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

就在“二十一条”事件过后不久，中国的政治局势愈发沉重的那段时期，五四运动前期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的转变也渐渐开始了。从1915年的冬天到1917年的夏天，两次帝制运动使全国都骚动不安起来：旧式官僚们忙着准备复辟即位事宜；旧士绅们还不免牵强附会地传播过去官方宣扬的正统儒家教条，替帝制运动建立惯有的理论根据；在没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民众当中，到处散布着“真命天子就要重出”的谣言。因此，新建立的民国不但对外遭遇国耻，同时在国内，也因为军阀、旧式官僚和士绅的阴谋计划而险象环生。面对这个混乱的局面，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忧虑重重地开始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法。

此时，数量众多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了新的观念。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那年秋天他创办了《青年杂志》，这标志着一次根本性改革运动的起点。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国，并自1917年起着手北京大学的改组，这两者大大增强了这次改革运动的实力。1917年夏天，胡适、蒋梦麟也从美国回国，加入了这群新式知识分子的领袖集团。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与旧士绅和旧文人集团的论战，只遭到微弱而消极的抵抗。尽管如此，由于军政方面的权贵固守传统的伦理教条和制度，新式知识分子们仍然深受军阀政府的压制。

1916年冬天，日本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政策，企图通过收买中国政府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由于当时北京政府意图用武力统一并控制全国，日本的活动恰好和他们的需要相契合。但民间的反日情绪依然持续高涨，而日本和新兴的中国工商业之间的经济冲突，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而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寺内正毅（Terauchi Masatake）政府与中国的段祺瑞政府之间，最初发生了财政联系，后来又建立了军事方面的密切关系，这自然很快就引起一般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疑惧。因此，当知识分子逐渐开始运用这些外交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利器时，他们所倡导的新改革运动也就得到正在高涨的反日情绪的鼓舞和支持，该运动成为年轻爱国分子全力以赴的焦点。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

1915年的夏天，在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二十一条”纷纷回国之际，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而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注11也回到了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曾参加1913年反袁失败的“二次革命”，随后他协助章士钊编辑著名的《甲寅杂志》，然而，在1915年由于袁世凯的压力，杂志被迫停办。从1913年开始，袁世凯一直压制反对他的报章杂志，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对他的声望有利的报刊。在谈判结束以后，许多反对帝制的报纸杂志便都被查禁了。

注11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笔名陈仲、陈仲子、只眼，安徽省怀宁县人，与后来同他的名字常联系在一起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同年而生。在家乡，陈的家庭被当作富户。他的父亲曾在清政府做过官，在陈几个月大的时候便过世了，因此家道中落。他在5岁到16岁（按公历计算）之间，从祖父和长兄那里接受了严格的古典教育。1896年他17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清政府的县府院试，成为秀才；次年，在南京的“江南乡试”中了举人以后，进入著名的杭州求是书院，研读用法语教学的航海工程学。1901年，他在安徽安庆发表反对清廷的演说，遭到清政府的通缉，逃到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后来有名的政论作家章士钊（1881—1973），几年以后他与章氏共事，开始从事报刊的编辑工作。1902年他23岁时，赴日本，就读于东京的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时，他和冯自由及其他的朋友创办中国青年会。但就在同年，他便回到了上海。1903年，他与章士钊、张溥（后改名继，字溥泉）、苏曼如及何梅士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不久之后，他回到安徽，于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到上海；1906年，他再赴日本，同行的是诗人苏曼如。同年又回国，和章士钊、刘师培（他与章氏一样，后来转为保守，不赞成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一同在安徽芜湖的皖江中学教书。同时，陈又创办了另一份杂志《白话报》。由于不完全赞成民族主义，他在留日期间，曾拒绝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有人认为他可能加入过）。据某些新闻报道称，1907年陈曾去过法国（陈任职北大时的履历如此显示，但有许多人认为这点不真确），深受法国政治和文学思想，以及法国文化的影响。1910年，他回国执教于杭州的陆军小学。次年，参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由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任命为安徽省都督府秘书兼教育委员。民国元年（1912），复兼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1913年，他与柏氏一同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同年革命失败后不久，逃到日本。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15年才回到上海。

陈独秀创办杂志时，社会环境颇为不利。出版自由受到许多严苛的法律限制。名义上，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这项条款是参考日本宪法（第二十九条）而定的，因此，《临时约法》也在另一条内规定，如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人民的权利就可以受到法律的限制。由于这种变通条款可以做各种广泛的解释，而且当时总统和他一手操纵的国会可以任意通过并颁布法令，所以在1912年到1914年间，北洋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命令，以限制人民的权利，包括《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预备戒严条例》、《报纸条例》和《出版法》。注12根据这些法律和条例，总统或地方的军事领袖可以宣布“戒严”；可以干涉公民的人身自由，以及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信、迁徙、财产等自由权利；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其他出版物；可以禁止女子参加政治团体或出席任何涉及讨论政治的集会；此外，如鼓励工人“同盟解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或“妨害善良风俗”等都在被禁之列；还有缺乏明确定义的“破坏社会道德”“妨害地方利益”等行为，也都被定为罪行；所有出版物一定要向警察局备案，缴纳保证金，必须获得同意才能发行。若是触犯了以上这些规定，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注121918年至1919年，许多报纸和学生刊物，都在这些法规管制之下遭到查禁，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政府的政策。

所有以上这些法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以及“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段里都是有效的。由于政府的高压，中国的出版业在1915年以后便不幸地大幅萎缩。实际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使中国出版业一度极速发展。当时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了。1912年之后的两年之中，全国报纸发行总数也由4200万份降到了3900万份。

这就是《新青年》开始出版时的背景。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是热心的反袁分子，但他由“二次革命”的失败经验中总结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他认为，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后来，他和汪孟邹（即他的侄儿汪原放）商讨这件事，汪氏是陈独秀的旧友，是上海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在这位出版家和其他人士的资助之下，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出版了《青年杂志》，这个月刊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法文名为La Jeunesse。注13陈独秀是唯一的编辑。《新青年》的许多早期撰稿人，如李大钊、高一涵，都曾为当时被查禁的《甲寅杂志》供稿。

注13此份月刊的第1卷都以《青年杂志》为名，第1卷包括6期，第6号出版于1916年2月15日。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克按期出版”（见2卷1号，页7；这正是袁世凯洪宪复辟的时期），停刊了半年。第2卷第1号在1916年9月1日出版，刊名改为《新青年》。前7卷都由上海棋盘街的群益书社印行。直到1917年1月，陈独秀都是杂志唯一的编辑。1918年以后，杂志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委员会由6人组成，除了陈氏自己，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复（半农）和沈尹默（高一涵等为后来加入）。由第4卷第1号开始（1918年1月15日），由委员会中的一人每个月轮流担任编辑。每月设有讨论会，参加者有6名编辑和主要的撰稿人，如鲁迅、周作人、沈兼士和王星拱等。从1918年1月开始，杂志中所有的文章几乎全是用白话文撰写。杂志的法文刊名是在创刊号上就有的。1919年6月，由于“五四”事件而被迫停刊，一直到11月才恢复出版。（因此，第6卷第5号在1919年5月出版，而第6号直到11月1日才出版。）同年9月，陈独秀一出狱就组织了“新青年社”，并在12月1日的7卷1号里发表了《杂志宣言》和《社章》。所有编辑和大多数的主要作家都加入了该社。从1917年年初到1919年冬，陈独秀在北京，杂志便在北京编辑，在上海出版。1920年夏天以后，“新青年社”分裂，编辑委员会也解散了，陈独秀又重任唯一的编辑。同年5月的那期（7卷6号）刊物又被查禁。在甫至中国的“第三国际”秘密代表维经斯基（Gregory Voitinsky，中文化名吴廷康）的帮助下，陈于1920年8月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新青年》复刊（8卷1号），由重组过的“新青年社”自行印刷发行。从此以后，《新青年》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发展到此，胡适、钱玄同、刘复、鲁迅、周作人及全部其他自由主义者都脱离了这个组织。8卷6号（原定1921年2月1日出版）的稿件被上海的警察没收。于是，杂志搬到广州，8卷6号于1921年4月1日在广州出版。1921年10月，“新青年社”再度解散。杂志的最后1期，即9卷6号，出版于1922年7月1日。其后有瞿秋白编辑的《新青年季刊》，出版了4期（1923年6月15日到1924年12月15日），前两期由广州平民书社印行，后两期由广州新青年社印行。另有不定期的《新青年》出了5期（1925年4月22日到1926年7月25日），两份杂志都在广州出版。

《新青年》的创办时间恰逢现代第一份中文杂志诞生的100周年注14。由于当时严苛的政治环境，陈独秀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他宣称，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在第1号的“通信”中，一位署名“王庸工”的读者建议，杂志应当警惕民众、反抗帝制运动，陈独秀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事实上，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却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通信”“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三个栏目中。

注14目前公认的中国第一份非官办的现代杂志，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年8月5日，由两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威廉·米尔恩（William Milne）、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rison）与一位中国人梁亚发在南洋马六甲创办。这个月刊在广州和东南亚诸岛的华侨社会中秘密发行。

依当时陈独秀和胡适的观点，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要比一般人平常所想的深刻得多。胡适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而陈独秀却强调推翻腐朽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思想的必要，因为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是在青年们的身上。《新青年》第1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由陈独秀执笔，他在文章开篇提到：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陈继续说，中国需要的，是要青年能够“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他建议，要处理这个问题，应该不妥协、不犹疑，要像“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又提出六项青年行动的大原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页2—6）。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攻击守旧主义，并提倡打倒没有价值的传统。他在第二项末尾，用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写道：

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页3）

陈独秀做打倒传统偶像的努力时，也清楚地陈述了他的理由。他认为，由于帝制运动与其他守旧集团利用传统的教条，尤其是儒家理论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以如果仅只批评他们政治认识的浅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摧毁他们的根基，因为不通过破坏的阶段，在这个社会和经济制度已腐化了数百年的中国，绝不可能有积极的建设。《新青年》的读者常乃德，后来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之一，曾询问陈独秀，为什么他不干脆鼓励中国人实行西方的小家庭制度，而只鼓吹传统大家庭制度的崩溃？陈的回答是，由于大家庭制是基于儒家的伦理观念，因此只要儒家的教条不被推翻，小家庭的观念根本不可能生根。儒家的教条认为，若是儿子离开父母自组小家庭，那他就是不孝、不德。陈独秀所要攻击的，是许多基于这些传统伦理观念的中国社会制度和风俗；家庭制度和帝制运动只不过是传统伦理影响下的两个例子罢了。

这项旨在批评传统、唤醒青年的庞大计划在1917年之前，都是由陈独秀和几位撰稿人来推动。1915年到1916年年底之间，陈独秀的活动中心在上海，当时新式知识分子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也没有什么组织，这群人包括国内外的吴稚晖、胡适、李大钊、高一涵和刘复。但到了1917年年初，文学革命就逐渐成形了。1916年12月26日，继任袁世凯成为大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元培注15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可说是新式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自由主义者之一。在蔡元培的鼓励和庇护之下，新式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于是云集北京大学，而改革运动也因此能大有进展。

注15蔡元培（又名鹤卿，字孑民，1868—1940），浙江省山阴县人。1883年15岁时中秀才，1889年，通过乡会试，1892年24岁时通过殿试，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李慈铭的家庭教师。1894年，升补翰林院编修，但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辞去官职，致力于教育事业。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教习。次年赴日本，几天后即回国，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并任爱国学社教员，宣传革命及俄国的虚无主义，而内心亦相信社会主义。1903年，与章炳麟等筹组光复会，后来合并为同盟会。1905年，他和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一个秘密小组里学习制造炸弹。1906年，到北京任译学馆国文及西洋史教习。1907年，随驻德公使孙宝琦赴德国柏林。次年至莱比锡大学就读。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民国成立，在孙中山的内阁里任教育总长。袁世凯出任总统后不久，蔡即辞职，于1912年秋重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研究现代文明史。1913年夏天回国。但同年秋天又和吴稚晖等同赴法国，并从事对在法中国工人的教育和社会服务，以及推行留法中国学生的工读计划。1916年冬，北京政府采纳了一些浙江省国会议员的建议，任命蔡为浙江省省长，他在法国回电请辞。随后不久，政府即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原任校长胡仁源辞职赴美，胡是蔡在南洋公学时的学生。据说，这次蔡被任命是由汤尔和推荐的，汤氏是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也是蔡元培的朋友。

北京大学的改革

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蔡于1月4日就职）开始推动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这所大学起源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在1895年创办的强学会。然而，直到1898年8月，这所大学才以京师大学堂之名正式成立（1896年虽有旨成立该校，但因反对强烈而未成立），以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为总监督，吏部侍郎许景澄为总教习，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任西学总教习。那时的学生全部是从中上级官吏或科举考试通过者中选拔出来的。1900年，新任总监督许景澄因反对义和团被处死刑，学校也停办了两年；直到1901年年底才恢复开课。1912年民国成立，大学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曾任校长7个月。

直到1919年年初，这所大学是中国仅有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而且是在首都的、由中央政府供给全部经费的唯一公立大学，它是公认的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包括四个学院：文学院由中文、哲学、英文、法文、历史等系组成，理学院由物理、化学、数学、地质等系组成，法学院由政治、经济、法律、商学等系组成，工学院由土木工程和矿冶两系组成。1911年以前，北京大学每年的预算都不超过10万关平两（Haikwan Taels），在1916年也只有43万银圆。蔡元培任校长后，学校大为扩充：1918年的预算达到67.68万圆，几乎是其他公立大学每年平均预算的6倍之多；1919年和1920年的预算分别为79.2459万圆及95.7579万圆。1919年年初，全校约有50名办理行政事务的职员及202名教授及教员。教授与教员中，除了英国人4名，美国人3名，德国人3名，日本人、法国人、丹麦人各1名外，其余全是中国人。

从1912年到1918年，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共有612人：其中233人来自文学院，40人来自理学院，209人来自法学院，120人来自工学院。北大在1912年之后的10年内入学者的增加，及1919年春季班的入学情形，可以由下列数字中窥见一斑：

在1916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时，北京大学以它守旧的传统而闻名。学生们把这所大学作为在政府中飞黄腾达的垫脚石，而不把它当作求学研究的地方。教授们也大多来自官场，品评教授不完全依据他们的教学和学问，而更多依据他们的官阶。教授们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流连于赌场或妓院。当时北京大学以“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等恶名雅号而闻名。

从蔡元培接任校长开始，北京大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演说中指出，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应是求学，不应当是升官发财。此后不久，他又提出了办学三方针：第一，大学是学术研究的机构。“研究”不仅包括介绍西方文明“输入欧化”，更要创造一种新文明；不仅只是“保存国粹”，更要“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第二，学生不应当“专己守残”，把大学当作是旧式科举制度的替代品，而“应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第三，大学里应保有思想学术自由。各种分歧的理论——只要是它们都有严格的学术立场——在大学里都应该得到兼容并收和自由发表。不管是哲学里的唯心论或唯物论，文学美术里的理想派或写实派，经济学里的干涉论或放任论，伦理学里的动机论或功利论，以及宇宙论里的乐天观或厌世观，都可以“樊然并峙于其中”。他还强调：“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根据这些自由而进步的原则，蔡元培推行了很多实际的改革。许多观点分歧的教授都同时受聘任教于北京大学。教授团里成立了各种研究与辅导学生的社团。大致说来，大学是由教授们管理的，而不是行政人员或官员；学生也允许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的意见是，一个在校学生最重大的责任是读书。他认为，政治集团和学校之间不应该存在联系。然而，20岁或20岁以上对政治有兴趣的学生，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任何政治集团。学校可以对他们加以劝告，但不可干涉他们的自由选择。这个观点与当时北京政府的政策恰好相反。政府时常禁止学生参加政党，他们的理由是，学生“唯一”的本务就是读书注16。蔡元培又鼓励学生自治，于是各类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包括读书、演说、讨论、出版、娱乐、社会服务、体育等社团，以及其他活动，例如一间学生银行、一家消费合作社、一座博物馆等。一种类似于曾在法国试行的“工读”制度也在北大建立了起来。平等的精神输入了这所大学。以前存在于学生和教授之间的界限，或学生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了注17。

注161917年2月6日教育总长对所有学校重申这个禁令。1907年11月，清政府更曾严令禁止学生参加任何组织或公开演说。

注17例如，1918年1月，北大有25名学生联名致信蔡元培，报告有一名学校杂役通过自修学习，而且成绩斐然；蔡元培立刻将该名杂役升任职员，并回信提出，学校中的教授与其他工作人员在地位上是没有高低之别的。就中国学校里传统的守旧社会阶级形态来说，这当然是很不寻常的。随后不久，北大又成立了一所为工役设立的夜校。

学生的道德水准也大大地提高了。1919年，进德会成立了，它仿照1912年由吴稚晖、李石曾和汪精卫在上海成立的组织，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接受不嫖、不赌、不娶妾等戒条。该协会的乙种会员除了遵守上列的戒条外，还进一步承诺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他们通过了惩罚的规则，并由会员选出监察人员，当时的会员规模在1000人左右。不做官、不做议员这两项约法，充分反映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新式知识分子对旧官僚的轻视注18。在新式知识分子的眼中，旧官僚和军阀是所有罪恶的源泉。

注18在1912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十二戒约”:1）不吃荤，2）不饮酒，3）不吸烟，4）不雇用仆役，5）不乘人力车与不乘轿，6）不结婚，7）不用姓，8）不做官，9）不做议员，10）不参加政党，不当兵，不信神。

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各种改革之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他实践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尽管蔡自己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最早会员之一，但在他选聘教职员的时候，却从不让自己受到党派和政治立场的影响。1912年孙中山政府任命他为教育总长时，他曾说明他对教育的看法。他理想的教育制度是“超轶政治之教育”，而不是“隶属于政治之教育”。有关教育的目的，他提出五项原则：（一）实施“军国民主义”，以避免军国主义者独控军队势力；（二）以“实利主义”来改良民生；（三）实施基于互助原则的“德育主义”;（四）用“世界观教育”来提升一种宇宙观；（五）最后，以康德哲学的“美感教育”，通过美感的鉴赏，把人民由现象世界带领到实体世界的领域。这项基本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以美学来代替宗教。在论及世界观的教育时，蔡元培强调：“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

随后他到北京大学任职，又重申思想自由的立场，坚持凡在理性基础上自成一家的理论，在大学里都应有传播的完全自由。因此，北大的教授团便包括了许多意见极为分歧的人物，从著名的保皇党、守旧派与复古论者，到自由主义者、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纷纷加入。有位中国作家曾大胆地说：“于是很自然地，所有最富于生气和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群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结果在几年之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多产的思想生活，几乎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找不到前例。”

这种教育方面的自由政策，使北京大学成为旧派保守学者和新式知识分子之间的公开论战场所，而且新式知识分子也因此得到了联合的机会。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职校长的时候，他任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注19。与此同时，其他许多新思想人物也都应邀加入北大教授团。

注19蔡元培于1905年左右在上海办《警钟日报》的时候，便和陈独秀共事过。当时陈独秀化名为陈仲甫，由于章士钊的介绍，他和蔡一同在实验室秘密制造炸弹，以从事革命活动。由于陈独秀坚定地支持自己及朋友在安徽芜湖创办的白话杂志，蔡对他印象更深。随后不久，陈去日本，蔡往欧洲。1916年年底，陈离开上海前往北京。1917年1月，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一位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推荐陈独秀，并告诉蔡，陈独秀和陈仲甫实为同一个人，并拿几册《新青年》给蔡看。随后蔡去访问陈独秀，并征得他出任的同意。很有趣的是，几乎在聘任的同时，1917年陈出版的《新青年》1月号，登出了蔡元培两篇攻击以儒教为国教运动的演说。蔡对此登载的事并不知情。同一期里，有一位读者向陈独秀建议，应该请蔡元培常替《新青年》撰稿。胡适曾告诉我，有一次他在汤尔和家里谈天，汤拿出自己的日记来查推荐陈独秀的日期，查了很久还没查得，倒被胡适眼快一下就看到了。

其中有文字学家兼声韵学家钱玄同、语言学家兼诗人刘复、诗人兼书法家沈尹默——他们都是白话诗和文学革命的先驱人物。这年夏天，刚由美国回国的胡适也在文学院担任教授，他所负责的是中国哲学史课程，教授的观点与传统的见解大不相同。新散文和新诗作家周作人于1917年4月16日开始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9月4日改任文学院本科教授，仍兼原职。反对儒家的学者吴虞自1916年年底就与陈独秀有联系，1919年开始受聘北大任教。鲁迅虽然到1920年才加入北大教授团，但自从1912年教育部由蔡元培主持之后，他就一直在该部工作，这期间与不少北大的自由主义派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20。1918年2月，李大钊在北大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推荐下，接任图书馆主任，后来也兼任历史、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方面的教授注21。（同年10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其他教授还包括：政治学家高一涵、社会学家陶履恭（即陶孟和）、心理学先驱及逻辑学者陈大齐、经济学家马寅初，以及最先在中国研究科学方法的学者之一王星拱。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这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注20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1936），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的一个有地位的家庭。在他幼年时，进士出身在清廷任官的祖父因事入狱，因此他父亲的经济情况极端拮据，鲁迅当时常常跑当铺，靠典当度日。17岁时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就读，约半年后转入矿路学堂攻读矿学。毕业以后，1902年获得政府奖学金赴日本求学。1903年9月开始，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中途放弃，改行从事新文学。1907年回到东京，同他的弟弟周作人计划创办杂志《新生》，但不幸失败。这期间他学会了日文与少许德文，并广泛地阅读东欧与北欧文学。1909年7月他回到中国，当年秋天在杭州师范学校教授化学和生理学。1910年9月，在自己家乡的中学教授同样的课程。1912年1月，赴南京，在蔡元培任总长的新建民国教育部里出任次要职员；5月，随着政府北迁到北京。他在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25年，终被当时的总长章士钊免职。1917年夏，鲁迅受到钱玄同的鼓励，加入《新青年》杂志的改革运动。他的讽刺短文和短篇小说拥有很多的读者，对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传播有很大的贡献。1920年五四运动分裂以后，他和《新青年》的关系便中断了。直到1930年后才成为左翼作家的领导人物。相反地，周作人（1885—1967）后来成为著名温和派的极富于风格的散文作家。他和一位日本女子结婚。1937年后，留在北京担任傀儡政府下的北京大学校长，后任教育总署督办。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后改判10年有期徒刑，住在监狱里。现在他仍在中国大陆写回忆录。（这是就1959年的情况说的。周作人已于1967年去世，他的《知堂回想录》已于1970年在香港出版。——译者）

注21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生于河北省乐亭县，早年父母去世，由祖父母抚养，家境清寒。1907年夏，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参加《政言报》和社会党工作。1911年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1916年夏回国，任进步党领袖之一汤化龙的秘书，并任《晨钟报》副刊的编辑。1918年2月，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9月以后兼聘为教授。他成为陈独秀的密切合作者，帮助他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1921年9月，他辞去图书馆主任的职位，继续任教授，并受聘为校长秘书。在北大，他曾教授现代政治学、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史、社会立法等课程。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过女权运动史和社会学等课程。在“五四”事件期间，学生们常在他图书馆办公室附近集会。1920年，他与陈独秀合作参加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1921年陈独秀往广州以后，他成为共产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有“南陈北李”的说法。1924年1月，当他热心提倡的国共合作成功时，他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6日，他在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的军警逮捕，28日在狱中被绞死。1918年毛泽东曾工作于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并曾深受李氏的影响。

1918年冬天，北京有一群才能卓越的学生，因为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热烈支持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便合作创办了《新潮》杂志，英文名称是The Renaissance。该杂志最初由北大学生傅斯年、顾颉刚和徐彦之创议，后来罗家伦、潘家洵和康白情等也加入了筹备，他们大多数是对历史和文学感兴趣的学生。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帮助，他们从北大获得了出版该月刊的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支援。胡适担任他们的顾问，并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一起，鼓励支持新杂志的形成和发展。学生们提出了他们出版物应坚持的三种“原素”——“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自然而然地，他们支援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所提倡的种种改革。这个杂志的第1期出版于1919年1月1日，很快地受到全国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

出版该月刊的新潮社是个非常小型的组织。当它在1918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的时候，只有21名会员，他们全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登记入会的会员似乎从不曾超过41名。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五四”事件时的学生领袖，并且从那时起，在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的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注22。

注22根据傅斯年所说，《新潮》的创办“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1917年秋，傅斯年、顾颉刚和徐彦之最先提出创办杂志的念头。次年秋天，徐彦之和陈独秀讨论这个想法。傅斯年回忆说，学生们得到陈独秀意外而热烈的支持。陈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因此，这些学生开始着手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与罗家伦、康白情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那时胡适成为他们的顾问。第一次预备会议在1918年10月13日举行，会中决定了那三种原素，同时徐建议用英文刊名The Renaissance，罗建议中文刊名《新潮》，日本人也曾以此作为期刊名。（日本的《新潮》杂志于1904年创办，是当时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的杂志之一。1907年以后，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继续创办一系列以《新思潮》为名的文学杂志。1914—1916年，许多活跃的著名作家，例如久米正雄[Kume Masao]、菊池宽[Kikuchi Kan]、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yūnosuke]等在日本鼓吹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文学。北大的中国学生必然曾受过这些类似日本杂志的影响。）这些学生认为英文刊名和中文刊名“恰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选出职员。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分配了图书馆中一间屋子作为新潮社的办公室。他们的章程规定，北大的学生或校外人士（后者需要有社中两名会员的推荐）在该杂志中登出三篇以上作品就可以成为会员。新潮社的组织分为两部：编辑部和干事部。傅斯年被选为主任编辑，罗家伦是编辑，杨振声是编辑部书记；徐彦之被选为主任干事，康白情是干事，俞平伯是干事部书记。1919年11月19日改组，废除两部制，罗家伦被选出以接替傅斯年，因为傅即将赴英国留学。孟寿椿接替徐彦之任经理，而顾颉刚、高尚德、李小峰和其他二人各被推举担任赠阅、交换、广告、记录及校对等职务。同一会议还决定把杂志社改为学会，扩充组织和社务，由徐彦之主持出版了几本丛书。1920年5月，周作人加入本社，成为唯一的教授社员。8月15日的会议又正式决定改组，恢复两部旧制。10月28日，周作人被选为编辑部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和孙伏园为编辑；孟寿椿任干事部主任干事，6名社员，包括高尚德、李小峰、孙伏园和郭绍虞被选为干事。该年年底，新潮社出现衰谢，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重要会员都出国留学了，而其他人则忙着成立“文学研究会”（见第四章）。《新潮》的最后一期（3卷2期）在1922年3月出版。

现在简单列举其中一部分人的成就如下：

傅斯年：极有影响的史学家和言论家；1937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9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罗家伦：史学家、教育家及言论家；1928年，出任北京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担任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顾颉刚：著名的中国古史学家及民俗学家。

康白情：浪漫派抒情诗人。

毛准（字子水）：教育家及国学家。

江绍原：教育家及宗教历史学家。

汪敬熙：短篇小说家，生理学及心理学教授。

吴康：哲学家。

何思源（字仙槎）：教育家；1944年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任北平市市长。

李荣第（字小峰）：出版家（他的北新书局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新文学作品）。

俞平伯（原名铭衡，俞樾曾孙）：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和《红楼梦》研究专家。

郭希汾（字绍虞）：作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

孙伏园（原名福源）:《晨报》副刊知名编辑，作家。

张崧年（字申府，笔名张赤）：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精通罗素哲学、数理逻辑，有一段时期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诠释者。

杨振声（字今甫，亦作金甫）：中国文学教授，作家，19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刘秉麟（字南陔）：经济学教授。

孟寿椿：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

朱自清：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

在《新青年》集团和北大发生了联系以后，新式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高度的推崇和广泛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北大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有日趋壮大的学生支持。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此番新式知识分子在北大的联合只是暂时的，那些领袖人物的见解和兴趣本就不同，陈独秀和胡适二人便是很好的例子。尽管陈独秀当时认同在改造政治之前必先破坏旧式传统观念，但他的兴趣仍主要偏重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然而，胡适和大学里的其他教授则对文学与教育改革抱有更大的兴趣。1917年，当他们因提倡新思潮、反抗旧文人旧士绅集团而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之间达成了笼统的相互谅解，即他们的改革运动将着重于各种非政治性的活动。这次联合，实际上是基于一般性的、不曾精确界定的观念，例如“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科学”等。后来，当陈独秀对段祺瑞政府的种种活动渐觉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便不由自主地批评起政府来了；1918年以后，他变得更加激烈，并且开始倾向于群众运动。他之所以创办《每周评论》，并将其作为短小却尖锐的抨击政治的利器，实际上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相反地，其他自由主义者则逐渐趋于保守或缓和，并且避免卷入政治旋涡之中。然而，这次联合直到“五四”事件以后才告分裂。1932年，胡适对这次事态的发展做了如下的回忆：

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民国六年第二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

新式知识分子的改革观点

尽管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在性质上有分歧，然而1917年到1918年期间，他们也曾切实地把精力专注在思想文化改革方面。陈独秀在就任文科学长之前，已经与易白沙、吴虞形成了他们反孔教的看法，并与胡适合作发展了文学革命的观点。这些人都是《新青年》杂志的供稿者。所以在他就职北大的时候，就曾经宣称：

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

他这项计划同时着重于社会伦理的改革和文学的改革。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新式知识分子不但尝试介绍西方思想和制度，而且也力图重估并批判中国的传统。这个方针并非由某一人策划而成，也不是受某一人的督导。事实上，这个方针代表了一群意见分歧的人们的共同立场。

这些新观念的详细探讨将留在本书下编的几章中，这里先列出“五四”事件以前《新青年》中所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大致上按照刊登的先后安排，以显示五四运动第一阶段里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趋势。总的说来，《新青年》反对各种旧的思想和习惯形态，提倡新学；反对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少数人物享有政治特权，提倡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后来还重视社会主义；反对传统的伦理，例如对政权掌握者尽忠、对父母尽孝以及对男子女子适用两种不同的贞节尺度，提倡社会里人人平等；反对传统的大家庭制度（父母与成婚的子女及后代生活在一起，组成家庭单位），提倡西方的小家庭制度，提倡女性的平等和独立，以及恋爱和婚姻自由自主，不受父母的安排。在随后的几期里，《新青年》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鼓励语文改革，讨论国语罗马字化和推行世界语的问题，并且介绍标点符号的用法；反对旧迷信和旧宗教，提倡科学、技术和不可知论；反对极少受到质疑的传统儒家哲学，提倡重估所有的经典；反对只顾及教育者的权威，提倡教育应当鼓励发展人性。《新青年》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改革，以达成思想界领导力量的大联合，以反抗军阀的统治。

这些新思想领袖所主张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两项，依照他们所加的绰号，分别是“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和“赛因斯先生”（科学）。1919年1月，陈独秀为庆祝《新青年》创刊三周年而发文，对上述两项原则做了扼要的概述，并且驳斥了一些对《新青年》的非难。他写道：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由于受到教授们和《新青年》的激发，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学生获得了对新思潮更明确的了解，并且在新思想运动中变得更加活跃。新潮社的会员都是先锋分子，他们把运动当作是“思想革命”或“社会革命”，并且鼓励读者在中国介绍和传播世界的“新思潮”。他们指出这次运动的精神应当是批判精神，应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警语，就是“重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values）。更重要的是，他们“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前代人物道德思想上的“感化”。傅斯年起草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中，除了要唤起中国学术思想在世界思潮中的地位之自觉外，便强调了这一点：

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仁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

……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寻其由来：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为可，何者为不可；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此二者又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仁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

……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惑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之于众。……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新潮社领袖人物所主张的社会革命观念显然部分地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新潮》的创刊号里，罗家伦论及当代世界的潮流，他说，在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几乎都有它阻挡不住的潮流。文艺复兴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的大潮，宗教改革是欧洲16—17世纪的大潮；18世纪的大潮是把民主精神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国大革命；而19世纪的大潮则是1848年革命，其结果是打击了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封建君主贵族体制。根据罗家伦的看法，20世纪的世界新潮流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政治性的，然而自此以后的革命都会是俄国革命的类型，即会发生许多社会革命，在这些革命里，民主会战胜君主，平民会战胜军阀，劳动者会战胜资本家。同期杂志中，后来像罗家伦一样转变为激烈反共分子的傅斯年，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俄国将会兼并全世界，不是在领土方面，也不是在国权方面，而是在思想上。在以后出版的一期《新潮》中，一位读者提出，此后的革命会效法“美国革命”的形态，但这个见解受到编辑们的反驳。就大体而论，这些学生们的意见似乎要比陈独秀、胡适甚至是李大钊等教授的意见还要激进。

然而，若是断言这些学生领袖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不正确的。他们的主张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二者的模糊混合体。罗家伦在上述一文中说：“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关的，而不是对立的，而且“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来发展个性。”他相信这即是新潮流的真正意义。罗家伦对这些政治观点的研讨受到两本书的较大影响，一本是沃尔特·爱德华·韦尔（Walter Edward Weyl）的《新民主主义》（The New Democracy,1912），其副标题是“有关美国若干政治经济趋势的论说”（An Essay on Certa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end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另一本是斯蒂芬·巴特勒·里柯克（Stephen Butler Leacock）的《政治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1906）。罗家伦反对通过暴力来达到改革的目的，他更强调全体人类与平民的利益，他说：“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士麦，不如崇拜佛兰克林。与其崇拜雷朅奴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思的经济。与其崇拜克虏伯的制造，不如崇拜爱狄生的发明。”这段话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学生如何偏好笼统的概括说法。但是他们对学习的渴望和传播他们观念的热情却给改革运动提供了新动力。他们宣称，要想阻止潮流，或逆流而行，会带有极大的危险性，只有顺着潮流而进才能确保安全。“现在世界的新潮来了，我们何妨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

反对派的批驳和答辩

在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形成期间，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个反对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一些保守派的教授、研究员和学生。清朝末年，北大的文学院教授团包括为数颇多的桐城派文人，而另一部分则属于“文选”派。（而法学院里的大部分教职都由留日学生担任，一般说来，他们比留法和留美的学生都要保守些。）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江苏、浙江两省的学者（因此被称作“江浙派”）继桐城派而起，成为北大文学院的一大势力。江浙派学者大多是章炳麟（太炎）的门生和朋友，而林纾可以说是与桐城派有关。在校内，江浙派的教授们便形成新式知识分子的主要反对势力。

这群旧文学的提倡者以刘师培为领袖，以黄侃（季刚）、林损、辜鸿铭、马叙伦和国史馆中的一批较为年长的学者为后盾。他们通过《国故》杂志向公众宣传，提倡文言文、儒家和旧伦理。这些学者受到大学里保守派学生以及文人的拥护。

“国史馆”是当时隶属于北京大学的机构之一。馆中的学者都是较为年长的历史学家，包括屠寄（字敬山，屠孝实之父）、张相文（字蔚西）、辞阆仙、童亦韩及徐贻孙等。

然而，这个保守的反对集团在思想方面的宣传效果并不明显。他们的出版物，缺乏可读性，有时甚至不合逻辑，因此对大部分中国青年没有多大吸引力。他们的文章经常堆满难解的古文生僻字，即便是功底极佳的学者也不一定都懂。最终，他们的《国故》杂志只出了4期便早夭了。至于军阀政府的出版物，由于通常只包括官方的言论，在这场论战中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新式知识分子领袖的写作能力与保守集团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大多是卓越的散文作家：陈独秀热情有力的论说文，一直吸引着年轻人；胡适清晰流利的文体，当时可说是无与伦比；鲁迅的讽刺短文和小说，仿佛一把双锋的利刃，尖锐而致命；周作人常写生动的散文，使读者感觉在与家人娓娓对谈。其他推动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教授和学生领袖也大多数是文笔流畅有力的作家，例如钱玄同、刘复、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和朱自清等。此外还有在这次运动中崛起的其他一大群光芒四射的青年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这些新知识领袖们不仅对西方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掌握凌驾于旧学者之上（严复和辜鸿铭等少数兼通中西者是例外），而且在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上有时也超越了他们。许多新知识领袖不但能写流利的白话文，还能写畅美的古文，而旧学者要么只精通古文，要么过于高傲而不屑于使用白话文，而白话文当时已成为更有效的写作媒介了。

在大学圈子之外，还有两位颇负盛名的文学界领袖支持保守派，即翻译家严复和林纾。此时的严复已转为保守，反对学生运动及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尽管在此前20年他曾支持“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许多改革。他认为，只有回归古代的中国伦理和文化，只有排斥西方的影响，才能救中国。这恰与他在1890—1900年间的观点背道而驰。他还提出，古文比白话文更富暗示性，更典雅，并且在自然淘汰的原则下，由于新文学运动的不合理性，它不久就会自然地销声匿迹。因此他认为积极的反对是多余且没有必要的注23。于是，只剩下林纾一人是大学圈子外唯一具有影响力而支持保守派的发言人了。

注23严复（1854—1921），字又陵，在他的早期，尤其是1895—1902年间，实际上是首要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他最先提倡西化，介绍现代科学方法、民主思想制度到中国来，并较早提出改革中国语言。他也是反对科举制度和传统的儒家控制的先驱之一。然而1902年以后，他逐渐转向温和保守，赞成以教育方式来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并排斥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他相信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有相近之处，因此应该好好保存。由于19世纪末西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激增，他早期对西方文明的乐观看法也动摇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他成为袁世凯的政治法律方面的顾问。他或多或少被迫支持了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而在运动失败袁世凯去世之后，他对国民政府以及对所有政党的厌恶情绪日益增长。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崩溃的征兆。因此，他在晚年自然而然地提倡恢复中国古代文明，并称蔡元培为“神经病一流”。然而，尽管严复和年轻一代有思想上的冲突，他所翻译的介绍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学等方面知识的书籍，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重大影响绝非夸张（详见第十二章）。他在译文里精巧铸成的许多中文词句，例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自20世纪的最初10年开始，就被大家当作是中文固有的成语运用，而他意料不到也不会赞同的是，后来新起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竟用这些名词作为他们的冲锋口号。例如，军阀陈炯明的别号“竞存”，以及胡适的自传中披露，他在1910年为自己改名“适”，都是出自严复的译文。许多救国运动的热心分子也都用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就通过这些观点批驳保守主义。严复的翻译作品，尤其是《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在毛泽东的高中期间，对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里，林纾是最受欢迎的欧美小说翻译家，尽管他并不通晓任何外国文字。注24由16位以上精通西方语言的助手协助，他把180种小说及其他作品译成281册文言文，共2000万字。他的助手先把外文原著口译为白话，林纾再把白话转译为文言。他对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推崇备至。在北大时他一直是反对江浙国学派的重要人物，江浙派主要研究文字学、声韵学和考证学，他们瞧不起桐城派的古文，觉得桐城派肤浅，不够水准。林纾却认为经学派的崛起，尤其是在1911年以后取代北大桐城派的学术地位，实是中国文学走下坡路的象征。可是面临新文学运动的兴起，除了少数例外，这两派的旧学者和旧文人多半选择捐弃前嫌，携手反抗新文学的共同威胁。

注24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严复是侯官人，民国后闽县与侯官合并为闽侯县。他19岁时得了严重的肺病，全家都深受其苦。20—30岁间，他过着相当放纵的生活，被他的同乡人视为异端“狂生”。1878年，考中秀才，1882年，中举人，而在1883—1898年的一系列京试中却名落孙山。在30—35岁间，他阅读了4万余卷古书。1900年，他到北京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后来（1905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里任教。1909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江浙派兴起后，他于1913年辞职离开。后来在“五四”时期，他出任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所创办的正志中学的教务长。该校严禁学生参与学生运动。晚清期间，林纾提倡过许多社会、政治、文学方面的改革，在1898年的时候就用平白语言写诗，但是他与多数人一样，没有跟上时代快速前进的步伐。他翻译的文字是流利而古雅的文言，为他口译的助手包括王子仁、魏易、王庆通、陈家麟等。林纾翻译的速度一天可以达到6000—8000字。（他每小时可以翻译1500—2000字，但他自己创作一篇短小的古文有时却要花上几个月。以胡适做比较，据他自己说，他一小时能写900字原创作品，翻译却只能达到400字。）林纾所翻译的180种书籍中，有17种没有出版过。这些翻译中，105种译自英国作家，33种译自法国作家，20种译自美国作家，7种译自俄国作家，2种译自瑞典作家，还有7种译自不知名的作者，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希腊、日本作家各有1种。此外，他还翻译了15个短篇，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中文散文、小说和诗歌。他最受欢迎的译作是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Alexandre Dumas, fils, La Dame aux Camelias,1852，今译为《茶花女》）——这是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完成于1893年，以及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今译为《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Walter Scott, Ivanhoe，今译为《艾凡赫》）、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Harriet Beecher Stowe, Uncle Tom's Cabin，今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欧文的《附掌录》（Washington Irving, The Sketch Book，今译为《见闻札记》）。他部分早期的译作在文学革命后被新的译作取代了。然而，林纾仍旧是中国最多产的翻译家，在译作数量上难以被超越，其中部分杰出的作品已经成为翻译界的经典；尽管有些令人遗憾，除了40种巨作小说，许多他翻译的原文仅是二流作品，因为林纾的助手中少有文学修养极佳的，而他只有依赖助手们的选择。

然而，这些保守派的反抗相当消极，林纾加入他们的阵营也有些姗姗来迟。早在1917年，钱玄同就出面支持胡适的文学改革建议，并且攻击林纾。林纾当时只是间接而缓和地答复他，简单地说不应当废弃古文文学，而应当好好保存它，效法西方之保存拉丁文。其他反对新文学、新道德的文人和学者，也都在论战里采取消极的态度。因此，当《新青年》编辑想用论战来引起读者兴趣的时候，他们只好登出一封由编辑钱玄同以假名用文言书写的读者投书。这封信登在1918年3月15日的那一期里，署名“王敬轩”；信中用种种荒唐可笑的理由控诉《新青年》。随后，由杂志的另一位编辑刘复对这封信做了长篇而流畅的答辩。虽然钱玄同的来信是捏造的，但在文体上和大部分旧文人对儒家、旧伦理和对文学的见解上，都模仿得相当巧妙。这个插曲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兴趣，同时也引起旧派学者的愤怒。

不久之后，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反感逐渐增强。1919年2月和3月，他在上海著名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讥讽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们。在这些小说里，他用一些假名字来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并用侮蔑的言语来描绘他们。这些小说大致上是“伟丈夫”惩处异端的主题。现在把他的小说《荆生》摘录如下：

辛亥国变将兆，京城达官迁徙垂空。京师陶然亭游客绝稀。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与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亭当同光间，京僚恒置酒延凉于是，以乱故，寂然无复游客。时于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二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即至，窥荆生室，颇轻蔑，以为武夫不知风雅，漠然不置念。呼僧扫榻，温酒陈肴，坐而笑语，与荆生居处，但隔一窗。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均碎。

一伟丈夫趫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孔子何以为时之圣？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笃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报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子之需父母，少乳哺，长教育耳。乳汝而成人，教汝而识字，汝今能嗥吠，非二亲之力胡及此！譬如受人之财，或己命为人所拯，有心者尚且衔恩，汝非二亲不举，今乃为伤天害理之言。余四海无家，二亲见背，思之痛绝。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三人相顾而（无？）言，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处，林纾认为田其美这些人“禽兽自语，于人胡涉？”原可置之不理，荆生惩罚他们，实亦“多事可笑”。他又叹道：“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在另一篇小说《妖梦》中，林纾又用类似的描述。故事里有一个门人梦游阴曹，发现那儿有个“白话学堂”。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任教务长，胡适任副教务长。后来看见他们都被佛经里说的曾吞食过太阳和月亮的大王罗睺罗阿修罗活吃了。虽然林纾本人并不完全赞同军阀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向军阀求援，尤其是徐树铮，他是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物，又极崇拜林纾，林纾希望政府可以干预北大行政。后来为了回应别人的指责，林纾在《新申报》上道歉，对故事中的侮辱词句表示悔意，他的道歉赢得了陈独秀的称赞。

然而，林纾更严肃的反对则表现在1919年3月18日他写给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信里，其中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等罪名控诉北大。在这封信的开篇，林纾认为当前“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希望蔡元培“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而尤其告诫他：“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霄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蔽，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接着，他陈述了一系列反对新思潮和白话文学的理由。现摘要列举如下：

一、过去的改革并无成效可言：“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

二、而民国的新改革家“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这就是说，中国今日的贫弱，不应迫究既往及伦常。

三、并且外国人也遵守伦常：“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廿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四、文学革命是不必要的，因古文读者会越来越少。“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

五、古文并不妨碍科学与学术，且亦不能被消灭。“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六、常道不可因一时的方便而变更，而且孔子也是会适应时代需要的。“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陈，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

七、强权不必成功，且中国弱败亦不能归罪于孔子。“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灵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

八、孔子学说注重人与人相处之道，连庄子也没有完全反对他。“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九、只会说土语的人并不就有真学术。“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十、过去优秀的白话作家，也曾向古文学习，且曾采用古文。“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十一、白话可用来译解古书，但不能取代古书。“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土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文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鴃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十二、新派说，父母自因情欲而生育，对子女无恩。这是禽兽的话。“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瞾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本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

最后，林纾忠告蔡元培：“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麦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针对这些严厉的控诉，蔡元培在3月18日回复了一封分析的长信，这封信后来受到广泛的转载和征引，极大地促进了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的传播。蔡元培开篇对林纾澄清，外间对北大的谣言，并非事实。接着便说：“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基于此，他分别替北大辩护：

有关“覆孔孟，铲伦常”的答复：

一、北京大学教员不曾以“覆孔孟”教授学生。“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适〕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二、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孔子以反对革新之不合时言论，并非与孔子为敌。“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然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耶？”

三、大学不但未提倡铲除伦常，且教诫甚严。“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四、教员在校外也没有发表铲除伦常的言论。“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有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身价。而路粹则何如者注25，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瞾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注25东汉的孔融（153—208）恰巧是孔子第20代后人，他是受曹操部下路粹诬告的牺牲者，被曹操所杀害。吴虞在《说孝》一文中，曾引用孔融的话来支持他反对孝道的论点，但这时他还未到北大任教。

有关“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的答复：

一、北大的课卷皆仍用文言，讲义也绝大多数是文言。“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二、讲解古书必赖白话。“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其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许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三、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博学而长于文言。“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少仲马、迭更司、哈德等之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最后，蔡元培提到他在北大办学的“两种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并附抄自己在1918年12月10日所写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所提倡的三点意见。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

这些信件的往来，表明了保守势力对新运动的总攻击。蔡元培的答复虽然坚定而严肃，在某些论点上仍显露出避重就轻的痕迹，他否认或弱化了新运动教授们所提倡的种种事项。蔡元培处在当时情况之下，既受到落后军阀政府的统治，还受到群集的保守势力的猛攻，他回信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北大的自由，使其不受政府干涉，因此他不可能全力宣扬新思想。然而，即使受到这些限制，他仍为新思潮做了很好的辩护。

从一开始，保守派的反对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努力争取的只是政府的干预，而很少求取公众的支持。他们企图游说安福系控制下的国会，去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并且他们还要求教育总长解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自由派进步派的教授。弹劾的议案曾在国会被提出，但没有通过，因为政府担心学生和舆论的强烈反对。然而到1919年春天，政府要干预的说法开始甚嚣尘上，3月，陈独秀被逼辞去教务长的职位。如若“五四”事件没有发生，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极可能会被军阀政府镇压下去。江苏省省长齐耀林就曾以保存“国粹”为借口，下令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严禁购买或阅读任何批评旧文学和传统伦理的报章书籍。

青年对新思潮的响应

尽管当时危机四伏，但这次新思潮并不像反对派那样缺少群众，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激起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这不但应归功于这份杂志中所提倡的许多大胆新颖的观念，也应归功于其中极有感染力的文体和写作技巧。除此以外，从许多角度看来，《新青年》中“通信”一栏是中国杂志中第一个真正有效而自由表达公意的平台，很多重要的问题和观点都曾在此得到严肃的讨论和发展。《新青年》可说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炸弹”。有一位读者回忆：“它的出现像是一声雷鸣，把我们由骚扰不宁的梦中震醒了。”杂志的出版者之一汪孟邹说，最初每一期大约只印1000份；1917年以后，“五四”时期，销量骤增到1.6万份——就当时中国出版业的情况而论，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由于读者的大量需求，许多期都曾重印了好几次。

中国青年对这一杂志的热烈反应在读者投书里表现非常明显，这些投书大多是由觉悟的青年执笔。后来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现代中国政界和思想界里成为出众的人物。这些年轻的读者，当他们在努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遭受挫折之时，看到了《新青年》的出现，对他们说来，正如其中有一位所说的，它就是“青年界之明星”。他还说：“未几大志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又说：“至于今日，大志五号出版，又急购而读之。须知仆已问过数次，今已不能须臾缓也。迨展读数页，觉悟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

《新青年》中有不少类似上文所引的投书，它们反映了当时的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唤醒，觉察到需要有组织地活动。由于他们所接触的是许多混淆不清、未成系统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对新潮流的反应也并不一致。1917年以后，许多思想温和的，或具有进步的自由主义观念的青年，以及激进派的青年，纷纷成立不同的组织。虽然他们当时没有特别的影响力，但有些会员后来却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新民学会是这些社团中的一个，它是由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于1918年4月18日在长沙创办的。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在该城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这所学校设在著名的城南书院旧址之上，南宋初年张栻（号南轩，1133—1180）曾在该书院讲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1913年后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任校长，许多提倡自由主义思想的教员，例如杨昌济（又名怀中）、徐特立和方维夏等，都应聘加入该校，因此这所学校成为微缩的北京大学。而该校的学生也经常是湖南省学生运动的活跃领袖，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改革运动的出色人物。毛泽东很快就成为《新青年》的热心支持者。1917年春，他采用一个奇怪的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给《新青年》注26。这篇文章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这件事却显示了他对该杂志的浓厚兴趣。在《新青年》的激发感染下，他不久便组织了新民学会。该社团的会员规模在70人到80人之间，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一部分人在1927年后的内战中阵亡，其他人则加入了国民党或其他组织。1918年，新民学会协助募集并组织湖南省的学生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赴法国留学。这与中国留法工读学生运动中激进因素的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注27。

注26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体育之研究》，用文言写成，刊登在1917年4月1日那期（第3卷第2号）里，笔名的由来是：他的名字“毛澤東”三个字总共的笔画数是28。这篇文章登出后不久，1917年夏，毛泽东寄出许多封信给长沙各学校的学生“嘤鸣求友”，并“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他还在长沙的一份报纸上以这封信作为广告。这封信所署的笔名与《新青年》上那篇文章相同。根据毛的回忆，这封信得到“三个半答复”。那“半”个答复来自一位名叫李立三的青年，后来他与毛泽东会面，倾听他的观点，但却不曾被他说服。他们一直没有建立友谊关系。李立三后来有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并且是“立三路线”的创始人。这封征友信登出后不久，毛泽东联合了他周围的一群学生同志，形成了新民学会的主力。毛泽东自己以及他的传记作者，和他的同志们后来都很少提及这篇刊登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个斯巴达式的体育训练的热心提倡者。长沙的第一师范学校在20世纪30年代更名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后又改为长沙高级中学，一师则迁往别处，但长高继承了原有活跃的学风。

注27根据留法工读学生的一份报告记载，湖南省的学生数量最大。

1918年年初，毛泽东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同年9月，与约20位参加工读的学生同赴北京。他在师范学校时的老师杨昌济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李大钊。（罗家伦有一次告诉我，毛泽东去见李大钊是他介绍的。我想他只是引见人罢。）杨昌济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这时他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的女儿杨开慧后来与毛泽东结婚。毛泽东被李大钊聘用为图书馆助理员，月薪8圆。那时候毛泽东深受北大正提倡的新思潮的影响。虽然他职位低，但为了能在北大旁听，他加入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因此他结识了一群胸怀大志的青年，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领导人物，还有些成为文学界的领袖，例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康白情、罗家伦和段锡朋。他也曾与陈独秀和胡适会过面，却不曾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这种环境的培养之下，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日增，而他的看法也日趋激烈。那时由于受到一位学生朋友区声白的影响，毛泽东接纳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直到1919年年初他才离开北京到上海和长沙去。

类似于新民学会的团体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都各自独立地成立起来。1936年夏，毛泽东曾评论这些社团：

这些社团大部分是受了陈独秀的著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而组成的。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时就开始读这个杂志，对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非常钦佩。有一段时期他们成为我的模范，代替了我以前曾崇拜过但当时已经放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那时候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有趣的混合物。对于“十九世纪的民主制度”、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我多少是有模糊的热诚，并且我已明显地是一个反军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

有一点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有趣的混合物”并非当时某一个学生的特殊心境，实际上它代表了五四运动之中活跃与扰动不安的青年们的思想主流。

即使在“五四”事件以前，新运动不但已经吸引了青年知识分子，并且还获得各政党中自由主义分子和激进分子的同情。许多新式知识分子的领袖，例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钱玄同、蒋梦麟等，都是国民党党员，或其前身同盟会的会员。虽然国民党在这个运动的初期不曾表明任何态度，但有些会员却早以个人身份加入了活动注28。这段期间中国各政党的党员大多可以自由行动。此外，新知识潮流还受到温和的保守派研究系的热心支持，研究系是由进步党演变而来的，两者都接受著名作家和改革家梁启超的领导注29。

注281914—1919年，国民党以“中华革命党”之名为人熟知。其总部，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前，还设在东京，1916年迁到上海。1919年10月10日，党名改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年初，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总部由上海迁到广州。“五四”时期，国民党是唯一试图推翻北京政府的有实力的政党。党中有些较为温和的党员仍留在北京，担任国会议员。

注29进步党是由清末戊戌百日维新的改革家们创办的君主立宪派发展而来的。1912年10月，即辛亥革命后一年，君主立宪派人士组织了民主党。1913年5月29日，在袁世凯的促成之下，民主党的领袖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等把该党与共和党以及小规模的统一党合并重组为进步党。该党成为当时国会中的多数党，形成与国民党抗衡的势力。袁世凯死后，进步党逐渐分裂。1916年8月之后，进步党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该派系大致上来说支持段祺瑞，并在段的内阁中出任职位。但在1917年11月段氏下台以后，研究系在安福系控制下的国会中，只保留很少的席位。1918年以后，该党许多思想领袖，例如梁启超和张东荪，都开始放弃实际的政治工作，从事文化与思想的改革。当年冬天，研究系在北京的宣传机构之一《国民公报》登出一系列的文章，讨论并支持《新青年》中提倡的一些新观念。1919年年初，胡适、周作人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中与《国民公报》的编辑蓝知非（名公武）往来好几封长信，讨论贞操、语言、改革者的态度等问题。其他的出版机构，例如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英文常称为The China Times），加上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也都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属于研究系，是该系的领袖和北京政府内政总长汤化龙的四位秘书之一。汤出生于1874年，于1918年9月12日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所派的刺客王昌击毙。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新改革家们实际上已赢得了几个主要政党的同情（倾向政府的集团除外）和许多新式知识分子的支持。北大和其他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在实质上已成为运动的领导中心，同时新观念和新精神也已开始在全国各城市的学校中对青年知识分子发挥了作用注30。

注30在“五四”事件以前已经有不少事例，学生由于受到《新青年》的激发，在学校里创办杂志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学，但却面临学校当局极大的压迫。试举一例，1919年春天，武昌的中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曾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杂志。

直到这时候，新改革运动的积极分子主要还是北京的教授和学生。新式知识分子和新兴商人、工业家之间，还没有建立密切的关系；此外，军阀政府和士绅文人联合而成的反对派与商人、工业家之间也还没有发生争端。事实上，在1915年到1917年间，新式知识分子和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观念上的，而非行动上的冲突。然而1917年，当段祺瑞揽权的中国政府与寺内正毅的日本政府之间关系转为亲密之后，这个局势开始转变了。中国保守集团的亲日态度导致新式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联合，因为1915年的“二十一条”和其后日本军人政府的种种活动，已使民众的爱国心高涨起来。这种爱国情绪在联合的“救国”运动声中逐渐转化为行动。到1918年，这种行动便已发展得更加积极了。

1918年5月的抗日请愿

若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救国运动里发展出的密切关系，首先要知道1916年10月寺内正毅（Terauchi Masatake）继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转变。

大隈一直同时支持中国的革命党和清朝复辟运动派，试图用这种两面政策抑制袁世凯的势力。“二十一条”是他对华政策的高峰。但寺内掌握政权后，他任命胜田主计（Shōda Kazue）为财政大臣。此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到处都有过剩的资本可供发展新的企业。因此胜田就开始提倡所谓“菊分根”（菊の根分け）政策，即用贷款和投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并且化中国为日本殖民地注31。此外，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Hayashi Gonsuke）也建议协助段祺瑞，而不再支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国民党。上述新政策导致的结果是，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期间，日本为段祺瑞政府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西原借款”注32。

注31“菊分根”这个名词的典故出于胜田的一首题菊花图诗中的一行。后来他用这个词句作标题写过一篇未完稿的回忆录，为“西原借款”做辩护。该回忆录曾由龚德柏译为中文，书名为《西原借款真相》，由太平洋书店出版。

注32林权助提议协助段祺瑞的政策，但却不赞成“西原借款”，因为他认为该贷款会妨害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并引起它们的嫉妒。后来他还控诉寺内正毅支持段的动机和目的并非是为了积极协助中国的统一，而是适得其反。该贷款因日方经办人是西原龟三（Nishihara Kamezo）而得名。贷款总额高达1.45亿日元。

受到这些借款的影响，段祺瑞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日本，并且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段氏本人巩固了他在国会的势力。1918年3月7日（可能从1917年8月就开始了），段的心腹徐树铮得到以曹汝霖为总长的财政部的支持，组织了一个势力雄厚的机构安福俱乐部，该机构收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获得拥护，1919年秋季以后便垄断了北京国会，占据了大部分行政要职。这件事很快引起政府里其他集团的嫉妒和公众的不满注33。

注33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1885年，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1889年，赴德国学习炮兵科。1895年，协助袁世凯，于小站训练新军，并于1900年镇压了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期间，他任清军第二军军统、湖广总督，但1912年年初，却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通电，迫使清帝退位。革命之后，他在袁世凯的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1913年5月到7月间，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到1917年间实任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1918年，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段重新出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在此之前，段氏曾于1917年3月25日组织了中和俱乐部（“中和”一词大概本于《周礼·大司乐》《荀子·劝学篇》及《礼记·中庸》），实际上是安福俱乐部的前身。1918年春，当时担任关内奉天军副总司令的徐树铮（1880—1925），接到了财政部转来的1000万圆，这笔钱名义上是奉天军的军费，但据说用在操纵新国会的议员选举上。这年秋天，选举结果揭晓，当选的430名议员中，有330余人曾接受过徐的金钱。这些议员以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为首领，他们经常在安福胡同聚会，因此称作安福俱乐部。据说只要任何一个国会议员登记为该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就每个月付他300—800圆。至少在名义上，任何党派的议员都可申请入会。段祺瑞是这个集团的实际领袖，但在表面上，他却装作和该俱乐部毫无瓜葛。整个组织由精明能干的年轻将领、著名的“小徐”徐树铮，直接控制。通过曹汝霖及其至友，该俱乐部和日本人维持着密切关系。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和他周围的一些军人开始对这个颇具实力的组织感到不安。（据说徐世昌得到美国和英国公使的支持。）安福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包括：参议院议长李盛铎、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曹汝霖和次长曾毓隽、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警察总监吴炳湘、监务署督办及国务院侨工事务局局长张弧、众议院副议长田应璜、国会两院秘书长，以及许多军事将领。1920年8月3日，在曹锟和张作霖势力击败了段的军队之后，安福俱乐部解散。

在北京政府与日本缔结了秘密军事协定之后，形势就更趋恶化了。1918年，苏俄与同盟国媾和，公开并废除了1907—1917年由沙皇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俄日秘密协约。在这些协约里，日俄两国计划从中国夺取东北和蒙古地区，并阻止中国接受任何其他列强政治方面的援助。在这些被披露之后，日本获得段祺瑞的同意，在1918年3月到5月间与中国政府协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这些条款，中国政府给予日本种种权利，下列只是其中数项：日本有在东北北部和外蒙驻军的权利，以防止同盟国或苏俄入侵；日本有权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有权在中国陆军和海军里任用日本教官。双方政府对条款的内容一直持保密态度。直到1919年2月，在上海和谈中，由于南方政府代表的要求，北京政府才公布了该协定的一部分注34。

注34协定的内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部公布。1921年1月27日，北京政府与东京政府同时宣布该协定无效。1919年3月14日，经中日双方政府的同意，曾把部分有关军事的条款交出版界发表。

然而，即使在此之前，北京政府对这次外交发展，也没有能把人民大众完全蒙在鼓里。早在1917年春，政府的亲日活动已经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抗议。由陈友仁（Eugene Chen）所办中英文对照的《京报》（The Peking Gazette），在1917年5月18日就登出了一篇标题为《出卖中国》（Selling Out China）的社论，透露了后来发展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条款的部分谈判内容，并公开谴责段祺瑞政府卖国。陈友仁因此入狱，该报也立刻被政府查禁。到1918年夏，公众舆论要求政府公布该协定，留日和留法学生也进行示威，抗议秘密外交。尽管有日本军警的干涉，留日的中国学生仍然于5月5日在东京开会，会中决定他们全体（约有300人）在5月20日以前集体回国注35。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全体留日学生为会员，并由旅日的中国商人提供经济支持。5月6日，在东京的另一次集会中，46名中国学生代表被日本军警逮捕，这使得学生的情绪更加激动。

注35在这几星期之中，有些学生在日本组织了“诛汉奸会”。有亲日嫌疑的中国人都受到了警告和威胁。郭沫若当时已与一名日本女子结婚一年半，他后来回忆，那时他被当作“汉奸”。1915年，他曾加入“回国”运动，但这次他的态度却很消极。一年以后，由于受到“五四”事件的影响，他才参加反日的活动。关于留日学生数次集体回国之事，参见第二章。

1918年5月12日，留日的中国学生开始集体回国。5月2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一项规定，强迫他们回日本，声明由于条约的军事性质，不能对外公布；学生若要救国，应当继续学业，而非放弃学业。但回国学生却不顾政府的威胁，在上海继续救国团的活动，并有部分学生，包括曾琦、王兆荣、喻义等，在上海创办了《救国日报》。曾琦在该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要求中国青年加入救国工作注36。这些文章后来在北京被收集重刊为一本小册子，题为《国体与青年》。

注36曾琦（1892—1951），字慕韩，四川隆昌人。初就读于成都的四川法政学堂。1912年，担任参议院议员。后来在成都和重庆从事报业。1914年左右，在上海震旦学院学习，与左舜生、李璜同学。1916年，赴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政。1918年回国。1919年到1924年间，赴法国和德国，并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和同志们创办少年中国党（后来改名为中国青年党）。1945年冬，以该党领袖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代表当时右倾的国家主义派组织。1948年10月，赴美国。1950年，在欧洲旅行了两个月之后又回到美国。1951年5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逝世。

1918年6月30日，活跃的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包括王光祈（1892—1936）、曾琦、李大钊、陈淯（愚生）、雷宝菁（眉生）、张尚龄（梦九）和周芜（太玄）等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学会注37，该学会在成立初期提倡爱国主义，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且提出四项目标：“一、振作少年精神，二、研究真实学术，三、发展社会事业，四、转移末世风气。”所谓“社会事业”是指以促进改革和新知识为目的的教育和新的工商业。这些负责人之中，有热心的国家主义者，如曾琦和王光祈；有未来的左派人物，如李大钊。其中也有与《新青年》关系密切的，例如王光祈与李大钊。在“五四”事件以前，陈独秀也曾与该学会发生联系，但他并没有加入。

注37直到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才正式创立和扩张。有记载显示，李大钊随后不久加入。关于该会的其他历史发展，见本书第九章。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只是政府亲日政策刺激下产生的诸多救国运动之一。在政府的政策日趋明显之后，新文学、新思想的倡导者和民众的反日爱国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了。

到1918年5月，民众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情绪达到高潮。5月20日，2000多名在京的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包括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举行了一次抗议签订该协定的游行请愿。他们聚集在冯国璋的总统府前，要求公布协定的内容，并加以废除注38。由于总统向他们保证政府从不曾做过也不会去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学生们的情绪才暂时平静下来注39。

注38据《教育杂志》的报道，有4所学校参加了这次请愿，见第10卷第6号，页44—45。学者华岗认为，至少有10所学校参加，除了那4所大学，还有国立北京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中国大学等。

注39学生们在上午9点集合于新华门总统办公室的会客室前，要求面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王志襄、步兵统领李阶平、警察局长吴镜潭和宪兵司令马觐门等代表接见，劝说学生回学校去，但他们没有成功。最终，总统亲自接见13位学生代表，包括段锡朋、雷国能、许德珩、王政、易克嶷、方豪（以上6人均来自北京大学，此方豪并非天主教学人方豪）、熊梦飞（师范学校）、鲁士毅、邓翔海、夏秀峰（以上3人均来自工业学校）。他们由李阶平在居仁堂介绍接见。这群学生中不少后来成为“五四”事件的领袖，并成为中国后来政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物。

其他许多城市的学生随后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请愿，包括天津、上海、福州，他们呼吁地方政府提请中央政府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虽然这次学生运动很快就被平息，但它却影响了数量众多的商人，他们也随后举行了许多公共集会，拍电报给政府，谴责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政府与南方休战，而段祺瑞此前坚持与南方政府决战到底。

1918年5月间的一系列学生游行和请愿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政府的直接影响，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标志着新式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势力大规模合作的开端。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们可说是“五四”事件的预演。

由游行请愿的那个夏天，北京学生派遣代表到上海，他们立刻与当地其他学生共同组织了学生爱国会，该会后来更名为学生救国会。这预示了全国学生运动大联合的一次试探和开始。

同年夏天，该会中的北大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支持该杂志的还包括首都和其他城市学校的学生。随后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包括200名以上会员（有一说法是180名）。每名会员交5圆会费，以资助杂志的出版。杂志的第一期在1919年1月1日出版，与《新潮》月刊创刊于同一日。《新潮》的创办目的主要是为了燃起纯粹的文学和思想革命的火花，而《国民杂志》则集中致力于联合新式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共同参与爱国活动。

另一方面，1918年的这次学生游行和请愿，还勾勒出社会诸势力重组的清晰脉络。表面上看来，此次运动仅只是一次爱国活动，表现了民众的反日情绪和对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抗议。然而，其实质却显示了两股社会势力的冲突，即新旧势力的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由于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增加，旧势力的实力得到增强。1915年以后，军阀在帝制运动过程中获得了部分旧士绅的支持。事实上，尽管有外国势力的影响，帝制运动的推动力还是以国内诸保守势力为主。支持复辟君主制的势力不曾得到大多数列强的积极支持注40。然而，如上文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当日本对华影响力因寺内正毅政府的政策而大增时，中国军阀越来越依赖日本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1917—1918年间，段祺瑞同时享有一部分国内和国外诸势力的支持，然而这些支持却招来了中国内部各社会和思想集团的抗议。

注40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曾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同情。据说，袁曾派顾维钧到美国争取支持，而且确实曾获得一些援助。日本是第一个反对袁氏称帝的国家。

而冲突的另一方，新兴工商业者开始与新式知识分子采取共同立场以反对政府的政策。1916年与1917年两次帝制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反对力量，而不是因为商人和学生的反对。与日本政府谈判“二十一条”时所持的立场，使袁世凯在外交政策上赢得了民众的一些支持，而袁氏复辟帝制的意图也不曾使商人阶级有多大的不安。根据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的记载，在张勋复辟时，许多北京商店都带着“愉快的兴奋”和好奇，在门前很快就挂起了黄龙旗。这些行动也许是警察命令的结果，不过商人并不积极地反抗帝制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新兴工商业者对共和或君主等问题的关注度远不如对国货与日货的竞争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日本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成为中国新兴工商业的一个致命威胁。因此，北京政府对日的让步绝不可能赢得这些工商业者群体的同情，于是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逐渐酝酿，开始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此外，当时统一币制的改革未见成效，许多地区币制仍旧非常混乱，使国内贸易大受妨害；繁重的租税绝大部分又消耗在维持那胜负不决、绵延多年的内战上；当时的法律也不利于工业发展。这些都增加了诸新兴势力对政府的不满。这种情绪在1919年5月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南北和谈会议的要求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新式知识分子既然已经联合起来，企图摧毁政府内外守旧势力的思想、伦理基础，当然也渴望与这股新兴的经济势力合作。因此，1918年5月学生和商人请愿，可以说是为联合行动提供了一次初步的具体试验，不过直到一年之后，这种联合才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