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无论是伦理哲学、政治哲学还是法哲学，在脉络演进的时间上大体重合，脉络演进的方向上大体一致。不管分析哲学的命运如何，语意和逻辑的分析方法几乎在每个专业领域都获得了重视，实证科学所讲求的清晰、确实、可验证也影响着三门“科学”，学界整体上重新回到人的价值问题与实践问题的论述和讨论中来。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之下，在伦理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内部很轻易就能看到新自然主义实在论与新康德主义各自着力的痕迹：规范性的外在论与内在论、服从论与接受论、形式论与实质论，存在着对应的关联，是新自然主义实在论与新康德主义在不同哲学领域中相应的称谓和表现。不过，就具体的论述而言，规范性议题在各自领域的论述还是有差异的，特别就法哲学领域而言。虽然80年代规范性理论兴起，法学家也有参与，比较有趣的是，他们比较多的不是在法哲学的角度和范围内去专门讨论“法律规范性”的问题，而是更多参与伦理哲学家、政治哲学家有关规范性的讨论，这从法学家所撰写文章的标题、目录、索引和所发表文章的期刊就可以看出，[47]直接有关“法律规范性”的分析和论述还比较少，[48]除了从经典法学家的著作中总结出他们有关“法律规范性”的理论外，还没有原创性的、富有启发的“法律规范性”的著作出现，虽然伦理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的叫法很多时候仅仅是为了便利的需要，知识并没法真正地圈地划界（也不需要），但是有关伦理的规范性论述跟有关法律的规范性论述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法哲学家不可能永远在伦理哲学论述的语境和术语中不加转化地谈法律的规范性问题。在法哲学领域，仅仅停留于语词的概念分析也解答不了法律的规范性命题。
规范性问题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其实，人类很早就有了关于“规范性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但是正如芬利的研究显示的那样，直接以“规范性”为关键词和标题，直接调整论述的对象、资源和方法，来追问这个关键词的性质、来源和限度的，却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事。[49]人总是要寻求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支持，如果某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和结构，使得对这种支持的寻求越发困难，使得人越来越难以依靠正当的、有尊严的方式继续他的生活，这种焦虑、无助乃至恐惧，会不会使得人们纷纷通过探求“规范性”来换得慰藉？会不会因为有某种共通的问题笼罩着我们，以至于无形中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反而强调他们身处的当下的具体的实践境况，以求眼前的困境能暂时告一段落？又或者，越来越懦弱的人性，在形式上越发丰富和多元的手段与可能、越来越容易实现的诱惑以及其背后无形的绑架和宰制面前，如何保持距离和痛感，不麻木到失去自由的能力？这些会不会是“实践理性”转向或说“规范性追问”迭起的真正原因？也许还是芬利说的对，对于由古典哲学的语词所开放出来但是单靠这些语词又不能完善和彻底地完成对经典问题的开放来说，规范性基于其特有的内涵和视角，不失为接续推进这些经典问题的一个便利又有效的学术词汇和理论工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规范性的概念呢？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理解和论述法律的规范性呢？这是进一步需要研究完成的理论任务。
[1]本文系司法部课题“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泛刑罚化研究”（项目编号：16SFB3004）的前期成果。
[2]杨建，男，江苏如皋人，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3]笔者并不主张“西方—中国”非此即彼的二元化对立，西方的现代性模板不等同于西方原创性的专利，现代性的基本轨迹，有着深刻的历史实践逻辑。学界对此已经有相当成熟和清晰的讨论，如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可参考高鸿钧、刘擎等。
[4]杨建：《论开放式的弱者概念》，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
[5]这里存在着一个与“法律的规范性”相关联的问题：存不存在革命的权利？对于这个问题，伦理哲学与政治哲学界近年来都有一些新的论述，遗憾地是笔者目前只能粗略地表达自己暂时的思考，即不存在。笔者将在后面的某个版本中讨论到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学术参考是Christine M.Korsgaard，“The Constitution of Agency：Essays on Practical Reason and Moral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6]西方的学者如Rawls、Dworkin等人，他们常常会在著述中提醒或强调，他们的论述是以“法治国家”为前提和假设的，要解决的也是民主、法治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理想情境当中进行学术的分析和论述。那其他国家呢？真正的忧患、真正的危机也许正在那里发生。一个存在着整体性的意识形态，可以对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动员，能够进行有效的灌输和操控，一贯地依靠专家来治国，有着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机构，对最普通的民众也严格地执行着法律的国家制度，属不属于前面提到的“法治”？或者，这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专制？会不会是我的理解出现了错误，一个有着安定的秩序，具有高度确定性，可以进行准确预测的社会难道不好？甚至这不就是法律的目的和主要价值？可是，这种对确定性、稳定性的追求，会不会也是为了便于有效的掌控？因为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可以有变数、常常会不确定的社会不利于某种利益分配体制的延续和言说真相的统一？要能成功的维持这种治理的模式靠什么？靠对公共领域的关闭。要能成功关闭公共领域，靠什么？靠技术的垄断和封锁，靠利益的分化和隔离。这似乎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政治历史上最伟大和成功的创造。但是，难道面对这种非理想情境，法哲学就无法展开规范的论述？就不应当展开学术性的分析、讨论和总结？笔者深深不以为然。换言之，这个脚注的主要意思是想说，需要发展有关“法律规范性的非理想性理论”（nonideal theory about the theory of law）。
[7]作为一篇梳理性、总结性、重述性的文章，本文虽然没有直接谈法学方法论，但也从属于法学方法论的范围之内，属于这一领域基础性的学术工作。
[8]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邓衍森教授提醒我，“我是谁”的问题是对身份的追问，身份问题不属于规范性问题。笔者感谢并理解邓教授衍森先生的指正，笔者之所以决定仍在规范性的追问中保留这个问题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在许多实践情境中身份与理由相关，一是对身份的反思与认同与规范性存在构成性的关系。
[9]Tom Rockmore，“In Kant's wake：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11～13.
[10]参见［英］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程舒伟、吴秦风编译，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340页。
[11]Samuel Enoch Stumpf，James Fieser，“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a history of philosophy”，8th ed，McGraw-Hill Companies，2008，pp.402～403.
[12]Samuel Enoch Stumpf，James Fieser，“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a history of philosophy”，8th ed，McGraw-Hill Companies，2008，pp.398～399.
[13]［挪］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72页。
[14]Samuel Enoch Stumpf，James Fieser，“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a history of philosophy”，8th ed，McGraw-Hill Companies，2008，pp.407-408.
[15]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p.121.
[16]Christin M.Korsgaard，“Internalism and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korsgaar/CPR.CMK.Interview.pdf，2012-10-20.p.51.
[17]“Practice theorists are making decisive contributions to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diverse issues.These include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of human activity；the nature of subjectivity，embodiment，rationality，meaning，and normativity；the character of language，science，and power；and the organization，reproduction，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life.In making these contributions，practice approaches thereby oppose numerous current and recent paths of thinking，including intellectualism，representationalism，individualisms（e.g.，rational choice theory，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network analysis），structuralism，structure-functionalism，systems theory，semiotics，and many strains of humanish and poststructuralism.”In Theodore R.Schatzki，Karin Knorr Cetina ＆ Eike Von Savigny edited，“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Routledge，2001，pp.1-2.
[18]根据Finlay的研究，以“normativity”为关键词检索，1980年以前1篇哲学论文也没有，80年代有3篇，90年代76篇，2000年以来218篇。Stephen Finlay，“Recent Work on Normativity”，Analysis Review，Vol.70，No.2（Apr.，2010），p.331.
[19]Christine M.Korsgaard，Self-Constitution：Agency，Identity，and Integ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0]Peter Railton，“Moral Realism”，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95，No.2（Apr.，1986），pp.163～164.
[21]笔者在脚注中简要交代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在规范性上的基本争议。规范性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追问：什么样的事实可以是规范性的事实？对于这个问题，实在论认为，在一个宽松的意义上，很容易找到答案。比如，牙痛这个事实，是去看牙医的一个规范理由（一些哲学家认为，这就足够说明实在论对规范性的理解是对的，或者存在这样的规范性实体在形而上学上一点也不奇怪）。在Parfit看来，需要区分拥有规范性意义的事实（with normative significant）和关于规范性意义的事实（about normative significant）。“Tony牙疼”是拥有规范性意义的事实，“Tony牙疼是Tony去看牙医的理由”则是关于规范性意义的事实。牙痛是拥有规范性意义的事实，其规范性的性质是疼痛（being painful）；“牙痛是去看牙医的理由”是关于规范性意义的事实，其规范性的性质是行为理由（being a reason for action）。拥有规范性意义的事实并不是反实在论者攻击的目标，反实在论者的怀疑主义针对的是关于规范性意义的事实，认为不存在作为行为理由的规范性性质，主张对规范性事实作出不同的解释。cf.Stephen Finlay，“Recent Work on Normativity”，Analysis Review，Vol.70，No.2（Apr.，2010），p.331.
[22]Christine M.Korsgaard，“The Constitution of Agency：Essays on Practical Reason and Moral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304～305.
[23]L.T.Hobhouse，“Liberalism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4～5.
[24]Frederick Watkins，“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West：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er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25]将utilitarianism翻译成功利自由主义，除了因为功利主义是18、19世纪中产阶级面对民族国家专制倾向提出的自由主义论说，还有笔者的另一层考虑。并不是笔者不理解反对者的批判，功利主义带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很多反对者从理论上认为，在工具论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自由主义。笔者选择功利自由主义的译法，主要是想表达一种反对。一些专制的、不民主、不法治的国家，常常将结果或目标等同于功利，拿“功利主义”用作政府行为的借口，似乎这样就可以正当化他们的举措，这是对这一词汇错误的使用，这是一种“伪功利主义”。在笔者的理解里，功利主义共享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人权等基本权利的尊重。
[26]Leo Strauss ＆ Joseph Cropsey，“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3th 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p.710～711，715～717.
[27]J.S.Mill，“Utilitarianism”，edited by Roger Crisp，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55～57.
[28]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edited by Currin V.Shields，The Liberal Arts Press，1956，p.68.
[29]See Peter Laslett ed.，Philosophy，Politics and Society，Oxford Basil Blackwell，1975，VII.
[30]H.L.A.Hart，“Between Utility and Rights”，Columbia Law Review，Vol.79，No.5（Jun.，1979），pp.829～830.
[31]理论界其实有很多争议。有关Mill对general happiness与individual good之间关系论说的一种解读，可参考John Skorupski，“John Stuart Mill”，Routledge，1989，pp.315～321.
[32]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3，24，26～30，60～75.
[33]Shlomo Avineri ＆ Avner de-Shalit edited，“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2.
[34]Michal Sandel，“The Procedural Republic and The Unencumbered Self”，in“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edited by Shlomo Avineri ＆ Avner de-Shali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8～24.
[35]Charles Taylor，“Atomism”，in“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edited by Shlomo Avineri ＆ Avner de-Shali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0～50.
[36]持这一立场的学者中，近来牛津大学的David Miller教授反普世正义的论述颇为丰富。
[37]Alasdair Macintyre，“Justice as a Virtue：Changing conceptions”，in“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edited by Shlomo Avineri ＆ Avner de-Shali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55～64.
[38]尽管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谈起这一学术脉络时，一般均从边沁谈起。比如，Frederick Schauer，The Force of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39]John Austin，“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832.
[40]对Austin的重新解读可参考，Brian H.Bix，“John Austin and Constructing Theories of Law”，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John Austin and His Legacy，”held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 December 2009.
[41]See Wolfgang Friedmann，Legal Theo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3，pp.294～295.
[42]See H.L.A.Hart，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50～51.
[43]See H.L.A.Hart，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Harvard Law Review，Vol.71，No.4，（1958），p.595.
[44]有关内在观点的思考可参考，Stephen Perry，“Hart on Social Rules and The Foundation of Law：Liberating The Internal Point of View”，75Fordham L.Rev.1171（2006）.
[45]这里用“非实证主义法学”替代“新自然法学”的表述，并且本文的“非实证主义法学”皆只限定在德沃金的进路之下。
[46]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47]Joseph Raz，“Engaging Reason：the Theory of Value and A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Joseph Raz，“From Normativity to Responsibi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法学家特别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者，跳出法律在伦理哲学中论述规范性，其根源也许涉及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对法律的性质的理解。但这种路径也面临着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那就是Spaak所说的：法实证主义可以在严格法律的意义上解释法律的规范性，但不能在道德的意义上给予解释。
[48]并不是说没有，如George E.Glos，“The Normative Theory of Law”，11 Wm. ＆ Mary L.Rev.151（1969），Lewis A.Kornhauser，“The Normativity of Law”，Am Law Econ Rev.（1999）.等等，也不是说数量上非常的少。笔者只是对从法学的论域对“法律的规范性”做出突破性的论述饱有深深的忧虑和大大的期待。
[49]Stephen Finlay，“Recent Work on Normativity”，Analysis Review，Vol.70，No.2（Apr.，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