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外交史学科刍议
自中国古代文明诞生起，就出现了相应的中国外交活动。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清朝，中国外交绵延有序，波澜壮阔。中国传统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构成历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塑造了相应历史时期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深深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走向。中国历代政府与外国的和平交往、对外战争等外交活动构成了一部鲜活的中国外交史。
一、中国外交史学科发展历程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展，以研究中国外交活动为主的中国外交史学科也不断发展。中国外交史学科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古代“四夷学”、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科初创和现代中国外交史学科发展的三个阶段。
1．“四夷学”：古代对中国外交史的传统研究
我国拥有悠久的对外交往史，但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内部事务的记载与研究上，外交事务则常被忽略。虽然如此，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对外交事务还是有所关注。我国古代涉及“四夷”的知识主要以儒家经典论述为指导，以正史、政书、地理外纪和志怪小说等文献为主要的论述主体，再以《职贡图》等图画视觉形式作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特色鲜明的“四夷学”。“四夷学”对“四夷”的论述都遵循一定的叙述路径，有一整套固定不变的说辞。“四夷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外交史学科的雏形。
（1）儒家经典著作
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四夷”理论在《尚书》《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孟子》中都有体现，其中以《礼记•王制》最为典型：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1)
中国与“四夷”虽共处天下，但“四夷”与中国地理方位、种族与文化特征、生活方式都迥然有别。中国对“四夷”应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隔离政策。儒家经典论述为其他文献的“四夷”叙述模式树立了理论范式和基本框架。
（2）正史中的“四夷传”
正史中“四夷传”的编撰从《史记》开始，属于纪传体中的列传体例，通常置于各种列传的末尾。《史记》“四夷传”开创了我国古代官方历史著作对周边外国的一种叙述模式。“四夷传”将周边国家、地区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类，内容有的因袭前代文献，有的来源于当时出使外交使节的报告见闻。
“四夷传”的编纂受到我国传统经学的影响，一般以华夷观为指导思想，采取中国中心主义的视角，按照“详内略外”原则，采取“内诸夏而外夷狄”和“蛮夷猾夏”等固定的书写规则。
（3）典章政书中的“四夷”“边防”条目
除了我国正史中的“四夷传”之外，各朝编撰的通典、通志、通考等典章政书也一般列有“四夷”“边防”条目，其编写原则与正史相似，也置于同类项目的末尾，表示先内后外、详内略外、重内轻外之意。政书中的这些内容与正史相互补充，共同构成我国古代官方对“四夷”知识研究的最主要部分。
（4）古代地理外纪
我国古代研究“四夷”的第三种文献为地理外纪类。这种体裁一般包括外国游记、使节出使报告和外国地理志等。乾隆时期编撰的《四库全书》收集了中国古代著名的“外纪”目录：
［南朝宋］释法显撰《佛国记》
［唐］释玄奘译，释辩机撰《大唐西域记》
［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宋］赵汝适撰《诸蕃志》
［宋］朱辅撰《溪蛮丛笑》
［元］周达观撰《真腊风土记》
［元］汪大渊撰《岛夷志略》
［明］董越撰《朝鲜赋》
［明］黄衷撰，黄学准增注《海语》
［明］张燮撰《东西洋考》
［明］西洋艾儒略撰《职方外纪》
［明］邝露撰《赤雅》
［明］不著撰人《朝鲜志》
［清］傅恒等奉敕撰《皇清职贡图》
［清］西洋南怀仁撰《坤舆图说》
［清］觉罗图理琛撰《异域录》
［清］陈伦炯撰《海国闻见录》(2)
这些地理外纪是我国古代了解“四夷”的重要来源，有的成为历代正史、政书编撰“四夷传”的重要材料。这些地理外纪是我国古代使节、求法者或商人亲履外国土地的纪实之作，但由于外纪作者的“华夷观”，对“四夷”的记述在经过“有色眼镜”的过滤之后，这些“纪实”多有猎奇、想象的成分。
（5）“小说”等杂书
我国古代“小说”体裁“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3)古代的“小说”体裁，大体包括了志怪、传奇、神话等种类的书籍，其中著名者有《山海经》《穆天子传》《列仙传》《十洲记》《博物志》《拾遗记》《西京杂记》《酉阳杂俎》《杜阳杂编》《广异记》等。
“小说”内容大多是传说、寓言、神话，但也有“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因此对“正史”有拾遗补阙的作用。“小说”类书籍中，对“四夷”的叙述是其内容的重要部分，这些“四夷”形象光怪陆离，魑魅魍魉，“诬谩失真，妖妄荧听”。(4)“小说”等杂书对“四夷”的认知，体现了我国古代对“异域”“外国人”的一种奇幻想象。
（6）“职贡图”等绘画
我国历代都有以绘画形式表述、呈现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形成我国古代特有的政治绘画体裁，就如目前出土的各种汉代画像砖图画，其丰富的内容涉及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我国众多的政治绘画中，“职贡图”（见表0.1）是我国古代绘画的重要形式。
表0.1 我国历代主要的《职贡图》目录
续表
在各种“职贡图”中，有描写“四夷”人物的肖像画，如由南朝萧绎创作的最早的《职贡图》；有描写“四夷”进贡中国的场面、情节画，如唐朝阎立本创作的《职贡图》和清宫创作的《万国来朝图》等。“职贡图”有的是写实的，有的完全演变成具有象征性的“图符”，它们都用来表达“四夷来朝”“万国朝贡”的“天朝盛世”景象。
（7）“四夷学”的意义与局限
“四夷学”在中国外交史的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四夷学”构成我国古代文献特有的外国史地知识谱系，建构出了中国古代对“四夷”认知的连续性知识系统，是后世中国王朝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知识来源。这种“四夷”知识包含了宝贵的客观性知识，诸如世界各国地理空间、政治结构以及人种志、民俗学等丰富信息。
其二，“四夷学”建构出我国古代传统的“世界观”：一种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的世界观。华夏王朝正是通过这种“中心—边陲”“自我—他者”的华夷观确立起了历代王朝的正统性、合法性，也增强了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
其三，“四夷学”从《史记》“匈奴传”“大宛传”开始，直到《清史稿》的“属国传”“邦交志”，都反映了相应时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实际情形。它们虽然都包含一些固定的、经典的华夷观叙述和前代因袭下来的陈旧知识，但每代“四夷传”都添加了那个朝代鲜活的历史事实，基本反映了当时对外交往的概况。
其四，“四夷学”涉及的“四夷”内容也成为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建构其国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作为专门叙述外国史事的体裁，“四夷传”等提供的传承有序的外国史地知识是古代世界重要的“国别史”材料。如果没有中国“四夷传”提供的基础性材料，印度半岛、东南亚等地区的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线索将无法建构起来，其古代史也将成为历史研究的空白。
当然，我国古代“四夷学”具有一定局限性：
其一，“四夷学”是古代中国与周边世界四千年以来建立起的“中心—边缘”政治、经济结构体系的反映，是强势中心地位一方对弱势边缘地位一方的话语重构，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因果关系，反映了古代几千年来真实的、不平等的夷夏关系史。
其二，“四夷学”是我国古代经典“华夷观”在学术领域的再现，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宣扬和儒家政治教义。在“四夷学”的叙述模式中，“华夷之别”充满了“人禽之别”“君子小人之别”的儒家伦理色彩。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四夷”是次等的、附属的。儒家伦理建构出的“四夷”具有“非人化”“血腥”“野蛮”“肉欲”等特点。
其三，“四夷学”是古代中国确立自我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四夷”作为华夏中国的“他者”，对中国的身份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四夷学”对“四夷”的叙述、研究并非从“四夷”本身视角出发，而是从中国视角观察，“四夷”缺乏“主体性”，只是作为中国的对立面出现，有关“四夷”的知识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建构“中国”身份时才显示其意义。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使我国古代的“四夷学”充满了对“四夷”的偏见、猎奇、刻板印象。古代文献中的“四夷”知识不是与时俱进的，而是静态、停滞、片面的，内容上也仅仅是对“四夷”知识进行极短的勾勒、模糊的描述甚至是想象，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古代对“外部世界”客观知识的建构和古代中国正常的对外交流活动。
2．晚清对中国外交史的开拓性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关注中外关系变革内容的研究逐渐兴起，出现了探讨新式“夷务”问题的资料、著作。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可谓是中国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著作，夏燮的《中西纪事》记述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西关系，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则对清代的外交按照编年进行研究。另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名为地理著作，实际却包含了丰富的外交史内容。其他诸如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輶纪行》也是如此。
晚清对外交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清廷根据外交档案编成的大型中外交涉史料《筹办夷务始末》，包含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内容。《筹办夷务始末》编例精当，可称得上是晚清外交史研究的标志性工程。此后，晚清学者王彦威、王亮父子按照同一体例，抄辑光绪、宣统两朝外交档案，编纂成《清季外交史料》，同此前的《筹办夷务始末》一起，构成综括晚清五朝的外交史皇皇巨著。
晚清时期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已经逐渐改变传统的“四夷学”研究范式，开始实证研究，注重外交实务。这一时期是古代中国传统“四夷”研究向近代外交研究的过渡阶段。
3．民国时期对中国外交史的科学研究
将中国外交史真正作为现代学科门类进行研究则始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名为《中国外交史》的著作。
民国时期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著作首推刘彦1914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国近时外交史》，该著作研究了鸦片战争以来失败的中国外交史；刘彦的另一部著作《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则研究了1900—1930年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交涉的重大事件。曾友豪的《中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对明代以来中国与欧美各国关系进行研究。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是其在“国立暨南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任教时所编的讲义，全书共八章，分七段时期，分别为“国际资本主义前期”“资本主义侵入时期”“帝国主义初期”“世界大战时期”“全国民众觉醒时期”“国民革命胜利之后”和“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论述了从1516年葡萄牙人来华至1933年日本发表“四一七”声明共四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任启珊的《中国外交史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研究了中国对欧外交、列强共同侵华、日本对华独霸、国土丧失、国民外交等问题。夏天的《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版）研究了自16世纪葡萄牙首航中国至“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国外交。其他相关著作有胡秋原的《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杜冰波的《中国最近八十年来的革命与外交》（上、下册）（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3年版）等。
在中国外交史的史料整理方面，民国时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出版了道光、嘉庆两朝《清代外交史料》（1931年5月至1932年11月出版）、《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1932年）和《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1933年）。故宫博物院这一时期还以《文献丛编》《史料旬刊》等刊物形式发布一些清代外交专题材料。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编撰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成果有《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931年，未刊）和《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另有王芸生编辑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卷（大公报社1932—1934年），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献汇编。民国时期的这些中国外交史资料整理成果，其学术意义就如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自序”中所言：“我编这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我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5)
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奠定了之后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科范式，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两种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对其后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刘彦、钱亦石等人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造成中国百年来社会崩溃、民族灾难的主要根源：“虽然不能从自己方面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变迁，却很可以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研究他们侵略政策压迫政策的变迁，以及这变迁的根据，这变迁对中国的影响”。(6)这一范式强调，研究中国外交史也就是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近现代外交史或对外关系史也主要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为主题和视角。
现代化理论的代表蒋廷黻等人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抛弃传统的文明价值，以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为终极发展目标，最终揭示出中国从“中古”状态向近代西方文明和世界潮流过渡的不可逆转性。对蒋廷黻这一史观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对晚清外交史及西方史学家所知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概念框架所做的开拓性工作。这一概念后来由他的一位学生，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在美国发扬光大”。(7)美国的费正清、日本的坂野正高、中国台湾的郭廷以等人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大都遵从蒋廷黻开创的研究路径。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史观也成了中国大陆外交史研究的另一种重要范式。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外交史的深入研究
（1）改革开放前的研究成果
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同年9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设四个教研室，其中“中国外交史教研室”主要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1955年6月，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提出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建立一所独立的外交学院，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由周恩来总理题写校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培养外交人才的高等学府——外交学院正式成立。1957年，外交部决定在外交学院成立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外交学院副院长何戊双兼任教研室主任，张闻天副部长亲自组织外交学院的科研活动，1957年12月，他主持召开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会议。从这时起，外交学院集中一批专家集体合作，到1965年以前陆续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0年）一、二册，《中国近代外交史》（1840—1919年）上、下册，《中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二、三册。这几本著作都是内部讨论稿，白色封面铅印，没有正式署上作者的姓名，也没有公开出版，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就是从这几本书的写作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史研究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没有任何进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6—1978年的两年时间里，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中国外交史的研究由于局限性较强也没有得到恢复。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里，没有公开出版过任何一本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著作。
（2）改革开放后的研究成果
1990年由外交学院编写的《中国外交史》系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分别为王绍坊著《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吴东之主编的《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谢益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1995年又出版了谢益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94）》。以上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套从中国近代史开始到20世纪末期一百五十多年的完整的中国外交史，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曾被韩国翻译出版。1997年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教研室在第一套教材的基础上，由谢益显任主编集体重编的《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1995）》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2年谢益显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经增补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5年熊志勇、苏浩等外交学院学者重新编写了更为简要的《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除了外交学院的系列中国外交史著作之外，还有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顾明义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杨公素的《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佳楹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唐培吉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石志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194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吴士英的《百年中外关系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何茂春的《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宝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凤志的《中国外交史（1840—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著作相继出版。
二、中国外交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学科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
1．泛政治化问题
中国近代历史学、外交史都是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展开叙述的，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科从诞生起就具有工具性、实用性，以致政府的外交政策、外交宣传与中国外交史的学术研究往往混淆在一起：一方面政府执行的具体外交政策要求学者从学理上进行证明、辩护，另一方面具有“经世致用”传统的学者们的外交研究也要主动与政府外交政策挂钩，将学术与政策是否一致或者学术成果获得官员批示、采纳作为评价学术正确与否的标准：“写史者不少像是政治家而非史学家”。(8)实际上，蒋廷黻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指出：“研究外交史，不是做宣传，也不是办外交，是研究历史。历史学自有其纪律”。(9)“你如拿历史来作宣传，你不是历史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宣传品也有其价值，或者很大的价值，但仍不与历史同道。依我个人看来，现在国人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宣传品所能供给的感情之热，不若说是历史所能供给的知识之光”。(10)一些中国外交史的学术研究蒙上了浓厚的“泛政治化”色彩。
这种“泛政治化”倾向对学术研究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国内研究者指出：
混淆、模糊了学术与政策的区隔，从而可能伤害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准。正如理论和政策之间本来就有区隔，学者即使有政策关怀，进行研究时也应当遵循知识追问的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范。国内中国外交研究领域进步的指标可能有很多，但是将生产有助于理解中国外交的知识作为研究的目标，平衡学术与政策的关系，适当地从中国外交这一研究对象中抽离出来，以严谨的学术论证和探讨取代“诠释式”“辩护式”的“研究”，应该是其中应有之意。(11)
2．“外交”定义问题
（1）通行定义
目前关于“外交”的定义有多种，但共同之处均把“外交”主体视作主权国家：从15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间的外交，再到19世纪出现的西方“古典外交”和19世纪末开始的“新外交”，无一例外。把“外交”主体限定为主权国家的这一“通行”定义，显然都是基于西方城邦或西方近代国家的历史发展而产生的。
（2）我国学术界接受这一定义的原因
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一流行“外交”定义不仅全盘接受，而且还欣然接受这种理论体系，其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出现的“欧洲中心论”，使中国学术界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外交”定义。目前中国外交史研究只有何茂春先生的《中国外交通史》一部著作从夏代开始，(12)其他大多数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另有少部分著作虽然从明代中期开始，但其依据依然是这一时期葡萄牙人、荷兰人与中国开始交往、接触，就如梁启超认为：“近代外交史，不能以明、清分，要看外来势力做标准。葡萄牙人、荷兰人到中国在明嘉靖以前为一时代，嘉靖以后到清道光《南京条约》另为一时代，道光到中日战争另为一时代，往后到今日再一时代”。(13)“作外交史，应从很晚的时代起，从前的外交与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作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汉以后的蛮夷朝服，都叙上去，则失去了外交的本质了。要想做得好，不必贪多，不可把性质不同的事实都叙在里边。外交史最早只可从明代起”。(14)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外交史的分期根本不能使用中国固有的王朝兴衰来划分，而要以欧洲人来华作为标准。明朝嘉靖以前既然没有欧洲人出现，那么中国也就没有所谓的“外交”活动了。梁启超提出以这种欧洲“外源性”标准来判断中国是否有外交，就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影响。
其次，中国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一种理论的形成或概念的传播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19世纪末期以来，追求国家、民族平等和中国在近代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地位成了中国士人的目标。这一“外交”定义非常契合近代中国“脱古改制”的现代化目标。如果强调古代以来的外交，就无法割断现代中国与落后的封建遗产之关系，有违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现代性特征。另一个现实考量则是出于中国在“去王朝化”之后的现代国家政权追求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目标。黎虎先生认为：“如果将某一王朝与周边地区或民族之间的关系视为外交，那就有分裂之嫌，就不利于统一。……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或民族之间的关系只能有民族关系而不能有外交关系。”(15)将古代中国的外交关系转化为国内民族关系，最终服务于现代大一统国家目标的追求与维护。
（3）在“外交”通行定义指导下出现的中国外交史研究误区
在通行的“外交”定义下，在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众多的研究误区和错误观点。
其一，认为古代中国无外交。在通行“外交”定义下，外交活动仅仅局限于近现代以来平等国家间关系。接受这种西式“外交”定义，中国外交开端只能从近代以来被纳入欧洲国际体系之后才被算起，这必然会产生“古代中国无外交”的结论。这一观点将“外交”一词狭隘地理解为西方意义中的“外交”而选择性地忽视我国自身独特漫长的实践，甚至机械套用西方概念。民国以来我国出版的多数“中国外交史”，虽有“通史”之名，但实则是“断代史”：最远的追溯到明朝的正德年间，最近的则只是从鸦片战争开始。
实际上，一个国家只要有邻国，就有外交。也可以说，有独立政权的出现，便有外交活动的出现。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独立政权，较早形成了成熟的国家形态，绵延有序的大一统王朝则强化了这种作为“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因此，历代中国政府很早就形成了清晰的内与外、中心与周边的观念，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中外地缘政治格局。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外之间必然存在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中国在与外部、周边政治团体必定发生互动、交涉，它们无疑就是一国的外交范畴。中国外交从早期部落、国家时期就已经开始，中国外交史的时间范围必然对应的是中国政治文明史所涉及的时间范围。若我们不愿放弃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辉煌的文明史，也无法割舍自秦始皇开创大一统王朝后的政治史，则我们在研究中国外交史时必须从古代开始。
外交含义不应仅限于近代平等主权国家，而应包括历史上任何形式的政治实体所作出的对外政治活动。外交范畴既可以包含现代国家关系，也可包含古代宗藩关系。古代中国外交虽有别于近现代外交，但也是世界众多外交模式、外交体系之一。另外，中国历代外交形式多种多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虽然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朝贡制度不足以涵盖整个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16)即使按照西方的外交概念，中国古代也不乏符合目前通行“外交”范畴的例子，诸如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外交，西汉与匈奴，三国时期魏、蜀、吴，唐代与突厥、回纥、吐蕃，北宋与辽国之间都存在平等外交。在这些时期，我国诞生了使节、国书、誓书、条约等与西方近代外交制度类似的制度。
古代中国拥有漫长、复杂的外交史，古代外交是现代中国外交的基础和合法性的来源。把中国外交只看作西方外交观念与制度的衍生品，将导致当代中国外交的合法性源头要从西方寻找，这不仅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也会割裂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天然、有机联系，缩小了中国外交数千年来发展的内涵，导致中国两千多年丰富的外交遗产无法取得外交史研究中的合法地位。
其二，将古代中国与周边的外交归类到国内民族关系。在流行的“外交”定义下，中国学术界否认中国古代有外交，以致一般习惯将古代中国与某些周边民族的外交关系等同于今天国内的民族关系，诸如把唐代中国与吐蕃两个独立国家之间关系视作国内民族关系，而认为把唐代的吐蕃当作同时期的日本、新罗独立国家一样看待的观点则是错误的。(17)显然，这是把当代政治正确性回溯到了历史研究中，相当于使用当代国家法律去管辖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归属。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在论述历史上汉族王朝与其他周边民族的关系时，是否称它们为外族和外国，只能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决定，凡在当时还处于各王朝疆域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该包括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以内，在当时，它们对于中原汉族王朝来讲，就是外族和外国。(18)
用国内民族关系代替古代王朝的对外关系，导致将历史时期独立的中国周边民族政权称作“少数民族政权”。这种称谓把现代政治术语套用到古代外交关系中，不仅将古代独立的国家关系看作国内民族关系，而且也有“大汉族主义”之嫌。“少数”“多数”都是些特别相对的概念，从一个大的空间范围来看，汉民族可能多于另外的民族；但若从局部空间来看，汉民族有可能处于绝对少数。即使从更大的空间来看，某些时期的北方民族数量也与汉族不相上下，汉代匈奴、唐代突厥都是拥有“控弦之士”百万名，控制人口数量动辄几千万，又岂能算作“少数民族”？此外，由于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口数量也是不断变化的，用现代处于多数人口的民族去界定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多”与“少”，这种参照系极端不准确。当然，使用中国古代王朝使用的蛮、夷、戎、狄也同样不合时宜，这里应当使用较为中性的词汇诸如“异族政权”“非汉族政权”“边疆民族政权”“周边民族政权”来描述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和民族。
其三，否定中国古代的外交成就。依据流行“外交”定义，不仅中国古代外交根本不值得一提，而且古代中国执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导致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19)这是邓小平在特定场合下的一个论述，强调结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闭关政策的重要性。但如果有人断章取义，将其推广到学术、理论层面，则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与历史事实极端不符。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是世界体系的一极，更是东亚文明的宗主，朝贡体系的中心，古代中国从来都是先进、文明、强盛的大国，停滞、落后只是到了近代以后一二百年的事情。说古代中国是落后的、停滞的，违背历史事实。古代中国也从来没有“一以贯之”地执行闭关自守的外交政策，汉、唐、元对世界的开放政策毋庸置疑，即使所谓的明、清执行“闭关自守”，也是现代人创造出的概念：明代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再到隆庆开海；清代从清初的四口通商，到乾隆时期的广州体制，明、清王朝均对世界实行有序开放。关于人们普遍认知的“闭关锁国”，连当代西方学者对这种观点也开始反思，认为公元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具有开放性：“这个帝国在它的形成之时便融合了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对外来影响的开放，而不是一个拒绝外来影响的中央王国”。(20)公元1600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同样深度汇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一个名为‘大清帝国’的重要政治实体在欧亚大陆据有一块广大且持续扩张的空间。这个帝国不是西方人之前以为的那个对外界不关心的、与世隔绝的‘天朝’（Celestial Empire）。相反地，其历史在诸多不同方面与全球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对此，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21)
中国四千年来辉煌的文明史如果一直“闭关自守”，岂能在历史上长期执世界之牛耳！张骞、苏武、班超、王玄策、郑和，古代中国出现了众多纵横捭阖的外交家。用最近一二百年的落后来否证几千年的成就又岂不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另外，对古代中国外交的评价还需要与时代相结合。古代中国外交如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外交进行横向对比，其开放程度更高。我们绝不能把近代、现代与古代进行对比，进而得出现代、近代比古代先进从而否定古代外交成就，这种论述在逻辑上是无效的。
3．研究范式问题
中国外交史学科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为帝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这两种范式都是在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研究框架。近代以来，中国尽管国权沦丧，但并没有停止不断调整、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帝国主义”和“现代化”两种范式基本符合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势，对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史具有相当的适用性。
当然，这两种范式也具有局限性，它们都属于“外因论”，基本没有从中国的主体地位来探讨近现代中国外交史的发展和变革。这两种范式最具缺陷性的问题是无法将其推广到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研究中。如果将这些范式扩展到整个漫长的古代中国王朝外交活动，则无法容纳其研究对象。中国古代外交史主要是中国古代的王朝外交史，时代主题、地缘形势、社会环境迥异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发展过程。使用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范式去观照中国古代外交，几乎是方凿圆枘，一方面导致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王朝外交的价值，另一方面为了与研究范式相吻合，只得削足适履，将漫长的中国古代外交史从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切割出去。因此，创新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范式是中国外交史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
4．学科定位模糊问题
目前中国外交史学科常与其他相近学科相混淆，以致学科定位模糊不明。中国外交史主要研究内容是外交政策，即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这种对外政策一般来说是政府行为。但目前中国外交史与中外关系史、中国对外关系史、国别外交史混淆在一起。为确立中国外交史学科性质，必须严格区分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一，要区分中国外交史与中外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由传统的中西交通史演变而来。中外关系史将中外一切交流活动，包括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宗教、民间文化交流等只要涉及中外交流的内容照单全收，其研究对象包罗万象，研究领域五花八门，也谈不上有固定的方法论，具有显著的前现代学术研究特点。作为一种学科体系，侧重历代中国政府外交活动的中国外交史与中外关系史有着重大区别。但由于两种学科研究领域的不确定，目前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内容通常将政府外交与民间中外交流混合在一起，学术界囫囵吞枣式地把各类民间、宗教、商业、个人等对外交流与政府外交一起放入一个框架下研究，作为中国外交史研究重点的外交思想、外交格局、外交制度、外交政策被大量无关线索湮没，甚至被完全忽略。
第二，要区分中国外交史与中国对外关系史。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学术界一般只以中国对外关系史来涵盖中国外交史，而不突出中国外交史，二者直到现在有时还在混用。出现这一局面有以下原因：其一，对外关系是指一国所有的对外关系，外延广泛，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关系的代表——外交关系，讲对外关系离不开外交关系，所以对外关系史也是外交史；其二，中国学者受传统和历史的影响，主要从政治角度研究问题，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基本等同于侧重政治的外交史研究；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外交关系较少，为打破西方的封锁，强调从民间关系入手，特别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都要服从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全国所有的对外关系都处于大外交、大外事的框架之中，对外关系和外交基本上是一个概念。(22)
第三，要区分中国外交史与中国国别外交史。中国外交史与中国的国别外交史紧密联系，独立的中国国别外交史研究有助于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逐步开展。但中国的国别外交史研究有地域的局限性，其单线叙述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外交的全局。毕竟外交史研究并不等同于国别外交史研究的集合，如果缺乏整体性的宏观研究，中国外交史完整的学科架构则难以成型。
在通过严格区分中国外交史学科与其他相近学科的性质后，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外交史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历代中国政府外交活动为主要内容，研究对象和领域是中国历代政府主导下实行的对外部世界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其中“政府”“政治和军事”的限定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区分“中国外交史”与“中国对外交流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标志。明确中国外交史学科研究范畴之后，可以将大量不是中国外交史研究对象、领域的内容——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民族迁徙、民间行为等剔除。
5．学科专门化问题
中国外交史学科不仅仅是历史学的分支，也涉及外交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改变长期以来单一的史学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应该使用外交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现代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外交史。
中国外交史在研究方法上一直缺乏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总体而言，其（外交史）研究还未能与外交学、历史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机地会通与结合，因此也就未能建立起与外交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相对应的独特研究方法”。(23)由于仍然采用历史学的基本框架，缺少外交学、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等理论分析工具，大多数中国外交史与中国史著作在内容方面同质化，以致二者几无区别。此类中国外交史著作实在无法给读者提供专门化的外交史知识。梁启超先生在谈到各类专门史学科研究的专业化的重要性时议论说：
文物专史的工作，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和其他四种专史，人、事、地方、时代——的做法都不相同。其他专史，应该由史学家担任。文物专史，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种专门学门的副产物。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所以说，文物专史不单是史学家的责任，若是各种专门学者自家作去，还好些。……所以研究所中的人，一方面要有历史常识，一方面要干历史以外有一、二专门科学……若能以终身力量作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24)
如同中国经济史研究要结合现代经济理论，中国艺术史研究要使用艺术学理论一样，中国外交史作为一种“专史”的学科，必须采用现代外交学及其相近的学科理论对我国的传统外交史料进行梳理、分析，最终建立起与“外交”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相对应的专门化学科。
三、中国外交史学科的创新体系
中国外交史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必须具有能反映该学科的基本原则、研究范式和结构框架的整体性方法论，并最终发展出一种内容具有内在逻辑性关联的专门化学科体系。创建全新的中国外交史学科体系，其内容应该包含以下几部分：
1．建构出包含古代、近代、现代全时段的中国外交史学科
分期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不同的历史分期模式反映了不同的史观。中国外交史的各类著作，由于分期标准的差异，对中国外交史的开端时间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中国外交史进行科学的分期，是建立学科体系的基础任务。按照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外交史发展的特点，中国外交史发展可适当分为四个阶段：
古代外交阶段，包含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和清代前期。这一阶段的外交史是我国传统王朝外交时期，以建立在华夷观基础之上的朝贡体系为主要特征，但在某些时代，也有平等国交、邦交局面的出现。我国整个古代王朝外交史发展阶段并不遵循社会进化理论或者唯物史观、经济史观遵循的兴起、鼎盛、衰落这种单线发展模式，而是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的节律与独特的时间轴，外交虽然总体附属于政治领域，但又与艺术、思想一样，相对拥有独立地位。中国每个朝代的外交都各自有其特点，不仅汉、唐时代是中国外交的繁盛时期，宋、元、明、清也曾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近代外交阶段（1840—1911年）。随着西方对古老中国的冲击，我国传统外交开始向近代外交转变。中国逐渐从朝贡体系向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近代国际体系转变。
中华民国外交阶段（1911—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变革过程基本上完成。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外交逐渐融入世界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所上升，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标志着中国大国地位的初步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阶段（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努力实现大国复兴之梦。这一时期的外交又可以1979年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2．建构出具有专业研究范式的中国外交史学科
鉴于目前中国外交史研究范式无法容纳中国古代漫长外交史的缺陷，学术界应该从古代中国本身具有的“问题意识”出发，就如傅斯年先生《城子崖•序》宣示的那样，“中国史之最重要的事情更有些‘全汉’的，而这些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25)中国外交史的核心问题也必须是本土问题，需要按照中国古代外交自身的发展逻辑，建构出具有中国古代外交特色的发展脉络和叙述主线，建立一种“以古推古”而非“以今推古”的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范式：“中国古代外交史应当根据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揭示具有东方特色的东亚外交圈的内涵并总结、概括、提炼其特点，从而升华为相关理论”。(26)这种符合中国古代外交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的外交史研究范式只有在完全基于中国特有的王朝框架之下才能完成。梁启超先生曾讥讽中国旧史“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但古代中国客观上只有王朝，岂能让古代史家杜撰出现代历史才有的“国家”概念，这岂不是在强求古人、厚诬古人！
中国传统王朝作为一种类国家共同体，既非帝国，也非民族国家，而是包含了帝国（军事征服与镇压）、民族国家（中华中心主义与华夏优越论）、文明（宣扬“人同伦”、不分畛域的道德普世性）等因子的综合体。正是在这种王朝体系下，中国社会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天下观——视整个世界为一体，中心为文明中国，周边环列四方野蛮夷族。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目标就是通过以德抚远，将周边各族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体系，最终实现华夷一体、世界大同。从理论上说，在这种体系下，古代中国天子是全世界的统治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天子肩负着将中华文明推广到全世界，实现天下范围“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责任。这种责任成了中国传统王朝的“天命”所在。中国传统王朝的合法性、正当性也基于人民对该王朝统治世界的“天命”认可。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主线就是一部中国历朝为实现“天命”而保家卫国、开疆拓边而展开的外交活动总和。中国古代王朝的所有外交活动都围绕着这个“天命”的实现而展开。由于中央王朝对外边界的逐步由内向外推进，周边外族在被郡县其地之前，有的接受羁縻统治，有的成为属国，有的则是分庭抗礼的敌国，这些与华夏世界不同的政治实体在正式进入中国版图之前，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王朝三个不同层次的外交对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外交体系。
古代中国无论是对外开疆拓土的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维持一个稳定的朝贡体系，都是基于保卫中国王朝的利益。中国古代强盛王朝有时出于“把军事力量扩大到远远超过他们可能定居的范围以外的考虑，因为只有这样，高度机动的游牧邻族才能被遏制，而不至于迅速和破坏性地渗入内地。另一个动机可能是维护对外贸易交通”。(27)在大多数中国与北部草原民族的战争中，中国王朝都是出于自卫目的，都是面对一波波游牧民族南下的劫掠战争而不得不奋起反击。
中国古代外交活动也充满不平等、非和平等特征。在古代世界政治生态下，国家间关系大多是一种零和博弈过程，充满血腥和残酷。正如范文澜先生评论的那样：“剥削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或国家，各民族和各国家间，完全依靠力量的对抗，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概念。”(28)古代出现所谓国家间的“和平”局面一般只是古代世界格局下国家间相互隔绝而无法互相攻伐的一种客观状态，并非各国统治集团主动追求和平政策的结果。
3．建构出内容专门化的中国外交史学科
中国外交史学科要从中国通史研究框架中独立出来，必须要打造出独特的“话语”叙述体系。就中国外交史学科的研究体系而言，应包含外交格局、外交思想、外交制度和外交政策这四个既相互独立又密不可分的部分，构成纵横交叉的中国外交史专门化内容。
（1）历代中国所处的外交格局
历代中国外交格局是中国各古代王朝为应对当时世界形势而形成一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外交结构以及国家间政治力量关系。中国历代的外交格局，在大一统时代是中国与周边外国形成的一元外交格局；在分裂时期除了中国与境外国家关系外，还包括中国境内各国关系，因而是一种二元外交格局。
中国外交格局的形成与中国的疆域形势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疆域、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国的对外地缘形势和外交格局。疆域越大，外交格局越复杂多变。中国疆域主要是指历代中原王朝或大一统王朝时期的统治版图。(29)从中国两千多年外交格局的变化可以看出，相对优越的地理疆域对国家力量的发展是有助力的，虽不是绝对的决定因素，因为同样的疆域对于不同的政治势力起着不同的作用，但是地理疆域又确实对政治势力的活动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因此，探索历代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也是研究中国外交格局的重要内容。
外交格局是历代中国政府制定、实施外交政策的客观基础。任何时期的中国都处于“世界”中，中国外交活动绝不是简单的内政的延续，而与当时的外交格局密切相关。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论述说：“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30)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也曾论及唐代周边外族实力此消彼长对中国外交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外交发展与北亚、中亚、西亚地区国家的兴衰更替密切相关。蒋廷黻先生也认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31)因此，了解世界历史、区域历史的发展是研究中国外交的重要途径，不研究中国历代外交格局即当时中国面对的外交环境、国际环境，则难以理解中国历代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
（2）历代中国政府的外交思想
中国外交思想规定着中国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的方向，是政府制定外交政策、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基础和源泉。我国古代外交思想基本一脉相承，以大一统、华夷之辨等内容为主导，包含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与主张。具体到每个朝代，因发展阶段不同，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与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有时并存，有时相继交替。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思想发生重大变革，逐渐向适应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外交思想转变。
中国外交思想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中国的外交价值和外交理念，包括历代中国政府、思想家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价值观。二是介于价值观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外交战略思想。中国外交思想中的外交战略思想在每个朝代都各有侧重，但外交基本价值观则基本保持不变，那就是华夷观。
华夷观发端于春秋战国，到汉代时，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公羊派理论，将古代华夷观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传统华夷观都成为汉代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夷观从此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价值观。中国从秦汉以来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随着“车同轨、书同文”目标的实现，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文字体系，再加上古代汉语文学、诗歌的发展及民间社会教育体制的完善，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内容的华夷观得到空前的传播和体认。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度，也使中国社会具有的从上自下的社会动员能力得到空前加强，这种从上层国家政权到基层社会的权力的“毛细血管”，从制度方面保证了华夷观在政治组织层面得以实施。另外，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产生，通过把儒家经典列入考试内容，更使这种华夷观得到了强化和推广。
华夷观是一种凝聚中华国家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虽然古代王朝不断兴衰更替，异族也不断入主华夏，但通过华夷观的建构，中华国家一次次地重新建立。西人安德森曾作《想象的共同体》，鼓吹民族主义仅仅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通信技术、印刷术、大众传媒、民族语言、资本主义体系等因素合力推出的人造产物，但这只反映了近现代欧洲社会的现实，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产物。殊不知中国两千年前的“大一统”政治早就锻造出这种类似“民族主义”的“华夷观”，成为历代中华王朝确立自身合法性、建构国家身份的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有时和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现实关系有所差异。实际上，即使一个偏安一隅的小王朝有时也在对外关系中强调中华中心论的外交思想。
（3）历代中国政府的外交制度
外交制度是一国与外国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规定、惯例，包括外交机构、官职这些“死”的制度，也包含运作、执行过程中那些“活”的制度。外交制度是一国进行各种外交活动和国家间的交往的平台、路径。成熟的外交制度会降低国家间的交往成本，避免意外、偶然和突发事件冲击国家间关系。
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先秦时期直到清代，传承有序，包括外交机构、外交礼仪、外交惯例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外交机构是国家外交活动的领导、执行机关，一般都由礼部主客司和鸿胪寺两类机关负责。二者有大体的分工，其中主客司负责外交政令，鸿胪寺负责具体外交事务。中国古代没有出现与六部具有同等地位的专门管理外交的机构，外交机构也一直没有从礼部等内政机构中分化出来，鸿胪寺还兼具内、外职能。古代中国这种由礼部等内政机构下辖外交机关的制度，体现了中国古代将世界看成内外一体因而将外交事务统一纳入国内事务的管理框架。直到近代，经过晚清临时设置的总理衙门过渡，再到成立“班列六部之首”的外务部，中国才出现独立的、专业的中央外交部门，最终从各方面与现代外交制度接轨。
中国古代外交礼仪也是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外国使节来华礼仪和外国接待中国使节的礼仪。历代正史中除了《隋书》，其他正史都或多或少记载了外交礼仪。外交礼仪是历代中国政府体现宗主国或泱泱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但因周边国家文化差异和对中外双方的地位认知不同，历史上曾出现过诸多因外交礼仪而起的国际纷争。
中国古代外交惯例则是在中国古代对外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般性做法、规则，诸如使节制度、人质制度、册封外国国王与使节名号制度、颁赐外国国王王印制度，以及管理在华外国人的法律制度等。这些外交惯例与外交机构、外交礼仪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黎虎在《汉唐外交制度史》中把外交决策也作为外交制度的重要内容。(32)但古代中国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决策过程虽然也经过某种君臣共议程序，但内外政策最终都由皇帝独裁，即“万机决于皇帝”，古代的外交决策机制与内政决策机制并无任何区别之处，也没有专门分化出一种所谓特殊、专门化的外交决策机制，因此，将外交决策机制作为古代外交制度的研究内容有些牵强。古代外交决策不牵涉所谓特殊的体制，只牵涉具体外交决策过程。这种具体的外交决策过程，应归入外交政策的研究内容更为合理，外交政策本来就包含决策和执行两个环节，因此，外交决策应是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
（4）历代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是外交史研究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钱亦石认为：“所谓外交史，说正确些，应当说是外交政策史，或者是外交政策变迁史”。(33)外交政策既包含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活动，又包含一国的对外战争与武装冲突。(34)
中国外交政策是中国政府具体的外交实践活动，是中国政府对外交往过程中所执行的各项政策总和。从夏、商、周三代起，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中国历代政府执行各具特点的对外政策，既有遣使联盟、和亲、岁币等羁縻政策，也有对外发动武力征伐的战争政策。
四、学习中国外交史的意义
1．确立当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身份的重要途径
梁启超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三个发展阶段，按照这一标准，当代中国早已投身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中了。当代中国以何种身份进入世界舞台，又以何种面貌示人，已变得刻不容缓。中国越来越快地融入世界，迫切地要确立自我身份与形象，但这种身份与形象塑造从哪里着手，经由何种途径进行，答案之一就是学习中国外交史，通过了解自我与他者互动的历史，来认识走向全球化时代的“自我”：
我们审查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查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邻近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自我审察过程中，不能责备中国，认为中国是以民族情绪威胁他们；中国也因为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减四周邻居的敌意。(35)
2．为世界提供了解中国的途径
当代国际社会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外交史，了解中华民族的祖辈曾经根据什么样的思想和以什么样的行为与世界相处。中国外交史是全世界文明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就如《剑桥中国史》“总编辑序”中所言：“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地方性知识都在全球知识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更何况中国一直以来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3．为当代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中国外交史不仅涉及学术研究问题，也能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寻找历史依据。西谚云：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但事理人情却相通。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有的几千年都未发生变化。每个时代虽都竭力超越历史，但历史就如地心引力般影响着人类的思维、行动，古与今就如一条湍流不息的河流一样，共同奔腾流向大海。我国古语云：“鉴往知来”；丘吉尔也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
4．提高全体国民“外交”素质的重要方法
学习中国外交史，可以丰富全体国民的外交知识，提高国民对我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为使国民对外交具有的广博修养和深刻认知，激发国人对汉、唐、元、明、清伟大王朝外交的自豪感，最终确立国人对新时代外交应有的自信心，编撰、出版学术化的中国外交史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当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网络流传的错误的、缺乏考证的中国外交史“知识”俯拾皆是，这种所谓的“知识”经过网络反复复制、无数转载，谬论有转变成“事实”的危险。有“正知”才有“正见”：辨清事实真伪，才能有正确的是非判断。司马迁曾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6)司马迁这段话包含了深刻的史学方法论：先收集资料，再科学考证事实，最后得出正确结论或评论。为避免在假的、虚的事实基础上发表“空论”“大论”，学术界需要正本清源，向大众提供一种系统的、严肃的、客观的中国外交史“常识”，这一点特别必要。
5．实现中国对世界使命的重要途径
古代中国曾多次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文明秩序，为地区和世界各民族的稳定、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中国古代外交发展出诸多治理超国家体系的成功经验，这将为建设当代世界新秩序、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也为提高全人类的福祉水平贡献中华民族特有的那份智慧。
五、体例说明
1．研究内容说明
本书研究内容包括从夏至清的各王朝外交，按照王朝发展阶段划分为十章。每章结构相同，都包括外交格局、外交思想、外交制度和外交政策四个部分。由于篇幅关系，清代外交史划分为两章。
清代包含近代阶段的外交史内容。本书并没有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外交从清代外交史中割裂出单独的一部分，而是依然将其纳入整个清代外交史研究的框架中。将清代前中期与晚清两阶段的外交史连接起来研究，有利于呈现清代王朝外交史发展的整体风貌，也旨在强调古代、近代外交绝非一分为二，而是传统中有变革，变革中有传统。此外，以1840年作为古代、近代的分界点，只是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而言的，对于中国外交史的古代、近代的分界点则复杂得多。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从鸦片战争之后虽发生了重大转折，但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结束传统的宗藩关系却一直经历了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漫长阶段，因此，将1840年前后的清代外交纳入整个清代外交史框架内，针对清朝与不同国家的关系状况，按照不同的时间来划分时代节点而非“一刀切”地统一以鸦片战争为界，也更符合清代外交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
2．使用术语说明
中国古代外交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总结中国古代外交特征的术语，诸如“朝贡”“纳贡”“宗藩”“藩属”“华夷秩序”“封建外交”等，这些术语内涵不尽相同，语境、语义也有所差别，但如果选用其中较为符合中国长期以来与周边国家建立起的等级体系这一特点，“宗藩体系”“朝贡体系”则较为贴切。
本书在一般情况下均使用“宗藩关系”这一术语来概括中国一些朝代与属国建立起的官方关系。行文中有时也用“朝贡关系”，大体与“宗藩关系”这一术语具有相同的含义。当然，在另外一些朝代，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关系、宋代时期宋辽关系就不能用“宗藩”“朝贡”这类术语加以概括。为了能将各个历史时期性质不同的各种中外关系都能包含进去，本书章、节等标题都使用外延更广的词汇“外交”，既包括宗藩、朝贡性质的国家关系，也包含平等国交、邦交性质的国家关系。与“外交”术语相联系，书中也出现相关联的“外交格局”“外交思想”“外交制度”“外交思想”等词语。
3．世界区划说明
本书对中国外交对象国的地理分类一般按照当时王朝对世界的划分法。中国王朝对外国的地区归类，与现代世界地理区划有诸多不同。古今不同的区域划分法，不仅牵涉简单的地理空间，还牵涉中国王朝对这些国家的不同认知以及外交政策制定的不同路径。因此，将古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对象国按照古代王朝划分的区域空间分类更符合历史时期中国外交的实际交往状态。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以中国为中心，将当时世界划分为东夷、北狄、南蛮、西域、西戎、西南夷、南海诸国等几个地区。北狄国家指活跃于蒙古高原地带的国家，匈奴、突厥、回纥、蒙古等属于这一地区的国家。东夷一般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等地区，有时还包括位于今天中国东北的一些古代政权。西戎指我国秦陇、青海一带的古代国家、部落。西域是我国古代王朝所指最为广泛的区域，包含位于今天我国新疆以及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国家，今北印度地区也被纳入“西域”范围。南海诸国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和国家，印度洋沿岸地区国家也被划到这一范围。南蛮则是一个更大的范围，包含了越南、部分南海诸国。西南夷主要指我国古代云贵高原一带、缅甸、老挝及其周边地区。到明代时期，又出现了西洋、东洋等对海洋国家的划分法。
4．引用说明
作为对中国王朝外交史的研究著作，资料是支撑论证的主要依据，因此，书中对大量古代资料有长短不一的引用。将古代史料原文征引，一为佐证论点，二为提高初学者阅读古代汉语的能力。
(1)《礼记•王制》。
(2)《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十•外纪之属》。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
(5)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资料辑要》（上卷），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6)钱亦石：《中国外交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12页。
(7)［美］查尔斯•R.里利：《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载《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
(8)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9)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资料辑要》上卷，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0)蒋廷黻：《外交史及外交史料》，载《蒋廷黻选集》（1），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8页。
(11)王栋、贾子方：《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
(12)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22-423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23页。
(15)黎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77页。
(16)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5页。
(17)［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译本前言第9页。
(18)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界和少数民族的问题》，载《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读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周明学：《“张骞通西域”的属性问题及其他》，载《历史教学》2007年第11期。
(19)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8页。
(20)［美］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邹劲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1)［美］罗威廉：《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李仁源、张远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页。
(22)张历历：《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历程分析》，载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2005年4月。
(23)朱梅光：《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87页。
(2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18-420页。
(25)傅斯年：《〈城子崖〉序》，载《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26)黎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81页。
(27)［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页。
(28)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和融合》，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9)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8、131页。
(31)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资料辑要》上卷，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32)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钱亦石：《中国外交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4页。
(34)Jose Calvet de Magalhaes, the Pure Concept of Diplomac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35)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8页。
(36)《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