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Book II: The Opinions and Beliefs of Crowds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Chapter 1 Remote Factors of the Opinions and Beliefs of Crowds
对群体的意见和信念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间接因素，而另一类则是直接因素。
群体意见和信念是怎样形成的
在研究了群体的精神结构之后，我们已经对群体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们的意见和信念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决定群体那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间接因素，而另一种则是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指的是使群体接受某种观念之后便对其他观念产生绝对的排斥性的因素。
在这样的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下，那些具有巨大威力和影响力的新观念会迅速地产生。尽管它们的自发性看似只是一种表象而已，但忽然萌发出来的观念很快会被付诸行动。
有时候这样的行动看起来会是突发性的，但是这也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在它背后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种持续良久的准备性因素。
虽然直接因素能够成为说服群体的资源中的实际因素。但是，它只有在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持续进行的前提下才能产生。
要是没有那样的准备性工作，它们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也就是说，间接因素是使一种观念采取某种特定的形式并且使自己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
比如，某项方案突然被集体加以贯彻实行，就是由这种间接因素所引起的。
再如，骚乱的爆发，或罢工的决定，甚至民众集体授予某人推翻政府统治的权力，这些情况无不归因于此。
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相继发生作用的情况，几乎在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是可以找到的。
在此，我仅以一个最突出的事件为例：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主要有哲学家的著作、贵族对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等。在这样的准备和前提下，群体的头脑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词所煽动，同样地，也很容易被朝廷的某种抵抗，如采用一种无关紧要的改良政策，所激怒。
有的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它们是群体所有信念和意见的基础。
这些因素主要有：种族、传统、时间、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教育等。
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间接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间接因素
■ 种族因素
种族因素在所有间接因素中当列首位，因为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因素。
在之前的著作中，我已对它有过深入的研究，因此，有些方面在这便不再赘述。
在之前的著作中我已经说明了历史上每个种族的特点，以及这样的特点形成后它是如何通过遗传规律传递下去的。
除此之外，我还指出，一个有特点的种族在遗传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产生的力量、信仰、制度和艺术。
总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都不过是它自身特点的外在表现。
事实上，所有要素从一个种族传播到另一个种族的过程中，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的时候，环境的变化和不同事件的发生是暂时的社会暗示性因素，它们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力，进而引导种族付诸行动。
但如果这种影响力与种族世代遗传的特点是不相容的，那么它就只能是一时的，而不可能是持续的。
在本书后面的一些章节中，我还会提到种族的这种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有如此大的威力，它甚至完全决定着种族的气质。这一事实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群体会有着截然不同的信念和行为，而能够影响它们的方式也大不相同。
■ 传统因素
所谓传统，它包括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事实上，它是种族世世代代综合作用的结果和产物，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影响。
自胚胎学证明了时间在生物进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之后，科学研究生物学的方式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假如这样的理论是尽人皆知的理论，那么，史学的研究方式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推广开来，更没有达到广为人知的程度。很多政治家和18世纪的学究们一样冥顽不化，他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并没有更高明，因为他们仍然坚持社会可以和自己的历史完全割裂的观点，试图单凭理性去幻想和预言未来。
种族是诞生于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有机体。和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在缓慢的遗传积累中慢慢发生变化。
人类一直深受传统的支配，特别是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体时，更是如此。
尽管如此，但从表面看来，人类如果要对传统产生影响并改变它，并不难。
可事实上，正如我前面一再强调的那样，人类对传统的改变终究不过是局限在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上而已。
但我们不必为这样的事实感到遗憾和沮丧。要知道，脱离了种族传统，要建立种族自己独特的气质和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人类自诞生以来，就身负两大使命：一是建立某种传统，二是当这种传统对有益的成果起的是破坏作用的时候，要尽快摧毁这种传统。
历史告诉我们，正如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一样，没有对某些旧传统的摧毁，也就没有文明的进步。
因此，有一个极大的矛盾与困难横亘在我们面前，那就是要在文明的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
要知道，如果一个种族的传统世代不变，过于稳定，那么它将使整个国家缺乏进步的动力。这时候，即便采取暴力革命也无济于事，因为传统牢固不变对一个种族所造成的影响，要么是将打碎的锁链重新拼接在一起，原封不动地再现整个过去；要么是对被打碎的锁链视而不见，即便混乱不堪和衰败接踵而至，也无动于衷。
由此可见，对于任何一个种族来说，对待传统最理想的状态都是在保留过去的制度的同时，采用难以察觉的方式慢慢地对其加以改进。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是很难的，迄今为止，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做到了。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指出，群体是最保守的势力。的确，誓死抱着传统不放，坚决反对变革传统的不是别人，正是群体。历史上，那些有身份地位的群体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自始至终，我都坚持“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的观点。
对于群体的保守，即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动，也是难以攻破的，撑死只能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
19世纪末，当教堂被毁坏，神父们被驱逐出境，或被送上断头台时，也许我们会以为，昔日的传统宗教观念已经消失殆尽了，并且没有任何影响力了。可是短短几年后，为了顺应大众的普遍需求，曾一度被禁止的公开礼拜制度又重新被建立起来了。曾一度被废弃的传统，又恢复了它以往的光芒。
由此可见，传统对群体心理会产生巨大的威力。
如此看来，不论是寺庙的神像，还是皇宫里暴戾恣睢的君主、帝王，他们都不是最不受怀疑的，更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一旦群体愤然行动，转眼之间他们就可以完全被摧毁。
可是，那些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隐形主人——传统，它不会引起任何反叛，即便会，它也可以安全地避开，而要摧毁它，只能依靠数百年时间的磨损。
■ 时间因素
时间之于社会，就好比之于生物进化一样，是最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
可以肯定地说，时间既是唯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伟大的毁灭者。
让沙土渐渐堆积成山的是时间；让地质时代那模糊难辨的细胞演变成今天高贵的人类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时间要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是绰绰有余的。
如果给蚂蚁足够长的时间，要它们把勃朗峰夷为平地，未尝不是件可以实现的事。
倘若人有随意改变时间的能力，那么他便和上帝一样，拥有信徒所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在这里，我们只讨论时间对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时间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像种族这样重要的因素，也要倚仗时间，若不然，就无法形成。
而一切信仰的诞生、发展和消亡，无不是时间所引起的。它们倚仗时间而获得力量，也因为时间而失去力量。
具体地说，时间为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多种准备，至少为它们的成长与发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观念能在这个时代实现，却不能在那个时代实现的原因。
正因为时间会把各种零星的信仰和思想堆积成山，所以各个时代都会出现专属于它自己的观念。
而这些观念的出现和掷骰子时的投机取巧不一样，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全都与漫长的过去密不可分，事实上，那是它们植根的地方。
最后它们之所以能开花结果，是因为时间早就为它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要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认真地追溯过去。
由此可见，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不但扮演了历史的儿女的角色，还扮演了未来的母亲的角色，同时还扮演了时间的奴隶的角色。
所以说，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
为了看清一切事物变化的轨迹，我们不应当对它进行干扰，而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
如今，群体的雄心勃勃和它所预示的摧毁与混乱让我深感不安。
而要恢复那摧毁和混乱所导致的局面，我想除了时间，再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拉维斯先生曾说：“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无法在一天之内建立起来。而任何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无不是数百年时间造就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其法力和章程建立以前，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动荡与无序的状态；君主专制政体也是在数百年时间之后才完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与规定的。而这些处于等待状态中的时期是非常动荡的。”
■ 政治和社会制度因素
据我观察，类似这样的观点，如一种制度的建立有助于纠正社会所存在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制度和政府统治不断完善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通过颁布并且施行各种法令实现，等等，依然得到普遍的认可与赞同。
事实上，它们既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同时又是目前学术界中各种社会学说的基础。
一直以来，即便是最具连续性的历史经验也没能让这个重大的谬见动摇过。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总是不遗余力地想要证明它的荒谬性与错误性，但结果表明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但是，若他们要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却不会随着制度的不同而不同——这一点却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
就像人不是生来就能随意为自己挑选好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一个民族也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
因为制度和政府无不是种族的产物，而非某个时代的开创者，相反，它们只能不断地去适应时代的洪流，只能被时代所创造。
之所以要对各种族进行统治，不是因为它们有着各种怪诞的想法，而是因为他们的种族特点决定了它们要被统治着。
形成一种政治制度，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而要改造它，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
任何制度都没有它与生俱来的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是无所谓好坏的。
一种制度在某种特定的时刻可能会对一个民族产生促进作用，而对另外一个民族则可能恰恰相反，会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
更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只能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制度，而要真正地改变自己的制度，它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毋庸置疑，以暴力革命为途径，最终它能改变的只是那些制度的名称，而其本质却不曾变更过。名称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罢了，历史学家研究史实时，根本就不会花多少时间和心思在这些名称上。
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所采取的仍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却经常十分嚣张地表现出最有压迫性的专制主义，而这样的专制主义原本是属于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1]的。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两个国家都实行共和制的宪法。
决定一个种族命运的不是它的政府，而是它那世代相传的特点。
关于这一点，我在前一本书中已经用一个典型的事例论证过了。
所以说，把时间花在制订各种制度或法律法规上纯属浪费，这与小孩子的把戏无异，也类似于修辞学家的手段。
除非有制订的必要性，此外，还需要时间。
可以肯定地说，要完善一种制度，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要必要性和时间同时发挥作用。
而这，也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采取的办法。正如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在拉丁族群中，各国政治家们都应当认真地学习这种方法。
他认为，单纯地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法律所取得的一切效果，都处于荒谬与矛盾之中。最后，当他拿拉丁族群疯狂制订的各种法律条文与英国的宪法进行比较后发现，后者的改变是在必要性的支配下源自一点一滴的小变化中的，而绝非是思辨式推理的产物。
从来不管严谨与否，对称与否，只考虑它是否简便，是否实用；从来不会仅仅因为不一致，就不遗余力地去消除一致；除非有不满的地方，否则绝不变革；除非采取变革能消除不满，否则绝不革新；绝不制订宽泛的法律条文，除非出现了特殊的案例。自约翰国王时代起，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250年以来，这些原则都对议会起着绝对的指导作用，因此它能从容地应对所有的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看，各个种族的制度和法律反映了该种族的需求，因此，要改变它们的制度和法律，试图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猛烈的抨击与变革是无用的，而应当逐一对它们进行考察。
比如，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央集权制的优缺点。但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所构成的民族竟然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这样一种制度时；当我们看到，一场旨在摧毁过去所有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向中央集权制低头以示尊重，甚至想方设法进一步强化它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它是各个民族生存下去的一个前提条件。
而对那些一直致力于摧毁它的政治家们，我们也只好给予足够的同情心。如果他们不小心成功了，这就预示着，一场激烈的内战即将要爆发了。
但类似这样的战争，并不是中央集权制消亡的标志，相反，战争结束后，会立即出现比旧政权更严厉的中央集权制度。
由此可知，试图从制度着手找到影响群体的根源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知道，在像美国这样处于民主制度的统治的国家中，繁荣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景象；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如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它们也处于雷同的制度的统治中，但它们却没有出现同等程度的繁荣，相反，民众一直生活在穷困和混乱状态之中。
可见，一个种族的兴衰无关制度的好坏。
支配各个种族的是它们自身的特点，凡是与这种特点相悖的制度，都只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装饰物罢了。
的确，一直以来都存在因要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引发的战争和暴力革命，当然，这样的现象也还会继续发生下去。
就像对待让自己顶礼膜拜的圣人的骸骨一样，人们同样也赋予这些制度以获得幸福与快乐的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可能引起的大动荡不过是它反作用于群体的产物。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制度以这样的方式所造成的结果。要知道，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制度本身并没有以这样的方式产生过任何反作用，因为它们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影响群体心理的是幻想和词语，特别是词语，正如它们无比荒诞一样，它们同样很强大。
■ 教育因素
在当前的主流观念中，民众最一致的观念就是：教育能完全改变一个人，它一定会使人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和完善，甚至能实现人人平等的目标。
因为这个观点一直被重复着，所以它早已成为民众最坚定的信条之一了。
因此，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会像过去要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在许多其他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时候，民众群体得出的民主观念与心理学研究和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有很大差异的。在这个问题上，亦如此。
众多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已经明确指出，教育不会让人变得更文明，也不会让人更幸福。不论是对人的本能，还是人与生俱来的热情，它都无力改变。
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只要施与不良引导，就会发现，教育的害处远远大于它的好处。
在这个方面，统计学家已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他们看来，犯罪现象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反而呈现增长的趋势，而社会上有些最坏的人，恰恰也是学习上的拔尖者。
著名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他的近作中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人数要比文盲罪犯高出三倍。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总人口中的犯罪率也在不断升高，从之前每10万居民有227人犯罪上升到了现在的552人，仔细算下来便发现，犯罪人数整整增加了1.3倍之多。
他和他的同事都注意到，当全民犯罪率增高时，增长最快的犯罪群体不是中老年人，而是年轻人。
关于这一点，相信大家对法国的做法都不陌生：为了减少年轻人的犯罪率，法国已将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之前的交费制教育。
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出于正确引导的目的而采取的教育方式是完全不会有任何成效的。
事实上，也没有谁会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使它可能无法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但至少它能提高人的专业素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在过去，特别是在过去的25年里，尽管有智者——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曾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拉丁族群体还是要将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错误的原则上，并且怙恶不悛。
我曾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法国的教育制度让很多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它让许多人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这种教育制度，也许它是顺应拉丁族群体的秉性而产生的，但是它却会造成上面所说的那样的危险。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被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之上。
在这种心理学基础看来，只有一心学好教科书，智力才能提高。
正因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因此，人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强化各种手册上的知识。从进入小学开始，直到离开大学，多年以来，一个年轻人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主观能动性却从来都派不上用场。在他们眼里，受教育只不过是背书和服从。
上任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曾说：“孩子们在学校学习一门课程，只要把一种语法或一篇提纲牢记在心，然后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复述得好，那么其模仿也出色。可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实在很可笑。它的每一个过程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认为老师不会出任何错误。这种教育方式只会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贬低自我，最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无能的人。”
如果教育真的毫无用处，那么我们还可以对孩子们表示同情，虽然他们在学校里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但至少他们还是会在学习中知道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
但是，这种制度会造成的危险远比这个大得多。它会使受教育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产生极大的憎恶情绪，进而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深度的厌恶感。
结果，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不高的中产阶级，除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再不想让他们的子女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
法国的教育不是让学生为走上社会做好准备，而只是让他们准备好从事政府公职。
而在这个职业领域里，要想获得成功，一切有关自我定向的东西都是无用的，而一切有关主观能动性的东西也同样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无疑，这种教育制度创造了一支庞大的无产阶级军队：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总会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随时准备着要进行反抗。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浮躁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但多疑，而且轻信。
对国家，他们盲目地信任，甚至把它等同于天道，却又无法终止对它表示敌意的倾向。
而对政府，他们则总是把自己的过失归因于它，可是，一旦离开了政府的干涉，却又一事无成。
在教科书的帮助下，国家制造出许多有文凭的人，但是，它能加以利用的，终究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同样是受过教育有文凭的人，很多人却无事可做。
所以，国家只能把工作留给先来的人，结果，剩下的没有工作的人便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到最底端，从最卑微的小秘书到教授再到警察局局长，有无数人在炫耀自己的文凭，也有无数人在觊觎政府部门的各种职位。
对商人来说，要想找到一个可以代替他去殖民地处理生意问题的人却相当困难；但对政府来说，即便是一个最平庸的职位也有千千万万的人排着队翘首企盼着。
仅在塞纳这个小地方，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处于失业状态中，这些人无不蔑视农田或工厂，他们什么都不想做，只想从政府那儿谋取一官半职以维持自己的生计。
殊不知，僧多粥少，最后各个政府部门需要的人屈指可数。
这样一来，必然会有因此而对政府心怀不满甚至充满怨恨的人。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会选择随时参加任何革命，不管革命的发动者是谁，也不管革命的目标是什么。由此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与政府为敌的直接导火索。很明显，这为时已晚。
最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还是经验这位最好的老师。
要看到，只有经验才会向我们证明，必须废除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用劳动取而代之，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中去，回到工厂里去，回到他们今天全心全意要逃离的事业中去。
现如今，那些明智的人所强调的专业教育正是我们祖辈所理解的教育。到今天，在所有靠自己的意志力、开拓和创业精神进行统治的国家中，这样的教育依旧生机盎然。
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尔在一些名篇名章——下面我将会引用某些重要的段落——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以往的教育制度和今天英国与美国所采取的教育制度是大致相同的，在对比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教育制度之后，他进一步指出了这两种教育制度会产生的后果。
在某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接受古典教育中的弊端成分。尽管这种教育让人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厌倦感，但是，人们还是不会排斥它。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还是会认为，从书本上吸取大量知识，然后准确无误地复述出来着实可以提高个人的智力水平。
但是，它真的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吗？不言而喻，不可能。
人生在世，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的素质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
可是，这些素质都不是教育能得来的，更不是书本能教会我们的。教科书和字典的角色是参考工具，必要的时候，查看一下，但是，若把它们搁置在自己脑子里，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那么，如何才能让古典教育中的专业教育变成提高智力的方式和途径呢？对此，泰纳尔先生给过我们宝贵的意见。他说：
一种观念要形成，须得在自然、正常的环境下才行。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的大量感官印象是加快观念形成必不可少的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他们目睹各种劳动工具、原料和操作方式与过程；需要他们亲自与顾客、工人和农民在一起……不管他们能否做好，也不管他们能否赚得利润。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理解自己从视觉、听觉、触觉甚至是味觉中体味到的各种细节。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注意到了这些细节，然后仔细地玩味，默默地推敲，慢慢地，心中的领悟与理解便逐渐成形了，这样一来，迟早都会给学生以某些提示，进而有效地为他们那全新的组合、简化、创造、改进或发明服务。
可是，法国的年轻人，却没有这样的接触和学习的机会，因为在最可能有所成就的年纪里，他们被关在了学校里，因而与所有可能的亲身体验的机会擦肩而过。
试想，这样的年轻人对世上的人和事还会有形象而又准确的理解吗？而对掌握这些人和事的方法与技巧，又怎么会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了解呢？
可是，更让人心痛的是，在所有年轻人中，十个有九个把他们这八九年时间的辛勤付出白白浪费掉了，而这几年也正是一个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几年。
这所有人当中，有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二的人活着不过是为了考试，这样的人，无疑，等待着他们的是淘汰。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人，则可能会成功获得某种学历、证书或文凭。这些人无不是超负荷去学习的人。在规定的某一天的连续好几个小时里坐在答辩团对面的椅子上，要么正确，要么绝对正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可是，这种正确或绝对正确的知识用不了一个月就会被他们忘得精光。之前的考试他们可能再也不能通过了。之前他们想方设法装进脑子里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地流失。
可是，又没有新东西填补进去，这样一来，他们的精神便衰竭了，生命的活力也衰退了，而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同样也枯竭了。
结果，在这样的教育制度的帮助下，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确实诞生了，可是，他已然是个疲惫不堪的人了。
接着，他成家立业，最终还是落入了生活的俗套当中。
要知道，人一旦落入这样的俗套当中，就容易让自己被狭隘的职业所封锁，最后安分守己地工作着，不过如此。
这就是他们平庸的生活，很明显，他们的付出和收获并不成正比。
但在1789年以前，法国和英美两国一样采取了相反的教育制度，那时候法国的教育结果和它们的一样好，甚至更好。
后来，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又向我们明确地揭示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不同。结果表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我们那么多的专业学校，并且，他们偏向于把教育建立在专业课程上，而不是建立在死记硬背书本上。比如，他们的工程师不是从学校死记硬背课本出来的，而是从车间里训练出来的。
这种教育方式表明，每个人的智力水平都能得到最大化，即达到其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要是他天资不高，悟性不够，那么他至少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而如果他天资较高，那么他就能成为工程师。
把这种成才的方法和将个人前程完全寄托在他19岁或20岁时某次几个小时的考试的做法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种办法不但更民主，而且对社会也更有益。
在这样的教育制度和方式下，我们通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我们总能在医院中、矿山里和工厂中，或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看到那些年纪轻轻便开始实习的学生们。和办公室里的律师助理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一样，他们循序渐进、踏踏实实地完成了他们的学徒期。
当然，在正式参加工作之前，他们也有参加一些普通教育过程的机会。因为之前的实习为他们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因此，这时候他们就可以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迅速地储存进去，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能将自己在实习时得到的各种技能付诸实践，这样一来，就能契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
在这种教育制度的引导下，学生不但能让自己的实践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能让自己的才能与实践同步得到提高。再者，他们将来的工作任务或特定工作的要求也正与他们的实习职业及其发展方向契合。
正因为如此，所以英美两国的年轻人能迅速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所有条件都齐全，如各种材料和部件一应俱全，那么一个年轻人在他25岁时，甚至在25岁以前，就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才能的工作者，甚至能让自己富有创业能力——显然，他已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了，已成为了一部发动机。
可是，在采取相反的教育制度的法国，大量的人才被白白浪费掉。
而对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日渐偏离实际生活这一问题，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还做出了如下论断：
笼统来说，教育有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三个阶段。从通过各种考试获得学历、证书和文凭这一角度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学生坐在学校啃书本的时间显然是有点长了，再者，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完全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和方法。
这种教育制度过分地延长了实际的学徒时间，实行学校寄宿制度，过多地采用人为训练的模式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并让学生背负繁重的课业任务。它从不考虑未来时代的发展、成人的实际年龄、人们的职业和年轻人即将要融入的现实社会等，也从不曾思考过，学生若要立足于社会就必须适应或者提前适应社会，不曾想过为保护自己而必须参与的斗争，没有考虑过学生要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与素质……
这些条件和素质，如丰富的生活常识和坚强的意志力，是最值得学习且具备的东西。可是所有的这些，学校全都没有教会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不但没有让他们获得应对社会和生活的各种挑战的能力，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能力。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的年轻人走向社会，进入他们的工作岗位之后，面对一系列的打击与挫折，他们会手足无措。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打击与挫折给他们所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伤痛而失去生活能力。
由此可见，这样的教育制度不论是对年轻人来说，还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充满艰辛和危险的。
要看到，这样的教育过程会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产生很大的冲击，自然而然，也会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甚至会有无法恢复的可能。
这时候，年轻人看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而在这一瞬间，他们的理想可能会彻底地幻灭。因为这给他们造成的欺骗太大，所以他们对现实和生活的失望感也会更加强烈。
上述种种是否已经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呢？我想没有。因为若想了解群体今天所酝酿的信念和意见以及预知明天群体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信念和想法，我们就必须了解产生这些信念和意见的土壤。
教育能让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可是当前我们的教育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暗淡无光的未来。
不论是对群体头脑的优化还是恶化，教育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有说明在当前的教育制度下这种头脑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必要性，也有必要说明那些本来冷漠而又中立的群体是如何变成一支随时准备听从空想主义者和狡辩之徒的暗示的满怀愤愤不平情绪的大军的。
在今天，让我们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是教室，而让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之路的，也是教室。
[1] 美洲共和国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旧称，属西班牙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