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再版自序 认知·评估·再充

明报出版社打算将拙著《五四运动史》再版。一本初稿写成于41年以前，初版也已35年的书，居然还能再版，当然莫怪作者颇有侥幸之感。

回忆本书英文初版之前，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和好友杨联陞教授见我不断修改，催我赶快出版。他说：“我们现在著书，只求50年内还能站得住，就了不起了。我看你这书应该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还担心什么呢？”我说：“我固然不敢存这种奢望。不过像五四运动这件重要而可引起争论的历史事件，多年来只见成千成万的官方或党派解释和评价，外国人又漠视不提。（这是指1958年以前的情况，从这年起，已有美国学者参考我的原稿，补写中国近代史。）我现在必须弄清事实，不能只做一时应景的摇旗呐喊。我认为，中国史家有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另一个是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这后一点，也是西洋古代史家的志愿。我素来尊重这些作风，现在写‘五四’历史，对这些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你说50年，我想自己活不到90多岁到100岁，那已是身后的事了，蒙你这样相信，自然不敢当。可是我如果过于谦虚，也会近于虚伪和自欺欺人。想你也不会赞同的。”

我当时所举秉笔直书的例子是众所周知的，春秋时代晋国太史董狐的事。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晋国赵盾的堂弟（一说是堂侄）赵穿杀死了晋灵公，太史董狐便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把这句记录在朝廷公开宣布。虽然赵盾否认，但他那时是正卿，晋国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事后他就派赵穿将灵公的叔父接回国继位为成公，可见董狐记录的正合于史事的实质。不过灵公本来无道，赵盾究竟还是个很好的军政领导，他并未禁止这一记录，也没有加害于太史。所以后来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这件事可能在当时影响不小，60年后，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齐国的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齐太史也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便杀了这太史；可是太史的弟弟照样这么写，崔杼便杀了弟弟；另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杼又杀了他；但第三个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只得作罢了。有位“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杀光了，就带着竹简到京城去，要照样记载，后来听说已有人写了，这才回去。这件事，从齐太史的措辞看来，显然是在仿照董狐的笔法，但整个事件却更壮烈，更可歌可泣。所以，文天祥在狱中写的“天地有正气”，首先便拿“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来做例子。我认为，这是古今中外史家最好的榜样。董狐比西洋所乐道的“历史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y）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还要早上150多年。当然，希罗多德写了一本厚厚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The Histories），董狐却只留下了一句五个字的简短记载，从分量上说，还不能相比。不过我们也不必只从数量方面说，若从史德、史质和史家影响而论，董狐和齐太史们自有他们独特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我当时注重这点，是深痛于当代某些中国史家逢迎上意，为党派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其如此，所以才有这番议论。

至于第二点，不求取悦当世，而期待将来，这种看法可能首先见于《春秋公羊传》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解释孔子为何作《春秋》。传文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司马迁大约非常欣赏这个推测，所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出，他作《史记》也是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报任安书》里也谈到，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名山是神话传说古帝王藏书之所，这也就是说，要把原稿藏在大图书馆里，把副本放在首都，让后世知音者广泛阅览。司马迁又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这后面两句话不见于先秦记录，后世学者以为“其言似急于求名”，不像孔子说的话，可能是司马迁“臆度失当”。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不过《论语》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的“称”字应读平声还是读去声，本难判定；再说，著书以求“自见于后世”，也不见得有何不妥。司马迁在同篇下文又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段话也可能只是司马迁的臆测或根据传闻推断，不过却说得很恰当，至少代表他自己写历史的立场：既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也要自负责任，让后世读者评判。

当时我写历史的态度，不但受了这些中国古代史家的影响，也受了西洋古代和现代史观的启发。就上面第二点说，我很佩服希腊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55—前400），他在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里写道：“由于我这部历史没有罗曼史的因素，它也许会减少一些兴趣；然而，如果有人想要对过去有准确的认识，以便解释将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而认为我这书有用处，我就很满意了。我写这书不是为了讨好目前的大众，是要有永久的价值。”当然这是个非常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但即使我能力不够，显然达不到这目标，难道就不该取法乎上吗？在另一方面，我采纳了多元历史观，在我的初版自序里早已说明，这一部分是受到罗素的影响。

还有一点启发我对史学看法的，是《春秋公羊传》在书前和书末都说过的三句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我觉得对这几句最精彩的史观一直都没有很好的解释。从何休（129—182）以来，长篇大论都在讨论这所谓“三世”是指什么世代或朝代。依我的看法，这短短的三句话至少指出了对历史的两个敏锐观察：一是把亲自所见的、所闻的和间接所传闻的区分开来，这样就可大致判断，直接见到的比较可信且可知其详，就可以说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所记的“何以不日，远也”（为何未载日期，由于事件发生时距记录时已经遥远）；另一是指出无论所见、所闻或所传闻的，报道起来，都不会完全相同，都将各有“异辞”。这两点都可算是对历史记载最敏锐的观察，却没有受到注意，至少我未见到受到应有的注意。尤其是，能指出“所见异辞”，真不容易，何况是2000多年以前呢！

这几句话对我写“五四”历史，最为适合。我当时觉得，就“五四”情形说来，不但各人说法不同，往往亲历者自己说的也前后不一致，间接传闻者更不消说了。所以我有时就加了两个字：“所见前后异辞，所闻前后异辞，所传闻前后异辞。”这对“五四”时代的人物描写得更恰当，因为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人们，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立场和人生观，变动得格外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加上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添油加醋，或畸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杀事实，或夸张减料，或涂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我看过许多当下和后来的报道或回忆，也认识接触过许多当时的人物，自然大多数是善意者、诚实人，可是多不免“前后异辞”。而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最先的、当下的说辞较近于事实。这使我决定大量采用当时报刊的记载和个人“当下”的回忆，而对后来的说法和解释却不得不审慎怀疑。这也使我特别注意到“异辞”的问题，我必须谨慎，不要随便接受道听途说和有目的的陈述，更须提倡“不轻信”（incredulity）这一观念和习惯。

上面说了许多我所尊重的古今中外史家的目标，其实一方面试图强调自己力不从心，绝未达到这理想境界；另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对于任何历史事件，如要解释或评估，首先必须努力“认知”该事件的真相和实质。我虽然还未做到，但到底是向这方向努力了。

谈到认知和评估，我想首先澄清一点：我的英文原著书名是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页自题中文书名为《五四运动史》。这英文副标题的前半部译成中文并不容易，有人译作“思想革命”，也有人译作“知识革命”，本来两者都包含在原文的意义里，却没有一个能包括原文的全部用意，因为在本书结论章第五节里，我还特别指出，这也表示该运动是知识分子所主导的。1969年5月，《明报月刊》出版“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专刊”，约我写稿，我发表了《“五四”五十年》一文（见该刊4卷5期，总41期），在开篇我便指出，中、日文的书评作者多已把副标题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译为“知识革命”，就“知”的广义说，也是可以的。我进一步指出：

这“知”字自然不仅指“知识”，也不限于“思想”，而且还包含其他一切“理性”的成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用来兼指这是“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运动，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动的意思。

在这篇文章里，除了说明“五四”青年知识分子抗议精神及其对政治组织、社会制度、伦理思想和文化文学改革热忱的重要性之外，还提到：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还是“五四”时代那个绝大的主要前提。那就是，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性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

我提到，“我至少曾把1915—1923年八九年间的报刊，直接间接，多多少少检阅过六七百种”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总结：“这个前提，若用更简单的方式说出来，就是‘真知第一’。这潮流从中国久远的历史看是极不平凡的，为什么呢？”接着解释，依我的看法，欧美的文明，除宗教思想之外，主要比较重视逻辑推理，考察自然规律，也就是客观的知识；中国至少自秦汉以后，所发展的乃是偏重伦理道德、修齐统治的文明。虽有个别的例外，但主要历史事实确是如此。所以我当时说：

后代的历史学家应该大书特书，（“五四”）这种只求诉诸真理与事实，而不乞灵于古圣先贤，诗云子曰，或道德教条，这种只求替自己说话，不是代圣人立言，这种尚“知”的新作风，应该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

这里所说的“知”，是指对客观实在认知的知，是纯粹逻辑推理的知，是探索“是什么”“为什么”“如何”的知，不是教人“应该如何”的道德教导。当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并未完全做到，但许多人有了这样的向往，那就仍可说是划时代的。这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只是说，“五四”思潮补救了传统之偏失。

同时，我也指出，“可是这种清浅的理性主义，如果没有和当时救国运动的热忱结合在一起，就不能造成巨大潮流”。接下去我检讨了“‘五四’末期所遭遇的逆风”，即1924年以后，抛弃了“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我认为这是扭曲和出卖了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轴的“五四”精神。我不认为救国或救亡的热忱必然会使新思潮、新文化改革运动流于偏失，早期知识分子原是选择以思想文化革新作为救国的途径，这些革新也因救国热忱而得以迅速开展。当然，我也不否认，群众运动热忱的本身具有暴力的本质，像汽油燃烧，可以炸毁一切，也可作为有秩序的和建设性的推动力。蔡元培早把它比作“洪水”，可能也是这样看法。事在人为，“五四”时期的改革理性和救国热忱配合得相当好，这点不应被抹杀。

本书还牵涉许多其他的问题，如“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到底应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我认为，若分开两者，它们都无法被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又如“五四”思潮是反整个传统的吗？“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m）一词是我首先使用于本书，后来被许多人采用。其实，我本应说清，只有少数激烈分子是反对整个传统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领袖，多只是反对传统中某一部分，却采纳、提倡或尊重其中另一部分。他们所极力反对的是当时许多顽固派和流行观点坚持的“凡传统的都是对的”。因此，我后来常说，这不如叫作“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m）。这些人的观念，绝不能以西洋近代社会学者所说的有“系统性”和“封闭”排外性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来概括。有人认为，他们即使承认传统中有优点，在“意识形态”上仍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若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为例，这顶帽子总是不适当的。若只征引胡适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说的话，而不拿他在别处说的话来平衡，那可是误导人的。主张“五四”人物是全盘反传统的人，同时却认为“五四”以思想改革为一切改革的前提乃是受了儒家影响（这点我并不完全否认），而“五四”思潮实是继承中国过去一元式的作风，“整体主义”（totalism）的作风。这后一点难道不自相矛盾吗？我以为这也许忽略了杜威和胡适当时极力提倡文化改革只能“一点一滴”地去做，胡适也否定有能解决一切的“万灵丹”。这种思想岂能说是“整体主义”的？对于这些，还有其他的论点，我过去都做了好些评论，大体上可参看我的两次演讲：一次是1971年5月1日应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各校中国师生在安娜堡联合举办的“五四”52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讲词《五四运动告诉我们什么？》发表在《明报月刊》（6卷9期，1971年9月），转载于《大风》等刊物及台北百杰出版社出版的、陈少廷主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1979年）一书中；另一次是1991年6月15日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所做学术演讲，讲词《以五四超越五四》，载于该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2期，1991年9月）。历年来，胡菊人先生访问和介绍我对“五四”看法的文字颇不少，其中之一是1979年3月29日我经过香港时，他做的长篇访问《五四的成就·五四的感召》，载于《明报月刊·“五四”60周年纪念特辑》（14卷5期，总161期，1979年5月）。我在这几篇里都粗略谈到我对“五四”的一些看法，当然不完备，这里就不再说了。

五四运动如果从最早期算起，至今已80年，可说已经过了整个20世纪的主要年代。这期间，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历史绝不会重演，今天来重温“五四”这段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常说，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它而努力。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未竟的事业。

“五四”提倡理性和知识，是最适合现代新潮流的趋势。20世纪由蒸汽文明进展到电力文明，由原子能文明进展到电子文明、信息文明。在可见的将来，在21世纪，科技的地位越来越高，我们对财产的观念也逐渐改变和扩张。过去计算财富的要素是土地、劳力、物资和资本，现在和将来，“知识”（knowledge）必定成为最重要的“财富”（wealth）。我在1979年“五四”60周年时写作那一首诗：“从古自强依作育，至今真富在求知。百年以后谁思此，旧义新潮两不移。”我经过多年考虑，和许多前辈一样，认定富强之道，首先要靠发展教育；但我更坚信，真正的“富”乃是“知识”。从这方面说，“五四”思潮实在有合于未来潮流之处。

“五四”的另一方面，救国热忱，后来促进了国家“最高主权”（sovereignty）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使民族主义抬头。这固然受到了政党的推动，但仍然可说是五四运动的后果之一。我素来认为，民族主义不能算最后的目标，只是应变的必需。现在世界已走向跨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照理限于一国的民族主义应该不会再占势力。可是长期以来，个人和个人集团都受到国家法律和武力的保护和制约，像国际贸易和国土主权，几乎没有一国愿意放弃本国的保障。美国研究民族主义的主要学者谢弗教授（Boyd C. Shafer）所著《民族主义的各种面貌：新现实与旧神话》（Faces of Nationalism: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1972年，纽约），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及其在现代各国的趋势，分析精密，也参考征引了本书的英文版。他的结论认为，虽然有人期望国际主义和世界政府，但绝大多数人还情愿受“民族国家”的保护。照目前中国的处境看来，“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热忱抵抗外国侵略，保障领土主权完整的传统，也许还会受到重视。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会如此。试问目前有哪一个国家肯放弃这些呢？

所以，“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本书出版后这35年间，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出版机构对这一主题和相关因素，已发表了许多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当然在某些细节方面可以补充或修正本书。不过就我所知，这些还不能使我做重大改动。所以中译本基本上仍保存了英文版的原貌。

1995年9月2日夜深

于威斯康星陌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