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代“集议”释名

一、如何认识汉代“议”的名目

传世文献使用了种种名目来称述汉代的“议”，常见者如“大议”“会议”“朝议”“廷议”“杂议”“详议”“博议”“集议”等。研究者对待这些概念的态度，大体分为三种：

第一，认为这几个名目异名同实，从而径取其一作为汉代“议”的代名词使用。如雷戈《廷议程序与君臣秩序——后战国时代的一种思想史分析》，认为秦汉之际的议事制度“一般被称为‘廷议’‘朝议’或‘集议’”，但没有对这几个名目进行辨析，而径取“廷议”一词以名篇。[30]另如荣远大《汉晋集议制度初探》等也是如此。[31]

第二，对这几个名目予以考察后，作为汉代“议”的不同类别来使用。如杨树藩《西汉中央政府议事制度》，经过考察后将汉代的“议”总名之曰“中央政府议事制度”，这是现代的概念；总名之下再细分为“廷议”“朝议”“中朝官议”三类，这是借用汉代人的名目。[32]永田英正的《汉代の集议について》，则出于方便的考虑直接沿用了杨氏的提法。[33]

第三，弃用这几个名目，另以现代语汇来描述汉代的“议”。如廖伯源《秦汉朝廷之论议制度》，在对杨氏的分类提出质疑后认为朝议、廷议、朝廷议等名目的意义“今已难于考究”“为免误解，故摒此三词不用，而别以文字说明各种形式之论议”。[34]

应该说，上举种种关于“议”的名目，都是汉代人的习语。[35]这些名目能否对汉代的“议”进行准确概括与分类，的确存在疑问。但是如果要想进入汉代人的政法世界，则必须通过深入考察这些汉代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述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36]，以期获得“理解”基础上的进一步分析。如果轻易弃用这些名目，则难免不得其门而入。所以这里将先对文献所见汉代与“议”有关的名目一一考释、辨析，以澄清其含义，进而窥探汉代人对“议”的认识。

这些名目对汉代人而言既是习语，则往往只被“使用”而不被“解释”。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要对这些汉代人日用而不知其意、考据家语焉而难知其详的习语进行考释，则不能死守着有“朝议”“廷议”等字眼出现的材料，而必须扩大视野和材料范围。这里先对方法步骤作一个说明：

第一，利用不同史书或同书不同篇目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以考知其详。

例如关于汉初事，《史记》《汉书》往往有相同记载，但用词不尽相同。《史》《汉》用词的歧异处，即是理解汉代人对该词语使用情况的密钥。[37]而由于纪传体的特点，往往一件史事分载多处，某处使用了“朝议”字眼，而别处则不用。这几处的材料一集成，就可以了解此次“朝议”的全貌了。

第二，以构成“议”的诸要素为指标，对找到的例子一一分析。

“议”的名目之所以会有不同，无非因为构成“议”的诸要素有所变化。构成或影响“议”的要素，大约有如下几个：场所、参与者（其中皇帝亲临与否是一个重要指标）、启动方式（定期召开、不定期召集）、议的形式（书面、口头）等，此外还需要将前后汉“议”的变迁考虑进去。

第三，利用以上方法归纳出某类“议”的共同点后，可以执此标准以返诸史料，适当扩大材料范围，找到“疑似”的同类型“议”。

二、文献所见汉代“议”的名目条辨

下面就利用这三个步骤，对文献所见汉代“议”的名目一一辨析，并尝试提出考释的结论。

1.集议

“集议”是汉代人的习语，《史记》《汉书》《政论》《太平经》等汉代成书的文献中均有出现。考察“集”的本义，《说文》：“群鸟在木上也。”《尔雅》：“集，会也。”来自不同地方而会于一处，就是集。文献中的“集议”往往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司徒掾冯岱）与四府掾属并诣台，集议边事”[38]，四府掾属来自四个不同部门，一起到尚书台讨论边事，这就是“集议”。

从启动方式看，集议都是因事而临时召集，如“（晁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39]，这是晁错上书请示，皇帝令群臣集议。“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40]，这是大将军邓骘因羌乱而临时集议。

皇帝不出席集议，而是采取“下议”的方式，让群臣会集讨论，如“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听者，或下群臣令集议之”[41]；既然是会集讨论，采用的方式当然是口头议论。议论结束之后，以书面形式总结并“奏议”。

集议与杂议可通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窦婴难晁错事曰：“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卻。”而《汉书·晁错传》袭用《史记》原文时改“集议”为“杂议”：“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繇此与错有隙。”由此可证集议与杂议通用。

集议与会议亦通用。如前引邓骘“乃会公卿集议”，即“会”而“集议”之。又《后汉书·董卓传》：“（董卓）因集议废立，百僚大会”，《卢植传》同记此事说“乃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会百官于朝堂而议，即“会议”，可见集议与会议通。再如白虎观会议，史传有说“与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卫士令贾逵等集议”[42]，有说“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43]，有说“肃宗集诸儒于白虎观”[44]。可见“会而议之”即“集而议之”，也就是“集议”。

2.杂议

“杂议”强调的是“议”的参与者来自不同部门。《汉书·楚元王传》“杂治刘泽诏狱”，颜注：“杂谓以他官共治之也。”这里的官不是指官员，来自同一部门的官员共治，是不能叫“杂”的。秦汉时代的“官”，往往保留有古义，指涉部门。[45]

汉代的政务，一般由丞相、御史大夫（大司空）负责解决。倘若他们拿捏不准，可以请求会同其他部门“杂议”，如：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书，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制书，孝武皇帝为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臣愚以为迭毁之次，当以时定，非令所为擅议宗庙之意也。臣请与群臣杂议。”[46]

结果这次杂议，参与者除丞相、大司空外，还有光禄勋、詹事、博士等五十三人，以及另外单独上疏的太仆、中垒校尉等。关于文献所见的“杂议”，列表如下：

杂议的参与者来自不同部门，从表中应可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第一，杂议的事项似乎往往都是专门知识；第二，杂议的参与者因为来自不同部门，故身份平等，不应该存在隶属关系。

3.会议

史料所见带有“会……议”字样的，都可以认为是会议。前已说明，会议与集议可以通用，两者都表示因事召集至某处而议，皇帝一般不亲临，议毕以书面形式奏议等。这里再讲一个问题。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灵帝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打算出兵讨伐鲜卑：“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蔡中郎集》记此事曰：“时朝廷大臣多以为不便，召公卿百官会议。”在会议上，议郎蔡邕发言，说：“众所谓危，圣人不任，朝议有嫌，明主不行。”亦即：朝议所反对的，君主不应该违背众意、强行去做。所谓“朝议”，即之前的“时朝廷大臣多以为不便”。也就是说，灵帝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后，先有一次“朝议”，结果“朝廷大臣多以为不便”，灵帝才又“召公卿百官会议”。这里可以看出“朝议”与“会议”的关系：朝议可能是定期召开的例行会议，皇帝亲临参与，参与者是“朝廷大臣”，是小规模的御前会议；而会议则是由皇帝临时召集的会议，皇帝不亲临参与，参与者是“公卿百官”，规模较大。

4.朝议

史书在使用“朝议”一词的时候，往往是相对于地方而言的。如：

顺帝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趾刺史。（《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47]

永兴二年三月甲午，（巴郡太守）望上疏曰：“……”朝议未许，遂不分郡。（《华阳国志》卷一《巴郡》）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

朝议以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朝议以宗正东海刘伯安既有德义，昔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镇抚，可不劳众而定，乃以刘虞为幽州牧。（《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

汉代的官员，可以分为中都官与郡国官，后者没有资格参与朝议。如武帝拜汲黯为淮阳太守，“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48]。而中都官，也就是京官，也并不都有资格参与朝议。如：“（郭躬）辟公府，以明法律，特预朝议”[49]，郭躬是一个公府掾，算是中都官，却没有资格参与朝议；因为有法律知识，才被特许参加。中都官里的“朝臣”，才能参与朝议。

《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曰：

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

这里大体上说出了朝臣——包括内朝臣和外朝臣的范围。郭躬作为公府掾属，在六百石以下，所以不能“预朝议”。再如右曹侍郎薛况买凶杀人未遂，御史中丞弹劾时特意点明他的身份：“况朝臣。”薛况是右曹侍郎，“左右曹”虽然没有被孟康提及，但属于内朝臣是没有疑义的。[50]所以御史中丞说薛况是朝臣。

朝臣的划分和内外朝的出现，与“议”的场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详后文。顺便提一句，杨树藩认为朝议是“天子临朝时所举行的会议”，这个看法大体是不误的。[51]廖伯源对杨树藩的分类法不以为然，但对这个朝议的定义也不能置一辞。

5.详议、博议

《说文》：“详，审议也。”“详”字本身就有详尽讨论的意思。详议、博议的意思相近，如赵充国上疏称：“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所谓详议、博议，一般都是君主对臣下议事的一种要求，如：

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诏书下公卿详议。（《续汉书·律历志》）

盖欲郑重其事也，如：“太祖重其事，依违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议。”[52]这是因为曹操“重其事”；又如：“可令疑罪皆详议其法”，[53]这是因为狱事重大；再如：“愿陛下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54]，则郑重其事之意昭然若揭。正如前文引及天子下书赵充国令博议之，又在诏书中说“孰计其便，复奏”，博议、详议正是要表达“孰计之”的意思。

还需说明三点：

其一，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详议”和“博议”在东晋南北朝有特定的含义，详议指尚书省官员内部进行的讨论，是外议；而博议指各个官种的官员参加的讨论，是内外议。[55]这种区别和用法在汉代文献中是没有的。

其二，“大议”一词偶尔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说文》：“博，大通也。”《汉书·丙吉传》：“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连蓍龟都用上了，可见郑重其事的程度。

其三，博议的参与范围未必“博”，大议在此意义上使用时，参与者的范围也并不大。如前引天子令赵充国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参与讨论的人是很寥寥的。再如石渠阁会议，“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其实参加者不过都是诸儒而已，较之前面的“大会公卿百官”规模要小得多。

6.大议

除去上述用法外，大议的常用义的确是指规模浩大的会议。《汉书·循吏传》颜师古注：“大议，总会议也。”前文说过，汉代的议，有例行召开会议与临时召集会议两种，前一种即是“朝议”，后一种即是“会议”。哪些人参加会议？一般是会议的召集者指定的，如果参加人数多，这种会议就是“大议”。如：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

宣帝指定了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二千石、博士参加，差不多算是汉代最高规格的会议了，这就是大议。有时候，这种大议，天子也会亲临现场。如“国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56]。很多久已退休的老人，也会受邀顾问，如赵充国：“朝庭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57]又如董仲舒：“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58]可知大议讨论的事项重大、参与范围也最广泛。

7.廷议

杨树藩认为“‘廷议’在两汉时，为外朝官对国政之会议。在原则上天子不出席，但也有例外”[59]。例外已经由廖伯源举出一例：“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60]这里可以再举一反例：

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

“庭议”即廷议，如《三国志·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庭议其阙”。季布接着指责樊哙：“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谩！”面谩，即是当面欺骗（吕后）。可见此处亦是君臣同议。

但杨树藩的说法也并非毫无依据。前汉自武帝以后有“内朝”与“外廷”之分，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后汉则无。[61]而上举两个反例，恰好一个是西汉武帝之前，一个是东汉光武帝时。这是一个可注意之处。

廷议，强调的是地方——廷。但所谓廷，即正厅。无论朝廷的大殿还是官署的正厅，[62]都可叫廷。所以，廷议即是指定地点在“廷”的议事。史书所见“廷议”，一般指地点在前殿（朝堂，详下文）发生的集议。既然有统一的地点，那么往往也是进行口头议事而非书面议论。如果皇帝不亲临现场，则将议事结果写成书面材料上奏。

三、“议”和“集议制”

现在可以来简单梳理一下以上几个关于汉代“议”的名目之间的关系了。

按照启动方式来看，汉代的议有例行召开的“朝议”，和临时召开的议。如果临时召开的议要求参与者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去开，则是“会议”或“集议”。如果临时召开的议，参与者来自不同部门且互相无统属关系，则是“杂议”。如果“会议”的规模大，即是“大议”。如果皇帝要求与会者能够详尽讨论，则是“详议”或“博议”。

从对这几个名目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人关于“议”的种种名目并非“不可考究”，而是各有其特定含义。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汉代人所设立的这些名目是比较随意的，这种随意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命名的依据不同。有按场所命名，有按规模命名，有按启动方式命名，等等。

第二，没有分类的意识。如果完全拘泥于汉代人的这些名目，而想对“议”进行一个系统而科学的分类，是困难的。

另外还应该看到，尽管以上罗列了林林总总关于“议”的词语，但这种双音节词在史书中仍属罕见。关于“议”的绝大多数材料都仅仅使用了一个“议”字。也就是说，汉代人只有想突出表达此次“议”的某方面特性时，才会选用以上的某个名目，而这些名目既彼此间关系纠缠缴绕，又不能将“议”的种类囊括殆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上所做的考释工作是无用功。通过以上辨析，一来可以明了汉代人口中这些名目各异的“议”各自是怎么回事，二来可以知道汉代人对“议”进行分类时所考虑的要素和使用的标准，而这些要素和标准在我们对“议”进行重新分类时，将是重要的参考。

末了，解释一下为什么本书采用“集议制”作为汉代这种议事制度的总称。

其一，“集议”在汉代种种旧名之中，涵义较宽，使用较广。

如前所述，朝议、廷议、大议、博议、详议等名目，涵义较狭，不适宜作为总称。“会议”则容易导致古今词语的混淆。唯“集议”涵义较为宽泛，似可以囊括诸种“议”。另外，“集议”一词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均曾出现，可见前后汉皆有；又曾在《政论》《太平经》中出现。[63]《政论》为崔寔所撰私人著述，《太平经》则为早期道教文献。可见无论对士大夫还是民间而言，“集议”都不是陌生词汇，而是汉代人的习语。以“集议”作为汉代“议”的总称，是比较合适的。

其二，以现代语汇作为汉代“议”的总名并不合适。

学界采取的现代语汇以作为汉代“议”总名的有议、议事制度、论议制度等。以“议”作为总名，过于宽泛。汉代除了作为制度的“议”以外，还有大量的私议，如《史记·日者列传》：“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休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宋忠、贾谊假期里一块儿谈天说地发牢骚，显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作为制度的“议”。再如东汉末年的“清议”，固然受了汉代集议制和论议风气的影响，但也不是本书的考察对象。“议事制度”相对准确一些，但是集议的功能，一是裁决具体事务，还有一个则是立法建制，后一个功能似乎不能为“议事制度”涵盖。至于“论议制度”，则略显不知所云，不如采取汉代人的旧名为佳。

其三，以“集议”作为汉代“议”的总称，已是学界相沿弗替的做法。

南宋徐天麟在编撰《两汉会要》时，即在“职官”之下设“集议”之目，以辑录两汉“议”的材料。[64]元朱礼《汉唐事笺》卷三有“集议”条，条下附注“汉之集议公而且严”[65]。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官制”条说“汉集议有公天下之心”[66]。今人荣远大《汉晋集议制度初探》、李学铭《东汉中央集议制度之探讨》、[67]日本学者永田英正《汉代の集议について》，皆以“集议”名篇。如果没有更合适的名目，则不妨沿袭此学术惯例。

至于在“集议”之后加上“制”字，是为了区别于民间的私议，和不成为制度的谋议。总之，本书的“集议制”即指汉代通过集体讨论以立法建制或司法决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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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宋］洪迈撰：《容斋随笔》，孙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28页、第175页。

[3]［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3—482页。

[4]［宋］徐天麟撰：《东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3—333页。

[5]［元］朱礼撰：《汉唐事笺》卷三，道光二年山阴李銕桥复刻本。

[6]［明］王鏊撰：《震泽长语》卷上《官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页。

[7]梁启超：《古议院考》，载氏著：《饮冰室文集》第1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柳诒徵：《汉官议史》，载《学衡》1922年第1期。

[9]齐觉生：《秦博士制度与廷议》，原载《大陆杂志》第15卷第12期，收入《秦汉史及中古史前期研究论集》，大陆杂志社1967年版，第8—10页。

[10]杨树藩：《西汉中央政府议事制度》，原载《大陆杂志》第16卷第9期，收入《秦汉史及中古史前期研究论集》，大陆杂志社1967年版，第39—43页。

[11]如下文要提到的廖伯源《秦汉朝廷之论议制度》、李学铭《东汉集议制度之探讨》。

[12]周道济著：《汉唐宰相制度》，大化书局1978年版，第73—77页。

[13]祝总斌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3页。

[14]与大庭脩几乎同时，还有贝冢茂树的《汉代の高级官僚会议制度（公卿集议）について》，在1967年第二十七届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大会发表要旨，惜无缘得睹。参见后引永田英正文注释一。

[15]［日］大庭脩著：《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1页。

[16]［日］大庭脩著：《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92页。

[17]［日］大庭脩著：《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253页。

[18]［日］永田英正：《汉代の集议について》，《东方学报》第43册，1972年，第97—136页。

[19]荣远大：《汉晋集议制度初探》，载《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20]孟祥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秦汉》，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153页。

[21]廖伯源：《秦汉朝廷之论议制度》，载氏著：《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0—169页。

[22]李学铭：《东汉中央集议制度之探讨》，载《新亚学报》第29卷，2011年3月。

[23]法律史学者林乾《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涉及了汉代集议制，但是该文重在论证廷议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君权的非正常行使”，对制度本身的考证并没有超出前此研究的范围，所得结论如“体现了地主阶级内部最高层次的民主”等也还可容商榷。对这篇文章的评论和回应，见孙家洲：《廷议制度赘言》，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24]张春海：《论隋唐时期的司法集议》，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5]关于汉代诉讼程序的已有研究情况，详见本书第四章。

[26]［德］陶安：《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吏议札记》，第二届“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27]系年的工作耗时最多，由于表中只列出了最后成果，这里需要对系年的方法作一点说明：史书明确说明时间而与其他记载不冲突者，径取之；没有明言时间，则参考本纪或其他人物的传记以考明年代；皆无，则根据本传上下文所记事件的时间作为该次集议年代的上下限；或查明其时各集议参与者的官职，查阅《汉书·百官公卿表》以考定之；实在不可考，则姑以《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的系年为准，并于备注中说明。可以考定具体年份者，明书之；大约在某年者，记作“约某年”；只能推断年代上下限者，记作“某年—某年间”；只知在某帝时发生者，记作“某帝时”；皆不可考者，在最后另设一表曰“年代不明者”收之。

[28]［日］冨谷至著：《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刘恒武译，黄留珠校，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5—66页。

[29]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0]雷戈：《廷议程序与君臣秩序——后战国时代的一种思想史分析》，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0期。

[31]荣远大：《汉晋集议制度初探》，载《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这类文章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引述。

[32]杨树藩：《西汉中央政府议事制度》，载《秦汉史及中古史前期研究论集》，第39—43页。

[33]［日］永田英正：《汉代の集议について》，载《东方学报》第43册，1972年，第97—136页。该文注释（14）说：“不管是廷议还是朝议，汉代有没有这样的熟语尚存疑问，另外，就算有，意义是否和这里使用的一样更是问题。不过，这里就姑且遵循杨树藩的用法，将朝议和廷议视为有上述含义的熟语，区别使用。”

[34]廖伯源：《秦汉朝廷之论议制度》，载氏著：《秦汉史论丛》（增订本），第130—169页。

[35]关于永田英正提出的“不管是廷议还是朝议，汉代有没有这样的熟语尚存疑问”，这是在担心这些名目可能出于后来史家追记，可以答复如下：如果该词在《史记》中出现，则可视为前汉已有此习语；如果在《汉书》中出现，则可视为后汉已有此习语。前举“大议”诸词，均见于《史记》《汉书》及其他汉代文献。

[36]吉尔兹语，引自［美］吉尔兹著：《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导读一《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37]如《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与《汉书·晁错传》对窦婴难晁错事的不同措辞，详下文“集议”条。

[38]《北堂书钞》卷六八《设官部·掾》引谢承《后汉书》。

[39]《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

[40]《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

[41]［汉］崔寔撰撰：《政论校注》，孙启治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2页。

[42]《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注引《东观记》。

[43]《后汉书》卷二《肃宗孝章帝纪》。

[44]《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

[45]详见拙文《秦律中的“官”释义——兼论里耶秦简“守”的问题》，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46]《汉书》卷七三《韦贤传》。

[47]［越］黎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卷七《汉交趾九真日南刺史太守》：“周敞，字子敬，吴人也。永和元年，守交趾，上书云：‘交土既远，处九围之外，北望京师，若瞻云汉，宜有方伯，为国南藩。’遂拜敞交趾刺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2页）当即此次奏议的遗文，但此书失载“朝议不许”一节，盖径以周敞为郡刺史也。又：永和止六年，此“九年”当为“元年”之误，据《安南志略》正之。

[48]《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

[49]《太平御览》卷六四〇《刑法部·决狱》引《续汉书》。

[50]关于中朝官的范围，参见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30—305页。

[51]杨树藩：《西汉中央政府议事制度》，载《秦汉史及中古史前期研究论集》，大陆杂志社1967年版，第42页。

[52]《三国志》卷一一《田畴传》。

[53]《后汉纪》卷一六《安帝纪上》。

[54]《汉书》卷七四《魏相传》。

[55]［日］漥添庆文：《国家与政治》，载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5—176页。

[56]《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曰。

[57]《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5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59]杨树藩著：《两汉中央政治制度与法儒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192—199页。

[60]廖伯源：《秦汉朝廷之论议制度》注释一，载氏著：《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0—131页。

[61]参见杨鸿年著：《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6页。

[62]在殿上的廷议，见前引光武帝令两郎扶郭宪下殿的例子。在官署的廷议，如“司隶诣台廷议，处九卿上”。这里廷议的地点是“台”，即尚书台，具体地点大约是在尚书台的正厅。

[63]《太平经》卷八六《己部之一·来善集三道文书诀》即集中描绘了天下百姓“集议”的政治设想，如：“为畏其州郡长吏不敢言者，一州中诸善士贤明相索，共集议于他州上之；畏其郡，集议于他郡上之；畏其县，集议于他县上之；畏其乡亭，集议于他乡亭上之；畏其里，集议于他里上之。”（杨寄林译注：《太平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94—1095页。）此处的“集议”亦是一种“制”，不过仅存在于想象之中而已。

[64]见［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卷四〇《职官十·集议上》、卷四一《职官十一·集议下》，第463—482页；《东汉会要》卷二二《职官四·集议》，第323—332页。

[65]［元］朱礼撰：《汉唐事笺》卷三，道光二年山阴李銕桥复刻本。

[66]［明］王鏊撰：《震泽长语》卷上《官制》，第12页。

[67]李学铭：《东汉中央集议制度之探讨》，载《新亚学报》第29卷，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