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阪是日本的一座历史名城，濒临大阪湾。日本是个岛国，是汪洋中的一群岛。大小岛屿胖胖瘦瘦、星星点点，像不沉的秋叶漂在太平洋上。沈幼生的家乡——浙江绍兴也是一座历史名城，“从秦汉时代起，置会稽郡，唐代时称越州，至南宋康王赵构避难南渡，官绅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绍祚中兴’，遂改为绍兴府”。

沈幼生的老家也在一座岛上，那座岛像极了一个短发女人的头像。它没有一个诸如“缙云”“玉环”“慈溪”那样的阴柔之名，有的是阳刚气十足的名字——海山。那里望得见山，看不到海，不过有歌唱道：“潮进潮退，沧海桑田。海山涌出，直面蓝天。”据村里上年纪的人说，海山这个地方过去是海，涨潮时一片汪洋，退潮时露出小小的山头，渔民称其为“海山”，即海里边的山。他们在山上晒网，于是又将其称为“晾网山”。也有人称其为“放狗墩”，不知是附近农家把它作为狗的流放地，将养不起又舍不得杀的狗送过来，让它们找不到回家的路，还是这里荒凉得可以让野狗自由自在生活的缘故。

海水有着流浪的秉性，它从不知安分，像年轻人似的，满脑子“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念头。无风时，它像个顽童，伸舌头舔棒棒糖似的袭扰着海岸；有风时，它就有了突围的念头，想冲破束缚，无拘无束地满世界游走。海山那片的海水或许在天长地久的博弈中被岸击溃，它臣服了，退却了；或许那没有定性的海水找到新的追逐目标，离开了。海水退去留下一片滩涂。渔民有的跟海走了，不愿走的留了下来，将滩涂改造成农田，成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

声势浩大的海水走了，鉴湖江乘虚而入，将海山圈成孤岛。弯弯曲曲的鉴湖支流又将岛分割为两块，形成了两个自然村。悠悠岁月把鉴湖江的性情打磨得很是温和。它像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无限温柔地把这座小岛像抱孩子似的揽于怀中，含饴而弄，说什么也不再撒手。岛就这样成为离开陆地的全岛。鉴湖江心满意足了，岛上村民的日子却艰难了。岛与陆地无桥相连，村里贫困、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哪有实力筑桥？民国时期的县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的绍兴县人民政府，或许都忽略了“放狗墩”的存在，觉得那里不过是几十户人家、三五百人的小村，无须费心。钱得用在刀刃上，“放狗墩”别说不是“刀刃”，离“刀背”也远着呢。又或许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全县十二个乡镇、数百个村庄，哪能一一顾及？村民想要出去，得走很远的路。他们得经过一条羊肠似的石板路，路的两边是水田，路边有座叫不出名字的小山丘，它或许被祖先忽略，或许名字失传。在小山丘的脚下是一片坟茔，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坟头、一块块木牌犹如辛苦一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亡灵，在述说着自己的不幸与不甘。走过长长的石板路来到河边，村民还需靠摆渡船才能到达对岸。

“要想富，先修路”，这对生在马路边的城里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宣传标语、一个口号而已，而对成长在没有公路的偏僻乡村的农民来说则是一种切身的感受。汉语是一种充满智慧的语言，饱蕴深奥的哲理。“偏僻”与“落后”犹如一对遭人讨厌的孪生兄弟，没有任何伙伴愿意与它们为伍。

沈幼生就出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的家坐落在溪边，是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干打垒土房，家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一个房间既是卧室又是厨房。沈姓是海山村的第一大姓，祖上是从诸暨阮家埠迁过来的。

穿村而过的鉴湖水相当温和，只要鉴湖没有汛情，这条支流就像猫咪似的伏在两边人家的脚下，不舍昼夜地缓缓流淌。对于村民来说，水就相当于他们的路，船则相当于出行之车。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条自己的船，有木头的，也有水泥的。铁船得有钱的人家才有，在海山那种地方是见不到的。靠水人家大多有一个码头，这相当于如今城里人的地下停车位。不过，海山人的“停车位”可比城里人的奢侈多了。海山人可在距家几步之遥的地方上船，慢悠悠地摇橹而去，绝没人在后边一个劲“嘀嘀嘀”地按喇叭，让你慌乱得把前后左右都搞乱了。

夜晚，沈幼生会听到不甘寂寞的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白天，妈妈和妹妹端着一篮刚摘下的、水灵灵的青菜，或刚够覆盖盆底的、少得可怜的米，或一盆脏衣服，出了家门就到水边，蹲下来洗濯。

这个由“放狗墩”演变而成的海山村在附近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穷。土地不仅少，还贫瘠得像一只即便喂了山珍海味也产不了几枚蛋的老母鸡，再加上集体经济——生产队调动不起村民的积极性，有几个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去喂那只属于集体的“鸡”呢？于是，“鸡”就一个劲地排粪，很少产“蛋”了。生产队分下来的粮食难以养活这一家一户的人。村里的大人面黄肌瘦，像逃荒的难民；孩子像误了农时迟种下去的玉米，长得像芦苇似的单薄，像水稗似的瘦小。

沈幼生的家在村子里也是出了名的穷，里里外外一贫如洗，除了吃饭用的锅碗瓢盆，几床旧棉絮，就是几口人。沈幼生的父亲沈德富不是海山村人，而是双梅乡后梅村人。村史记载：“（德富公）家境贫寒不堪，幼年八岁来海山放鹅糊口，后以捡破烂、摇埠船图温饱。”可见，海山还不是最穷的村子，双梅乡后梅村比它更穷。德富公是从一个贫困村到了另一个贫困村。也许是感觉海山村还不错，也许是失去了对生活更上一层楼的追求，也许是不愿从一个陌生地方流浪到另一个陌生地方，他没有走，而是留了下来，做了沈家的上门女婿，改姓为沈。在一年接一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和妻子生了七个孩子，活下来五个，三男两女。沈幼生是长子，他下边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

海山村民除种田之外，大多有一两门手艺，有的会木作，有的会泥瓦活，有的会酿酒。沈幼生的父亲会酿酒，除了在生产队种田挣工分之外，他还时常去乌镇等地的酒厂做酿酒师傅，赚点儿零花钱，补贴家用。酒酿好要装坛贮存或运输，酒坛在搬运中易碎易裂易漏，所以过去的酿酒师傅大多数会修坛。沈幼生的父亲在外头时而以酿酒为主、修坛为辅，时而以修坛为主、酿酒为辅，总之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有什么钱就赚什么钱，不大挑拣。其实，在那个年代，赚钱的机会难觅，也没得挑拣。

“德富一生以勤俭诚朴自律，教子奋发进取，常念：‘纯正助人是美德，勤奋用心致真富。’”1960年，沈德富的长子沈幼生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重点中学——绍兴县第二初级中学。他成为海山村第一个走出岛，去县城读书的孩子。那时，农村的孩子像山上的树，哪家没有五六个、六七个孩子？父母很少去管，想管也管不过来。父母要下田种地，要挣工分，要为一家人的吃穿操劳，哪有精力去管他们读书？念书的学生犹如一支松松散散的队伍，没读多久就少去一半，再读下去，又少一半，就这么一半一半地少下去，小学毕业时也就没剩多少人了，初中毕业的星星点点，高中毕业的凤毛麟角。

沈幼生要读初中了，他成了全村孩子的一面旗帜、一个模范。尽管父母很少管儿女读书，可是许多农家还笃信九百多年前宋真宗赵恒的名言：“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在那个年代，“黄金屋”“颜如玉”像头顶上的月亮，悄悄瞥两眼是可以的，想把它捧到手上那就是白日做梦了。农家子弟想拥有“千钟粟”，端上铁饭碗，成为公家人和城里人，改变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只有两条羊肠小路可走：一是读书，读中专，读大学，读出去，读成国家干部；二是参军，提干，转业，留在城市。

读完初中就离中专不远了，距高等学府又近了，虽然离成为穿四个兜的制服和“嘎达嘎达嘎达”的皮鞋、旱涝保收领月工资的国家干部还很遥远，可也算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沈家欢欣雀跃，“教子奋发进取”的沈德富喜上眉梢，笑得合不上嘴，左邻右舍也欢天喜地，沈德富的儿子有出息！

开学那天，沈幼生在村里大人孩子羡慕的目光中，背着老妈缝制的书包，穿着打着一层层补丁、洗得发白的衣服顺着石板小道走出了村，坐着摆渡船去上学了。只要这样一来一往地摆渡三年，他就初中毕业了。凭他的聪明和勤奋，考上高中或中专是没问题的，接下来沈德富家就有一个端着摔不破的铁饭碗的城里人了。

活在想象中是幸福的，想象远比现实更美好。对那些苦难深重的人来说，想象可以带来活下去的希望与勇气。可是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沈幼生就弃学了。希望像颗流星，无情地在海山村的上空划一道耀眼的弧线，陨落了，消失了。为什么放着金灿灿的阳光大道不走，非要走田埂，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村里人惋惜地摇摇头。

沈幼生是家里的老大，下边有一个妹妹，妹妹下边还有一个妹妹，那个妹妹下边有个弟弟，弟弟下边还有个弟弟……一家七张嘴，全靠老父亲一人挣工分来养活，老父亲哪里吃得消啊？他们家是村里最穷的一户，住的房子又小又破，穿的衣服又破又烂，不仅如此，家里还经常揭不开锅。每当这时，母亲就背起小沈幼生三岁的妹妹外出讨饭。那时讨饭跟现今乞讨不可同日而语，那是被逼无奈，不讨就得饿死。为了活着就得放下尊严，拎着打狗的棍子，端着乞讨的碗。

母亲为什么背妹妹去，不领自己去？如果被狗咬了，或者遇到坏人怎么办？沈幼生想不明白。

母亲说：“你是男孩，妹妹是女孩。妹妹长大是要嫁出去的，你要在村里娶妻生子，待一辈子。”

沈幼生还小，听不大懂。长大后，他才体会到那满满的母爱。母亲是怕他讨过饭，将来被人耻笑，讨不到老婆，怕他的子子孙孙为此抬不起头来。只有父母才会为他考虑得这么长远。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灾难深重的岁月。粮食大规模减产，城里乡下都在挨饿，河南、安徽等地闹饥荒，连榆树叶和榆树皮都被剥光了，玉米根、小麦根都被拔出来，磨粉充饥。许多人家喝完粥后把饭碗都舔干净，哪还有残羹剩饭可以施舍？母亲和妹妹哪里还讨得到吃的？

沈幼生没说出退学的真实原因是心疼父亲、体谅母亲，他想到生产队挣工分，跟父亲一起养家糊口。他只跟父母说了一句：“学校远，过河后还要步行好几公里，早晨上学要一个多小时，晚上放学回家还要一个多小时。”

庄稼无法抵御阳光的诱惑，人却可以克制向上的欲望。自古以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四岁的沈幼生还是个孩子，可是他是长子，他要帮助父亲分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要让母亲、弟弟、妹妹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父母没读过书，也没干预，不读就不读吧，反正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再多一个种地的也没什么。

沈幼生回村到生产队去挣工分和口粮了。

生产队长见沈幼生年纪小，个子还没有锄把高，干不了什么农活，就让他去放牛。雨天，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风里来雨里去；晴天，太阳像烧红的烤炉悬在头顶，他的汗顺着脸往下流，流过脖颈，流过脊背……那个暮归的同伴像顽童，说它不懂事，回家的路拎得门儿清；说它懂事，青草和青苗都分不清，哪怕挨过无数鞭子也记不住。不过，也许小牛分得清，只是人们以为它分不清。它不过有点儿贪婪，有些非分之想，想找机会多啃几口“精食料”罢了。最大的麻烦是牛突然跑没影了，沈幼生急得满头大汗，满山遍野地找，不知跑了多少路。

不过，家里少一个读书的，多了一个劳力，日子一下宽松了许多。岁月像是没有停靠站的列车，眨下眼一天过去了，再眨眨眼一个月过去了，再眨眨眼一年过去了。几年后，小牛变成了大牛，大牛变成了老牛，沈幼生也从一个瘦得像绿豆芽似的小男孩，变成了膀大腰圆、壮壮实实的人民公社社员。他能吃苦，脑袋灵光，善于苦干、实干加巧干，在同龄的劳力中挣的工分是最高的。

绍兴是中国有名的水乡、桥乡和酒乡。绍兴人过年要有粽子、年糕和米酒，这三样都是自制的。绍兴人酿酒跟四川人做泡菜一样，那都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手艺。全国酒厂遍布，酿的酒五花八门，品质不一。酒的好坏不仅跟原料有关，还跟酿酒师的手艺有关。绍兴是出师爷和酿酒师的地方，师爷出了多少不得而知，酿酒师傅可是数不胜数，每年全国各地的酒厂都要跑到绍兴来请酿酒师傅。绍兴的酿酒师傅不仅酿酒技术好，还会修坛。沈幼生跟父亲和乡亲学会了酿酒和修坛，时常跟去上海等地的酒厂干活，渐渐成了公社里小有名气、会揽活儿的修坛师傅。

[1] 绍兴市是浙江省辖地级市，位于浙江省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已有2500多年建城史，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时，绍兴市辖绍兴等五个县，沈幼生的家乡绍兴县南屏会稽山，北为平原水乡，山清水秀，气候温和湿润，为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2013年11月8日，绍兴县正式更名为柯桥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