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五四”事件

1919年的“五四”事件是风暴的中心，是整个五四运动的旋涡。在该事件之后的活动里，新式知识分子与新兴经济势力集团基于爱国心而形成的互相联合，开始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新文学和新思想变得非常流行，救国的情绪开始酝酿，而且整个运动的力量和影响达到高峰。直到最后改革者渐渐分裂，分别演化为各种派别，重组了与日后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相关的社会势力集团。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

“五四”事件的近因是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日关系便是中国最急迫、最繁难的问题。1914年8月15日，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月15日前把“胶澳（即胶州湾）租借地全境”移交给日本，不过同时应许“最终将交还中国”。1898年3月6日，德国以99年为期，从中国政府手中强租胶州湾地区，其借口是，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被中国散兵杀害，德国即于11月7日派兵强占胶州湾。现在日本却想从德国手中转夺这块土地，而其所说的最终要归还中国的这种诺言，从一开始就为国人所怀疑。第二年，即1915年，日军便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据了胶州，最后更在事实上占领了山东省的大部。山东是孔子和孟子出生、教学、逝世的“圣地”；又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居于重要地位。日本不但无意履行交还的诺言，反而对中国提出了严苛的“二十一条”，并且迫使中国政府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中日民四条约》。中国人起初还自我安慰，寄希望于“一战”后列强会以公平的解决来纠正这种无理欺凌。

因此，当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时，中国人欣喜若狂。政府宣布放假3天，而且随处都是由衷庆祝的人群。北京的大游行以太和殿为中心，18年前，八国联军也正是在这里“庆祝胜利”，当时庆祝的是德国的统帅瓦德西（Count Waldersee）和其他高级联军司令率领八国联军打败了义和团。现在情势似乎恰好相反，中国是协约国联盟的一员，而德国却是战败国了。为了适应这种情绪，停战不久，中国人一向认为是侮辱象征的北京克林德碑（注41von Ketteler Monument）也被移去了。全国人普遍的情感是，所有的国耻都会永远跟着这块北京人惯称为“石头牌坊”的纪念碑而消失。

注41克林德碑树立在北京崇文门大街，是为了纪念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事件中被中国士兵在那条大街杀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而建的。碑的正面刻有中国铭文“正义战胜强权”，反面有拉丁文书写的“维护正义之纪念”（In Memoriam Juris Vindicati）。这块碑后来在一天清晨被过于狂喜的协约国士兵击破，最终被中国政府移走。

不但如此，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领袖还抱着更大的希望。11月17日庆祝协约国胜利时，大批的学生和教师参加了北京约6万人的游行。同时新式知识分子领袖，比如蔡元培等在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都表达了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这次协约国的胜利真正是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军国主义，工人和平民战胜了压迫者；李大钊甚至把这次欧洲的胜利直接称为“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或是“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其余的领袖人物，如胡适、陶孟和等，也以为这次战争摧毁了秘密外交的观念和行动，禁止了破坏法律，制止了军事干涉政治，并且击败了独裁制度。他们更假定，德国自1898年以来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和主权必将归还中国，并且“一战”期间在日本胁迫下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会在紧接着的巴黎和会里得到纠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过于天真地相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和各协约国政府的宣战宗旨会在战后得到落实。

然而，这种错觉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始后，就开始破灭了。从巴黎传回的消息显示，日本将要接替德国在中国的地位，而且情况可能会比以前更恶劣。在和会尚未开始之前，中日两国政府曾互相表示友好，然而双方代表团一到巴黎，态度就立刻转变了。中国代表改变态度的原因，部分因为对日本的怀疑，部分因为受到了国内舆论的压力注42。当时中国民众和代表的态度因南北政治的分歧而分裂。北京政府任命陆徵祥为参加和会的总代表，他在1915—1919年间担任外交总长，曾在1915年签署由于“二十一条”而议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广州军政府对此番陆氏作为总代表的任命，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各代表中，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顾维钧同情南方，明显受到了美国影响。南方主张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并且企图煽动民众对北京政府亲日态度的疑惧之情。1919年3月和4月里，中国的报纸和外国人在华所办的报纸上均有报道暗示，在中国代表团中，已有某种影响势力在暗中活动，将使这些代表只顾全日本利益注43。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和会一开始，激烈的争论不但在中日代表团之间不断发生，而且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各派系代表之间也爆发开来。

注421919年1月上旬，一箱中国代表团的文件（丁字文书一箱），在运往巴黎途中，经过日本东京时遗失或是被盗了；加之中国代表团赴巴黎的路线特别经过日本，据传中国总代表在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Uchida Kōsai,1865—1936）曾密谈两个小时之久，“约略谈及胶州问题”。以上这些因素都使普通公众，尤其是南方民众，对政府及其代表起了深深的怀疑。

注43中国代表团包括五名全权代表：陆徵祥、王正廷（南方领导人之一，广州参议院副议长，南方政府派驻美国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利时公使，后来为伍朝枢所接替。伍是南方代表，伍廷芳之子）。仅外交总长陆徵祥率领随员由国内经日赴法，其他代表皆由国外赴会。代表团人数共62人。代表团内因个人的职位高低和所代表的政治集团不同而引起分裂。1919年4月初，王正廷打电报到上海各报馆，指控中国人有“某些卖国贼”。这电报引起国内很多遐想。4月下旬，上海谣传顾维钧要亲日，因为他要与曹汝霖的三小姐订婚。此条消息是路透社驻北京的记者报道的，后来又说这消息来源是两个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不是顾）给广州军政府的电报。

从巴黎传来第一个使中国人震惊不已的消息，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男爵1月27日在五强（美、英、法、意、日）全体会议上宣布：英、法、意三国曾在1917年2月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注44。有了这样的秘密保证，日本对和会通过其要求更十拿九稳了，而中国所赖以为援的美国却变得孤立无助了。

注44虽然日俄在1907年至1917年之间也有过同样性质的秘密协定，而且在这次日本宣布以前，这些秘密协定还曾被苏俄政府公开并废除，但是中美在巴黎的代表们却仍对这次日本的宣布感到惊讶不已。

此外，日本代表又在1月28日五强最高会议期间，透露了中国军阀政府先前与日本政府的一些秘密妥协，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原来因为要在山东省境内建设济（南）顺（德）与高（密）徐（州）铁路，北京政府曾经在1918年9月24日和日本商谈秘密借款（西原借款之一项），因而把这两条铁路的一切财产收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同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Gotō Shimpei）对中国提出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七项建议。按照他所提出的内容，日本沿胶（州）济（南）铁路的驻兵将集中于青岛，而派一支队驻于济南；护路队要用日本人担任警长和教练；铁路完成后由中日共同管理。

对这些提议，驻日公使章宗祥于9月25日在换文里回答道：“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注459月28日，章宗祥便与日本签订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的借款预备合同。以上这些协议，直到1919年1月28日上午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the Council of Ten）为止，都被视为机密，不曾公开。而其在和会上公开时，甚至连有些中国全权代表都还不知道注46。

注45在美国和谈委员会的卷宗里，有一个日期稍后的，发于1919年3月20日的备忘录，在该备忘录里，中国代理外交总长陈策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声明，1918年9月24日有关山东的协议本是中国不愿意发表的，因为这个协议承认了日本有权继承德国以前所有的特权。

注46“上述的秘密协定（即所谓‘欣然同意’的换文）直到这时在大会上公开，中国代表才知道。”后来在1951年10月30日，拉塞尔·法菲尔德（Russell H. Fifield）采访顾维钧时，证实了这点。不过，陆徵祥可能早已知道，因为曾有报道，密约的副本放在东京遗失了的箱子里。顾氏大约在1月27日或以前也知道了。

济顺、高徐铁路的借款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给予日本法律上的依据，用来主张自身在山东和有关铁路的权益。1919年1月27日晚，美国代表团从顾维钧那里获悉中日借款和秘密协议。他们立刻向中国代表解释，这些协议使美国难以继续支持中国，中国代表们也为了这件事而感到困窘万分。他们在给中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里，提供下面这种颇为古怪的建议：

再四思维，目下只有一提出意见，将所有胶州及胶济铁路以及一切附属权利，须归中国政府管理。一由政府将此合同提交议会，与议员接洽，令勿通过，以民意为政府后盾，将来争辩时或易于措词，即某国（美国）帮忙亦较易为力。否则，日英团结，美易孤立，不能襄助中国，前途将不知所届。请速面呈大总统裁夺施行。如果赞成此项办法，政府密交两院，令开一秘密会议，两院不通过后，仍秘密咨回政府，勿令众知。

这件事却显然并没有在国会里提出注47。可是借款和协定的秘密已不能长久保密，因为必然要在巴黎和会上讨论。日本在和会上提出山东议案时，所奉行的依据是中日两国1915年5月25日的协约和1918年9月24日济顺、高徐铁路的合同，以及有关与日本缔结解决山东善后条约的换文。对于这些争辩，中国代表的答复是，1915年的协约是中国在日本武力的胁迫下签订的。而且“中国既向德国宣战（1917），则情形即大不同。根据rebus sic stantibus之法理言之，亦为今日所不能执行”。日本代表反驳：“1918年关于铁路的合同和有关山东问题的换文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订的，所以并不能说是受了胁迫。”

注47芮恩施相信，“除非国会批准这些协定，否则中国人民会坚持这些协约里有关出让主权和抵押各点为无效”。依照《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前有英、法、意支持日本要求山东利益的保证，后有中日两国1918年的秘密协定，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形之下，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1919年4月30日，威尔逊、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称他们为神圣的三位一体（Holy Trinity）——在“四人会议”上（意大利首相奥南多缺席），秘密决定把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利益都转让给日本，并没有提及日本1914年所作“交还中国”的诺言。这项决议后来编入了《凡尔赛条约》第8号第156条、第157条、第158条：

第156条 德国根据1898年3月6日之“中德条约”，及其他关于山东省之一切协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特权，如胶州之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与日本。德国所有胶济铁路权，及其他支线权，及关于此项铁路一切财产、车站、店铺、车辆、不动产，又矿山及开矿材料、与附属一切权利利益，让与日本。自青岛至上海至芝罘之海底电线，及其附属一切财产，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7条 胶州湾内德国国有动产、不动产，及关于该地直接间接之建筑与其他工事，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8条 德国于和约实行后3个月内，将关于胶州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一切簿籍、地券、契据、公文书，一概让渡于日本。同期间内，德国将关系前两条所记权利、特权之一切条约、协约、合同等，让渡于日本。

除了对山东问题争辩外，中国在4月曾向和会提出两个提案。一个是说明中国“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订之条约和换文”，另一个是关于下列七点的调整：

（一）废除在华所谓势力或利益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 or interests）；

（二）撤退外国军警；

（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四）撤销领事裁判权；

（五）归还租借地；

（六）归还租界；

（七）恢复关税自主权。

以上第二个提案是中国政府准备的，至于第一个废止1915年条约的提案则是中国留欧学生向中国代表团建议的。自从和会开会以来，中国留欧学生为了监督代表团，早就组织了起来。然而，这两个提案都被和会拒绝了。

民众对合约的反对情绪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斗争，起初并没有显得太令人绝望；直到4月22日，威尔逊在“四人会议”上态度开始动摇后，情势才转变。甚至在威尔逊态度动摇以后，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几许乐观。和会开会期间，国内外的中国人对中日外交的关注都大大增加了，他们组织很多团体来支持或监督驻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还把代表团的活动消息公布出来，有些代表也试图与公众保持密切联络。文章、小册子和发布的新闻都广泛地传播着。中国人如此发奋地从事新闻活动，甚至使有些外国观察者认为做得有点过多了。至少当时的效果是使得日本人感觉丢了面子。

但是我们如果考察整个情况，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民这种极大的关注，特别是新式知识分子和商人，这不仅是受到了政党煽动的表现，也确实反映了这些新团体的真实诉求，就是把自己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为了证实这样判断“五四”事件前夕民众情绪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分析当时中国那些向巴黎和会发出抗议呼吁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团体的特性和复杂性。

固然，南方政府的确曾极力宣传对日本和北京政府的仇恨，一些与国民党或南方政府关系密切的能人，曾为此到美国和法国做过准备工作。这种活动并不限于革命党，进步党——或称研究系——虽然在国会中是代表军阀的联盟，但他们也在此时站出来，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其领袖梁启超当时适逢在欧洲诸国游历，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他在4月24日从巴黎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反对中国政府同意《凡尔赛条约》。

然而，与这些政党活动相比，更值得重视的是国内外的中国人联合起来，组织了许多民间团体，以讨论外交问题。国内团体包括：李盛铎、王揖唐在1919年2月11日组成的国际联盟同志会，由林长民、张謇、王宠惠和其他进步党与国民党领导人物在2月18日创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则是广州军政府创立的外交调查协会。1919年1月28日上午，顾维钧和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十人会议”提出议案，这更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外交的关切。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在2月7日至4月10日期间，共收到86封由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中国团体发来的电报，他们都支持中国要求，抗议日本在和会的提案。致电的团体包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武昌、汉口、汉阳）、济南、纽约、洛杉矶、伯克利、檀香山和伦敦等地的13个学生组织，以及在上海的留日归国学生团体。

除此以外，还有32个工商业机构和工会的抗议，例如北京中华总商会、檀香山中华商会、山东工业协会和广州的华侨工会等，再加上超过67个政治和社会团体（如省议会、教育会）以及美国、菲律宾、古巴、墨西哥、爪哇、马来亚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华侨组织。

致电人在这些电报里强调他们的信心，认为和会当然应该保证尊重人权，中国也绝不会承认列强的秘密协定。北京学生的电文说：

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一五〇〇人宣誓支持各代表努力维护我国家之权利，希继续坚持到底。

山东省议会、农商公会、山东省教育协会和山东省工业协会的电文提到，秘密协约是“直接违反”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结尾要求“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济南的山东国民请愿大会的电文则说：

巴黎和议陆、顾、王三专使鉴：青岛及山东路矿，日人实无继承之权，所有理由，已有各界人民先后电达，无烦转述。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本月（四月）二十日，在省城开国民大会，集众十余万，佥谓此说若行，是陷山东于没世不复之惨。若辈包藏祸心，多方掣肘，丧心病狂，万众同仇。东人死丧无日，急何能择？誓死力争，义不反顾。公等受全国之委托，负人民之重望，务请俯准舆情，勿惑奸计，据理力争，必达目的。恢复我国主权，维持东亚和平，胥在此举。东省人民实深祝祷。山东国民请愿大会张英麟等十万三千七百人同叩。

这些发到巴黎的电报，多数是发自中国学术界和中产阶级人士。虽然这些电报反映了民众的情绪，可是似乎多少带有过于感情化和不切实际的色彩。关于这点，四个月以后，那位反对在文学领域推广白话文的守旧派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冷嘲热讽的苛评：

你们《密勒氏评论报》的通讯记者抱怨中国人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原因是“文言难学”。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军阀、政客，特别是现在仍在中国享乐的回国留学生，不但不应该抱怨，而且应该在有生之日里，为了中国四亿人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仍然是文盲，而每天感谢上帝。因为只要想一想，若是这四亿人的百分之九十都变得识字了，那后果会怎样呢？只要想一想，如果北京的苦力、马夫、车夫、理发匠、小伙计、叫卖贩、算命先生、游手好闲、流氓诸色人等都识字了，并且都像（北京大学）大学生们一样要去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会有一个多么好的洋相出现。听说最近有人已拍了五千通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对山东问题激烈主张，现在来算算看，如果中国四亿人民的百分之九十都认识字了，而且都要像我们留学生这样爱国，全国可能会发出多少通电报，花去多少电报费？

就中国人民过于情绪化的反应而论，辜鸿铭的见解的确有他的道理。北京政府的懦弱和国际强权政治的性质，既然如此，岂是单凭代表们的口舌和人民的电报所能转变？不过在“一战”结束之初，国人对和会的结果怀抱过大的希望和乐观，新式知识分子对政府亲日政策激烈反对，深切体会到亡国的危机，以及新工商界努力保持国内市场在战后不被日本人控制，如此背景之下，中国人的情感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惊破迷梦的巴黎消息

4月下旬，当和会要把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国人忽然跌入沮丧和愤怒的深渊。首先他们想要知道，谁该对巴黎的不幸负责。根据报道，4月22日威尔逊在“四人会议”上曾质问中国代表：“1915年9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这消息激起了民众的猜疑。他们怀疑政府不是在威胁之下，而是心甘情愿出卖了中国主权。几天以后，4月24日梁启超在给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报中写道：“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2日，林长民便在《晨报》上批评说，和会本来打算在取得有关国家的同意后，才把山东问题向五强（美、英、法、意、日）提出，由这五个国家来处理，现在却直接接受了日本对山东的要求；这样一来，“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他的结论是：“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同时中国代表因为害怕对失败负责任，所以向国内报告：“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这个报告刊载于5月1日的北京《中国时报》。其他报章以及北京的外国教员在5月3日也向中国人透露了这个消息。于是国内的中国人在“五四”事件前夕，就已经知道巴黎和会的结果与他们的希望相去甚远，是为强权政治所操纵的，而自己的政府，甚至在和会开始以前就把国家的利益出卖给日本了。对威尔逊理想和诺言的失败，学生们正式表达了他们的失望：

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就像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中国人一再听说过了……威尔逊曾告诉过他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也告诉过他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所签的协定。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后来一个北大毕业生追述“五四”前几天学生不安的情绪和对西方国家的失望，他说：

巴黎和会的消息最后传到这里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立刻对事实的真相觉醒了，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记得5月2日晚上，我们很少人睡觉。我跟一群朋友谈了几乎一整夜。结论是更大的一次世界大战早晚会来，并且会在东方作战。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我们跟政府毫无关系，也不存任何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赖所谓伟大领袖像威尔逊这种人的原则。看看我们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要奋斗。

消息灵通人士对当时情况已开始察觉出一些预兆。例如蒋梦麟事后回忆：“甚至在‘五四’游行示威以前，有些新教育运动的领导人观察学生的不安，也预言过要出事。”那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1869—1923）是该运动的近距离观察者，也是极力反对美国在巴黎和会向日本妥协的人。他描述“五四”前夕中国公众和在中国的美、英人士的情绪如下：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信任威尔逊总统时常宣布过的原则，他的话语传播到中国最远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那些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使中国人民有着更强烈的失望和惊醒。

我一想到中国人将如何来接受这个打击，来接受这摧毁他们对国际平等的希望的打击，就使我作呕和沮丧……

在华的美国人，像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在这不安的几个星期里，都深深地感到沮丧。自从美国参战以来，大家就有胜利的信心，相信所有的牺牲和痛苦，都会使战后国际活动建立起正义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人类可以生活得更幸福和更安全。现在所有的希望却都给粉碎了。

中国学生的这种沮丧和愤懑的情绪，到了5月初，变成了愤怒的游行示威，抗议“政府里的卖国贼”和巴黎列强的决定。

学生的特性和组织

在详述中国学生对凡尔赛危机的反应之前，首先关注一般学生，特别是在北京的学生的特性和气质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自从20世纪初期，中国学生就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学生更具有活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他们更乐于参与公共事务和尝试政治改革。这种特性可以由很多因素来说明。

最重要的，许多历史和社会现实，使青年知识分子感到惊恐，例如中国屡次被从前视为蛮夷和低下的外国人打败，腐败和分裂的政府，长期的内战和落后崩溃的经济等。因为老师时常教导青年们，将来他们要成为国家的救星和希望，所以无论任何有损国家和文化自尊心的事，都会使中国学生比其他群体更加敏感。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有影响力的学生运动具有悠久传统；并且由于学生们作为能读能写极难掌握的语言文字的少数人，所以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在公共事务上的特殊地位，于是救中国的使命落在他们肩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此外，中国学生对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在心理上都早有了准备。1905年，中国废止传统的科举制度，这使知识青年毕业后的远景变得模糊不清。在过去的传统制度之下，读书人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入仕为官。科举废除后，这种个人的挫折，便只好用有机会做群众领袖来弥补了。正如罗素所观察到的，这个事实使中国学生成为改革家、革命家，而不像西方的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即愤世嫉俗之流注48。活在一个没有真正立法机构和选举制度的国家里，青年学生们看见渐进的改良被阻碍，民意被抑制。这种情形使他们愤怒，也使他们认为他们通过非正统式的政治行动进行的反抗和抗议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旧制度显得如此无望，新世界和现代思潮对青年的吸引力更增强了。

注48罗素说：“在整个东方，大学生比现代西方的大学生希望对舆论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取得实际收入上，他们却比西方的学生机会少得多。然而因为他们既不是没有力量，也不是感到满意舒服，所以就变成了改革家、革命家，而不是变成犬儒主义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快乐全靠公共事务的进行。甚至即将被处死刑时，他们还可能比满意舒适的犬儒主义者要感到更真实的快乐。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青年到我们学校来访问，他要回到家乡，在中国反动地区创办一所和我们类似的学校，他预料结果他会被杀头。虽然如此，他却感觉到一种恬静的快乐，是我只得羡慕而不可得的。”

关于这点，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对手在年龄和教育上显著的差异。当时大学生领袖都是20岁才出头，并且他们很多同学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人。1919年活跃的学生，如傅斯年（1896—1950）、段锡朋（1896—1948）、罗家伦（1897—1969）、周恩来（1898—1976）都不超过23岁，甚至是许德珩，他被认为比普通学生年龄大，是被派到上海、南京的少数北京学生代表之一，后来又成为鼓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在当地罢工的重要角色，当时也只有24岁。供给他们新思想的教授们也多是二三十岁。相反地，多数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旧学者往往已超过了60岁；军阀们的首领都是中年人，甚至更老。保守派和政府里大多数的官员都受过清朝政权下的旧式教育，与新式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悬殊远远超过通常前后连续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注49。因为教育和观念的不同，使青年学生对政府和学校当局的看法和行动无法接受。

注49依据1919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在4764位高级官员和教育行政人员里，1545人曾通过清朝的科举考试，1341人在旧式学堂毕业后留学海外，909人在中国学校毕业，969人来自商人和其他团体。而几乎所有的低级官员都只接受过传统教育。

此外，还有几种因素使中国学生更便于参加群众运动。与西方学生不同，他们在拥挤的宿舍里习惯了集体生活。无论是读书或是娱乐，都是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的生活里普遍流行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体的、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比较理想化的青年中尤为盛行，他们都集中在几个都市中心，使他们在习惯和思想上与各自的父母远离；而多数学生的家长是住在乡下的绅士或地主。群众运动的方式，如示威、罢工和联合抵制外货，若不是由归国留学生介绍来的，就是从中国历史和西方出版物中学来的。这些行动方式向他们提供了合适的途径以表达那些没有机会透露的积怨或愤慨。新式知识分子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工读的经验，这些经验显然有力地把他们和西方蒸蒸日上的劳工运动拉得更近。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舆论对于学生干政，从来就没有强烈的反对。

虽然上述分析适用于五四运动当时和以后的普通中国学生身上，但是关于“五四”事件前夕的北京学生，还有其他的特点需要关注。北京一向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了那些只热衷经济的人，多数活跃的有野心的知识分子几个世纪以来都聚集在首都里。知识分子多数来自地主、官僚和其他富裕家庭。传统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官僚维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身为纨绔子弟，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是入仕，与官僚分享权力，而极少费心关注外交政策、社会问题和新思潮。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尤其是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进行改革以后，学生的气质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五四”事件前夕，在北京的大学生根据他们的特性，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纨绔子弟的残余，多少仍然过着颇为奢靡的生活；其次是用功的学生，对学问研究比对时事更加关注；第三种则是最受新思想影响的学生，这类学生的人数大概只占了全体学生的20%，但却是最活跃的群体。这些学生密切关注国内外的事件，而深深地对社会、文化和知识上的问题感兴趣。与其他同学相比，他们吸收了更多的西方思想，而且阅读了更多的西方文学——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托尔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克鲁泡特金、萧伯纳（Bernard Shaw）。使命感和怀疑的精神在这群学生中间流行，他们后来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领袖。

其实当时北京学生群体的思想和活动都很复杂。所有过去东西方推崇过的思想在他们的脑海中挤压激荡。他们对于这些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深刻研究，但对于所信仰的却具有无比的热忱，就像一个人从一间永夜的房间走到阳光之下，发现每一样东西都很新奇。

如上所述，1918年5月的请愿以后，学生们相继组织了很多公开的或秘密的、自由的或激进的小团体，数量在20个以上。在所有的团体之中，最有影响的是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当时秘密组织在民众、政客、商人和军人中都很流行。）虽然大多数学生组织是非政治性的组织，可是有很多人对政治感兴趣。早在1919年，在北京的活跃学生中，无政府主义已经十分流行了。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蔡元培就是一个热忱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者；其他许多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也有类似的经历。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所持的无政府主义信念，多半只保留了它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利他主义方面，而不包括其恐怖主义方面。在残忍的军阀统治之下，青年中发展出激进思想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性和无政府主义的出版物，如《自由录》《伏虎集》《民声》《进化》，在学生中秘密传阅注50。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开始受到追捧，克氏的名著，如《一个反抗者的话》（又译为《告少年》，To the Young,1884）、《面包与自由》（The Conquest of Bread,1888）、《田园、工厂、手工场》（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1898）、《互助论》（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1902）等，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记载清朝军队屠城的旧民族主义著作，如《扬州十日记》，都仍然为许多青年阅读和推崇。康、谭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和理想的社会主义色彩注51。当时学生团体颇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1919年2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和校友秘密地创办了激进的工学会。该社团提倡一种工学主义，反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主张，而试图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即劳心的人也要劳力，劳力的人也要劳心。工学会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某些理想，以服务于劳工阶级的利益，并且以“工学”单位为基础来建立国家。同时，他们也接受杜威“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的思想。虽然工学会的成员都极富于偶像破坏性和反叛性，但是他们仍然献身于他们的信念，坚信社会改革应该依靠一点一滴的实行。所以他们的会员除了求学之外，都要工作，特别是木刻、印刷等工作，当时在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就读的湖南学生匡互生便是工学会的会员。以下我们所要描述的学生活动有许多便是由工学会在幕后策动的，而且有时该社团也发挥着把学生活动转向积极和激进方向的枢纽作用。其他组织，如同言社和共学会都较为温和，但是在学生圈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注50．《民声》是无政府主义的晦鸣学社出版的杂志，该学社由刘师复（1884—1915）于1912年在广州创办。该杂志的法文版采用世界语（Esperanto）标题La Voco de la Popolo。1913年，广东省省长下令禁止该杂志出版，并解散学社。1914年7月，刘在上海设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有时也称作无政府党。《伏虎集》是在刘去世后，由铁心收集并整理的刘师复文集。刘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江亢虎的社会党都持批评反对态度。书名《伏虎》，隐射江亢虎的名字。《自由录》是由实社出版，该社也是提倡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其中的作者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华林和北大学生黄凌霜等人。有人认为，无政府党第一次将广州的理发师和茶楼跑堂组织进工会。该党在1925年之后被并入国民党。

注51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写于1884年，可是当时并没有出版；后来在1913年和1919年各出版了一部分。康去世后，该书在1936年和1956年才全部出版。该书英文版由劳伦斯·C．汤普森（Laurance C. Thompson）翻译，书名译为《大同书：康有为的世界哲学》（Ta T'ung Shu:The One 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1958，纽约），而康氏自己曾把书名直译为《论大和谐》（The Book of the Great Concord）。谭嗣同的《仁学》作于1896年秋到1897年春之间，1898年由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最先出版。该书是一部破坏偶像的作品，是理学、佛教、基督教、排斥清朝专制政体和介绍西方科学思想的混合物。依照谭的说法，“仁”代表了仁慈、博爱、同情、灵魂、爱力和人性，是“以太”的功能和显现，而“以太”是宇宙和人生物质和精神的基本实质。（作者按：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道格拉斯·怀尔[Douglas Wile]在197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谭嗣同与〈仁书〉》[T'an Ssu-t'ung and“the Jen hsüeh”]，对谭的传记写得很详细，并把《仁学》译成了英文。）

“五四”游行示威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学生社团，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这项决定不久得到了北京所有大学学生团体的支持。由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牵头，共同为参加的各校学生制订了游行示威的计划。由此可见，“五四”事件的近因不仅是巴黎和会的惨败，也是1915年“二十一条”所引起的愤怒情绪的延续注52。在同一会上，学生们也决定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发出以下电报：

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全体学生25000人叩。

注52关于这点，芮恩施说：“（1919年5月4日）学生暴动的主要原因，虽然部分是1915年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四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但是他们也因为那些关于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领导行为的报道而感到焦虑和不安。”

这次会议以后，5月1日至3日由巴黎传来的消息更加令人震惊。据报道称，中国关于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的要求即将被和会拒绝，并且中国提案难于被接受是因为中国的“卖国贼”“欣然同意”换文的阴谋。这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恰好刚由东京匆匆返国注53。回国以后，他在天津逗留了几天，政府中另一位著名的亲日派陆宗舆曾到天津与之密谈。4月30日，章回到北京，并没有公开说明此次回国的目的。虽然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却住在曹汝霖家里。次日，外国媒体报道称，章将不复返职，传言他将接替陆徵祥担任外交总长和巴黎和会总代表。这个消息更引起了民众的怀疑，他们认为政府中的高官正在阴谋出卖国家利益。5月3日，北京民众的情绪激昂，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都召开紧急会议，企望尽力设法渡过这个难关。北京商会通电其他各城市的商会，请求他们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上海商会决定在5月6日开会讨论解决之道。国民外交协会派代表谒见大总统徐世昌，请求他给中国在巴黎的代表下令，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就拒绝签字。同时，5月3日的集会也决定邀请其他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来参加预定于5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大会。还有留日学生救国团致电总统：“宁愿公开决绝，亦不愿屈辱求生。”

注534月中旬，章宗祥请假离日，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认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见他们大声呼喊，抛掷白旗，才知不妙。陈独秀说：“驻日章公使回国的时候，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上掷去，把公使夫人吓哭了。”当时经外国人劝解，学生并无暴力举动。

在公众舆论如此压力之下，北京政府却用严厉的措施来镇压骚动，这使民众更加愤慨。北京的学生认为有必要把已经准备好的游行提前。一个参加了当时活动的学生，这样描述5月1日到3日那种要求行动的激昂情绪：

自5月1日起我们一直在考虑，寻求表达我们对政府的腐化和对中外军阀主义不满的办法。……最终，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唯一可以立即着手的只有召集北京的学生，举行一次大游行。

5月3日下午1时，最活跃的一群学生鉴于情况紧急，在国立北京大学贴出一则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当晚7时在北京大学法科（亦称“第三院”，地点在皇城东面北河沿、孟公府及箭杆胡同之间）大礼堂举行，参加的学生有1000多人，由易克嶷主持。易克嶷来自湖南，是富于民族国家主义感的北大学生，他也是国民杂志社的领导人之一，对新旧文化问题持温和态度。参加集会的学生多数来自北京大学，不过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和工业专门学校也派来代表联络。会上先由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邵飘萍分析了山东问题，紧接着其他学生也发表了许多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通过了若干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晚上11时通过的，即决定提前于5月4日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以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原计划的5月7日；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关于青岛问题的民意和决心。决议后，各校代表即返回准备。后来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追述5月3日集会的情况如下：

我们起初讨论国家的危机，大家都同意，造成山东问题的原因是腐败和不公平。所以我们作学生的应该奋斗，让全世界看到“强权绝对不是公理”。后来又讨论了四种进行的办法如下：（一）联合全国各界民众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对和约不签字；（三）通电各省民众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国民大会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一次巨大的示威游行，以表示我们的气愤不满。

会场上当大众情绪十分紧张的时候，一个法律系学生谢绍敏，当众用口咬破中指，撕裂衣襟，用血大书“还我青岛”四个字，向大众揭示，所有的到会人都肃然感动。接着便是一阵鼓掌和万岁声，全场顿现出凄凉悲壮的气象。

显然地，5月3日晚间的集会是在感情激昂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一点许德珩和张国焘在回忆这次集会时也如此承认。许德珩是当时的学生领导人之一，曾在会上发表演说，后来他成为“五四”事件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张国焘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会上也发过言，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不过1938年被开除出党。他们还表示，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痛哭流涕，大喊如果会上不对示威做积极的决定，他就要当场自杀。

然而在此也应该指出，这次集会仍然是有序的，并且大多数的学生和学生代表都无意在预定的游行示威中发生暴力行为，集会主要是由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成员主持，他们多数从最初就不赞成暴动行为。注54整个游行示威似乎经过了精心的准备。1919年5月1日，杜威及夫人来到中国，他在6月20日从北京寄给远在美国的女儿的信中说：

附带说一句，我发现上次我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一般大学里男生宿舍的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经过了精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提早结束，因为有另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而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注54例如，罗家伦是新潮社创办人之一，也是积极参加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学生，他是“这次集会负责人之一”。罗亲自对我也如此说过。

不过有些激进派人士却不满足于这次游行示威仅仅是有纪律的抗议。5月3日晚的紧急会议前后，很多秘密的和公开的小型学生团体也在各校开会，商讨即将来临的游行示威的方案和步骤。据报道，有些团体在会中计划袭击三名亲日分子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曹是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注55。章自1916年起便担任驻日公使。陆是币制改革局的总裁、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并且是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中方董事长。他们三人都被认为是北京政府中最亲日的官员。

注55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祖父曾在江南制造局工程处工作，父亲曾在该局材料库任职。13岁学习法语。1897年，通过考试甄选，成为清政府遣日留学生，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1904年回国，通过归国出洋学生考试，获得法科进士头衔；升任商部主事，并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进士馆法律助教。后改任清廷外务部候补主事，在袁世凯及徐世昌等人的提拔下，到清末时已是外务部的左侍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离外务部职，任袁世凯私人顾问。不久又在北京执律师业，颇著名。他似乎颇善于自我营销。有一次，在上海有两个女人，据说“强奸”了一名少年并致其当场死亡，被判入狱。曹自愿搭救，使这两个女人无罪开释，重获自由。他主要的辩论理由是，在生理上女人不可能强奸男人，并且法律对此类案件并没有明文规定。当第一届国会召开时，曹作为蒙古代表当选议员，虽然事实上他从未在蒙古居住生活过。在国会中，他表面上归属于进步党。1915年，他作为袁世凯政府的外务部次长，专办对日外交，负责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及之后中日所签订各项条约。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他短暂隐退。1917年7月17日，曹出任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虽然其间总理数次变更，但曹就任该职直到1919年6月。1918年3月至1919年1月，他兼任代理财政总长。1918年，他领导国会里的新交通系，并在工作上与安福俱乐部互动密切。同年，他又促成西原借款，并实际参与处理所有向日本银行的借款，以支持段内阁的武力统一政策。在巴黎和会期间，据说他向北京政府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以维护日本政府的利益。通过他的各种公私职务，曹积累了巨额财富。1919年5月16日，据中美通讯社（Sino-American News Agency）报道，曹的财产清单如下：“上海地皮（计有7处），价值300万元；汉口大智门地皮，价值200万元；（横滨）正金银行谯国堂（曹家堂名）名下，日元250万；交通银行股本，20万元；天津的房屋、地皮、金店、洋货店，价值共计150万元；满铁会计股票，日元50万；北京的房屋、地皮、洋货店、番菜馆，价值50万元；日本箱根别墅，价值2万元；海州盐坊（与倪嗣冲、段祺瑞、徐树铮合办者），价值10万元；与梁士诒、徐树铮及袁氏亲属三人取得西藏金矿权，曹所占之份，价值200万；龙口烟台铁矿公司股本20万；汇业银行股本40万元；其他古玩珍宝、活期存款以及未能调查之数，尚不在内。总计曹氏个人产业，实超过于当年和珅之数，核计之，至少有2000万元。以历任总次长之薪水，纵加以重大之官利红利，为数至多不过50万元。”这些数字是否属实，无法查证。虽然曹在“五四”事件后被免职，但在1920年1月，政府仍授予他三级勋章。1922年1月，曹又担任高级工业委员。7月，吴佩孚当权，政府检举曹任总长期间，接洽西原借款时有咨用嫌疑，因而被交法院查办，他即逃往天津日租界。此后他退出政府，兴趣转向采矿业和银行业。虽然在“五四”期间被纵火的曹宅后来卖给了热河省主席刘多荃，但据说他仍在北京生活直到1946年。1949年前往台湾，次年经香港赴日本，住了七八年，备受过去与中国有关的日本老人物的照顾。1957年，移居美国，并于1966年去世。

据另一报道记载，有些学生事先就有烧毁曹宅的计划，并且学生秘密社团——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就开始游行示威。依照这种说法，“五四”前夕这些学生团体就召开了秘密会议，并且决定要严惩那三个官僚。当时有同盟会的老会员把章宗祥的照片交给激进学生，以便他们辨认。（曹、陆的相片经常被摆在照相馆里，所以学生都能认出他们。）虽然他们决定携带小罐燃料和火柴以点燃曹宅，但大多数学生对该计划却一无所知。这些社团因担心秘密外泄，所以他们在5月3日晚间的紧急会议上说服其他同学，希望比预定时间提前三天进行游行示威。这项记载显然为后来的暴力行动提供了一种相当可能性的解释。不过，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这次游行示威是被那些秘密社团所操纵，就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更接近事实的推论是，那些秘密社团利用了当时大众的普遍情绪，争取到实施暴力的机会。

5月3日，学生决定提前举行游行示威这件事显然早在北大行政当局的意料之中。学生集会以前，蔡元培曾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生活动问题。因为军阀对大学采取敌对的态度，加上教授群体本身对政府在中日问题上的懦弱立场感到愤怒不满，所以教授不愿意阻碍学生活动。“五四”前夕，蔡元培曾会见学生领袖狄福鼎，据说他向狄表示，他对学生们颇为同情。

5月4日是星期日，上午10时，学生依照前一天晚上会议的决定，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预备游行示威的活动。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在这次持续一个半小时的会议里通过了五项决定：

（一）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对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抗议；

（二）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

（三）准备5月7日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

（四）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

（五）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为：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等商业热闹区。

这次会议里，学生代表们在决定上述重要事项时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和协调性。

下午1时30分左右，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在紫禁城外正南，是皇城正门。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初建。旧名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改今名。清朝凡国家有大庆典时，在门上用金凤衔着诏书，下承朵云，垂下颁发）前广场，参加游行示威。（关于参加学校数量及学生人数问题，参看本书末附录二。）他们代表了北京13所大专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美国教会所办，即燕京大学的前身）最早到达，紧接着的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得最晚，但是他们在游行示威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当时凡先到的学生都用鼓掌欢迎后来的，后来的便摇动旗帜作答，步伐整齐，仪容严肃。（关于这些学校的性质和历史，参看本书附录三。）

这时北京政府曾尽力设法阻止这次大集会游行。教育部代表在几名军官警官陪同下，在4日上午11时左右便到达北京大学，并当着蔡元培的面（也有报道说，蔡当时不在场），劝说学生们不要参加游行，但是学生们与这位代表经过长时间对话和辩论之后，拒绝接受他的劝告。这段插曲唯一的作用是使北大的学生队伍迟到了一些时候。

当学生们手执白旗和传单到达天安门前的广场时，他们按学校分组列队集合。一名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向大家介绍那位教育部代表，并且对他们解释了北京大学学生迟到的原因。教育部代表向学生询问集会的用意，学生将传单给他看，作为答复。他又劝告学生们，现在人数太多，事先又未通知各公使馆，恐怕不能在使馆内通行，大家应该各回原校，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使馆交涉。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相继到场，劝告大家放弃游行。学生们没有接受劝告，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不论是请愿也好，游行示威也好，都不可能即刻达到目的，他们的直接目的在于公开表达对军阀的愤慨和对强权政治导致国耻的反抗。

他们在集会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中分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上面说明了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注56：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注56传单是由罗家伦起草的。他后来回忆：“民国八年5月4日上午10点钟，我方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汉花园北京大学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稿，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写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5万张；结果到下午1时，只印成2万张分散。此文虽然由我执笔，但是写时所凝结的却是大家的愿望和热情。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后来罗家伦和我谈到，他起草这篇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虽然社里的人来来往往，很是嘈杂，他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传单写成后也没有修改。

这篇宣言用了生动简洁的白话文，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好表示。除此以外，还有一篇用文言写成、较为正式的宣言，也为这次集会所采用。该宣言里提倡“国民大会”和“露天演说”，并且暗示学生最后的反应将是以暴力手段对付卖国贼。这篇似乎是激进派与极富于民族国家主义思想的学生在会前早已预备好的宣言，并没有在集会和游行示威时印发，但是事后却传播到全国各地。宣言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黯天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望、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集会的时间很短，没有长篇演说，几个人大略阐述了集会的意义之后，已是下午两点左右。学生排队由天安门南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队伍前面由两个魁梧的学生（也有人说不是学生而是校役的，从着装方面看来好像不是学生，但也不确定）举着两面由红黄蓝白黑组成的五色旗，其后紧接着的是一副富于讽刺意味的中国传统式的挽联：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学生除了向街上看热闹的人群发送传单之外，还手举着几千面用布或纸制成的白旗子，旗上用中文、英文或是法文写着标语，并且还有讽刺漫画用以表达他们游行示威的目的和情绪。标语可以分成以下两类：

（一）关于“外争主权”或“外抗强权”的，例如：

还我青岛

不复青岛宁死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誓死力争青岛

取消二十一条款

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

中国被宣告死刑了

拒绝签字巴黎和约

抵制日货

保卫国土

保卫主权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民族自决

国际公理

反对强权政治

宁为玉碎勿为瓦全

（二）关于“内除国贼”或提倡爱国的，例如：

打倒卖国贼

卖国贼曹汝霖

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

卖国贼曹、陆、章

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运命

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

卖国贼宜处死刑

勿作五分钟爱国热忱

游行示威的队伍给北京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很多观众静静地站在街上，认真倾听学生呼喊的口号，热泪盈眶。许多西方旁观者向学生们喝彩、脱帽，或是摆动帽子以示支持。学生在街上有序地游行，童子军和小学生也来加入游行的队伍，或帮着维持秩序，并且也替他们发放传单。甚至连政府派来巡逻的警察和密探都没发现学生方面有任何蓄意使用暴力的征兆。

从东交民巷到曹汝霖住宅

然而在游行的后期，学生们的情绪有所变化，不再像先前那么有纪律。他们经过中华门到棋盘街向东转，到了东交民巷的西口注57。东交民巷的警察阻止学生进入该治外法权管辖区。学生们事先曾打电话与美、英、法三国公使馆沟通，他们都表示很欢迎。直至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正位于西口内的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让队伍通过了美兵营和美使馆。然而东交民巷的捕房拒绝学生队伍通过，说除非得到大总统的同意，才得准许入内游行。当由该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据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所编的《每周评论》第21期（5月11日）中一位署名“亿万”的作者回忆当时的情景：“大家只好在美使馆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作者按：《每周评论》上的这段记载，我的英文原著没有转引，因为觉得未见于别种报道。但从下文所引的书面说帖看来，该记载似乎是可靠的。那时中国人总希望争取到美国帮助以抵抗日本，而且当时的中国学生较为天真单纯，不知道欧美外交只顾自己利益，谈不到什么公理和道义。）然后由4名学生代表（包括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另一人可能是张国焘）与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去见公使。他们发现公使不在，便留下说帖注58。

注57东交民巷是义和团事件后（1901），依《辛丑条约》划定的由各国自行管理的使馆区。该特别区域占地面积超过千亩，其南面以城墙为界，其他三面也均有设防的高墙围绕，墙外的空地留作军事训练和防卫之用。在该特别区内，驻扎有隶属各使馆的军队和特警部队，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中国公民也不准居住。1921年，罗素谈起这个地区：“直到今日，东交民巷还是用墙围绕着，里面都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军队。墙外面有一片空地环绕。在空地上中国人不准有建筑物。这地区是由各国公使馆共同管理的。在这大门之内的任何人，中国当局都无权过问。当有不平常的贪污案和卖国政府被推翻的时候，那些当事人就逃到日本（或是其他国家）的公使馆里寻求保护，就这样逃脱了犯罪的惩罚。在东交民巷这块圣地上，美国人建立了一座大规模的无线电台，据说可以直接和美国联络。”1942年，中国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时，该区域的合法性也被废除了。

注58该记载结合了当时的各种报道和资料，包括1926年1名北京大学学生写的回忆录，王苣章也引用过。在很多类似的记录里也有记载，如1919年5月5日宪兵的报告。张国焘在他的英文回忆录里提到这次他做过学生代表，但是在以前的记载里都没有这种记录。朱文叔在1923年提到，学生队伍到过美国使馆，但是后来被英、法、意各国挡回，只好派代表去上述三国公使馆。朱氏的说法有误，他错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守卫当作美国大使馆的守卫。学生队伍的确经过了兵营，但是在到达美使馆前就被东交民巷的警察阻止了。然而，1952年，学者华岗却认为：“大家（学生）决定先找日本帝国主义算账，他们从东交民巷西口进去，首先就遭遇美国帝国主义的阻拦，因为美国使馆就在东交民巷的西口。美帝表面上表示同情学生，而实际上却拦住不许往东去，因为日本使馆就在东面。”这种说法存疑，因为依照所有的证据以及1919年实际的情形看来，美国那时有意在中国庇护日本似乎不太可能。据1919年5月4日一名英国记者的报道，当时美国公使馆首席秘书恰好轮值担任东交民巷的警长，他没有理由拒绝学生继续前行，因为学生们既没有武装，又很有秩序，并且只要求送递说帖的权利。但是中国警察拒绝学生进入东交民巷。由此看来，东交民巷的守军和中国警察都应对拒绝学生通过的事负责。

说帖全文如下：

大美国驻华公使阁下：

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谊者，谨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辞于阁下：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如不直接交还中国，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终不能得确切之保证。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谨祝大美国万岁，贵公使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一万一千五百人谨具

当时中国学生虽然对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对日本妥协已有不满，但学生们对在华的美国人却态度友好，因为芮恩施公使和许多在华的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在远东势力的不断膨胀，也不满于威尔逊总统和国务院的妥协政策，他们对中国学生表现出同情。芮恩施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

5月5日（作者按：应为4日之误）一群学生在使馆门口出现，宣称要见我，那天我不在，正好去门头沟（在北京以西47里宛平县内）的寺庙旅行，所以没有见到他们。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游行示威，是展开学生运动的第一步，该学生运动创造了历史。那天上午（下午），因为事先得到巴黎对山东问题决定的暗示，使他们爱国的热忱达到了沸点……在北京沮丧的中国人民把希望都集中在巴黎，当北京得到巴黎可能接受日本要求的暗示时，学生第一个冲动是要去见美国公使，去问他这消息是否真实，并且要看他有什么可说，我逃掉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随后学生又派代表6人到英、法、意三国公使馆，因为是星期日，各公使均不在，只派馆员接见，表示同情。学生代表们只能把说帖留在各公使馆里。学生们等待了约两个小时，还是无法获得行经东交民巷游行示威的许可，同时中国的警察和军队也已包围东交民巷的入口，武力干涉，并且企图强迫学生退后。在这种双重失望和压力之下，学生队伍——现在也有其他民众加入了——变得懊恼和愤怒。他们发现，现在国家还没有亡掉，自己的国土已不能通行，而且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将来亡国，更何堪设想？因此更迁怒于亲日的官吏。忽然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据说在这个紧要关头，被选为游行示威总指挥的傅斯年，曾力劝同学们不要去，可是他已无法控制当时群情激昂的局面。

于是学生队伍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大喊“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甚至连军阀段祺瑞和他的亲信徐树铮也包括在内。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曹宅。

直到这时，事态的发展还没有真正失控，一名英国记者报道，学生“队伍整齐地到达曹汝霖的住宅，堪称文明国家的学生。然而警察的镇压手段引起了游行示威者的愤怒。因此他们才爆发出激烈的暴力行为”。

曹宅主体部分是西式洋房，一排平列，西面连着中式平房。学生发现大门已紧闭，并且有四五十名军警守卫注59。学生队伍要求曹亲自出面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对于这些要求，警察不但置之不理，反而试图迫使学生退后。这使得游行示威的学生愤怒异常，大声呼喊“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开始向曹宅的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块和白旗，曹的父亲患病半身不遂，当时正坐在东厢廊下，由一婢一僮陪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被仓促扶进内室。学生们想冲进门去，却无功而返。正要退回返校时，5名奋勇激进的学生突然跃上不太高的围墙，敲碎玻璃打开窗户，跳进了曹宅注60。这5名学生在墙内遭遇了数十名曹宅警卫，但是警察卫兵都已被学生吓住了，毫无抵抗之力，任凭学生搬开堵门的石头和木块，把前门打开。就这样大批学生涌进了曹宅。

注59周予同说：“赵家楼街道不宽，仅容四人并排走，在曹宅的门前只有一个警察。”不过1919年5月4日，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在北京报道，当时有50名警察聚集在该内阁成员住宅门口。曹汝霖事后回忆，他只见派有三四十人。事件发生后不久，另有报道说曹家被200名警察围住。曹可能要求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派出200人，但是吴最初没有派去那么多，后来见局势越来越紧，才陆续增派了一些。吴好像对曹并不十分同情。

注605名跳窗户的学生姓名后来演变成传奇式的猜测。传言第一个爬墙跳窗的是傅斯岩，傅斯年的弟弟。然而据北京大学教授和《新青年》月刊的编辑之一沈尹默所言，第一个跳进曹宅的是北大理学院学生蔡镇瀛。匡互生（1891—1933）后来声称自己是五人中的一员（他本年毕业后，次年即任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及训育主任，参加反张敬尧的斗争。1925年，与朋友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并任校长。是《五四纪实》的作者）。又有人说，文学院哲学系的学生杨晦也是五人之一。另外一人是易克嶷。不过，罗家伦曾对我说，江绍源也在内。

学生们当时以为三名亲日分子正在客厅内开秘密会议，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便大声呼喊：“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曹汝霖在哪里？”他们激动地把客厅和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摔到地上，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已不在内，学生们便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独自在内，学生就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什么地方，曹妻说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回，学生便把所有的镜框家具等完全打碎，打开抽屉，希望搜查到一些卖国文件，倾箱倒箧，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随后又到东面曹汝霖患病的父亲的房里，但对其父母却都不曾惊动。学生们又找到曹的儿子和一个年轻的侍妾（即原本是妓女的苏佩秋），又让卫兵把曹的父母妻儿四人带走，只把房内一些燕窝银耳等物摔了满地，踩得粉碎，捣毁了许多家具注61。随后少数激进派学生，走到车库，捣毁曹的汽车，取了几桶汽油，到客厅和书房等处浇泼，放火烧屋注62。

注61据下引曹汝霖给总统的报告，他父亲曾被人殴打，这显然并非事实。孙伏园回忆：北京学生在捣毁曹汝霖住宅的时候，一个青年冲进了曹的卧室（或是曹女儿的卧室），撕破了彩色的丝被，并大声呼喊，跑出房子后被警察抓住。这个人就是江绍源。后来他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作家。

注62火是怎么起的，仍是个问题。依照后来的许多回忆录，毫无疑义，火是学生放的。此事发生的第二天，曹控告学生烧了他的房子，并指出学生最后来到车库，捣毁乘用车，取了几桶汽油，浇在客厅书房等处，放火燃烧。但学生都不承认，并宣称曹家是为了伤害学生或为了毁去有关卖国的文件，所以自己放火。当时有关此事的新闻报道多数认为起火原因不明。有些认为是电线走火，后来政府为了要释放被捕的学生，似乎接受了这个借口。有些报道认为是曹家用人放的火，为了遮掩他们在混乱中哄抢曹家的财物。王苣章引用了1927年一名学生的回忆：“学生散了是因为房子突然着火，也是因为军人向他们开枪。”而匡互生提出，火是一些激进的学生故意放的。周予同表示，有些学生用随身携带的燃料烧了房子。许德珩在1950年回忆，学生把床帐点火，烧了房子。沈尹默在同一年的回忆录里也表示，事情发生的那天，曹宅邻近的住户都认为是学生放的火。当时多数外国报章都报道是学生放火烧房子，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是怎样烧的。综合大多数的报道，我们也许可以推论：有些激进的学生因为找不到曹感到失望愤怒，继而放火，至于用什么方法烧的，虽不太清楚，不过大概用汽油燃烧最有可能。

那时（约5点钟），章宗祥、丁士源与著名的日本记者中江丑吉（Nakae Ushikichi）注63都在地下锅炉室里，听闻上面放火，急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穿着晨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便将他包围起来，撕破西装，有一学生击打其后脑，章即倒地。丁冲出去叫警察的时候，警察也不愿意来干涉。章便躺在地上装死。在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当时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给打死了！”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于是有很多人散开了，有的回家，有的回校。中江丑吉和警察趁机扶起章宗祥，逃到邻近一家油盐店的一间黑屋里躲避。在那里，他又被另一批学生发现，被倒拖到油盐店的门口。因为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所以学生用旗杆把他打到失去了知觉，还把店里的皮蛋扔在他身上。后来章宗祥被警察送到日本同仁医院注64，医生说全身受伤大小共计56处。据报道，章在天津的房子也在同一天被学生毁坏了。

注63中江丑吉（1889—1942），日本著名自由思想家中江兆民（Nakae Chōmin，原名笃介）之子。曹汝霖在日本留学时就曾住在中江丑吉家里三年之久，与他兄妹都关系亲密。他的妹妹后来嫁给“二战”后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Yoshida Shigeru）的兄弟。中江丑吉在北京居住生活了30年，是颇有影响力的日本学者，他精通西方（尤其是德国）哲学和中国古文，后来他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是铃江言一（Suzue Genichi）的老师，小岛祐马（Ojima Sukema）的朋友。中江丑吉的主要作品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1950年，东京出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北平，曾力劝曹汝霖不要与日本军阀及伪组织合作。

注64据说那个油盐皮蛋店是日本人开的，当章宗祥被打的时候，在场旁观的有西方人和日本人，但只有中江丑吉一个人设法帮助和保护他，中江本人的手臂、背部也被铁棍打伤数处。大多数在曹宅参与殴打章宗祥的学生都误将他认作曹汝霖；在油盐店殴打他的学生也都没有认出他，不过学生们怀疑他是卖国贼之一，因为他拒绝坦白自己的姓名。有些报道说，有学生在客厅里已认出章。

当学生攻击曹宅时，曹本人实际上在家与章、丁、中江丑吉商谈注65。他见学生投掷石块进来，便匆匆忙忙地躲进主卧室与女儿卧室隔壁间相通的箱子间内，学生居然没有想到这两个卧房中间还有这箱子间，所以没有找到他。当时报道说，他打扮成用人的样子从窗口逃走，穿过一条窄巷，乘汽车到东交民巷内由外国人开设的六国饭店。陆宗舆不在场，但学生们在殴伤章宗祥后，还走到陆宗舆家，因见外面军队林立，并架设有机关枪，如临大敌，便自动散去了注66。第二天，5月5日曹汝霖在给总统的辞呈里对曹宅被毁和章宗祥被殴等事记叙如下：

呈为信望未孚，责难交集，恳请罢斥以谢天下事：窃汝霖本月四日上午，奉派入府公宴。午后二时半回抵东城赵家楼私宅。适与驻日公使章宗祥晤谈，忽闻喊声甚厉，由远而近，势如潮涌，渐逼巷口，巡警相顾束手。约十余分钟，突见学生千余人，破门逾墙而进，蜂拥入内，遇物即毁，逢人肆殴。汝霖生父就养京寓，半身不遂，亦被殴击。旋即纵火焚屋，东院房屋，至汝霖起居所在，立成灰烬，其余亦悉遭毁损。章公使当火发之际，仓猝走避邻舍，为群众见执，摔地狂殴，木石交加，头部受伤九处，伤及脑骨，流血不止，立时晕倒，不省人事。幸警察总监吴炳湘及步军统领李长泰，闻信先后到场，强迫解散凶徒，伤警护送章公使入医院调治，据云脑筋震动，遍体鳞伤，性命尚无把握。而汝霖宅内暴徒，闻军警捕拿，遂纷纷窜散。此汝霖因公被祸，家室焚毁，及章公使同时殴辱，重伤濒危之实在情形也……

（以下替他在外交及借款任务方面辩护，从略。）

注65当天中午，曹、章、陆三人都到总统府，参加徐世昌给章宗祥洗尘的宴会，总理钱能训（字傒丞、干巨，1869—1924）作陪。宴会期间，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电话报告公府，说学生正在天安门外集会，将要游行，劝曹等不要回家。曹说：“有什么可怕的！”饭后，他和章在钱的办公室休息了一会，听过吴炳湘、段芝贵和钱的数次辗转电话后，便告辞一起回家。另有报道说，当天早上董康曾邀请章宗祥到法源寺赏牡丹花，午饭时他到曹宅。事实上，章是在总统府午宴，饭后与曹同回曹宅的。路透社5月4日晚11时由北京发电，在曹、章谈话时有一个日本人在场。另一报道说：“他们（学生）看见一个卖国贼和一群日本人谈话……他们去问他问题，可是被日本人拦阻了。”此处所指的即是章宗祥与中江丑吉。曹、章回家时，汽车由后门开进，故未遇到学生。丁士源在东交民巷路过，见学生被阻，要来曹宅，故赶来报信，劝曹家先躲避。

注66按照大多数的报道，陆不在房子里，但是蒋梦麟说：“曹和陆都由后门逃了出去。”蒋说不确。

在混乱中，院子里学生和警察也爆发了冲突。但是当时警察在那种情形之下，态度相当温和，实际上他们部分人“保持了一种宽厚的中立”，只是在接到了上峰几次紧急命令之后，才被迫干涉学生。最终，学生和警察双方均有受伤。3天之后（5月7日），北大学生郭钦光在城里一家法国医院去世，一般人多认为其死因是在这事件中受伤和紧张过度。郭的死亡，在“五四”以后的日子里，成为助长学生愤怒的事件之一注67。

注67郭钦光（1896—1919），字步程，海南文昌人。1917年秋季进入北大文学院预科。很多报道都说他是因受伤而死。据朱文叔和龚振黄等表示，郭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学生，他在游行示威的时候，奋不顾身地追击卖国贼，因疲劳过度，又见当局下令逮捕学生，气愤吐血。后来在医院里听说许多与他一起游行的学生被捕，呕血更多，因而去世。似乎事实上并未受伤。

学生和警察的冲突一直持续到5点三刻。那时大多数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都已散去，只剩下几十个人在看热闹。直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带着警察、军队和宪兵赶来镇压时，他们才散去注68。以前对学生态度客气的警察和兵士，现在可能是因为上司亲自督阵，所以态度忽然转变了。他们吹响警笛，向空中放了几枪，遵照吴的命令（吴等是总理钱能训派去的），在现场附近逮捕了几人，沿街又逮捕了一些。结果共有32名学生被押到警察厅，包括北京大学的易克嶷、曹永、许德珩、江绍源、李良骥、杨振声、熊天祉，高等师范的向大光。从各种证据看来，被捕的学生所属学校及人数如下：北京大学20人，高等师范8人，工业专门学校2人，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人注69。

注68据孟世杰说，这时警卫机构派来的军警超过300人。

注69除了上述后来都很有名的学生之外，被捕的32人还有：北京大学的梁彬文、胡振飞、梁颖文、陈树声、郝祖宁、萧济时、邱彬、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潘叔、林君损、易敬泉；高等师范的陈宏勋（可能是陈荩民，后来成为济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薛荣周、赵允刚、杨荃峻、唐国英、王德润、初铭晋；工业专门学校的李更新、董绍舒；中国大学的刘国干；汇文大学的张德。有些报道把“李良骥”写成“李良骏”。据蔡晓舟和杨量工（杨亮功）的说法，被捕学生的来源是北京大学20人，高等师范8人，法政专门学校2人，中国大学2人。陈端志记载的数字有所不同：北京大学19人，高等师范8人，工业专门学校、汇文大学和留法预备学校共5人。许德珩的回忆认为，在32人之中有1人是市民，而不是学生。

虽然被捕的学生里只有少数是领导人物或参与了暴力行动，但是他们走到警察厅都表现得充满英雄气概。后来一些学生各有回忆，现在整合摘录如下：

学生（只是第一次被捕的十个人）遭左翼侦缉队及便衣士兵拘捕，用粗绳反缚两手，两人一连的被押解着，路上略不服的话，军警就用枪柄、短棍或手掌击打他们。被捕后先带至一小官厅，随即派兵送至六条胡同侦缉队本部，被囚禁在木栅里。有五个学生和五六个盗匪监禁在一起，不许说话。三小时以后，有更多的学生被押进木栅里来，即用武装兵士和便衣兵士每三人牵一人，押解到警察总厅，在路上他们遇见一辆汽车经过，里面有几个西洋人鼓掌向学生囚犯欢呼，学生欢呼回答。到达了警察厅以后，都囚禁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交谈。

学生被捕以后东交民巷周边立刻宣布戒严。救火队急忙赶到曹宅，他们打着鲜艳的旗子，高声按响救火车的喇叭，半寸宽的水流射在烧得像火绒的房子上。直到晚8时才扑灭大火。东院那排西式平房已烧光了，只剩下门房和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未烧完。灭火的水蔓延到附近街道上，同时也将学生放火烧卖国贼房子的事作为谈资带到市井之间。这条新闻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

此次事件立刻给中国政界和社会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当时最常谈论的话题是在曹宅门前短暂的冲突中，学生和警察之间并没有激烈的争斗。早期曾有报道：“对中国的公众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讽刺。这个人曾经替整个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的军费和军火，他通过他的伙伴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却被青年学生把自己的房子一烧而光，竟没有一个人来替他开一枪作一臂之助！”

由以上的叙述看来，到此为止，似乎可以确切地说，游行示威纯粹是学生们义愤的表示。这种公愤终于演变成大多数游行者不曾预料的、失去控制的骚动。学生们的行动是被爱国主义情绪驱使的。假如事态的发展仅停留在5月4日当天，那么游行示威的重要性也许就很有限了，很可能仅仅被视为学生们对军阀统治和对巴黎和会上列强处理山东问题决议的反抗；或是与对此次运动的历史和发展一知半解的观察家一样，认为这次游行示威只不过是一群青年无组织者的“暴动”，或只是少数激烈派的暴动。

然而，北京学生在“五四”事件以后，立刻开始组织全国的新式知识分子支持他们的运动；同时努力利用宣传、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赢得普通大众的同情。在此过程中，学生们也开始与不识字的人群建立了更近的关系，并且争取到了新兴工商业者和都市工人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学生的新思想以不可思议的广度传遍了全国各大都市，而古旧的文明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社会政治的发展也开始加速。“五四”事件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其说是因为游行示威的本身，毋宁说是因为游行示威所引起的这些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