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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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两类民俗意象之外,在唐人小说中还有一类特殊的民俗意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流传于民间的古老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在唐人小说中经改构甚至重构而生成的民俗意象。这类意象,本文将其概括为人物型民俗意象。比如牛郎织女传说中的织女形象,在唐人小说中就被改构与重塑,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人们所熟悉的传统形象。牛郎织女故事,主要是作为一个凄美的人神情恋意象而存在于中国的民族文化中,被历代诗文反反复复地歌咏着。如曹植《九咏》赋云:“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李白在《拟古十二首》诗之一中云:“青天何历历,明星白如石。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银河无鹊桥,非时将安适。”秦观《鹊桥仙》词云:“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牛郎织女故事见于小说,当始于魏晋,西晋张华《博物志》中的《浮槎》一篇,也就是著名的“八月浮槎”的原典,有牛郎织女事,其大略言有居海渚之人,年年八月见有浮槎泛海往来,一年其人乘槎而去,经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一〇《杂说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页。后还,访严君平,方知看到的是织女牛郎。故事中使用了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居银河两岸的意象,不过故事中牛郎牵牛而饮,织女在宫中纫织,他们似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其后,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则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民间传说中七夕相会的意象,其云: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去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复三年当还。”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织女嫁牵牛。吴均撰,王根林校点:《续齐谐记》,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7页。


故事中的牛郎织女,被阻隔在天河两岸,只有每年的七夕,才能相见一次。只是,在他们相会的这一天,“诸仙悉还宫”而已,从而巧妙地表现了成武丁是得道仙官的主题。

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基本保存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原貌,然而,在唐人小说中,牛郎织女传说却遭到了改构,牛郎织女的形象,特别是织女的形象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张荐的小说集《灵怪集》中有《郭翰》一篇,叙织女降郭翰之事,其略云:太原有一青年郭翰,少简贵,有清标,姿度美秀,善谈论,工草隶。早孤独处,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有仙女来降,愿与交欢:


时有清风,稍闻香气渐浓,翰甚怪之。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不意尊灵迥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帏,施水晶玉华之簟,转会风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升堂,解衣共卧。其衬体轻红绡衣,似小香囊,气盈一室。有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文之衾,柔肌腻体,深情密态,妍艳无匹。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六八《女仙十三》“郭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20页。


传说中忠贞的织女,居然主动下降人间,与郭翰婚恋!当郭翰问:“牛郎何在?那敢独行?”她却说:“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俨然一个背情弃义之人。而在七夕来临之时,她又跑回天上,与牛郎相会,“后将至七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方至”。当郭翰问其“相见乐乎”时,她竟然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用情不专不贞,又与荡妇无异。

张荐《灵怪集·郭翰》,可以说颠覆了牛郎织女传说中织女的美好形象,织女由一个忠于爱情、坚贞守望爱情的女子,变成一个不专不贞的风流天仙。而牛郎似乎没有改变,还在银河边守望一年一度的相会,他在织女的眼中,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与他每年一度的相会,也变成“感运当尔”的应付而已。在另一篇唐人小说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姚氏三子》(《太平广记》卷六五)中,织女也变为妖艳的女仙,与另外两位仙女,通过下凡与人为婚的方式,令人“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他们选中了姚氏三子,当然,由于姚氏三子没有做到保守秘密、“百日不泄于人”的要求,织女等遂弃之而去。后经一“硕儒”点破,姚氏父方知是织女、婺女、须女星“降下人间,将福三子”,懊悔不已,但为时已晚,三子返,“至则三女邈然如不相识”。

再如九子魔母,本是中国民间主掌子息生育的神灵。传说夫妇无子息者,祀之则有应验,而在《会昌解颐·黑叟》(《太平广记》卷四一)、《玉堂闲话·南中行者》(《太平广记》卷三六八)等唐人小说中,九子魔母却完全是另一种形象,或为年轻美艳的女子,或为妖媚无比的美妇,行走人间,或戏弄为其塑像的信众,或勾引年少的行者,全然不见母亲及儿童守护神的特征。

与对织女、九子魔母的改构相类的情况在唐人小说中还有很多,这些改构颠覆了许多传统的女神形象,形成了一组意蕴独特的人物型民俗意象,唐人小说中的这类人物型民俗意向,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审视传统民间神仙形象的新视角。考察唐人小说对传统女神形象的改构,不难发现,这些改构常常是通过人神情恋(亦包括人鬼情恋、人妖情恋)的方式来实现的,如果再进一步探究,就其所体现的深层文化心理而言,则可以发现在人神情恋的表象之下,透露出的是一种游戏女神的心态,潜藏的是寒门微贱书生或落魄失意寒士对美好爱情的幻想与渴望以及其他种种不便言说的企盼。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改构没有丝毫恶意,且洋溢着唐人特有的天真与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