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民俗意象的大量运用是唐人小说的鲜明特征之一，唐人小说中的这些民俗意象，不仅其本身洋溢着翩翩的异想、卓然的才思与婉妙的情致，而且在小说的主题表达、人物塑造与叙事建构等诸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唯如此，在小说美学的更深层面上，唐人小说中民俗意象的大量运用，也造成了唐人小说别样的审美意蕴，对唐人小说独特美学品格的形成亦具有重要影响。

如鲁迅先生言，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故十分重视和强调小说的特别之“味”，段成式即以不同之味喻小说与诗文等之不同，颇具代表性，其《酉阳杂俎·序》云：“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兴，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羮，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唐代小说家如高彦休、温庭筠等亦有相似之论。高彦休《阙史·序》云：“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葅醢也。”温庭筠《乾子·序》云：“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悦诸心，聊甘众口，庶乎乾之义。”注1强调的都是小说所具有的独特滋味。唐人小说中的民俗意象常常就是构成这种独特之“味”的一剂原料。而这一剂原料在唐人小说中所酿成之“味”，往往浓烈而鲜明，且是多方面的。

注1温庭筠：《乾子·序》，见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朱胜非《绀珠集》亦见引用，无“聊甘众口”四字。

如前文言及《甘泽谣·圆观》中的三生石意象，便为整篇小说平添了浓郁的“诗味”。小说中圆观与李源殷勤相约来生之会，其后小说以诗意的叙述，再现了这两次相见，特别是后一次相见，其文云：

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叱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圆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向李公曰：“真信士矣，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潸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谓。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三生石”即出第一首《竹枝词》中“三生石上旧精魂”句，更重要的是，两首《竹枝词》诗意地概括与再现了李源与圆观二人的两世情谊，在完美地将三生石转化为因缘轮回观念的具体形象符号的同时，营造出浓郁的抒情氛围，也让小说充满了“诗味”，形成了小说的诗意特征，亦即宋人赵彦卫在论及唐人小说时所谓的“诗笔”。

当然，唐人小说叙事中诗歌的引入是普遍现象，且多为绝妙之作。如明人杨慎所言：“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而其诗大有妙绝今古一字千金者。”而在这些民俗意象中出现的诗歌往往源自民歌，常又荡漾着民间歌谣的韵调，如《圆观》中的这两首《竹枝词》就散发出淡淡的巴渝民谣风味。《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之一，朱自清《中国歌谣》：“《词律》云：‘《竹枝》之音，起于巴蜀唐人所作。’”为起源于巴渝一带民歌。小说中圆观与李源游蜀州，“抵青城、峨眉”，归途取到“荆州，出三峡”，圆观于南浦结束此生而投胎于王姓孕妇。这一情节透露出《圆观》故事的一个渊源，据明曹学佺《蜀中广记》，蜀地有个叫圆泽的和尚，在万州郡的周溪坐化，其地大云寺有碑传其事。亦即在巴蜀一带早有圆泽转世的故事流传，袁郊所作《圆观》当参考了圆泽故事，小说中出现这两首《竹枝词》亦当与此有关。再如沈亚之《湘中怨解》在通过人神情恋改构神女形象的过程中，亦散发着浓郁的“诗味”，且由于故事背景被置于洞庭湖一带，故其叙事建构中所引入的三首诗歌，全部为骚体诗，这一方面契合了汜人这个湘水仙子的身份，又使得小说弥漫着一种湖湘之地特有的《九歌》式的楚辞风情。需要说明的是，唐人小说的“诗味”，并不仅仅凭藉诗歌的引入，更多的是通过诗意的叙述特别是以景写情的方法来实现，如上引《圆观》描写二人于天竺寺外相见的情景，即是如此。

而如沈亚之《秦梦记》等中人神情恋模式下的神女意象，则又使小说充满了浓至的“情味”。《秦梦记》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亚之在去邠州的路途上，“客橐泉邸舍”，“昼梦入秦”。梦中，因辅佐西乞术伐河西立功，得晋五城，为穆公赏识，嫁以爱女弄玉，授以要职，成为朝廷重臣。婚后亚之与弄玉感情深笃，但好景不长。次年春，弄玉无疾而终，亚之被遣回国。悲伤之际，亚之大梦忽醒，发现自己尚在邸舍。明日，亚之将此梦告诉友人崔九万，崔说橐泉正是穆公墓所在地。亚之进而求证，果如崔言。从《秦梦记》故事情节的设计看，沈亚之实际上是在路过秦穆公橐泉宫遗址时突发思古幽情，于是借改构神女弄玉来抒发其“窈窕之思”。秦穆公小女弄玉本是仙人萧史的妻子，也已成仙，而作者却大胆改构传说，硬生生拆散这对神仙眷属，安排萧史先死，自己取而代之，成了弄玉的后夫，演绎出自己与弄玉新的情恋故事。整篇小说借叙写亚之与弄玉的情恋故事，并以弄玉形象为依托，抒发了一种对美的向往与憧憬以及美的得而复失的失落与迷茫情感，营造出充满诗情画意、但却空幻缥缈的幽微感伤情致。沈亚之自言“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且工为“情语”，他的《感异记》、《湘中怨解》也如《秦梦记》一样，着意表现的都是一个“情”字。实际上，不管是《秦梦记》中的弄玉，还是《感异记》中的神女张女郎姊妹、《湘中怨解》中的仙姝汜人，都是他借以写情与达情的对象。

唐人小说中多此类通过人神情恋模式改构传统民俗神女形象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利用人神情恋情节模式中注定的分离结局，来抒发忧伤情怀。故唐人的人神情恋故事，多借这种种传统情节模式的基本架构，以一个个被改构甚至是重塑的神女为对象，来宣泄情感，他们往往把那种两相悦慕却无法常相厮守的感伤与苦痛写得委婉缠绵，诗意无限，实际上已将人神情恋故事范型，变成一种情感宣泄的载体。

唐人多情，寄之于文学，故工为“情语”，诗既如此，小说亦如是。正如明人伪托洪迈、刘攽所言：“洪容斋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绝。刘贡父谓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道出了唐人小说擅长写情、达情的特点。清人章学诚则直接将唐人小说比作“乐府古艳诸篇”，他说：“大底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意谓唐人小说在写情、达情方面可以和乐府中的抒情篇什相媲美，而民俗意象特别是诸如那些被改构甚至重塑的神女意象在传情与达情方面的突出表现力，是值得关注的。

再如前文论及牛僧孺《玄怪录·古元之》、《续定命录·李行修》中的“竹马”意象等，则又给小说增添了几许烂漫的“趣味”。竹马本为儿童游戏，《古元之》中的古元之远祖古弼，以及《李行修》中的九娘子侍婢截竹而跨，居然能“飞举甚速”、“迅疾如马”。儿童胯下的竹马，在小说中成了表现法术的奇异之物，横生一种妙趣。

段成式《酉阳杂俎·序》云：“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道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唐人常以游戏心态为小说，且常常标榜所作乃为“助谈资”。如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序》云：“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佚名《大唐传载·序》云：“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故唐人小说多“趣味”，许多唐人小说并不表现或者承载严肃的主题与思想，“它只不过是在表现某种兴趣，或者说趣味——一种生活情趣，一种奇趣，一种谐趣，一种文趣”。而民俗意象中的这种“趣味”蕴涵常常十分突出。如《玄怪录·刘讽》，小说只是鲜活而细致地呈现了一次月下宴聚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宴聚意象，实际上是借女鬼们的月下聚会表现一种文人雅集之趣。再如《玄怪录·董慎》，叙隋大业元年，兖州左使董慎为泰山府君所追，来到幽冥地府，替泰山府君断狱的过程。小说言幽冥地府之事，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幽冥世界图景：泰山府君只不过是董慎的邻家，因正要审判者是太元夫人三等亲，不愿承担枉法之责，追来董慎帮其断狱；而董慎闻知缘由后，亦推托不判，推荐常州府秀才张审通来处理此事。在这一过程中，泰山府君闻冥吏范慎唱追董慎到，大笑曰：“使一范慎追一董慎，取左曹布囊盛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矣。”以人名与官名调侃，诙谐幽默。后张审通的初判为天曹所责，泰山府君被罚，迁怒于审通，审通被“方寸肉塞却一耳，遂无闻”。审通乃改判，天曹以为允当，泰山府君获得褒奖，乃为审通加一耳：“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一耳，安于审通额上。”并云：“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张审通“数日额角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如此之类，异想联翩，良多趣味。不难看出，《董慎》中的这个幽冥地府与凝固在人们观念中的幽冥地府大异其趣，全无因果报应的严肃与庄严、量罪定罚的无情与恐怖，形成一个特殊的幽冥意象。而小说作者显然也并不想凭藉它图解报应之类的主题，或以描写幽冥罪罚的不爽教人为善，而仅仅意在表现一种谐趣而已。

当然，唐人小说中由于民俗意象的运用而形成的特殊之“味”是多方面的，其发生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仅略举数端。概而言之，唐人小说的独特之“味”，我们不妨称为“唐味”，这种“唐味”在唐人小说中的形成与呈现，民俗意象的大量运用当是重要因素。总之，对唐人小说民俗意象存在与运用的爬梳、考察，对全面、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唐人小说的美学品格，拓宽唐人小说研究的视野，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