、詹姆斯•卡梅伦、奥利弗•斯通等，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是好莱坞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导演。

戈达尔曾说：“好莱坞这种文化现象比任何其他文化现象都要强大许多，它是不可能销声匿迹的，它不会销声匿迹，证据就是它比以往更加强大地持续了下去。”好莱坞之所以能够保持长盛不衰，一方面固然因为它有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制片厂体制，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善于学习、兼容并包，好莱坞的复兴正来自对欧洲电影包括亚洲电影的吸收借鉴。事实上，成功的欧洲导演往往会被请到好莱坞拍片，从早期的弗里兹•朗（《M就是凶手》），到后来的米洛斯•福尔曼（《飞越疯人院》《莫扎特》）、波兰斯基（《罗丝玛丽的婴儿》《唐人街》）、施莱辛格（《午夜牛郎》），直到现在大红大紫的克里斯托弗•诺兰（《黑暗骑士》《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这些来自欧洲的新鲜血液总会给好莱坞注入新的活力。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杰出导演都是好莱坞广泛邀约的对象，有的在好莱坞只是昙花一现，比如陈凯歌（《温柔地杀我》）、陈可辛（《情书》）、徐克（《K.O.雷霆一击》）、王家卫（《蓝莓之夜》），有的一度热门，后来又不得不黯然离开，比如吴宇森（《变脸》《风语者》），有的就此在好莱坞扎下了根，比如李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断背山》）、奈特•希亚马兰（《灵异第六感》）、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通天塔》《鸟人》《荒野猎人》）、吉列尔莫•德尔托罗（《潘神的迷宫》）、阿方索•卡隆（《地心引力》）等。或许再没有地方比好莱坞更“兼收并蓄”，而判断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则是票房是否成功。

“新好莱坞”或“好莱坞复兴”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之后，好莱坞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实际上也是时代文化转型的结果：批判性的青年文化时代结束，美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如同新好莱坞时期对青年文化的迎合那样，新时期的好莱坞也必须迎合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新好莱坞时期的青春锋芒被更成熟同时也是更保守的产业模式取代。以提供奇观效果为核心的超级娱乐电影或“重磅炸弹电影”（blockbuster）开始成为大制片厂商业制作的主流。

新好莱坞并没有取代经典好莱坞，而是促进了它的新生。正如电影史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对于那些在1970年代中期好莱坞复兴的一代，还是那些在1980年代电影制作扩张中崛起的一代来说，他们的参考坐标，通常都是伟大的好莱坞传统。许多电影工作者工作在稳定的模式、神圣的经典影片和令人敬畏的导演的浓烈的阴影之下。从许多方面来看，新好莱坞都是通过好莱坞电影传统而确定自己的地位的。”⁽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