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统同，礼辨异”
谁都知道，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圣人是孔子。不过这位圣人心目中还有一位至为尊崇的“圣人”，这就是周代建国之初周天子的重要辅弼周公。对于从心底里膺服周文化、宣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孔子来说，他对周公这份崇拜的感情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武王伐纣灭殷商之后，真正在奠定周文化基调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周公；而周公对周文化基调的奠定，除了三年东征平定殷乱后，建立起更为完备的宗法政治体系之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制礼作乐”，开创了周代礼乐文化的新时代。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先秦古籍多有提及，《左传·文公十八年》称“先君周公制周礼”；《竹书纪年》卷七称，武王十二年，“作《大武》乐”，成王八年，“作《象》舞”，康王三年，“定乐歌”；《礼记·明堂位》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它们或分称，或合称，都涉及周公在周王朝稍事稳定之后，定礼制、兴乐舞的文化创举。其中，“作乐”似乎又是这一举措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涵项。
说起来，乐舞决不始于周公所创，夏商时代的乐舞之盛早已令人叹为观止，殷人还以“尚声”为其特色。那么，之所以还要称周公“制”礼“作”乐，这所“作”之乐自应与夏商之乐有明显的不同。这个不同的关键就在于与之连在一起的那个“礼”字。
按“礼”，繁体作“禮”，《说文·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又，《豐部》：“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很显然，将祭品盛于豆以进献神灵，以求得神灵降福，这就是“礼”的本义。这种“礼”当然也并非周公所发明。周公所“制”之“礼”不同于前代的根本之点乃是将事神之礼仪式化，等级化，对祭祀的不同对象、规模都做出种种规定，使之成为体现和加强宗法等级关系的有力表现形式，从而凸显了祭祀仪式对人的示范教化意义；更进一步，随着从神治走向人治的发展趋向，又把“礼”由祭祀之仪扩展为社会生活各种活动、交往的典礼仪节，这就建立起了周人所特有的礼制规范。
周公所“作”之“乐”便是配合这种周礼的“乐”，即礼之乐。也就是说，在周人这里，有仪必有乐，礼仪所划定的种种等级畛域主要就是通过不同规模的“乐”来体现的。
即以祭礼而论，前面已经提到，周人对于祭祀范围是有严格限定的，所谓“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汉书·郊祀志上》）；在祭祀礼仪中，对音乐的规定也往往十分琐细，甚至乐律乐调、乐器、曲目、表演时间、地点、场合等等，都有规定。如《周礼·春官·大司乐》：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关于“以享先祖”，《礼记·明堂位》提到，周天子因周公功高盖世，特许其封邑鲁国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天子礼乐的规定便是：“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罍……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具体到祭仪过程，还有诸多细目。从中还可看到，既为特许，显然天子礼乐就是天子礼乐，周公只是因为地位特殊才允许破例，除此之外其他身份的人便不能僭越。另据《论语》载，孔子曾因三桓歌《雍》以撤祭而十分不悦，所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雍》歌诗句），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道理也很简单，《雍》是天子祭宗庙撤祭时才能唱的歌，三桓身为鲁国大夫，是不该越级使用的。这些规定让人感到，这各种差等有别、秩序井然的礼乐，与其说是为了享神，毋宁说更是为了示人，人们每举行一次仪式谨严的祭祀活动，都会无形中接受一次宗法等级观念和规范的熏陶。
其实，更显示周代礼乐文化特点的，还是日常典礼仪式之繁、规定之多，细目之详，程式之备。周人事事有礼有仪，诸如冠、昏（婚）、射、相见、燕（宴）、飨、饮酒、聘、觐、虞、既夕、丧等等，不一而足。礼仪用乐，包括所歌之曲、所奏之乐、所舞之目、所用之器乃至演出顺序，也都有详备的规定。比如曲目之用，《周礼·春官·宗伯》提到：
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射”即射礼，一种以射箭、习武为主要内容的仪式，对此，周人又分“大射”“乡射”等不同级别，其间也要配乐，关于所奏的乐曲，天子、诸侯、大夫、士便有这诸多分别。另如仪式用乐中乐器及乐队的规模，《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提到“小胥”的职责，其中一项是“正乐县（悬）之位”：
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
“悬”本指悬挂最贵重、最排场的乐器编钟和编磬的架子，这里也用来代指排列的乐队。周天子的乐队可四面排列，恰就像宫室四面环墙，称“宫悬”；诸侯，三面，像车子，称“轩悬”；卿、大夫，两面，判然分列，称“判悬”；士，一面，称“特悬”。再比如舞蹈队列，按规定也是如此逐级递减的。《论语·八佾》提到孔子对季氏在自己的厅堂上演八佾之舞十分愤慨，所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论语注疏》注曰：
佾，列也。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为列，八八六十四人。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故孔子讥之。
当时已值春秋末年，季氏在鲁国权势显赫，位逼鲁公，但就身份而言，终究只是鲁国大夫，依周礼只能享用四佾即四列三十二人表演的舞蹈，他却竟敢上演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之舞，这就难怪一直希望“克己复礼”的孔子愤愤然，讥季氏这种严重违礼的事情他都忍心干得出来，还有什么干不出来呢？这虽已是周礼松弛之后的事情，但从中不难推想当年周礼等级分野的森严。
就这样，周礼这些界定、标示人们身份等级的生硬冰冷的条条框框，竟都被装点在轻歌曼舞、钟鼓琴瑟的典雅、悠扬的音乐形式之中。对此，后人是这样理解的：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礼记·乐记》）
不知当年周公制礼作乐时是不是如此明确，乐对礼的配合的确是营构出一种和乐的气氛，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一次次接受礼的熏陶。
正因为有配合“礼”的特殊功能，这使音乐艺术在周人那里，具有了在人类审美文化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周人建有一整套完备的音乐机构，该机构以大司乐为大乐正，乐师为小乐正，下设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矇、眡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韎师、鎛师、旄人、籥师、籥章、鞮鞻氏、典庸器等，分工已经十分具体。除大司乐总体负责音乐教育、重大祭祀礼乐、大射之仪，乐师全面负责各种仪典的乐舞、乐仪、乐政外，它如大师掌音律歌诗，小师掌打击吹奏，都各有其职。更有甚者，掌器乐的又分为磬师（教击磬钟编钟）、钟师（掌奏钟鼓）、笙师（掌教吹竽、笙、埙、籥、箫等）等，掌舞蹈的又有籥师（专管羽籥之舞）、旄人（掌舞散乐夷乐）等，演奏、歌唱、舞蹈已经趋于专业化。
从这个音乐机构可以看到，夏商时代巫、舞一体的文化格局已经完全改观，乐官的神职色彩已经十分淡化，尽管祭祀天地仍由大司乐总管，但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祭祀本身更多的已经是宗法教化、治国安邦的手段，用《周礼·大司乐》的话来说就是“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悦）远人”；况且大司乐职能中还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