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矛

（一）矛的发现和年代

数量不多，矛身呈叶形，下接圆骹或菱形骹，可分为2型。

A型 圆锋宽叶，圆骹顶部有钩，下部有小环钮。标本河南淅川下王岗T4H181出土4件，形制尺寸相同，长37、宽12.5厘米（图2.6，6），年代可大致定为夏至早商时期。

B型 尖锋窄叶，似柳叶形，可分为2亚型。

Ba型 骹下部有圆穿。标本台西M112∶8，为单体矛，通长17.4厘米（图2.6，1），年代为殷墟一期。标本台西M17∶5，为戟上的矛，通长18.2厘米（图2.6，2），年代为二里岗上层晚段到殷墟一期之间。

Bb型 骹下部无圆穿，而有环钮或者小钩。标本盘龙城PYWH6∶46，有二环钮，长20.2厘米（图2.6，3），年代为二里岗上层晚段。标本盘龙城PLZM2∶56，有小钩，骹饰叶脉纹，残长22厘米（图2.6，4），年代为二里岗上层早段。标本盘龙城PLWM3∶8，形制与PYWH6∶46大致相同，只是为菱形骹，矛叶为菱形脊，通长23.6厘米（图2.6，5），年代为二里岗上层晚段。

（二）矛在中原的分布

本书将中原早期矛分为A、B两型，B型又分为2亚型，共3种矛。每种矛出现的时间和分布地域均不同。矛在中原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即豫西、江汉平原、冀中。豫西的为A型，年代可能最早，形制与稍晚出现的矛均不同。江汉平原的矛集中出土于盘龙城遗址。冀中的矛则集中出土于台西遗址。

与连柄刀、空首斧不同的是，早商文化的核心区郑州附近并未发现铜矛，出土铜矛的地点都是早商文化的地方类型，而且是商文化向四周扩展的据点，有浓厚的军事背景，作为武器的矛在这些地方出土也在情理之中。

（三）矛与北方文化的关系

1. 矛与欧亚草原的关系

目前A型矛中原仅出土了4件，别无发现。其与中原文化早商时期铜矛也迥然有别。与A型矛形制相同的矛在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的茹斯托夫卡发现数件，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矛在该文化中发现不多，叶与骹相接处的三条凸棱则为这里的矛所特有。西宁沈那遗址出土一件大型铜矛，长61.5、宽20厘米，刃的一侧有倒钩，骹末端有小环钮（图2.8，2），但对这件铜矛的分期及文化属性还存在疑问。沈那矛的形制与A型矛相似，只是更大些，也带有三条凸棱。虽然沈那矛的年代无法确知，下王岗T4H181矛碳十四年代还未测定，可以确定的是下王岗T4H181矛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同类矛有渊源关系，而它的直接来源或许就是在沈那矛所在的西北地区。

一般认为矛是中原起源的，但都未能提出十分充分的证据。从安柄方式看，矛与空首斧应为同一类器物，都是在端部设置空銎以安装木柄的器物（矛的空銎一般称为“骹”）。中原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早期一直都是以内安柄的传统，而且在空骹矛出现之前并没有竖銎器物的从产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二里岗上层时期出土的矛都是较为成熟的，将这种矛看作中原本地起源在道理上实难讲通。与空首斧一样，我们认为中原铜矛也是受外来影响而出现的，至少空骹矛的技术传统应该是外来的。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外国学者就推测中原青铜矛的起源地应该在欧亚草原西部地区。李刚博士从年代、形制等角度对中国早期青铜矛和西方青铜矛作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早期青铜矛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论。我们认为，与空首斧的远源在欧洲相似，矛的远源应该也在那里。图2.7反映了有铤矛到空骹矛的演变过程：青铜时代早期外高加索kuro-araks、maikop文化中出现了有铤矛，这种矛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晚期（图2.7，1、2）。青铜时代中期晚段trialeti等文化中开始出现竖銎矛，一种为锻造，銎部不闭合，出现较早，数量较多（图2.7，5、6）；一种为铸造，銎部闭合，出现较晚，数量很少（图2.7，4）。到青铜时代晚期，锻造矛的形制较为规整（图2.7，9、10），铸造矛开始成为主流（图2.7，7、8）。我们可以看出，铜矛的这个转变过程是顺畅、无缺环的，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与空首斧的安柄方式的转变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演进过程。

2. 矛与西北地区的关系

目前，西北地区有三个地点出土了相当于夏到早商时期的铜矛。除了沈那遗址出土的铜矛外，四坝文化中发现数件，皆为较窄的柳叶形矛，圆骹（图2.8，5）。天山北路墓地也出土了铜矛。我们之前论证了A型铜矛可能渊源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并推测B型铜矛也可能如此。实际上Ba型铜矛源于欧亚草原的证据链更为完整一些，不仅形制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无倒钩铜矛相似，骹端都带有穿孔（图2.8，4、5）。而且各地Ba型铜矛的年代也可支持这种看法：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夏代早期；四坝文化的下限为公元前1550年，与早商文化的初始年代大致衔接；台西类型的年代为早商晚期。所以我们可以得出早商文化的两种铜矛是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中起源、受西北地区直接影响而产生的结论。

再来看看西北地区的中原文化因素。早商阶段的西北地区主要分布有卡约文化、四坝文化等。四坝文化中基本不见中原式器物。卡约文化中有一些中原式青铜器，包括铜鬲、铜镞、铜铃等。其形制与中原同类器相近，可能是从中原输入的。出土这些器物的地点都在青海地区，与中原相距遥远。因此两地发生往来的方式可能也像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那样是上层的交往，以铜器为表现方式。或者是通过其他文化的间接往来，但目前尚未在两地中间的地区发现中原文化器物，因此还是第一种可能性大。

通过夏代中原的环首刀我们已经知道，夏代晚期中原与西北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往来。而早商时期则尚未发现相关线索。汤灭夏之初，商人就向西开进，意图控制与二里头文化有关的西部地区，以防止夏人势力的反扑。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商人在二里岗下层时期向西只行进到关中东部，二里岗上层时期才扩展到关中西部。目前在西北地区尚未发现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商文化遗物。而且早商文化形成之时齐家文化早已结束。因此，早商初期的空首斧似乎难以同齐家文化联系起来。对此，我们认为早商初期空首斧和矛的出现大致有如下可能：

（1）夏代晚期，空首斧的铸造技术已经传播到了中原，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当于这一时期的空首斧或者斧范。另外，本书断为二里岗下层一期的石范也可能早到夏代晚期，因为原报告披露的出土单位中可分期陶器仅有一件，以此分期难免以偏概全。加之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一期紧密相连，二里头四期的部分陶器很有可能与二里岗下层一期同类器一般无二。从四坝文化中空首斧与环首刀同出，两种器物的流行时间大致相同观察，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2）不能完全排除二里岗一期时早商文化与西北地区存在往来的可能性。一般认为齐家文化消亡之后当地有约200年的文化间隔期。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齐家文化发展出辛店和卡约文化，特别是卡约文化的上限可以到二里头文化晚期。我们认为，齐家文化结束后当地出现了文化的衰落是确实的，但难以想象是文化的真空状态。中原可能也与西北存在某种形式的往来。

与夏代相比，早商文化与西北地区的关系不甚明朗。但是与夏代相一致的是，早商文化的竖銎器物同样可能源于西北地区的影响。我们从目前线索作的推测，还有待于考古材料的进一步检验。

（四）矛对早商文化的影响

中原新石器时代也曾存在的石矛，需要绑缚在木柲上，但尚未发现同样形制的铜矛。空骹铜矛在早商时期突然出现于中原，在晚商成为与戈地位相当的兵器。在铁器时代化身为铁矛，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久远的兵器。

A型矛仅发现于淅川下王岗T4H181，共有4件，形制相同。陕西博物馆、山西博物馆也有相似器物，但是出土地点不详。A型矛的最主要特点是器形硕大，锋端圆钝，不像实战兵器，而可能是礼仪用器。中原文化的礼仪类兵器主要是钺、戈等，矛似乎未曾被用作礼仪用器。从这一点上说，A型矛虽没有在中原文化中扎根，但其器形有可能对中原文化中矛的制造产生了影响，如将A型矛的倒钩去掉，尺寸缩小，便与Ba型矛相同了，矛骹上的小环钮也见于Bb型矛上。

B型铜矛可能是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中起源、受西北地区直接影响而产生的，但中原的B型铜矛与境外和西北地区的铜矛有所差异，形制更趋于规整，并施以商文化的纹饰。骹端有加固作用的凸缘可防止骹劈裂，实战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B型矛的固定木柲方式有以铜钉将柲固定在骹中和以细绳将柲绑缚在骹上的小钮和小凸上两种方式。前者仅发现于台西，后者则集中出土于盘龙城，似乎可能代表了早商铜矛的南、北地域差别。第二种方式中带小钮式，也见于A型铜矛上。所不同的是A型矛上的都是单钮，B型矛上的为双钮，增加了一个钮使绑缚更加牢固。而带小凸式为其他地区所不见，应是商人自创的。盘龙城铜矛的菱形剖面也与其他地区的铜矛不同，体现了商人对铜矛的改造。

晚商文化继承了早商文化的B型铜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双翼铜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