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较而言，唐人小说中的民俗意象更多的还是源自于唐代社会、本之于唐人生活。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习惯性的社群民俗活动。唐代节日众多，以时间为序，一年之中有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节、二社日、寒食、清明、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冬至、腊日、岁除，此外还有佛诞日、皇帝诞日及老子诞日等。
在节日里，内外官吏都要休假，《唐六典》吏部卷第二云：“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谓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通清明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正月七日、十五日并给假一日。”而在这些节日中，每一个节日都有一些特殊的社群性民俗节庆活动，如上元赏灯、中元观灯、寒食秋千、清明斗鸡、七夕乞巧、中秋玩月、除岁舞傩等。除节日中这些特殊的民俗节庆活动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唐人也有许多宴聚、游艺活动，而这些宴聚、游艺活动，也自带有唐人独特的风俗人情。唐人小说对此有大量的描写，并常常被附着以特殊的人与事，根据小说人物塑造与叙事建构等的需要，经过特殊化与典型化的加工处理，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个鲜明生动、意蕴独特的民俗意象。这类意象，本文将其概括为风物型民俗意象。
唐人节庆中特殊的民俗活动，在唐人小说中常常被赋予翩翩的异想与烂漫的情致，形成一个个曼妙无比的民俗意象。比如中秋玩月之俗，在唐人小说中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形成了许多意蕴独特的中秋玩月意象，唐玄宗中秋玩月意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唐玄宗中秋玩月意象，在多篇唐人小说中出现，如《神仙感遇传·罗公远》云：
开元中，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银。请玄宗同登，约行数十里，精光夺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记其声调，遂回。却顾其桥，随步而灭。且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
罗公远抛杖成桥，与玄宗登之入月，异想翩然。小说中又虚构《霓裳羽衣》之曲来自月宫，闲来一笔，亦见巧思。而在《龙城录·明皇梦游广寒宫》中，对唐玄宗中秋游月宫的描述，则又略有不同：
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师作术，三人同在云上游月中。过一大门，在玉光中飞浮，宫殿往来无定，寒气逼人，露濡衣袖皆湿。顷见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其守门兵卫甚严，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时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师引上皇起跃，身如在烟雾中。下视王城崔巍，但闻清香霭郁，视下若万里琉璃之田。其间见有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若游戏。少焉，步向前，觉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极寒不可进。下见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鸾往来，舞笑于广陵大桂树之下。又听乐音嘈杂，亦甚清丽。上皇素解音律，熟览而意已传。顷天师亟欲归，三人下若旋风。忽悟，若醉中梦回尔。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师但笑谢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风中飞舞袖，被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丽无复加于是矣。
《神仙感遇传·罗公远》、《龙城录》之外，《叶法善》中亦言及玄宗中秋游月宫事，其云：
又尝因八月望夜，师与玄宗游月宫，聆月中天乐，问其曲名，曰：“《紫云曲》。”玄宗素晓音律，默记其声，归传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
小说流播，唐玄宗游月宫之事也逐渐成为故实，在稍后的小说如张读《宣室志·周生架梯取月》中乃见引用。《宣室志·周生架梯取月》大略云：唐太和中有周生者，精于道术，将往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遇三四客，时值中秋，周生与客共赏明月，“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相与感叹，于是周生言自己“能挈月致之怀袂”，并为诸客试之：
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筯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
中秋之夜，周生以筯数百，绳而架之，梯以取月。而其取来之月，居然只有“寸许”，能藏在衣中。想象奇特，绰约婉妙。此即著名的“梯云挈月”之原典，其本身无疑也是一个依托于中秋赏月民俗而创造出来的美妙无比的文学意象。另外，在《周生架梯取月》中也言及“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于此也可推知唐玄宗中秋游月宫事，在张读的时代已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典型意象了。
其他如在唐代颇为流行的上元赏灯之俗，在唐人小说中也颇多呈现，其中玄宗赏灯意象亦十分特别，《明皇杂录》记其梗概：“正月望夜，上与叶法善游西凉州，烛灯十数里，俄倾还，而楼下之歌舞未终。”而《叶法善》则敷衍甚详，其中述叶法善与玄宗腾空而行、俄倾由京师而至西凉上空的情节最见异想。牛僧孺《玄怪录·开元明皇幸广陵》与之相类，只是方式不是腾空飞行，而是驾虹桥连通京师与广陵罢了。
在这种特殊的节庆民俗意象之外，与之相类的是源自于唐人日常生活的民俗意象，亦多见风情，比如日常宴聚。唐人宴聚之时，觥筹交错，酣饮之间，为文赋诗自不待言；除此而外，还有许多其他特殊的俗尚，唐人小说对此也有精彩的呈现，形成唐人小说中独特的民间生活意象。牛僧孺《玄怪录·刘讽》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宴聚过程。小说叙唐文明年间，竟陵掾刘讽投夷陵空馆夜宿，遇一群女鬼于月下宴聚，刘讽于一旁偷偷观看，亲眼目睹了女鬼们的整个宴聚过程。检视全篇，不难发现《刘讽》并不承载写鬼小说的传统主题，它既不以报应灵验传道弘佛，也不以人鬼情恋撩人情思，又不以怪奇之事耸人视听。《刘讽》中的女鬼们，饮酒传令，谈谑歌咏，与其说是鬼，还不如说更像文士，她们在月下的聚会，与文人的雅集几无差别。可以说，《刘讽》实际上是借女鬼们的月下聚会表现一种文人宴聚之雅趣。就此而言，《刘讽》应该是写鬼故事中的别具一格者。其通过一群女鬼月下聚会所呈现出来的唐人宴聚意象，洋溢着浓郁的唐时风情。当然，唐人小说中的宴聚意象是在作者根据小说人物塑造与叙事需要而设置的，其必然经过作者的取舍而有别于现实生活，是特殊化与典型化了的文学意象。
在唐人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普遍而不为人注意的各种游艺形式与活动，也常常被信手拈来，赋予奇特的特性与功用，成为唐人小说中意蕴别致的文学意象。竹马意象就是其中的代表。竹马是儿童跨竹竿作马的游戏，宋王应麟《玉海》卷七十九“汉鸠车”条引《杜氏幽求子》云：“儿年五岁有鸠车之乐，七岁有竹马之欢。”《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龟兹传》云：“帝喜，见群臣，从容曰：‘夫乐有几，朕尝言之：土城竹马，童儿乐也……’”这一儿童游戏由来已久，从史籍记载看，在两汉魏晋间就已十分流行，《后汉书·郭伋传》云后汉郭伋牧并州时，“素结恩德”，后途经其地时，就有儿童骑竹马拜迎：“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东晋桓温亦曾对人语及少年时与殷浩为竹马戏之事：“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已辄取之，故当出我下。’”童年时代的竹马之戏往往是成年后美好的回忆，晋武帝会诸葛谨，就向其提及童年时共为竹马之戏的美好记忆：“（诸葛靓）与武帝有旧……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到了唐代，竹马之戏也成为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在诗歌中，竹马意象常成为人生中欢乐无忧、天真烂漫的美好时光的象征，如顾况《悼稚》云：“稚子比来骑竹马，犹疑只在屋东西。莫言道者无悲事，曾听巴猿向月啼。”白居易《观儿戏》云：“一看竹马戏，每忆童騃时。”而在大诗人李白《长干行》诗中，更是把“竹马”与“青梅”联系起来：“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则又成为纯美爱情的代名词。
与诗歌中的竹马意象不同，唐人小说中的竹马却不仅仅停留在儿童游戏的层面上，试看牛僧孺《玄怪录·古元之》中的一段情节：
……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歘然下地，已至和神国。
《玄怪录·古元之》中的主人公古元之，因酒醉而死，实为其远祖古弼所召，古弼欲往和神国，无担囊者，遂召古元之。而他们去和神国的乘用工具，居然就是儿童游戏中的竹马。作为童戏的竹马，在小说中成了一种真正的交通工具，且“飞举甚速，常在半天”，当其“歘然下地”时，就已到达了目的地，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异想。
除了《玄怪录·古元之》外，唐人小说《续定命录·李行修》、《逸史·李林甫》、《广古今五行记·惠照师》等中也有类似的情节。《续定命录·李行修》有一段情节，叙李行修入幽冥之境见其亡妻：
行修如王老教，呼于林间，果有人应，仍以老人语传入。有倾，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随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讫，便折竹一枝跨焉。行修观之，迅疾如马。须臾，与行修折一竹枝，亦令行修跨。与女子并驰，依依如抵。西南行约数十里，忽到一处，城阙壮丽……
这里，九娘子所遣侍女与李行修入幽冥之境，竟也是乘“竹马”前往，而且这竹马也居然“迅疾如马”！《逸史·李林甫》中，道士带李林甫之魂魄到一神秘“府署”，即李林甫“身后之所处”，亦以竹马为乘用之具：
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遂跨之，腾空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遂却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状……
竹马本是唐人现实生活中平平常常、随处可见的儿童游戏，在唐人小说中却被赋予神奇的力量，成为真正的能载人飞举甚速的工具，其翩翩异想，令人倾倒。在唐人小说中，这类基于民间游戏形式的民俗意象还有不少，是唐人小说中颇见思致的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