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协同转型：“一带一路”的共建方式

自2013年9、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以来，从西部省份率先提出政策方案，到国家三部委联合出台《愿景与行动》，继而围绕基础设施联通、国际产能合作、多元金融平台、国际正式与非正式协议和人文交流机制等展开建设，“一带一路”的推进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不容觑视，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入，“一带一路”建设也遇到越来越现实的困境与挑战，如何创新发展模式、找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切实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一带一路”沿线创新发展模式的动因

当前，“一带一路”的共建方向主要是通过六条经济走廊联结欧亚，从沿线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中东欧及马格里布和非洲东北沿海国家的发展基础和形势来看，“一带一路”的拓展难度相对较大，创新共建与发展模式成为必要选择。

首先，地区分化严重，欠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占多。在联结欧亚的83个国家和地区中，2015年，经济发展规模最大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1.2万亿美元，日本、印度、韩国、俄罗斯分别在1万～5万亿美元之间，51个国家经济总量小于1000亿美元，发展规模最小的索马里仅为15.6亿美元。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澳门、卡塔尔两地超过7万美元；共50国和地区低于8000美元，涉及83国和地区总人口的60.2%；苏丹、吉布提、老挝等21国更是低于2000美元。从工业化进展来看，有35个国家农业占比超过10%，涉及83国和地区总人口的55%；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肯尼亚和尼泊尔农业比重均超过30%。要在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发展中区域建设“一带一路”，存在较大难度。（如表1-1）

其次，商业价值不明朗。微观企业是市场的主力，实现盈利是其运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但“一带一路”沿线不少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政治相对动荡的地区，这使企业拓展面临成本高昂、盈利前景不乐观等现实困境。即使有些项目在当地能够实现可观盈利，但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国家一般对本国外汇实行较严格的管制，由此企业普遍遇到收益难以汇回等问题，从而降低盈利预期。2016年，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仅将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南亚的印度，中亚和西亚的哈萨克斯坦，中东和非洲的以色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中东欧的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列为投资级，这意味着企业在诸多沿线国家获得商业融资支持较为困难。投资风险大、成本高、收益不确定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拓展商业可行性的判断，从而使其在实际运作时积极性不高，最终导致“一带一路”建设在整体上看缺乏市场力量的支撑。

再次，安全困境。“一带一路”途径中东、北非、西亚等地缘政治关系、宗教文化错综复杂的地区，“阿拉伯之春”、伊核问题、叙利亚战争、也门内战、IS恐袭、难民问题等不断恶化地区局势。更为现实的是，拓展企业在沿线发展中地区的经营安全、员工个人的人身安全都时常面临威胁。如缺乏干净的水资源、疾病肆虐、医疗不足等，都严重影响到驻外人员的生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中国驻外使领馆大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当地服务平台，大型企业在与当地沟通时略有能力，但中小企业基本难以获得国家帮助，以至于通过协会、帮派等寻求保护。这些都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极大挑战。

最后，实施困境。中国近代并没有对外殖民或海外拓展史，对于很多国家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缺乏深入了解，特别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非常具有挑战性。“一带一路”建设初期，追求盈利、规避风险的理性企业难以成为市场主力，在此形势下，该如何设计沿线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以怎样的组织方式推进，是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现实考验。

二、“一带一路”沿线创新发展模式的可行性

20世纪末以来，通过模块分解和网络联结使分工深化到生产流程内部的生产组织方式兴起，它不仅使产业链跨越国界、分布于广泛区域，还使特定地区有可能通过少数模块的生产专业化跻身国际分工重要地位，以及增强地区间内在联结性，这给“一带一路”沿线创新发展模式提供可行路径。

首先，模块网络化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新兴发展机制。20世纪后期，随着生产能力提升和信息技术发展，消费者偏好越趋差异化、小批量化和快速变化，这给标准化、规模化的福特制生产方式带来巨大挑战。起初在跨国公司内部，生产流程被模块分解，各模块的规模化生产和模块组合产出的差异化产品有效应对生产规模化与需求异质化之间的矛盾；然而，各模块专业化方向不同，跨国公司资源相对有限，特别是为适应需求快速变化，生产有必要转向订单下达前延迟等待与下达后敏捷响应相结合的模式，这使跨国公司转向外包非核心模块，并形成不同模块企业彼此独立、但因处于生产流程不同环节而内在联结的网络组织结构。模块分解和网络联结的产生，主要源于需求的异质化和快速变化。当生产流程被打开，一方面，异质化的模块企业为应对延迟生产和敏捷响应，不得不减小库存以提高自身反应能力及降低经营成本与风险，这使其提出更为苛刻的异质化要素需求，并累积为市场整体需求更趋异质化和快速变化；另一方面，每个模块仍是可进一步分解的子生产系统，由此，当需求压力进一步向生产流程内部传导，更深层次的模块分解和网络联结展开。如此循环往复，模块网络化成为累积强化的发展机制，它有力促进技术进步和模块专业化，深化更广泛世界范围的社会分工，从而代表了生产力发展方向。（如图1-1）

其次，模块网络化为相对落后地区转型升级提供可行路径。模块网络化的循环累积效应还将进一步引起异质公共品的网络化供给。第一，模块分解依赖于各模块的技术创新与专业化水平提升，由此，模块厂商对与创新及提高竞争力相关的公共服务需求大幅攀升且趋向异质化，如公共技术平台、园区及空间规划、市场基础设施等；第二，通过模块分解，一家企业内部的生产流程转为由多个模块厂商共同完成，原来企业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共用、但属于企业私有的产品或服务，转变为模块厂商们共同的准公共产品，网络内的准公共品需求攀升；第三，模块厂商为提高市场敏捷反应能力，难以自我满足所需公共服务，转而从外部购买；第四，创新依赖于人的心智开发，模块专业化对创新的需求，转化为对人才的需求，进而引起从小到大培育人才所需的教育、医疗、住房、环境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大幅攀升，且应人才培养定制化需求而越趋异质化。由此，在模块网络化机制下，异质化公共服务需求将加速攀升，这要求公共服务自身也转向模块分解和网络联结的供给方式，以提高供给效率，负责不同模块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网络的参与方。可见，模块网络化发展机制表明，对于任何模块，都有可能在自身生产流程内部展开更深层次的子模块分解并组织规模化生产，从而衍生出占据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且异质化发展的庞大产业体系；而公共品模块化供给网络的发展，既是模块分解不断深化的必然要求，其反过来又给异质模块产业化提供有力支撑，这给相对落后或小型经济体参与全球分工并走向产业演进指明可行路径。

最后，产业演进的空间特征为复杂区域的有序开发提供重要思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系统是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互动中演化发展出来的，供与求的矛盾使特定产品的生产出现并成长为独立的产业；产业规模扩大，使中间环节有可能被引致为新的产业，出现分工深化；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出现新的需求，其产业化都在扩张分工类别，属于分工广化。社会生产系统就在分工广化和分工深化的循环往复运动中不断演进。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规模越大，其中的高附加值环节才有可能专业化、独立化，并表现为产业演进的高度得以提升。由此可知，产业演进的高度根源于总体生产规模的扩大；并且，先进产业的存续依托于整个生产体系。经济活动及其主体——人口的聚集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城市兴起。根据城市竞租原理，越是中心地，需要支付的租金成本更高。由此，随着产业规模扩张、分工深化，盈利能力高、租金承受能力强的先进产业占据中心城市的中心位置，并将盈利能力和租金承受能力均下降的产业挤压到城市周边，或附近卫星城，形成城市群；其他规模庞大的远近关联产业转移到资源禀赋更适合的地区，形成广泛的分工网络，产业演进与总体生产规模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中心地的产业演进依赖于分工网络的扩张。中心地辐射分工网络这一产业演进的空间特征表明，对于复杂区域，并不需要全面开发，而可以选择中心节点加强建设，以及通过分工深化和生产转移，加强区域间联系，由此提升中心节点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如图1-2）

三、“一带一路”沿线协同转型的现实选择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形势，以及模块网络化发展机制的特征及产业演进的空间属性，“一带一路”沿线有必要创建协同转型机制，以实现“共享、共赢”式发展。所谓协同转型，就是通过开发开放的体制机制创新，沿线地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促进差异化产业发展与升级，并在国际产业链协作和共同助推市场规模扩大过程中，协同走上差异化转型升级道路。具体而言，协同转型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如图1-2）

第一，转型与开放协同。只有产品销往广阔的国际市场，大规模的生产集聚才有可能。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各自主转型体系的建立，前提是开放市场作为保障。为服务于生产可持续集聚，有必要从生产流程各环节定制及优化开放政策，以创造全流程开放环境。具体包括多式联运硬件联通网络的建设、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提高行政服务效率等。另外，在开放市场环境下，各地区需要收窄产业选择范围，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着力分工深化，促使产业发展差异化、集聚化、规模化，以奠定自身在国际产业链的竞争地位，自身走向转型升级。

第二，政府与市场协同。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看，不少地区要素资源分散、市场软硬件基础设施薄弱，按照市场原则往往发展困难，且容易被边缘化。一方面，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实践表明，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着力培育、建设必要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即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合作，有可能使落后地区走上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模块网络化机制的运行，客观上要求公共服务也转向网络化供给，以支撑专业化模块厂商的发展及进一步的分工深化；也就是说，公共服务有必要成为模块产业链继续向上延伸的组成部分，公共品与私人品的全产业链联结与协同，是为模块厂商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奠定重要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于沿线地区而言，政府有必要围绕产业发展所需人力资源的开发，提高相应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水平；加强制度建设、优化空间布局等，为产业集聚和演进创造软硬件环境；以及创建及优化全流程开放环境，为地区产品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服务。由此，在公共服务支撑下，落后地区有可能集聚有限资源，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使模块网络化机制发展，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走上自主的转型发展道路。

第三，中心与周边协同。从产业演进的空间特征来看，中心城市无法独立存在，它与空间扩张的相关分工环节紧密联结，不可分割，构成自组织的城市系统。中心城市是从所辐射分工网络中内生的生长出来，并以这个中心点引领整个分工网络。因此，通过中心城市影响所辖区域、甚至整个分工网络，并依据该城市系统发育状况，对不同空间采取不同的产业拓展方式，是符合经济原理的客观要求。从现实需要来看，“一带一路”建设遍地开花将耗费巨大投资，从经济上不可行；发展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广泛投资更不能给当地尽快带去收益，反而将消耗当地合作热情，增加拓展难度；“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大多有着独特的宗教文化、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甚至局部冲突和战争，全面推进从政治和文化冲突应对方面也不可行。由此，通过中心地辐射周边区域，能集中力量、定点突破、规避风险、形成影响，符合“一带一路”推进初期的现实需求。

第四，支点与网络协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除东亚发展水平较高外，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小市场的联结难以产生有效的资源配置效应，所以构建大市场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的关键。随着欧盟东扩，欧洲主要以德国为中心，展开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和合作。相对于亚太融合，欧洲东扩式的市场拓展所产生的大市场效应相对有限，欧洲区域产业链条的分工深化程度也不及亚太区域；欧债危机后，欧洲更具有通过市场扩张驱动内部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强大压力和动力。对于中国而言，东亚以及亚太区域的融合已经到达一定程度，除北美以外，欧洲就是有望合作的大市场。特别是随着陆路、空中、网络等联通技术的突破和进步，以及模块网络化机制发展对小批量、多批次、快速运输产生强大需求，以大批量、耗时长为特点的海洋运输也存在一定劣势，由此，通过陆地和海洋联通亚欧，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因为“一带一路”联通经过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且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利用中心与周边协同的原理，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战略节点；另一方面需要将节点联结为网络，以贯通欧亚大市场，为节点继而周边区域转型发展提供外部动力。支点与网络的协同建设，是“一带一路”取得早期收获的重要保障。

四、“一带一路”沿线协同转型机制的建构方式

为驱动“一带一路”的协同转型，有必要结合沿线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采用“差异化战略支点布局、层级城市系统建设、海陆错位推进、先行区启动试验”相结合的建构方式。

1．差异化战略支点的区分

二战以后，随着一体化建设的推进，西欧在德国引领下成为全球第一大经贸区域；20世纪末以来，模块网络化率先在东亚兴起，中国作为加工制造中心引领东亚成为全球生产流程内部分工首要区域，“一带一路”的建设目标，就是将西欧和东亚两大市场对接联通。

在“一带一路”沿线，除两端的大市场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分工薄弱、发展水平低下。由此，一体化的亚欧市场将是新旧生产方式并行发展的区域，西欧和东亚两大区域产业演进程度较高，有条件和基础进一步推进模块网络化新兴生产方式发展；亚非很多区域尚需推进工业化，其产业规模的扩大，是为中心地区产业演进提供重要支撑。因此，“一带一路”沿线有必要区分升级区域和发展区域，前者以新兴生产方式发展为主导，后者以传统工业化为主导；前者是产业升级的主要区域，后者是产业规模扩张的主要区域；前者在“一带一路”中起着引领新生产方式、新经济关系兴起的作用，后者起着夯实分工基础、支撑中心地区产业升级的作用。此外，由于转型过程中存在新旧生产方式、新旧经济关系、新旧地缘政治关系的竞争与较量，这使升级区域和发展区域的进一步演化都需要保障要素供给安全、生产经营安全、流通销售安全等；而且新生产方式发展所需要素与传统工业化所需要素并不一致，在与旧经济政治关系等的较量中，产生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需求，由此，提供不可缺少的差异化的安全保障，是“一带一路”建设另一重要内容。

依据中心辐射周边的原理，“一带一路”建设可着力在升级区域拓展“升级性支点”、在发展区域拓展“发展性支点”、在安全保障区域拓展“安全性战略支点”，三者的区分是结合时代特征、地区形势、发展需要、现实可操作性等多层面考虑的现实选择。

2．层级城市网络的建设

由于中心城市和分工网络之间是共生演化的一个整体，分工网络也正是不同集聚方向的城市的集合，“一带一路”主要根据自身战略需要和不同城市分工系统特征，选择“差异化战略支点”来协同推进。战略性支点的意义在于着力于中心城市的拓展，而使中心城市自主的辐射有分工联系的城市。“升级性支点”位于分工发达的升级区域，建设目的是引领新生产方式发展，所辐射分工网络规模庞大、联结密切，如境外的伦敦、香港，境内的上海、北京等。“发展性支点”主要位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发展区域，建设目的是促进传统工业化，扩大区域、乃至全球的总体产业规模，为先进地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这类支点所辖分工网络规模较小，如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沿线具备一定发展条件的国家。“安全性支点”以满足安全需要为原则，哪怕在不具备经济发展条件的环节和地区，也需要着力建设，以及不要求形成区域分工网络，如喀什和瓜达尔港对于保障能源供给安全意义重大。当发展区域转向利用新生产方式加速转型升级，其所辖分工网络规模不断扩张，战略支点城市能够不断演进升级。由此，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就是由“差异性战略支点”及其不同规模的分工网络共同构成的层级城市网络。

3．海上丝绸之路先行、丝绸之路经济带跟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两条不同的路向，前者主要通过海洋、后者主要通过陆地，致力于欧亚大市场的联结。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区域来看，以东盟为主的东亚是首要枢纽；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始区域来看，以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为主。

一方面，从“一带一路”初期建设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联结有必要先行推进。这是因为，其一，东亚已经具备发展新型生产方式的经验和所需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庞大市场，这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后续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其二，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兴起对小批量、敏捷运输提出更高要求，但其仍然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规模效应显著、对时间要求不高的远洋运输仍然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其三，中国目前已建的15个、正在谈判的10个、正在研究的11个自由贸易区，以及国内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多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这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另一方面，当模块网络化的发展对小批量、多品种、频繁周转的流通方式提出更高要求时，大型船舶在备货等待、耗时航行、复杂分拣等各环节都难以适应异质产品敏捷流通的要求，海洋运输曾经的优势将转变为劣势；再加上铁路、航空技术的发展为陆地时代的重新到来奠定物质基础。由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点网络建设虽然较为缓慢，但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亦有必要循序推进。

4．先行试验区的体制机制创新

“一带一路”沿线自主转型系统的建设并无经验可循，由此，有必要创立先行试验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可复制经验，并加以推广以提高“一带一路”建设效率。201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新形势下做好开发区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其中就指出，需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建设一批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4月，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创新开放体制机制的试验地。从“点”出发启动创新，由“点”带“面”，并行结“网”，这无疑是新时代生产方式变革背景下，中国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行路径。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当前进展，可以看到国家从宏观层面积极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然而，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一带一路”沿线的现实挑战越来越清晰的摆到参与者面前，如何统筹协调、加强系统应对变得更为迫切。从“一带”和“一路”的建设差异来看，一方面国家赋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内省市诸多先行先试的权利，另一方面内陆省市从建设进展来看，更多地表现为促进人文交流方面的进展，而在开放转型的示范效应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由此，“一路”的建设进展相对显著。为了实质性的推进“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设，探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内陆省市如何创新开放制度、促进自主转型、确立战略支点，是越趋重要的研究主题；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新型开放方面的探索，可以为内陆支点的制度创新提供经验借鉴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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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立峰．加强政策沟通，做好四个对接，共同开创“一带一路”建设新局面[EB/OL].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17.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