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运动的发展

第二章 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1915—1918）

为了弄明白五四运动的内在情绪和思想，我们必须探究日本对华政策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反应，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种种活动。关于前者，当时代表一般中国民意且后来形成五四运动主要力量的，大致上有不同的两种人：一种人是由于对近代帝国主义的反应，救国的愿望偏重于充满强烈的爱国热情；另一种人则是受了西方文化对中国冲击的影响，注意力重在提出各种不同的改革计划以促成中国现代化。前一种人里面既有读书人也有不识字的人，他们供给五四运动的情感动力较多；后一种人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主要赋予五四运动以思想内涵。

其实一般民众的救国热忱和知识分子的亟于改革，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了。可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因为受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刺激，中国大多数民众对国耻才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在同一期间，新式知识分子也认识到自己必须振奋起来，带领同胞走上彻底现代化的道路。

另一方面，那个时期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激增，他们和西方的密切接触给他们带来新的思想。这些新思想后来又启发了其他新式知识分子，共同激起了五四运动。

国内爱国分子的国耻感（“二十一条”的刺激）

清末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重大责任不外乎是“富国强兵”，对帝国主义根本上的种种危险茫然无知，然而，“五四”期间的中国人与之不同，他们明白当前的急务是把中国从列强的辖制下解救出来，他们团结群众的口号是“救国”。这个口号，最初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到了“五四”期间就更是广泛流行了。这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世界里挣扎求生存所遇的种种危机已经有所察觉。日本的“二十一条”所带来的耻辱和其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大大加速了觉醒的进程。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冷凄凉的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Hioki Eki）一反正常外交途径，在一次私人的会晤中，向民国总统袁世凯呈递了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这便是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本公使在向袁世凯呈递这些要求前，警告中国政府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在开始谈判时，日方也显得极其神秘。日本采用这些特别水印的纸，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对文件内容和意图的一个威胁性暗示。这些要求对中国人民自尊心的损害之大，是真正的坚船利炮也从来未能做到的。

通过这些要求，日本实际上想控制中国东北、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区域和长江流域等地。假若中国答应了这些要求，上述所列的这些地方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行政也都要受到日本的操纵。其中的第五项要求，日本更是意图在事实上完全剥夺中国政府对内的控制权。所以这项要求的内容，日本最初并不想让其他列强知道。根据这项要求，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必须雇用有决定性影响的日籍顾问；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有权建立日本医院、教堂和学校；重要城市的警察必须由中日合作组织和管理；中国所需军器的半数或以上要购买日本的产品，或准许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类似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

紧接着条件提出而举行的中日谈判，持续了将近四个月。最后，在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纳第一、二、三、四项内所有的要求和第五项内有关福建的要求”。第五项内其他比较苛刻的项目都已删掉。面对这个威胁，又考虑到要求提出以后已经开入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袁世凯政府不等国会通过——根据宪法，这类事务必须经国会通过，可是当时国会已经被袁解散——在5月9日下午1时便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中的所有要求，并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策略，利用中外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虽然日本要求对条约内容严格保密，但还是逐渐被中国的官员泄露给新闻界了。当中国的报章杂志与公共舆论一致抗议日本的要求时，政府却放松传统政策，没有加以管控和压制。谈判进入第二阶段时，日本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男爵（Baron Katō Takaaki）要求中国政府对新闻加以审查管制。第三次会议时，日置益向中国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1871—1949）抗议中国政府一反传统习惯，不仅对报界言论不加管制，更利用这些言论来帮助中国谈判。面对这个抗议，陆徵祥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陆的答辩当然似是而非，在袁世凯的政权下哪里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袁世凯对这次谈判的政策无疑只是想短时间内争取群众对他个人的支持。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采取这种政策注3，再者，在答复日本要求共同拥有汉冶萍煤铁公司时，袁世凯就借口该公司是私人企业，中国政府无权干预。

注3中国外交次长、实际谈判的负责人曹汝霖在1915年3月5日写给东京驻日公使陆宗舆的信中，承认这个“舆论政策”的负责人是顾维钧。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也这样说：“中国人是依靠公众舆论的。”他更特别把袁世凯也包括在内。袁的“舆论政策”，主要目的显然是要激起世界舆论对中国同情，而并非想扶持中国新闻界本身。可是为了他个人的野心，也同时希望中国的舆论能支持他的政府。

在当时政治混乱、社会落后和军阀统治的情况下，这次事件可说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新式知识分子的声音，代表了国民对国耻的感受，响彻全国。当谈判还在北京进行的时候，中国各地群情激昂。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章杂志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留美学生听到新闻说“国内各地都表现出爱国忧国的情绪”便感到十分高兴。十九省的都督向中央呼吁，切勿向日本的要求屈服。据说每天总统府“潮水般涌进”无数的信件和电报，都是中国人民为了表示他们的愤慨而发出的。

当北洋政府因为最后通牒而接受日本的要求后，中国民众的愤慨达到了顶峰。“毋忘国耻”的标语在全国随处可见，或是涂写在墙壁上，或是附在商品的商标上，或是印在信纸信封上。5月7日和5月9日立刻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蒙受国耻的经过也被写进了教科书。

中国的官员和民众两大群体对“二十一条”有着不同的反应。就官方而言，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以后，有许多官员立刻提出了一个救国计划，并且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可。但是不久之后这计划便被抛诸脑后。就民众方面而言，这项条约有两个必须注意的重要后果：第一，新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不少人觉悟到中国人如要生存，便必须抵抗外国的侵略。这个感受从日后“外争国权”，后来改成“外抗强权”的口号可以看出。这个口号也是五四运动中最流行的两个口号之一。不少西方的观察者都注意到“二十一条”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譬如，其中有报道：“中国的青年眼见他们的祖国要被吞并。日本透过‘二十一条’所表现出的态度，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有采取强烈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

第二，被视为侵略者的外国势力使得中国全国起码在那一段时期有了团结一致的精神，很多政治派系都联合起来支持袁世凯。当时最大的反对党是国民党，它在1914年已在东京改组成为地下革命组织，此时也宣布支持北京政府。一个国民党的领袖说：“让我们停止内部斗争，团结一致，面对共同的敌人。”同时袁世凯正如上文所述，既不干涉当时新闻界的反日行动，又极力对其他革命领袖表示妥协，想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当时的新闻报道称，在中日谈判期间，袁世凯政府特赦了孙中山、黄兴和许多其他革命领袖，并且许诺只要他们愿意回国并宣布效忠政府，便给予他们高级职位。最后，由于每一次紧急局势都会为野心独裁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崛起时机，袁世凯受到当时舆论和政敌对他的自发性支持的鼓舞，也自信地认为他当皇帝的美梦已经得到人民支持。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阴谋，是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一个警告：要救中国必须铲除所有的军阀和卖国者。这个观念逐渐加强，后来便产生五四运动期间另一个最流行的口号“内除国贼。”

虽然民族主义和反军阀的情绪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因“二十一条”激发出来的，反军阀的情绪却一直到几年之后才变得较明显。在当时，民族主义的热情是群众反日运动最主要的动力。公众在1915年1月26日发现日本所提的要求，便召集了许多群众大会。2月19日，上海成立了“市民爱国会”，专门反对“二十一条”要求。2月底，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商人致电广州的南方军政府，建议抵制日货，但广州方面当时为了避免使政府在与日方谈判时为难，没有接纳这个意见。然而就在同时，“国民对日同志会”已经在上海组织起来了。1915年3月18日，同志会在公共租界召开民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到十数万，坚决发起抵制日货行动。抵制行动很快便传播到其他城市，甚至专卖日货的商人也参加了。这次行动立刻震惊了日本政府。在日方压力下，袁世凯在3月25日下令禁止抵制日货运动。然而，中国人的愤怒已经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制止的。抵制运动在4月里开始传播到长江各口岸和北方各城市。汉口的商人在听闻当局已允许日租界举行提灯游行以庆祝日方谈判胜利的消息之后，便于5月13日开始示威游行并抵制日货。所有商店都罢市，有三家日本店铺被抢掠，两名日本人受了伤。在中国军队一团奉命开入汉口但尚未到达之前，英俄的军队已经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把聚集的中国人驱散了。日本驻军也下令开出军队，但不久后撤退。

抵制日货的运动很快就遍及中国南方。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甚至在海外的旧金山，中国人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特别组织。东京方面为此大感不安。6月中旬，日本正式向中国抗议中国境内的反日运动。6月29日，袁世凯再度命令各省政府禁止抵制行动。结果，商人放弃了“抵制”这个名词，可是却提出“振兴国货”的口号，继续不用日货，并且成立了“劝用国货会”。抵制运动从1915年3月一直继续到同年年底，其中最有效的时段大概是从4月到8月间的5个月。这次抵制日货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五次抵制外货运动，却是第一次感受到该手段在参与人数众多时所产生的威力。在最严厉的抵制期间，日本对华贸易遭受了空前的损失。

这次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时机，正值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失调的刺激而迅速发展，因此也成为促进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5月间，上海成立“知耻社”的同时，另一个名为“救国储金团”的组织也成立了，它的目的是募集5000万元资金帮助发展本国工业。据新闻报道称，捐款人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从最富到至贫的都有。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以后，中国多种轻工业的生产都显著增加。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后不久，一位美国通讯记者便注意到“二十一条”所激起的中国人团结一致的决心和中国经济与商业上的潜力。他相信此番中国努力发展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可能会“维持久远”，因此对日本的主要贸易将会给予“致命的”影响。他在新闻稿里写道：“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了国耻感，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得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且必要，因为人民已下定决心尽量不买日货了。”

这可能对当时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乐观。虽然中国人的确开始觉悟到救国的必要，可是他们对建设经济的努力还只是初步的。而且类似于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去救中国这一类具体问题，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都很少去直面思考，至于普通民众就更不用说了。当前的危机并没有使中国人立刻彻底改变他们习惯上对政治、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位日本作家当时在一篇题为《中国民族性和社会组织》的文章里，就指出这一事实。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作家们，如陈独秀等人的痛切感慨。

可是少数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回国或仍在国外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基本问题却变得比从前更了解和关心了。他们开始思索，究竟中国传统文明是否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海外留学生改革的热忱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受到了由不同方式诱发的各种因素的刺激，这些因素包括从不同国家回来的留学生和传统的理论及历史上的先例。然而，与后来的模式不同，清朝末年从西方回国的留学生几乎没有一人参与当时正在发展的改革运动。当时改革的发起人和领袖，通常都是不懂西方语言的。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可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的思想和行动便往往与归国留学生有了密切的联系。

说起19世纪下半叶，若就西方影响之下产生的中国改革运动而论，它的模式可说大部分是以当时第一号强国大英帝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为榜样的。严复翻译的几乎所有著名篇章都采自英国资料，林纾的翻译也有将近三分之二是英国文学。然而在19、20世纪交替的期间，大部分中国学生却是到日本、美国或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求学的。因此，这三个国家变成了外国影响最主要的中心。每一个国家在中国都烙下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政治与社会信仰因素的痕迹。从留学生对中国问题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答，便可以看到这三国文化上相异的地方。五四运动也反映出这些不同的影响。

在美国发生的思想和文学上的争论

美国是近代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的第一个国家。早在1872年，30名中国男孩便已经被派到美国接受教育。然而直到1909年，中国留美学生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同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到了1915年，在美国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便已超过1200人了注4。

注4美国官方公布的教育统计数字，估计在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有594人。但根据中国学生联合会更准确的调查显示，留美的大学生有800人，总数达1200人。

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使这些留美学生群情激昂。他们的情绪，从他们所办的刊物，学生联合会的喉舌《中国留美学生月刊》（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可以看到。1915年3月的刊物，几乎用全部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些学生说，中国应该斗争，仿效比利时的抵抗，而不应像朝鲜一样被征服统治；有些人主张中国不应被“日本化”（Japanned）；另外一些人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的这个危机，需要各人“放弃自己前途的原定计划”，做“重大的牺牲”。其中一篇社论说：“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牺牲生命。……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更为迫切。因此，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回国去！”有些中国学生甚至愿意利用暑假，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受训。

当一般中国留美学生的愤怒情绪高涨的时候，却有少数人发出了警告，呼吁留学生们保持冷静。胡适（当时英文署名Suh Hu）注5，时任该月刊的国内通讯版编辑，写了《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大家采取“清醒的爱国主义”（patriotic sanity）。他说：

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被骚扰，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须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远东问题最后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我们立刻和日本开战，或者在于其他列强的干涉……最后真正的答案，必须向其他地方寻求——也许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答案要深刻些。

我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只知道答案不在这里。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去把它找出来……

注5胡适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学人，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大力提倡白话文学的诗人。1891年出生于上海，原籍安徽绩溪，父亲是一位知名学者，清末曾在东北地区和台湾任职。胡适3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从3岁到12岁，他的叔父和堂兄教授他重要的古典著作，同时他自己也看了不少白话文的旧式小说和传奇。1904年，到上海求学，第一次接触西方知识，并极大地受到了严复的翻译作品和梁启超文章的影响。从1906年到1908年，当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已萌生了用白话文写作的念头。1910年，他通过政府举办的庚子赔款甄别考试，被选派到美国留学，最初学的是农科，后来转学哲学。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17年到1927年，他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后来担任英文系主任；1930年到1937年，担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到1949年，担任校长。抗日战争期间（1938—1942），他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1949年以后，客居纽约，1958年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获得了三十余所欧美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这封信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胡适被他的同学们骂作“卖国贼”注6。月刊的总编辑邝煦堃，当时是新闻系学生（后来改行从事外交），便写了一篇长文回应胡适。他认为，胡适的不抵抗主义根源于老子、耶稣和释迦牟尼的教训。

注6后来胡适在他的一篇英文自传里，回忆这件事时说：“我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往往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当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时，在美国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主张立刻向日本宣战。我写了一封公开信到《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呼吁他们不要急躁，要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为了这封信，我受到各方面严厉的攻击，而且往往被诋为‘卖国贼’。”

在胡适思想某些晦暗的角落里，他似乎同意我们，认为他自己说的不抵抗主义在某些情形下并不适当，而必须被放弃。他在公开信里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去使她（中国）从死亡里复活过来。”但是用什么方法去使中国从死里复活过来呢？难道靠一手挟着《圣经》，另一手挟着一本同样有用的书，像是《白朗宁诗集》（因为胡适对它比任何其他书本都要熟悉），便办得到了吗？他必得承认，一旦日本占据了中国，要驱除他们就必须使用武力。把中国从死里活过来，比在日本未侵入以前就抵抗要难多了。

这篇长文的结论认为，胡适所提出的并非“清醒的爱国主义”，而是“不爱国的胡说八道”（unpatriotic insanity）。另一名留学生在一封给编辑的信里说，虽然他同意学生的责任是读书，但却不同意把一个学生非常留心当前国内的危机当作是疏忽了做学生的责任。只有认真研究国家危机的学生，才能真正尽他的责任——就是解决亟待解决问题的责任。

从长远的历史方面看来，对“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应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的辩论，可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事件。但是事实上，这个辩论却触及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它塑造了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很多活动方式，及某种程度上日后中国教育、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辩论双方所持的原则都是基于冷静严肃的思考，而辩论的最后，双方还是以理智为主。

胡适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是采用比建军更根本深刻的措施。正如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记里所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他在写给一位美国教授的信里，解释他为什么不大愿意支持革命，他认为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础。正如他所说：“这是由底层做起。”“教育救国”这个观点，以前自然也有人说过，后来由胡适和其他受美国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领袖们在五四运动中大力提倡和推行。

在同一时期，另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运动也开始成形了。自19世纪末，中国文学界人士已经开始讨论“诗界革命”和“文学革命”，但并没有具体计划。至于白话文学，也早在20世纪初年就有人提倡了。迟至1915年9月17日，胡适提到“文学革命”时曾说：“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但他所谓“文学革命”也不过仍是“诗国（亦作界）革命”，它的初步就是用散文词汇去写诗，“要须作诗如作文”而已。根据胡适的说法，“文学革命”广泛的意义，即所有文学作品都以白话取代文言。这一观念的提出还是较后来的事——那是他于1916年夏季，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和同学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才形成的。赵元任和胡适将他们的讨论整理成一系列英文文章，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然而，这些文章并没有激起读者的任何兴趣。直到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并且由陈独秀在2月号里发表他的激烈主张《文学革命论》一文，这个观点才被大家热烈讨论。（关于这些详细经过，参看本书第三章及第十一章。）

中国的文学革命是以诗的革命为开端。“诗界革命”在中国已经被提倡了好些年。几乎所有参与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的政治改革者，都是年轻的诗人，他们当中有些同时也是“诗界革命”的倡导人。胡适的改革计划，只是把这个运动推展到一个新阶段。正如他在1919年的回忆，他对“诗界革命”的意见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实验主义和文学进化的理论。这些理论是从中国文学史和欧洲文艺复兴所得来的教训。我们应该留意胡适可能也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运动的影响。自从哈丽叶特·门罗（Harriet Monroe,1860—1936）的《诗杂志》（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在1912年开始刊行以后，新诗运动震撼了整个美国文学界。到了1917年，有些人甚至认为新诗是“美国的第一国家艺术”。在这一期间，草原诗人（prairie poets）、意象派诗人（the imagists）、新抒情诗人（the new lyricists）和实验主义者（experimentalists）开始纷纷出版他们的重要作品。这时段出现的美国新诗，最独特的风格便是摆脱了传统诗中矫揉造作的浮夸辞藻，而用自然口语写诗。1912年到1918年这段时间，被称为美国“诗歌的文艺复兴”（poetic renaissance）。20世纪20年代确实不仅是美国诗的新纪元，也是美国文学和思想上的新纪元。正如一个美国历史学家所写：“这是美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庞德（Ezra Pound）说：‘相形之下，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而已。’这个时代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新女性、新人文主义、新艺术、新民族主义、新自由，甚至如罗宾逊（Robinson）和比尔德（Beard）所说的新历史。”胡适和其他五四运动时文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们，便是在这个充满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时代留学美国注7。这种革新的精神，在五四运动期间也在中国融会成了一个新纪元。

注7胡适从1910年8月到1917年6月留学美国。蒋梦麟留美是从1908年9月到1917年6月，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在杜威（John Dewey）的指导下于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后来在中国发表，题为《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当然，我们无从判断美国的运动对胡适的新诗和新文学理论的形成到底有多大影响。不过，我们可以确信，在留美的最后三年里，胡适已经留意到那些文学上的新发展，虽然他对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白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更有兴趣。他和那些在文学见解上反对他的人所争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俗语是否应该入诗和用在文学作品之内。1916年7月22日，他发表了第一首尝试创作的新体诗。他的反对者之一梅光迪便攻击他的作品是“剽窃”欧美毫无意义的“新潮”作品。在写给胡适的信里，梅光迪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可言。”梅光迪解释道，他所说的新潮主义，包括文学上的未来主义（Futurism）、意象派（Imagism）和自由诗体（Free Verse），艺术上的象征主义（Symbolism）、立体主义（Cubism）和印象派（Impressionism），宗教上的巴哈伊教派（Bahaism）、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震颤教派（Shakerism，亦作震动舞，主张不婚——译者）、自由思想（Free Thought）、社会革命教会（Church of Social Revolution）、比利·森戴（Billy Sunday,1862—1935，美国的福音主义传道者）。胡适对这一攻击只有直截了当的答复：“老夫不怕不祥，只怕一种大不祥。大不祥者何？以新潮流为人间最不祥之物，乃真人间之大不祥已。”

攻击胡适采用西方的新潮思想也许有部分真实性。他最著名的为中国新文学而提出的“八不主义”，大概是受庞德在3年前，即1914年发表在《诗杂志》上那篇《几个不》（A Few Don'ts）一文的影响。20年后胡适出版了他的日记，其中他在1916年写了几句话，提及他对意象派的认识，说意象派诗人的原则，很多和他自己对诗和文学的观点很接近，这从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也可以看出来。再者，他的新诗是基于他的实验主义，而这种实验主义便是受当时西方文学潮流启发而来的。诚然，他的《尝试集》（1920）作为第一本用白话写成的新诗集，书名便是受了这种影响。

同样地，在哲学、教育理论和科学方法这几方面，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主要也受了留美回国学生的引导。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第1册，也是唯一写完的一册（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便是在章炳麟之后对中国哲学和逻辑重新评价的先驱作品。这本书是根据由杜威（John Dewey）指导的、他从1915年9月到1917年4月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成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发展的研究》（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改写的。这篇英文论文后来在1922年经上海亚东图书馆（Oriental Book Company）印行，题为《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他的教育哲学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有突出影响，那是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郑晓沧等人的努力和他亲自来华讲学的结果。杜威和他的夫人在1919年5月1日——“五四”事件爆发的前三天——抵达上海，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他的文章和讲稿在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圈里流传很广。

日本对军事、文学和革命的影响

中国留美学生比较注重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留日学生却有不同的倾向。这些不同的活动，对中国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近代中国第一次派遣学生到日本留学，是1896年，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之后。直到义和团事件的时候，留日学生的数量还是很少。然而1901年到1906年之间，却有急剧的增加。1906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已经有1.3万人。事实上从1903年开始，包括五四运动时期在内，在中国留学生中，留日的占最多数注8。这些留学生不少成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之中既有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也有许多新文学作家中的领导人物以及许多革命极端分子，如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同时却也包括反对五四运动的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官员。

注8根据这段时期的统计数字，中国留学生中有41.51%留学日本，33.85%留学美国，24.64%留学欧洲各国，其中以德国、法国和英国占多数。

自1904年之后，中国每年都派遣人数众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技术。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中国作家曾经夸张地说，中国“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1906）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1907）中求得其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事实上，某些留日归国的学生、军阀与旧式官绅正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日本军事训练导致这个结果，是十分自然且不难理解的事。日本的军校纪律森严，军校学生对他们的长官奉若神明，他们不能批评校方行政人员，也不能干预政府的政策。这与五四运动的新式知识分子把这种批评和干预视为学生和一般青年的道德责任，是截然相反的。

同时，“五四”期间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也得归功于回国的留日学生。现代中国文学虽然在技巧和主题方面，都曾大量地模仿俄国和西方作品；然而“五四”时期，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些作品，却多半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其次，日本对当时中国新文学的风格施加的影响也很明显。譬如，在“五四”初期作家中仍然相当流行的“梁启超体”，就带有鲜明的日本痕迹。很多在建设中国新文学过程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文学家，如鲁迅（周树人的笔名）和他的弟弟周作人，都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事实上日本的文学改革，尤其是新诗和新思潮的到来只比中国早了若干年，而这些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改革。

留学生从日本带来的第三个主要影响，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输入。1919年，这两种思想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十分流行。从1902年到1911年，中国的保皇党（君主立宪派）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宣传社会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见他们双方在日本印行的文字宣传资料。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里首次提到麦喀士（Karl Marx，今译作马克思——译者）的名字。在最早把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些书籍之中，有一种是1903年赵必振翻译的、日本人福井准造（Fukui Junzō）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1899）。同年，在上海也出版了其他几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有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著作。1906年，朱执信（1985—1920）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首次发表《共产主义宣言》里十项建议的译文。1906年2月组建的日本社会党（Japanese Socialist Party），对中国留日学生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些学生经常参加日本社会党主办的公众集会，大约在1907年间，他们当中甚至自己组织了社会主义讨论小组。学界普遍认为，当时很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与日本社会主义领袖们发生过接触，如安部矶雄（Abe Isoo）、片山潜（Katayama Sen [Hisomu]）、大杉荣（☒sugi Sakae）、幸德秋水（Kōtoku Denjirō[Shūsui]，本名幸德传次郎——译者）及堺利彦（Sakai Toshihiko）等，并且从他们那里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1900年，一名留日的17岁青年学生江亢虎，因为他们的影响而接受了社会主义。他受到了日本和西方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在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张继（溥泉）、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和古代中国理想主义的启发，于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张园召开了一个社会主义同志会。同年9月2日，在上海创立社会主义宣传协会，印行《社会主义明星报》。辛亥革命后一个多月，即11月15日，江亢虎把协会改组成中国社会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江氏自己说：“先后二十个月内，支部成立四百余处，党员加入，共五十余万人。”这自然过于夸张，但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作为1899年至1923年间日本社会主义的主流，无政府主义在“五四”初期也同样流行于中国。

由于上述种种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对“二十一条”的反应和留美学生迥然不同。大约4000名中国青年，在听到日本的要求以后，竟然立刻集体离开日本回国，以表示最强烈的抗议。留日的中国学生通常对中日关系特别敏感，也特别容易感情冲动。一来因为在地理上，他们离开祖国不远；二来因为在客居日本的环境下，个人不愉快的感受很容易对国仇家恨火上加油。集体回国的事情前后发生了好几次：

1．1905年，为了抗议日本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宣布的《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全体留日学生选择罢课。一位杰出的中国学生、同盟会的重要成员陈天华（生于1875年），因此投海自杀。

2．1911年，为了参加辛亥革命。

3．1915年，为了抗议“二十一条”。

4．1918年，为了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05年的事件，有几个当时无法预见的后果值得我们留意，因为这对于五四运动有间接的影响。当时回国的学生约有1000人，他们在愤慨的怒潮下，于次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公学有几名学生（如胡适、朱经农、任鸿隽）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学校是当时谈新学最先进的几个中心之一。

除了中国公学以外，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在1906年还联合所有在上海读书的学生，组织了“各省旅沪学生总会”。建会的目的体现在该会的简章中，即联合所有学生团体，以求达到将来建立“国会”的准备。这个总会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是前所未见的。就某方面而言，虽然迹近梦想，然而可以反映出当时爱国学生对国家的抱负，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由于这个总会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学生大联合的创始，我们不妨把它的《第一次简章》全部照录如下：

一、定名：

本会为中国二十二行省留学沪上之学生，组一机关部，故定名曰“各省旅沪学生总会”。

二、宗旨：

以破除省界，融结各校团体，以为他日敷设国会之权舆。

三、职员：

正副会长各一员，书记、会计、干事各一员，代表每省一员，评议每省两员，调查每省四员，均就各省学界中公推。

四、经费：

（甲）开办费（如登告白、刊会员录、章程、邮费等，及开会一切布置），应由发起赞成诸人暨会员酌量捐助。

（乙）入会后每期纳义务捐一元，以备会中度支。

（丙）如有会员及非会员，担任特别捐补助本会者，除登报表彰外，本会应予以相当之名誉。

五、应办条件：

（一）组织各省杂志及白话报。

（二）设国语练习会，以齐一各省之方言，交换会员之智识。

（三）调查各省内地社会之情形。

（四）赞助各省速办地方自治。

（五）研究法政，以备各省议绅之顾问。

（六）兴办移译事业，以输进外界之文化。

（七）调查印刷工艺、缫丝纺织、机器舂米、制药水、造冰、造纸、造肥皂、玻璃、干面、磷寸等新法，以为内地振兴实业之预备。

（八）设青年介绍所，以期游学之人日多。

（九）设学界通信部，以为东西洋留学生及各省学界通信之枢纽。

（十）集古今图书，藏庋总会，以供会员之展览。

（十一）组织美术俱乐部，以发扬国粹。

（十二）设师大女学校，期为各省造就多数女学堂，及幼稚园之教师。

（十三）普劝各州县多设小学，并监督其办法。

（十四）为内地各学堂介绍教员。

（十五）研究学务上各种问题，以为各省教育会之助力。

（十六）保持各省路矿权，劝乡人亟起自办，以救蹙国之祸。

六、会期：

（甲）本会成立后，须假本埠最适中处，订期开一特别大会，以后即永为本会纪念日。

（乙）每月开会一次，分提议、通函二项，以期会务之进步。

（丙）每岁春秋佳日，开恳亲会一次，以联同会之情谊，而资外界之观感。

（丁）遇有特别事件，可升临时会议。

七、会所：

俟会员众多，经费集足，再赁房屋，以为本会办事处。现暂时通信可寄：靶子路同昌里安徽杂志社。

八、公约：

（甲）尚公德。

（乙）惜名誉。

（丙）重实践。

附则：

草创之初，章程姑从简易，成立后公同研究，随时修改。

这个会的组织并不健全，不久便销声匿迹了，计划中没有几项真的被实践过。然而，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尝试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也是他们第一次留心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注9。同时这可算是1919年“五四”事件以后各类热心而活跃的学生团体的序曲。而且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提倡“白话”和“国语”，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注9同类的学生组织还有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环球中国学生会”，是个留学生的组织。直到1911年，这个组织还没有如何扩展队伍的计划，比起“各省旅沪学生总会”，该学生会少了些雄心勃勃，多了些脚踏实地。然而，这个组织事实上通常由职业教育家领导。“五四”期间，它设有自己的日夜校。作为“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直到1919年6月9日为止，该学生会将自己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办事处供作上述两个学联会的办事处。曹汝霖本来是该学生会的永久会员，但在“五四”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便被革除了会籍。

1915年中国留日学生集体回国，从某方面看来，不外乎是1905年学生对日政策反应的重演，只是构成这次事件的原因比前次的政治性和外交性都要更浓厚些，并且在留日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有些学生甚至因此对整个日本文化形成了不合理的偏见和歧视。至于1918年5月12日的集体回国事件，对9天后在北京发生的学生游行和请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日后几个政治团体和政党的组成有所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国民党人把民族主义的热情在留日的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重新激励起来。从1913年秋季到1916年秋季，很多国民党的领袖，因为“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缘故而流亡日本。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把国民党改组成具有革命政党性质的中华革命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反对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在大战末期，再一次倡议自从1912年以来几乎已经被放弃了的民族主义。

总的来说，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较留学其他国家的学生所受的为多。

在法国成长的革命政治意识和活动

这段时期内，法国对中国影响之大实在难以形容。自跨入20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思想在中国青年革命者和维新者中间的风行可说一时无两。在20世纪的前20年间，大革命思想影响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如梁启超、陈独秀和不少国民党的领导人物。陈独秀在20多岁时学习法文，后来成为法国文明的仰慕者和传播者。在《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宣称法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创始者。他没有引据充分确切的史实，就认为法国人“创造”了近世三个最重要的学说。他提出，拉飞耶特在他的《人权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I'homme）一文里提出了人权学说（陈独秀进一步认为，美国的《独立宣言》是拉飞耶特起草的）。1809年，比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早了50年，拉马克（Jean Baptist de Monet de Lamarck）在他的《动物学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中已发表了进化论。而近代的社会主义则是源于法国作家巴布夫（Babeuf）、圣西孟（Saint-Simon）和傅里耶（Fourier），至于德国的拉萨尔（Lassalle）和马克思，只不过把它发扬光大罢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的中国文学革命理论，却是他研究法国文学史的结果。后来有些人还把五四运动看作“中国的法国启蒙运动”（Chinese French Enlightenment）。

在很多情况下，五四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18、19世纪法国民主思想和自由主义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思想。“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往往流露出法国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痕迹。传入中国的还包括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和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它们的理论。早在1907年，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宣传社会主义和在法国流行的俄国人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1814—1876）与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1842—1921）的理论。此后15年间，由中国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留法运动，吸引了很多有远大志向且十分能干的青年学生的注意。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当时任教育总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和汪精卫在北京共同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并帮助青年学生留法。他们还在北京、上海、天津和保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从1912年到1913年这一年间，他们召集了大约120名学生到法国去。不久以后，在总统袁世凯压迫之下，这个俭学会才解散了。

不过在1914年，李、蔡、汪和其他俭学会的领导者（如吴玉章），鉴于留学生中有些是工人出身，便把他们的计划扩展成“工读”运动。1915年6月，他们在巴黎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会，目的是鼓励和帮助穷苦学生通过工作以维持自己在法国留学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勤工俭学学生的数量开始增加，为了照顾他们，蔡元培和他的一些中法朋友1916年3月在法国成立华法教育会（Socielé Franco-Chinoise d'Education），蔡元培被选为会长。1919年年底，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已达400人，次年增加了1200人。这些学生之中的大多数人在离开中国以前便已经受过大学或中学教育；有些则是教师、商店店员、技术人员或者新闻从业者。事实上，这些学生到了法国以后，只有小半进了学校，大半是受雇于工厂或其他地方。

除了上述勤工俭学运动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法之间还发展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移民协定。1916年年初，英法政府因为国内缺乏劳工，或许参考了华工在俄国的成绩，便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招募中国工人到法国和其他地区工作。根据这份为期5年的合约，一名普通华工每天最多工作10小时，可以获得5法郎（约合中国银圆0.965元）的日薪。除半数被扣除用以支付食宿、医药外，工人每天实得2.5法郎（0.483元）。依照这项协定，第一批约8000名苦力，在1916年冬季抵达法国。1917年时，法国政府雇用了4万中国工人，英国雇用了10万人，美国的援外军团向法国借用了1万人。1918年年底，法国、英国、美国政府雇用了共14万中国工人，分散在100多个营地工作。根据1918年中国驻美国华盛顿公使馆所得的报告，在法国、埃及、法属殖民地、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为协约国军队工作的华工总数达17.5万人。这些人数分布如下：为英军工作的有12.5万人，为法军工作的有4万人，为美军工作的有6000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非洲工作的有4000人。而1919年年初公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万人注10。如此众多的工人被派到西方国家工作，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注10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向“十国委员会”（Council of Ten）报告：“中国提供了20万名劳工。”

我们必须注意，招募华工的协定，是靠留法俭学会的帮助才达成的。招募工作在政府指导下，大部分由中国各地方的教育行政人员和村镇的小学教员负责。起初招募到的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工，后来却包括了很多学生和教师，再加上400名学生作为通译员。因此，1918年，在法国的华工中，约有2.8万人已有机会受到教育且能识字，他们应该被同时列入知识分子群体之内。

这些中国工人被派到公路、铁路、矿场、工厂、农田、森林、制造大炮坦克的军火工厂、废弹场、铸铁厂、船坞或在建兵营工地工作，还有不少甚至被派去当仵工——发掘并埋葬因战事而死亡者的尸体。

这些中国劳工的性质，明显地与其他海外华侨不同。他们当中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可是几乎每个人都要做粗重的工作，而且他们在外国只是暂时的，预定只要战争一结束就都得回到中国。同时，他们被很好地组织起来，每一个工作营约有2500到3000名中国工人。根据合约，他们有权组织工会，并且和其他公民同样享有法国法律所保障的自由。

西方政府雇用前所未有的大量中国工人到西方工作，大大影响了中国日后的群众运动的后果。最主要的是，这次雇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有机会和工人一起生活并肩负起领导责任。此前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很少做过粗重的工作。相比之下，这次的“学生工人”出身于贫苦或中等家庭，他们第一次大规模打破了学生属于有闲阶级的传统。在这些学生的协助下，“一战”期间在法国的中国工人组织了很多工业性和社会性的机构，如职业介绍所、中法贸易公司（the Franco-Chinese Trading Company）、工会、工人社团、中国劳工社，还有其他很多的储蓄会、读书会和自治会（self-government clubs）等。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一个大多数组织者是永久留法的中国人的华人协会（Chinese Federation），这是由六个“一战”时在法国成立的中国会社所合组而成的总会。其创建目的包括帮助中国留法学生、提高中国留法工人的福利，他们所支持的“中华出版社”，帮助印发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所有中文文件；同时又在经济上资助了一家专为中国工人争取利益而创办的中文周刊。

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工人”的福利和教育工作，开始于“一战”初期。当时留法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之一蔡元培，在1916年主持编撰华工学校的教科书。（显然由于参与教育留法工人这件工作所获得的经验，使他后来在主持国立北京大学时也鼓励学生做同样的事。）1916年以后，教育留法工人的工作便大部分由国际基督教青年会（the International Y. M. C. A.）主持，该组织拥有超过150名中、英、法、美、丹麦、荷兰籍的成员，其主要经费来源是协约国战时工作团（United War Work Campaign）在中国筹募所得的141.6万元基金。其中的很多成员，如蒋廷黻等，是留美的中国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在教中文时，尝试用过一些实验性的教学法。到1921年年底，识字的华工已由20%增加到38%。1918年，曾在青年会工作的晏阳初，便利用他在法国教育工人的经验，推动五四运动后期颇为风行的平民教育运动。

同时，留法的华工和“学生工人”，由于工作的社会环境关系，对种族和阶级等概念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立场。到了“一战”结束的时候，他们当中的领导人物，有的信仰民族主义，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也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之间，在法国工厂的中国工人一共罢工25次。（在英军、美军中工作的华工罢工记录已经找不到了，据说华工对法国官兵比对英国官兵要满意些。因为法国人的种族观念较弱，纪律拘束也没有那么严。）这些罢工事件大多由于合约上某些条款没有被履行、苛刻的待遇、欠薪、过严的军事控制、危险的工作环境、对小错误的过度惩罚，或语言误会等原因引发的纠纷。“一战”结束以后，法国立刻陷入经济衰退，造成大量华工和学生失业。1920年，1700多名留法中国学生只有靠接受不同方面的救济才得过活。这些救济工作，在当时的学生圈内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议，许多人攻击国内政客利用公费收买学生，以取得政治上的拥护。大多数工人和许多学生都买棹回国，不少工人在回到中国时口袋里连一个钱也没有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法国回来的工人和学生却带回来了新经验和新思想。很多工人学会了看书写字，而且体验到西方较高的生活水平，又接触到当时欧洲的劳工运动。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变得十分强烈，很多人在归途中因为山东问题而拒绝在日本港口登岸。这些工人所得的经验，对“五四”时期上海的工会组织和活动都很有帮助。1920年秋季前，有人埋怨：“曾经和欧洲最近的斗争有所接触而回国的劳工，可说是中国工运的发难者。”这些回国的工人，当时就被认为是“潜在的布尔什维克”（Potential Bolsheviks）。平心而论，这些回国的工读生和工人当中，确实有很多是在20世纪20年代把五四运动推向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物，不少就是“一战”期间或结束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a。

就这样，中日冲突在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留学生则提供了从国外汲取的许多新思想。这些学生回国以后，就开始肩负起正在形成中的巨大革新运动的领导责任。

a只消列举其中几个就够了，例如：周恩来、蔡和森和他的妻子向警予、吴玉章、李立三、张昆弟、罗学瓒、李富春和他的妻子蔡畅、王若飞、徐特立、罗迈（李维汉的假名）、陈毅和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