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春秋战国外交制度

一、春秋外交制度

1．外交官职

春秋时期，随着各诸侯国独立性的增强，各国均设专门官职主外事活动，诸如外交礼仪、对外联络等。外交官在春秋时期一般通称为“行人”。《春秋》记载：“楚人执郑行人良霄。”⁽⁷²⁾《左传》解释说：“书曰‘行人’，言使人也。”⁽⁷³⁾《国语》也记载：“秦景公使其弟金咸来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韦昭注曰：“行人，掌宾客之官。”⁽⁷⁴⁾

此外，行人也有“行理”别称，如《国语》：“行理以节逆之。”⁽⁷⁵⁾韦昭注曰：“理，吏也。逆，迎也。执瑞节为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行人又称“行李”，如《左传》有“行李之往来”。⁽⁷⁶⁾刘文淇疏证曰：“顾炎武云，‘古者谓行人为行李，亦曰行理。’朱骏声云，‘李读为使，或读为吏，假借字形声俱近。’杜注，‘行李，使人。’”

2．会盟制度

春秋时期也创设了多边外交会盟机制。《春秋》记载的诸侯盟会就有四百五十余次。《左传》记述的诸侯盟会有四十一国一百五十余次。

春秋霸主通常是以盟会主持者的面目出现。每次会盟，都要制定国家间的规章、原则，如向盟主纳贡、割地等。违犯者通常先进行调解，再付诸战争。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楚率陈、蔡、郑、许联军伐宋，晋本可救宋，但先使它的秦、齐两个同盟国斡旋调解，未成功，三国才联合进来制裁楚国。

一般盟会都派大夫赴任，重要盟会则由各国国君亲率庞大的代表团参加。诸侯在外交盟会上都要发言以申明自己的政策主张，外交言词颇为慎重。《论语•宪问》载郑国子产准备发言的文稿，首先是裨遘起草，其次是与世叔讨论，再次是子羽修饰，最后才由子产本人润色订定。

3．盟誓制度

盟誓是从原始的诅誓咒语发展而来的，个体与个体或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出于某些目的而缔结某种协议。盟誓意味着人们使用神灵的权威来约束缔盟者。

盟誓制度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成形。据《周礼》记载，当时专门有“司盟”之职，主管盟书及其礼仪：“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⁷⁷⁾盟与誓形式上有所差异，盟用牲而誓不用牲，只是约言而已，所以盟比起誓要更为郑重正规。《礼记》云：“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莅牲曰盟。”⁽⁷⁸⁾据孙诒让研究，为增强约束力，盟书有多种版本：“盖凡盟书，皆为数本，一本埋于坎，盟者各以一本归，而盟官复书其辞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别授六官，以防遗失，备检勘，慎重之至也。”⁽⁷⁹⁾

盟誓大致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盟誓缘起，即叙述各方之所以盟誓的原因；遵誓要求，即列出盟誓各方所应遵守的具体条款；违盟恶果，即参盟各方共同约定，如果盟誓者有不遵盟的，他们本人及家人，甚至其国家即将受到鬼神的严惩。盟书的具体格式不尽相同。

春秋时期，盟誓活动特别频繁。《左传》记载了两份较为完整的盟誓文书，其中一份为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年）晋、楚达成的盟书：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⁸⁰⁾

另一份为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晋、鲁、卫、曹等十二国会盟于亳的盟书：

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⁸¹⁾

盟誓文书是一种契约文件，是条约制度的滥觞。

4．质子制度

为了加强盟约的约束力，国家间互换人质以保证各方面遵守盟约，此即人质制度。人质外交古已有之。结盟各国以国君之子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为人质，以之作为实施盟约或其他许诺的保障。在极重亲情的古代中国，人质所具有的威慑作用不言而喻。

春秋时期以人质来取信很早就出现。《左传》记载，周平王与郑国互相以人作抵押。周平王的儿子狐到郑国作人质，郑庄公的太子忽到周朝作人质。于是《左传》的“君子曰”发了一番议论：

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⁸²⁾

人质制度的出现，反映出人们对于盟誓可靠性的怀疑。人们对于取信于鬼神的盟誓形式产生不信任感，这也意味着，人类正逐渐从朴素、单纯且蒙昧走向现实和狡狯，神灵的作用已经让位给强权与暴力。

5．和亲制度

《左传》说：“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⁸³⁾在盟誓之外，增加婚姻联系，以血肉之躯来担保，要比神灵的监察和道德的约束更为实际。婚姻既是感情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人质的性质。据留存于世的一件晋公青铜器物上的铭文，在晋服于楚时，便“宗妇楚邦”。晋楚争霸，世为仇雠。当此国力衰敝之时，乃有嫁女于楚之事。王室间通婚相当普遍。楚成王娶卫公之女为夫人，秦国与晋国世代联姻，齐、鲁两国也是世代姻亲。和亲有时又被作为诡计。越王勾践为了麻痹吴王，一面将西施献给吴王，另一面卧薪尝胆，发奋灭吴以此报仇。郑武公为了灭掉胡国，先和亲，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然后突然袭击这个小国。蔡国攀齐，穆侯有女嫁给齐桓公。一日夫妻争吵，蔡女回国，穆侯又将她转嫁他人，齐桓公一怒之下，举兵讨伐蔡。

二、战国外交制度

1．外交官职

战国时期各国官制不同，负责外交的职务也有差别。

齐国外交官制较完备，丞相下专设“大行”一职掌管礼仪宾客，下设谒者和主客两职务。谒者掌接待宾客，主客掌礼仪宾客。

楚国有“令尹”“左尹”“左徒”“谒者”等职务，其中“左徒”便是兼管外交的政府行政副长官，“谒者”专管礼仪宾客。

秦国有“相邦”“御史”“行”“谒者”，赵国有“相”“御史”“行人”，魏国有“相国”，韩国有“典冠”，燕国有“相国”等职务参与外交事务。

2．职业外交说客阶层的出现

战国的职业外交家阶层以纵横家为代表。《韩非子》中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⁸⁴⁾可见，纵横家是各国间推广、宣扬其外交主张的策士。《汉书》对纵横家起源及其行为特征进行评论说：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⁸⁵⁾

这一评论认为，纵横家起源于西周负责外交礼仪的“行人”一职。外交使者应该像孔子主张的那样，同时具备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这里隐含地批评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放弃仁信，只崇尚权术、机诈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