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罗马帝国衰替之原因

罗马帝国之组织完备及统一精神，既如上述，何以一旦蛮族入侵，骤形瓦解？欲求其故，殊不易易。大抵罗马帝国时代之人民，已渐失其有为之志与自信之心。所以如是，殆有四端：(一) 税制不良，民力日疲。(二) 奴制风行，工人无业。(三) 人口减少，国力遂微。(四) 蛮族入居境内，伏他日西部帝国瓦解之基。

罗马之皇室及官吏，人数甚多，费用浩大，而贫民“面包与马戏”(Bread and Circuses)之供给，所费尤为不资。不得已唯有重征于民之一法。地税为国家最巨之收入，其率本高；再加以官吏之中饱，人民之负担因之益重。国内各地之地税，由各地少数富民征收之，只求收足应征之数，不问其来源之如何。地主因之而倾家荡产者，不一其人，故政府至有地主不得离其土地以逃避重税之令。此种重税，唯少数之富民能担负之。至于中流社会，境遇日恶，贫困不堪，帝国社会之中坚，为之丧亡殆尽矣。

至于工人之地位，尤为恶劣，而奴制之存在，实为主因。盖罗马自征服各国以来，国内之奴隶，有增无减。五百年间，城乡各种工作，无一不入于奴隶之手。奴隶之数以百万计。一地主每有奴隶数百人，多或数千人，唯极贫苦者，家中方无奴隶。

地税虽重，而罗马帝国时代之人民，仍以土地之多寡为贫富之标准。无广大田地者，即无充当缙绅或官吏之望。故国内土地，渐入于少数富民之手，而中人之家，日渐消灭。富民之田产曰Villas者，逼布于意大利，Gaul及Britain诸地。为奴隶者，不但负管理及耕耘之责，即地主家庭中之一切日用，亦由若辈供给之。凡制造器具及衣服、烹饪食物、侍候主人及记室之役，均由奴隶任之。另命奴隶一人负管理全地之责。田产既广，有同村落，而直辖于地主之一人。

各种工作，既皆任奴隶为之，自由民遂多不愿工作者，以为此乃奴隶之责任。哲学家Seneca常谓工艺之为物，决非哲学家所发明，实系“下流奴隶所想出者”。

奴隶制度，既使工作有堕落之虞，而国内市场，亦复为奴制所垄断。盖巨族大家之日用品，皆由本家奴隶供给之，而且蓄奴之主，往往使奴隶出为人佣，自由民工作之机会，因之剥削殆尽。

当蛮族入侵以前数百年间，奴隶景况，亦颇有改良之处。昔日奴主每有深夜监禁奴隶于地牢之习，至是革除。政府亦有种种保护奴隶之法律，其最要者，莫如禁止奴主之不得擅杀奴隶。蛮族将入侵之际，奴隶之数，日形减少，一因罗马已无远征他国扩充领土之事，二因奴主每有释放奴隶之举也。

被释放而自由之奴隶曰“被放之人”(Freedmen)，其地位不若自由民之高尚。虽不至再为奴主之牛马，然每年仍有为主人服役之义。并须纳其收入之一部分于主人。婚姻之事，亦须得主人之允许，方得实行。

奴隶虽被释放，而自由民之状况，益趋恶劣。城市之中，自由民工作之时，每与奴隶或被放之人同流合污。至于乡间之自由农民，亦一变而为介于奴隶与自由民间之“自由佃奴”(Coloni)。其身体始终附于某地，随土地而易其主人。唯年能纳其收入之一部分于地主，且为地主服役若干日者，地主不得任意剥夺其种地，此则与中古时代之“佃奴”(Serf)同。因此为乡民者永无自立之望，生生世世为佃奴矣。此种自由佃奴渐与奴隶合而为一。因法律规定某种乡间奴隶永不得离其种地，须随土地而易其主人也。

而且罗马大地主，每有许多之贫弱地主附属之。盖地主之贫弱者，为逃避重税及获得保护计，每愿将其田产让诸强有力之地主；唯大地主须保护之，并允其终身仍得耕种其土地。贫弱之地主既死，其子孙即流为自由之佃奴。此即他日封建制度之起源也。

凡国家隆盛者，其人口必日有增加。至于罗马帝国，则自Augustus以来，人口即渐形减少，国家精力，随之日疲。战争也，疫疠也，奴制也，重税也，凡此种种，皆足以促人口之日减者也。盖人民生活，既甚困难，则婚姻之事，每因之而被阻。大家巨族，遂不可多见云。

政府为增加人口计，每允日耳曼蛮族入居国中为自由之佃奴。相传皇帝Constantine曾召蛮族三十万人入境。其时并募蛮族人入罗马军队中为抵御蛮族之用，开其端者为Julius Caesar。此种政策渐成习惯，至帝国末年，甚至全军兵士，纯属蛮人。日耳曼种人有为军官者，亦有高据政府中之要津者。故蛮族未入侵以前，帝国中之蛮人，已遍地皆是。罗马人与蛮族之畛域，渐不分明。他日帝国西部之瓦解，如此之速，盖非无因。蛮人对于罗马帝国，虽甚尊重，然其个人自由之精神，则可断其必不放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