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安政大狱
1858年3月6日,在两名高级官员川路圣谟和岩濑忠震的陪同下,老中堀田正睦带着将军德川家定送给天皇的丰厚礼物,离开江户,出发去京都。同一天,堀田给武家传奏去信,告知他来京都是为了汇报和美国签订条约的情况。两天后,堀田将两名武家传奏和三名议奏邀请到自己的住处,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他指出,日本已再无可能保持与世隔绝的状态,并向这些官员出示了通商条约的草稿,要求获得宫廷的首肯。
一些朝廷官员,包括著名的前关白鹰司政通及其儿子鹰司辅熙(1807—1878)都同意答应幕府的要求,但是孝明给左大臣近卫忠熙和关白九条尚忠分别去信,强烈要求大家尊重他的意愿。孝明在给九条的信中重申自己绝不向外国人妥协的坚定立场。如果满足了美国人的要求,那他还有何颜面见伊势皇大神宫内供奉的祖先?如果“夷人之辈”坚持要日本开放通商口岸,日本应该“不辞武力”。
堀田的宫廷之旅毫无结果。4月5日,天皇在接见堀田时,一再重申他确信与美国签订合约将会陷这片神圣土地于危险之中。在给堀田的一封信中,孝明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他强调,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对几年前签订的那份开放下田——这本身已经是国家大事——的合约进行修改,那么国家荣誉将会受到玷污。孝明最初起草这封信时,曾准备将这件事全部交给幕府去处理,但是八十八名公卿贵族强烈抗议幕府对外国人的妥协政策,因此信中的语言变得更加直言不讳。5月15日,堀田在极度失望中离开了京都。
堀田这次来访最显著的一点,也许是公卿们大声叫嚣的反对态度。这个时期的贵族给人的印象是怯懦的朝臣,他们往脸上扑粉、化妆,并且穿着过去时代的衣服。这样的贵族可能存在,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许多贵族努力实现大政奉还、王政复古,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决心,甚至出现鲁莽的行为。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源于当时公卿的妻子普遍出身武士阶层,她们为公卿阶层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认为朝臣都是颓废的文人雅士或者是平安贵族的末裔的看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公卿在反对幕府的一切行动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
1858年4月,幕府指定彦根的大名井伊直弼(1815—1860)为大老。翌日,在给关白等大臣的一封信中,天皇预计井伊将会竭力争取朝廷批准合约,但是自己绝不改变主意。孝明绝对拥护幕府,然而在认为他们不对时,却坚持认为自己有权拒绝配合。
孝明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谴责开国的政策。1858年7月27日,他分别派使者到伊势神宫、石清水八幡宫和贺茂神社去祈祷神灵的保佑。在一份宣命中,孝明向神灵请愿,假如日本和夷人之间发生战争,希冀神灵和13世纪摧毁蒙古侵略者那次一样,发一阵神风,把侵略者吹走。他还请求神灵惩罚那些忘记国恩的“不忠之辈”——那些同意开国的人。
孝明的祈祷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7月29日,下田的地方长官井上清直登上当时停泊在神奈川的“珀哈顿”(Powhattan)号战舰,与汤森·哈里斯会面,并签署了一份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包含一个时间表,规定五年内陆续将下田和函馆以外的几个港口——神奈川(横滨)、长崎、兵库(神户)和新潟——向外国船只开放。
7月31日,幕府向宫廷汇报了日美条约签订的结果,并解释说由于情况紧急,没有时间听取宫廷的意见。当宫廷收到这封信时,不出所料,孝明非常愤怒。他派人请来关白,宣布自己将退位。
孝明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也许因为这是他能使幕府改变政策的唯一办法。假如孝明退位——如果幕府同意他的决定——继任者将会是他那只有六岁的儿子,或者是一名旁支的亲王。在这种关键时刻,少年天子注定是个灾难,而一个不是直系的远亲登上皇位不是引发仇恨,就是引起党派之争。
孝明在信中一开始用模式化的词句,宣称日本帝王制度的独特性,特别是王室的血统从未间断过。日本不像中国,出身卑贱的人只要有过人的能力就可以当上皇帝。孝明称赞日本皇室的一脉相承,但他真正的重点似乎是放在做皇帝的难处上。他说自己并非因为能力出众才当上皇帝。即使是对皇室尊贵血统深信不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并非每一个登上皇帝宝座的人都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天皇;事实上,《日本书纪》就描写了一些残忍刚愎的天皇。孝明也许比同一世纪的前任们要有才华一些,这一点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对自己被迫扮演的角色感到不满,并最终对自己感到不满。孝明使用这些套话,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达了他的真实情感,他多次使用“愚力不及”“微力难及”等语句,表达自己不符合天皇的要求。孝明说,仁孝天皇死时自己本应坚决拒绝继任皇位,但是当时他太过悲伤,在登基仪式上根本就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尽管无知,但他从那时起便一心一意侍奉神灵,尤其是神宫中的祖先,努力避免玷污这个神圣的家族。他的微薄之力已经无法治理这个国家,自己也经常叹息自己的失败。自1854年皇宫毁于一场大火以来,国内许多地方发生了骚乱,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孝明悲痛地认为这些完全归咎于自己的“德薄”。
最近,外国船只来到了日本海域,其中美国特使甚至要求友好和通商。他相信,尽管外国人口头说得好,但实际上怀着有朝一日吞并日本的野心。如果拒绝外国人,必定会引发战争。他知道由于长年的和平及政府的善政,人民已经变得懒散,而且军备也不足。总而言之,日本的武力无法和敌人抗衡。然而,即便是日本长期和平的特殊局势,那些担负着“征夷”使命的武士却无法完成自己的职责,实在令人悲叹。
孝明说自己一直将政治事务委托幕府处理,并因为担心幕府和宫廷的关系恶化而不愿发表自己的意见,但现在却导致了困难的局面。他不知如何是好,而且能力有限,于是决定辞去皇位。在这个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祐宫还太小,难以继位,因此他提议三位有皇室血统的亲王为继任者。他说自己绝对不是为了过上舒适的生活才退位,而是希望让位给那些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让他们来处理国家大事。天皇要求关白向幕府转达自己这一请求。
这封信清楚地表达了孝明对幕府无法应付外国人的不满。尽管没有在信中明说,但他已经越来越抱有一种信念: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外国人赶出去、让他们出现在日本就是对神灵和自己祖先的不敬。这封信和随后的类似信件有一点令人难以忘怀,即它们传递了一个饱受折磨的个人的形象。信中的许多措辞当然都很模式化,然而至少几百年来,还没有天皇表达过辉煌头衔之下类似的苦涩无奈和无力感。孝明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从这时一直到他凄惨的临终,只有几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没有受到愤怒和失望的困扰。如果想在日本历史上寻找和他类似的人,我们可能不得不追溯到被流放的后鸟羽天皇和后醍醐天皇。也许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在意识到自己无法掌控命运这一点上,可能和孝明更为接近。信中孝明对幕府官员的攻击、对每一次事态发展的悲叹,在日本君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信都署的是孝明的雅号,通常是“此花”。也许这里用到了古老的《难波津之歌》的典故:
花开难波津,
寒冬闭羞颜。
今春满地堂,
花开香芬芳。
孝明使用这个雅号,是希望他在长长的寒冬过后,也能看到春天吗?
信的末尾,孝明否认自己放弃职位是为了过上舒适的生活,然而荒谬的是,那样的生活正是幕府和许多官员认为最适合他的生活。只有到了统治末期,当他的情感从无奈转为绝望时,孝明才沉溺于美酒和女人。孝明在这封信中的形象非常感人,他是一个聪明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而在一个外力作用下的变革时代,这种传统正迅速崩溃。
孝明的退位请求显然没有传到幕府。九条尚忠通过努力劝说,使孝明平静下来。九条承诺让一名幕府高级官员到京都来说明情况,然而1858年7月,幕府再次与荷兰、俄国和英国签订了条约(类似于和美国签订的条约)。9月11日,孝明对事态的新进展怒不可遏,他颁布了一条敕令,宣布自己将退位,并要求幕府解释为何无视天皇的意愿。
九条尚忠收到敕令后回应说,尽管天皇明显有理,但是由于事情的严重性,自己不得不认真考虑后才能给出意见。他与朝臣见了面。大多数人同意应将天皇的命令传达给幕府,但是应该避免使用过分的语言。九条向三公出示了孝明写的信,左大臣近卫忠熙主张发一份给水户藩的前大名德川齐昭,敦促他劝幕府改革内政、抵御外侮。假如齐昭能劝两三个主要的大名接受自己的意见,天皇的愿望完全能够实现。
这是一个危险的计划。它打算违反幕府的规定,直接与大名联系;更糟糕的是,如果计划成功,肯定会引发宫廷与幕府的纠纷,而这是幕府最担心和痛恨的。朝臣们意见分歧,一些人担心信发出去最终将会损害朝廷,另一些人则坚持立刻把信寄出,否则天皇肯定会退位。最后,这封信的一份副本交给了水户藩在京都的代表,另一份则交给了常驻皇宫负责传达消息的一名幕府官员。
孝明在信中承认,和美国签订协议是情势所迫,在所难免,但他指责幕府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在采取进一步的外交措施之前咨询主要藩主的意见。孝明非常担忧国内的骚乱形势,并敦促幕府采取“公武合体”的政策,即公家和武家合为一体。这个词概括了孝明的理想:和我们更为熟悉的“尊王攘夷”相比,孝明希望的是和幕府合作,将外国人赶出去。在论述德川幕府末期的文章中,这个词常常出现。
孝明的退位又一次被劝阻了。9月23日,将军德川家定逝世的消息传到首都。他其实一个多月前就死了,但是幕府封锁了消息,直到这时宫廷才收到消息。将军的逝世可能使孝明中止了退位计划。总之,9月初他用近卫忠熙代替了支持幕府的关白九条尚忠,孝明认为近卫和自己更加趣味相投。
1858年10月31日,老中间部诠胜(1804—1884)来到京都。这似乎符合幕府派出一名高级官员的承诺,但间部完全无意就未征得皇室同意便和美国人签订条约一事向天皇道歉。相反,他受井伊直弼指派,来为九条尚忠恢复原来的关白之职。除此之外,他还要将京都所有反对幕府政策的人都处理掉。这标志着所谓的“安政大狱”开始。八名“尊王攘夷”派的武士被处死,其中包括备受尊崇的吉田松阴、桥本左内和赖三树三郎。吉田松阴的罪名是密谋刺杀间部,这些人计划在江户到京都的途中杀死间部,但其他人的“罪名”则没有这么明显。那些被怀疑是“尊王攘夷”派的公卿(包括地位很高的家族)也受到审问并被迫辞职。其他一些被认为和“尊王攘夷”派有更深瓜葛的人则被软禁,或者被勒令落发出家。
也许是为了安慰天皇,间部给天皇带来了新将军德川家茂准备的丰厚礼物,然而孝明拒绝接见间部。他将天皇挑选的近卫忠熙换掉,代以其并不信任的九条尚忠,天皇对这个幕府官员的心情可想而知。间部会见了重新当上关白的九条,告诉他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为什么日本不得不和各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他还向九条献上各大名送来的纪念品和一份跟美国签订的临时协定。这些文件后来都交给了天皇。
同一天,11月29日,天皇将新任将军的官阶擢升为正二位,并在第二天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孝明似乎在赐予可能的敌人最高荣誉。接下来几个月,孝明继续写信表达对当前形势的愤怒之情。那年年尾,他最终接见了正准备返回江户的间部诠胜。孝明交给他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蛮夷亲和贸易之条款,乃皇国之瑕玷,神州之污秽。”天皇在信中竭力主张返回到“锁国之良法”上来。他本人并不赞同签订合约,然而考虑到国内外的情况,愿意原谅合约的签订。但是,签订合约所获得的这个喘息机会应该用于落实“公武合体”政策。这是孝明做出的许多次让步中的第一次,然而他的终极目标,即将日本从夷人手里解放出来这一点,却从未动摇过。
随着皇宫举行传统的新年庆典,安政六年(1859)拉开了序幕。大家互换礼物,观看舞乐表演,吃各种应节食品,同时开怀畅饮。宫廷为现年七岁的祐宫送上一桶清酒和一些开胃菜:他已经到了可以参加宫廷活动的年纪。2月21日,他在天皇的陪伴下第一次观看舞乐表演,并且喝了一杯(同样也是第一次)天皇亲手赐予的清酒。
5月24日,间部诠胜上一年逮捕的四名公卿——鹰司政通、近卫忠熙、鹰司辅熙和三条实万(1802—1859)——的“请求”获得通过,被允许落发出家。这是幕府对那些胆敢直接与德川齐昭联系的朝臣的惩罚。鹰司政通和儿子鹰司辅熙本来属于支持开国的公卿,但他们受到“志士”(主要由有民族主义信仰的低级武士组成)的劝说,转为支持闭关锁国,从而激怒了幕府。
在幕府的处分下来之前,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1813—1873)要求他们自杀,但是四人拒绝从命。同情这些人的孝明给关白九条尚忠写信,要求他向酒井说情,赦免这些人,但是酒井的态度非常坚决。他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些人和齐昭之间有秘密联系。宫廷的机密被这些人传给了水户藩的武士,而水户藩和福井藩的武士一直都在蓄谋叛变。这些人也许只是被浮浪之徒的妄说蒙蔽,然而不管什么原因,他们的行为都与“公武合体”背道而驰了。
4月9日,孝明秘密写信给三条实万,表达自己对四人的特殊敬意和喜爱之情。仁孝天皇在位期间,鹰司政通曾做过很长时间的关白,天皇突然去世后,他辅佐毫无经验的孝明登上皇位,并在所有方面帮助他,如同摄政一样。孝明不忍看到鹰司在耄耋之年被控犯有严重罪行。而近卫忠熙是孝明的老师,教他书法,在孝明的元服仪式上为他戴上御冠。其他两人也都是尽忠尽职的前朝元老。当外国人来到日本时,四人总是竭尽全力地依照他的愿望行事。他们也许偶尔会犯错,但不可能暗中怀有颠覆将军的计划。
孝明在信尾说,希望自己能够说服幕府赦免他们。三条实万接到这封信时,正幽居在京都郊外的一个小村子里。尽管卧病在床,他还是挣扎着起来,换上朝服,戴上帽子,并在沐浴之后才阅读信件。天皇的仁慈令他感激涕零,三条认为,天皇的褒奖说明自己不是祖宗的不肖子孙,不会给后代留下骂名。然而,酒井断然拒绝了孝明的请求,甚至连延迟处罚也不答应。孝明依然不愿发布削发的命令,又问了一次四人是否真的希望这么做。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四人无疑已经听从了命运的摆布,孝明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下达了命令。
在那些描绘安政大狱对宫廷影响的文章里,酒井忠义的形象通常都是反面的,但他只是幕府在京都的权力代表。孝明每次向他请求宽恕这些曾经服侍过自己和父亲的人时,酒井都无情地拒绝了,但拒绝的背后,是井伊直弼这个幕府权力最大的人决定铲除一切反对派的决心。从1858年井伊刚当上老中,便开始镇压,一直持续到两年后他被暗杀之时。镇压的主要原因是,井伊认为有必要清除那些反对幕府和外国签订和约的人,但其中也有国内方面的原因,即指定将军继承人的问题。事实证明,这次镇压完全失败,并最终导致幕府解体,但这两年恐怖统治所实施的逮捕和监禁,将会被人们牢牢记住。
对孝明而言,这次镇压是他个人的奇耻大辱。即便是为了幕府的安全,显然也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在某个阶段反对和约,就要这些忠心耿耿服侍过孝明和先皇的老臣削发出家。但是井伊决定杀鸡儆猴,即使引起孝明的痛恨也在所不惜。皇权的实质与现状之间的矛盾从未这么清楚过。身着朝服履行规定仪式的孝明,想到自己发布的命令没有一项不被幕府否定时,肯定感到很烦恼。
1859年的官方记录里还提到肆虐全国的瘟疫等灾难。孝明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但也许是因为瘟疫,结果成了他第二个夭折的女儿。令孝明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儿子祐宫,他正渐渐长成一名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这是灾祸频仍的那年唯一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