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前言
1996年春，在一个名为“计算机、自由及隐私权”（CFP）的年度会议上，两位科幻小说家应邀为大家描绘了网络世界的未来。维尔纳·温格（Vernor Vinge）谈到，“精巧的分布式系统”将使“无所不在的执法”成为可能，该技术既创造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又将我们的数据报告给政府，并从政府那里接受指令。这种分布式架构渐成雏形——它就是互联网，并且技术专家们早已在筹划着它的发展方向。温格认为，随着这个控制性网络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要求对该系统的关键部位加以控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随着系统走向成熟，代码的升级换代将增加政府的控制能力。我们的数字存在，慢慢地延伸到我们的物理存在，将生活在一个被完美规制的世界中。这种分布式计算的架构，也就是目前所说的互联网及其承继者，将使这种完美规制成为可能。
汤姆·马多斯（Tom Maddox）赞同温格的说法。他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尽管故事的主人公稍有不同。马多斯辩称，政府的控制力并非仅仅源于芯片，控制力的加强还得益于政府与商业机构的联合。商业机构，就像政府，处于愈良性规制的世界中，愈能良性地运转。商业机构会直接或间接地为构建良性规制的世界提供资源。网络世界的特点将会改变，将迎合于这两股构建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
代码和商业机构。
在这两位作家讲述之时，他们所描述的未来尚未发生。网络世界正在发展壮大，但是很难设想它会屈从于政府的目标。商业机构当然与网络难舍难分，尽管信用卡公司还在警告客户要远离网络。网络是一个急剧扩张的社会空间，但很难预见它是一个社会控制力迅速膨胀的空间。
我没有看到他们的现场演讲。3年之后，我在计算机上聆听了他们的演讲。他们的讲话被记录了下来，并被存储、归档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台服务器上。仅需片刻工夫，便可找到并重播他们关于完全有序的控制网络的演讲。聆听他们在几年前的演讲这一实例——通过能够为我的公寓带来网络和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的高速商业机构互联网线路，以及通过确定无疑地记录着我所听事实的、可靠的、内容经过编目分类的网络平台所提供的服务——验证了他们所讲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在听众反馈栏目中听到一个共鸣：这两位作家在讲述科幻小说——毕竟他们是科幻小说家，他们所讲述的科幻场景是如此可怕。
10年过后，这已不再是幻想。网络如何成为日渐规制的空间，或者商业机构背后的力量在促进规制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已不再是难懂之事。
当前关于P2P文件共享的争议，是反映这种变化最简单不过的例子。伴随着令人震惊的大量音乐文件（以及其他文件）可以通过P2P应用程序从网络上免费下载（这违反了版权法），唱片业开始了反击。唱片业的策略包括：起诉非法下载音乐的用户、努力谋求新的立法以增加对版权内容的保护手段以及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措施以改变传统网络架构的特点——盲目地复制内容，无视内容背后的版权规则。于是，战斗打响了，结果其所造成的影响，超出了音乐传播的范围。然而，战斗的形式是清晰的：商业机构和政府联手改变网络基础设施，以使更有效的控制成为可能。
温格和马多斯是第一代网络理论家。因为生活在一个无法被控制的世界，所以他们讲述的是那些关于完全控制的故事。他们能够与听众建立起纽带，是因为听众想阻止他们所描述的未来的出现。展望这个不可能的世界，不过是个嬉戏而已。
现在，不可能的世界却变为了现实。在令许多奥维尔式(1)的听众动容的故事中，温格和马多斯所谈到的许多控制手段，现在显得非常合乎情理。温格所描述的完全规制系统已不再是天方夜谭，并且有许多人甚至很喜欢那样的规制。互联网越来越多的部分将不可避免地被商业机构所左右，而大多数人还没有看清其中有什么问题。的确，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常理是让商业机构去解决一切问题。让商业机构自身去规制网络，网络商业机构会是新的亮点。
本书将继续温格和马多斯所讲的故事。我赞同他们对网络未来的看法。本书以大量篇幅讨论不断扩展的互联网未来的规制架构。但1996年时洋洋自得之情，我已了然全无。那时，“敌人”是谁，清清楚楚；而如今，一切都很模糊。
未来是温格和马多斯所述的综合，而非一家之言。即便如此，对控制依然有制约。华盛顿的极权控制绝非我们的未来。《1984》只是我们的过去。
倘若我们的未来仅如马多斯所述，那么许多公民会相信这是乌托邦，而非科幻小说。“市场”自由运行，被我们称为恶魔的政府被击溃，这样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
但是当你把温格和马多斯所述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将呈现一幅不同的画面：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以法治（或者至少是硕果仅存的那点儿法治）为基础的商业机构和技术所控制的未来。
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调和这两种力量。在控制的架构被政府和私有部门共同管理时，我们如何对自由予以保护？在以太网不断受到监视时，我们又如何保护个人的隐私？在每一种思想都以正确与否来标记时，我们如何确保思考的自由？在控制的架构不断扩展到其他地方时，我们如何确保自决之权？换句话说，在威胁真如温格和马多斯所述时，我们如何建造一个自由的世界？
无政府主义者的本能反应是：“现实难于幻想；政府有必要保护自由。”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答案。即使同样有足够的理由去摧毁它。但答案也绝不是：回到罗斯福新政时代。国家主义已经失败了。自由不可能在华盛顿特区新的官僚机构的缩写字母汤（WPA、FCC、FDA…）(2)中被发现。
第二代人秉承了上一代人的理想，并要在不同的环境中去实现这一理想。他们知道曾经的辩论，他们清楚过去30年未决的争议。第二代人的任务是提出问题，从而绕开死胡同，匍匐向前。
两代人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和托德·拉平（Todd Lapin）仍再接再厉，继续前行（戴森现在是一个有望成为互联网政府的组织的临时主席；巴洛目前在哈佛大学工作）。在第二代人里，安德鲁·夏皮罗（Andrew Shapiro）、大卫·申克（David Shenk）和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的工作，正在为人所知并引起关注。
我的目标是成为第二代人中的一员。从我的专业出发（我是一名法学家），与他们任何人相比，我的论述更显冗长、更难理解、更技术化、更不激进。但是作为职业习惯，我还是要把它们说出来。对于时下流行的争论，我不得不做的论述无法让所有的人都高兴。并且，在我雕琢这些最后的文字，以便将手稿电邮给出版商之时，我已经能够听到反驳声：“你能够说出县治安官的权力与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的权力有何不同吗？”“你真的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政府部门来规制软件代码吗？”从另一个角落，又有声音说：“你怎么能够为一个使政府失去行善能力的网络架构辩护呢？”
但是，我也是一名教师。如果我的著作会引起愤怒地回应，那么，它同样可能引发稍加公平些的反响。保证结论正确目前还很困难，但是，对昨日争论的草率回答，肯定不会是正确的结论。
从那些帮助我写作此书的教师和批评者那里，我获益良多。哈尔·埃布尔森（Hal Abelson）、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以及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对本书初稿提出了绝好的建议。我感谢他们的耐心，并非常庆幸能够得到他们的建议。拉里·韦尔（Larry Vale）和萨拉·怀廷（Sarah Whiting）指导我在网络架构领域的阅读，虽然我这个学生着实缺乏应有的耐心。桑娅·米德（Sonya Mead）帮我在文中插入了图解，否则，那得让一个法学家费尽千言万语才能说清楚。
有一支学生队伍在本书的最初几稿中做了大部分工作。卡罗琳·贝恩（Carolyn Bane）、雷切尔·巴伯（Rachel Barber）、伊诺克·张（Enoch Chang）、本·埃德尔曼（Ben Edelman）、蒂莫西·埃利希（Timothy Ehrlich）、唐·法伯（Dawn Farber）、梅拉尼·格里克森（Melanie Glickson）、贝萨尼·格洛弗（Bethany Glover）、耐琳·冈萨雷斯（Nerlyn Gonzalez）、香农·约翰逊（Shannon Johnson）、卡伦·金（Karen King）、亚历克斯·麦吉利夫雷（Alex Macgillivray）、马库斯·马厄（Marcus Maher）、戴维·米拉夫（David Melaugh）、特里萨·欧（Teresa Ou）、劳拉·皮瑞（Laura Pirri）以及温迪·塞尔策（Wendy Seltzer）提出了广泛的当然也是谦恭的批评意见。我的助手李·霍普金斯（Lee Hopkins）和凯瑟琳·周（Catherine Cho）在保持这支队伍的纪律性（和战斗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三位学生对我的观点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不过他们并没有真的被我当作“学生”。哈罗德·里夫斯（Harold Reeves）引导了第十章的写作；吴修铭（Tim Wu）促使我对第一部分重新做了思考；对我以黯淡之词描述的未来，安德鲁·夏皮罗则向我展示了希望所在。
我由衷地感激凯瑟琳·玛格丽特·曼利（Catherine Marguerite Manley），她作为作家及研究者的杰出才智使本书得以提前完稿。同样要感谢张大文（Tawen Chang）和詹姆斯·斯塔尔（James Stahir），他们仔细地核查脚注，使之严谨准确。
这并不是一个待在图书馆里就能够学懂的领域。我所知的一切，都是在与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所组成的杰出共同体的交流中获得的。这一共同体在过去5年中始终不渝地探索网络空间，并竭力使之完美。他们之中包括我在文中提及的学者和作家，尤其是法学家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马克·莱姆利（Mark Lemley）、戴维·波斯特（David Post）和帕姆·萨缪尔森（Pam Samuelson）。在与法学家之外的人士的交谈中，我得到了许多收获，其中尤其包括：哈尔·埃布尔森（Hal Abelson）、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托德·拉平（Todd Lapin）、约瑟夫·雷格尔（Joseph Reagle）、保罗·瑞斯尼克（Paul Resnick）和丹尼·维茨纳（Danny Weitzner）。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在与实际工作者的讨论中获益良多，特别是民主与技术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和美国民众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成员。他们使问题更加实际，并做了大量工作去捍卫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价值。
当然，要不是朱利安·迪贝尔（Julian Dibbell）的评论，亨利·J. 佩瑞特（Henry J. Perritt）组织的会议，以及与戴维·约翰逊的多次辩论，本书将无法写成。我对他们三人的教诲表示感谢。
我是在作为哈佛大学道德与职业研究项目研究员时，开始研究本课题的。我对丹尼斯·汤姆森（Dennis Thompson）的质疑性的鼓励表示感谢。哈佛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我特别要感谢莉莲·伯克曼（Lillian Berkman）和迈尔斯·伯克曼（Myles Berkman）提供的支持，尤其要感谢中心执行主任及偶尔并我合作授课的乔纳森·茨特瑞恩（Jonathan Zittrain）的支持和更为重要的友谊。我将此书奉献给伯克曼中心的主任查理·耐森（Charlie Nesson），他给了我研究的空间和支持，并在相当程度上鼓励我去做别具风格的研究。
但比这些支持更重要的是，我所倾注一生的爱人贝蒂纳·纽埃芬德（Bettina Neuefeind）的耐心和关爱。她的爱近似疯狂，但确实美妙，当然远远不止一年的热度。
(1) 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20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其代表作《1984》是一部反极权控制的小说。书中多次提及奥维尔和《1984》，影射极权控制现象。——译者注
(2) WPA为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FCC为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DA为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国联邦机构通常用英文首字母做简称，碰巧字母汤也是美国流行的一种食品，因此，人们戏称美国联邦机构为字母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