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盛唐：恢弘壮阔

自然界有高峰，社会发展也有高峰，对于以后各朝各代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农夫商贾、市井小民来说，盛唐都是一个令人神往并不可企及的高峰。经过贞观、武朝的准备和积蓄，以庶族地主阶级为主的新的政治制度渐渐巩固，以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多元意识形态渐渐形成，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大充盈，周边的邻邦小国纷纷服膺。于是，一个比“贞观之治”更为富足、美满、和谐、充裕的“开元之治”出现了。“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之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通典·卷一五·选举典·历代制》）这真是过去不曾有过、以后也未曾再现的太平盛世；它不仅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之年！随着政治文化的步步走高，审美文化也日趋繁盛，于是，一种蓬勃的、向上的、自由的、豪放的、兼收并蓄而又从容典雅的审美思潮一浪高过一浪。

按照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任何事物发展到了极致之后，都必然走向它的反面。毫不例外，透过盛世之巅的繁荣景象，我们也可以发现那正在酝酿的危机。公元754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的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有960万户，这与唐初的300多万户相比，人口激增了3倍。人口的繁增和土地的兼并，使均田法逐步遭到了破坏；而均田法的破坏，又必然阻碍着府兵制和租庸调法的实施。开元十年（722），玄宗即已不得不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则宣布在租庸调之外增征资课并改收变造，开始向两税法过渡。朝廷内部，在《姓氏录》中跻身于一等士族的外戚势力迅速膨胀，杨国忠独揽大权，一身兼任四十余职。朝廷之外，身为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则利用募兵制招兵买马，对皇位虎视眈眈。结果，颐指气使的杨国忠与尾大不掉的安禄山内外斗争、相互猜疑，终于酿成了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

尽管“安史之乱”标志着唐代社会的转折，但是千仞高峰并不会在瞬间便跌入万丈底谷，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他们经一个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抱负和理想。毕竟，这代人亲眼得见过那灿烂的峰巅，并随时渴望重建那往日的辉煌！由于信念未泯、真气犹在，因此审美文化的创造反倒因时代的激变而摩擦出耀眼的光芒。于是，在玄宗、肃宗、代宗三位皇帝所统治的70年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雍容典雅的盛唐，一个色彩斑斓的盛唐，而且看到了一个临危不乱、沉郁雄强的盛唐。在审美文化领域里，尤以雕塑、陶瓷、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歌、辞赋的成就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