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冷兵器时期的指挥与战术

冷兵器时期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在冶铜术发明以前的远古时代，军队作战主要是使用石兵器和木棒。到原始社会后期，我国已发明冶铜术，夏朝就有用铜做兵器的传说。到商代，冶铸技术就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汉武帝时，铁兵器的制造技术大有改进，如刀、剑的尺度加长，刺、砍两用的性能日臻完好，剑、盾并用成为步兵主要武器。从石兵器、铜兵器到铁兵器，尽管其工艺越来越复杂，坚利程度也越来越高，性能也越来越先进，但均属于冷兵器的范畴。主要凭借近距离的砍、刺、钩等体力动作杀伤敌人，这种以直接接触式杀伤为主的近战模式，决定了“阵式战术”成为冷兵器时期指挥与战术的主体。“阵式战术”则经历了单元徒兵方阵、战车方阵、多元方阵、多种阵形的演进，其指挥与战术理论也随之产生和发展。有关这方面的论述颇多，《战术学教程》[1]《战术学》[2]中的相关内容和观点值得借鉴。

一、“阵式指挥与战术”的产生

（一）“阵式指挥与战术”的产生

冷兵器的技术特性是靠坚利的锋刃，通过近距离接触对方的肢体，运用刺、劈、砍等技能，毁伤对方的有生力量。最初的战斗，对抗双方主要是靠士兵零散的肉搏来决出胜负，在战斗的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将手执兵器的士兵排列组合起来，更容易形成合力战胜对方，尤其是兵力数量较少的一方，通过采取有组织的队形，反而能战胜无组织的数量占优势的一方。于是，产生了最早的单元徒兵方阵指挥与战术。卢林的《战术史纲要》中写道：在公元前2900年的一块苏美尔的纪念碑碎片上，纪录有古代方阵的图画，图画上描绘着“一排排的人，纵深为六个人”的方阵队形，其中每个士兵都装备有弓和矛，戴着皮盔，并拿着一个可以遮盖着全身的正方形的防盾。中国方阵的产生，大约在禹、启时代，方阵的初期，是100人的步兵大方阵。在中国夏朝以前的石兵器时期，主要是采用单元徒兵方阵指挥与战术进行战斗。公元前26世纪中叶，黄帝于涿鹿战胜蚩尤，采用的就是单元徒兵方阵指挥与战术。

（二）单元徒兵方阵演变为战车方阵

在公元前21世纪以后的作战中，为了保持战斗人员的体力，同时增加快速的机动能力，人们将畜力驾驭的车用于作战，从而形成了战车方阵，战车方阵最大的优点是提高了方阵的机动能力，节省了车载战斗人员的体力，便于其养精蓄锐，相互配合共同杀伤敌人，因而曾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指挥与战术方式。公元前21世纪，夏王启与有扈战于甘，在徒兵方阵中开始有了战车，并用于战斗。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战车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到公元前11世纪，中国战车数量增多，车战逐渐成为战斗的主要方式；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牧野之战，周军以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组成密集的战车方阵，战斗中，先以一部兵力为前锋，接着投入主力，勇猛冲击，大败商军。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向战车方阵过渡的类似情况如公元前16世纪，埃及的方阵中也有了战车，采用正面百人、纵深百人的密集万人大方阵，在大方阵的两翼配置了弓箭手和战车，战斗时，先用弓箭远射，打乱敌阵，继以步兵方阵正面攻击，再以战车支援战斗。

（三）单元战车方阵发展为多元方阵

中国的周朝及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铜兵器在战场上占据统治地位，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兵器开始出现并用于战场。由于铁兵器不像铜兵器那样贵重，且铁兵器比铜兵器更加坚利，杀伤效果更胜一筹，可以大量生产并普遍装备部队，因此对军队的规模、兵种构成、作战方式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再者，军队开始使用盾牌和盔甲等防护器具，使军队的攻防作战能力大为提高。到春秋时期进入了车阵会战的鼎盛时期，其规模从几百乘发展到几千乘乃至上万乘。方阵整体为一个指挥与战术单位的做法，将方阵分离为“奇”“正”“游兵”等各具不同功能的指挥与战术单位，以若干功能各异的小的密集队形组成一个大方阵，这种多元方阵所占据的空间增大，小的指挥与战术单位可在阵内灵活变换，适用于短兵相接的混战，主要用于进攻作战。春秋时期，楚国的“荆尸之阵”，就是多元方阵的一种，它以三军和二广各成一个方阵，在阵后另有“游阙”车队，担任游击和补缺；“魏舒方阵”也是多元方阵的一种，它由兵力不等的“前拒”“两”“偏”“专”“伍”五个小方阵组成。多元方阵具有进攻的优势，在作战的过程中，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就必须增强其防御功能，逐渐产生了与多元方阵相对应的圆阵，圆阵所占空间较小，战斗时以中央为圆心作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旋动，轮番与敌方拼杀，适合于进攻受挫后的收缩或进攻前的集结，这是春秋时期的主要防御阵势。由此可见，野战中的进攻和防御两种样式从此有了区分。

（四）多元方阵向多种阵形的转变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铁兵器逐步代替铜兵器成为战场的主宰，在传统兵器的基础上，又发明了鞭、锏、锤等新式兵器，特别是远射有力的各种弓弩的发明，使冷兵器的效能大为提高。在远射兵器的打击之下，战车损失严重，加之战场日益向险阻地区扩展，战车渐渐失去冲锋陷阵的优势，步、骑战的地位逐步提高。为了适应在各种地形作战的需要，多元方阵开始向以步、骑、车混合编组的多种阵形发展，逐渐出现了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到秦、汉、三国时期，又出现了类似横队、梯队和纵队的阵式。总之，多种阵形以步、骑、车混合编组，长短兵器科学排列，数个小密集队形合理组合，不仅使战斗队形多种多样，而且还能作出方、圆、曲、直、锐等多种变化，每个小密集队形均有较大的机动范围和一定的独立作战能力，便于集中主力，正确选用伏击、袭击、包围等战法，实施强有力的正面、翼侧、斜形攻击，使奇正指挥与战术有了充分发挥的空间。

（五）骑兵指挥与战术和城寨攻守指挥与战术可看做是“阵式指挥与战术”的特殊形式

古人早就学会了驯用马匹，并利用其天生的奔驰能力提高机动的速度。战斗中为了保存和节省体力，提高战斗中的机动能力，人们开始手拿兵器骑马作战。阵式指挥与战术的流行，使人们自然地将徒兵方阵指挥与战术移用到骑兵部队，骑兵方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骑兵方阵可以看作是方阵指挥与战术的特殊表现形式。自人类群聚以来，人们以血亲家族为单位，逐渐形成了氏族部落。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将圈围领地的树木、石块等用泥土等黏结材料组织排列起来，原始的城寨就形成了，一旦氏族部落发生冲突，处于优势或强大的一方，就企图破坏弱势一方的城寨，攻城指挥与战术也就随之而产生。进攻一方集中力量突破城寨的城门，或用撞木、挖掘工具捣毁其城墙，杀伤其守城士兵，占领对方城池；守城一方，则用周围的城墙抵挡对方的攻击，逐渐形成了守城指挥与战术。可见，在以“阵式指挥与战术”为主体的冷兵器时代，无论是骑兵指挥与战术还是城寨攻守指挥与战术均能寻找到“阵式指挥与战术”的影子。坚固的城墙可看做是“阵式指挥与战术”的又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二、指挥与战术的产生

最早的指挥与战术形式——方阵指挥与战术，既是冷兵器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们对战斗实质认识的结晶。人们从零散的单兵格斗逐步认识到人多势众的简单道理，再认识到有组织的队形能大大提高战斗效能，便用以指导战斗的实践，形成了起初的徒兵方阵指挥与战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文字渐渐成了人们传递信息表达真实感受的媒体工具，战争——这一特殊的领域，关系到生死存亡，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和思考。早在中国的殷商时期（公元前1562年～前1066年），从事作战的人们就开始以甲骨文记载有关战争和军事活动，这些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反映了商代人们对军事活动的朴素认识；西周末期（公元前1066年～前771年）人们把战争实践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的层次，便形成了最早的军事著述——《军政》和《军志》，两者的产生，反映出周代人的军事思想已趋于比较成熟；主张量力而行，“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注重避强击弱，“强而避之”；肯定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地利为宝”“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军志》中的一段话，反映当时两军对阵的基本法则：“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这段论述不但能够想象出当时作战的基本情况，而且也能得知当时作战的规则十分严格，已形成了基本的作战原则。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列国战乱纷争，据鲁史《春秋》记载，公元前772年～前481年的242年中发生战争483次，无数次的战斗，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和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人们对战争实质和战斗规律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在这样的背景下，春秋末期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开始对有史以来的战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编撰了《孙子兵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战争理论的军事著作，提出了“兵者，国之大事”的战争观；“道、天、地、将、法”五种制胜因素；“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兵者诡道”的主张；揭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先胜而后求战”“致人而不致于人”“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等一系列作战指导规律。《孙子兵法》的出现，标志着指挥与战术的产生和较系统的军事思想、原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