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冯承钧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杰出的翻译家。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精通法、英、德、意、比以及拉丁、梵文、蒙、藏诸种文字，以毕生精力从事著述和翻译，一生著译达百余种。在中国南洋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蒙元史等学科领域作出了不少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把他列为贡献最大的史地译家。

一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武汉市武昌）人。幼年时曾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1903年17岁时被湖广总督端方选派，与四十多名鄂籍同学一起赴欧留学。先在比利时中学读书，1905年入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念法学预科。翌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四年后获法学学士学位，旋转入法兰西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巴黎期间，冯氏在假日常往巴黎国立图书馆博览书籍，曾用中文指导西方的汉学研究者，由此结识了沙畹（E.Chavannes）、伯希和（P. Pelliot）、鄂卢梭（L.Aurousseau）等一些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时彼邦硕学鸿儒如沙畹、伯希和、鄂卢梭辈，皆与承钧相师友，学问相劘切。”沙畹等曾赠其所撰著作和论文。留欧八年间，冯氏受到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练，这对其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留学期间，青年冯承钧便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热情。1905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曾参加留法学生中的革命团体。时同盟会在比利时、英、法、德等国设立通讯处，他为通讯处成员之一。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他目睹西方的强盛，痛感中国的贫弱，对中国的“富强之术”作了深沉的思考。当时他与国内学界一直保持着联系，并时有稿件寄回国内。1909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世界海军调查》，文中指出：“吾人今日所处之世界，一无公理之世界也，美、德、英、日之各霸东西称强海上者，海陆军之力也。”西方列强恃其坚船利炮，横行霸道，而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海军船舰降沉殆尽，内政外交处处受制于人，故极力倡言“欲洗今昔之耻，莫若兴造海军”。为此，他对当时英、法、美、俄、德、意、日七大海军强国的海军预算、舰数、编制及其军费等作了一番调查，并提出了中国海军的复兴计划，满怀信心地预言：若依其法而行，不出十年，“中国海军之强盛可期以待”。拳拳爱国热忱，溢于言表。他又认识到，要使中国真正富强，光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不够的，“百务改革，无一不需款项，是改革财政当先于百务”。“求富”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求强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证。为此，他又撰写了《中外财政比较》、《中国商业概观》、《零星缀辑之统计》等论文，对当时中外财政状况作了调查统计和比较研究，提出了“广交通、废厘金、定币制、垦荒地、兴工艺”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鉴于外国控制中国税关，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剥削和掠夺的现状，他大声疾呼：中国必须收回税关，摆脱外人的控制，以关税自主来求得中国经济的独立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爱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冯承钧受国内形势的感染，毅然归国，返回当时革命的策源地武昌，任湖北外交司参事、黎元洪都督府秘书。1913年，赴京任新国会众议院一等秘书。在公事繁忙之余，还撰写了多篇调查报告，如《英法政党一斑》、《宪法修正之研究》、《世界议院组织最近调查一览表》、《英国政制考》、《宪法及习惯》、《艾尔兰自治问题》等，发表在《东方杂志》、《宪法新闻》、《中华杂志》等刊物上，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变法革新运动，意在以国外变法成功而国家富强的事例来鼓舞民众变革中国社会的信心和决心，并通过对英美等国的政法制度的调查研究，为我国的现实政治革新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和借鉴模式。

自1914年起，冯承钧转任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秘书，此后历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第三科佥事、科长。在教育部任职的同时，先后于1920—1926年在北京大学、1928—1929年在北京高等师范等校兼任教职，历任讲师、教授。1929年任立法编纂委员。

冯承钧早年专攻法律，其学术道路经历了由法制史研究向蒙元史、南洋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转变的过程。从归国到20年代初，除翻译过一些西方社会、政治学方面的书籍，如勒朋（G.Le Bon，又译黎朋）的《政治心理》、《意见与信仰》、《世界之纷乱》等，其研究重点在中国法制史方面。如他自己所说：“余从事于中国法制沿革之研究，久焉于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中国的法律制度受外来文化影响很深，大至公私制度，小至一名一物，不少都有外来文明的羼入。如汉晋以来肉刑的逐步废除，便受到佛法传入后轮回果报思想的影响；由摩尼教而输入一周七日计时制等，至如胡乐、葡萄等事物，沙门（Sahman）、佛陀（Buddha）等名词，更是不胜枚举。“准是以观，欲详知中国制度之成分，应并详悉与中国有关系民族之制度文物。”他敏锐地看到不同文化间存在互相灌输、交流融合的历史事实，并意识到“研究一国之文化，应旁考与其国历史有关系诸民族之事迹，缘历史种族皆不免有文化之互相灌输也”。因文化之互相灌输，所以一国的历史，可以补他国的不足。因此，便把研究重点转到中外交通、民族文化交流上来，通过考察中国文明和外族文明间互相灌输、互相融合的历史，来发现中国文明演进的轨迹。正是基于对文化间“互相灌输”的深刻认识，他在研究工作中特别重视海外文献，努力译介海外汉学的先进成果和方法，以弥补国内学术界的不足，并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为之倾注了巨大的精力。

从1925年翻译沙畹《中国之旅行家》起，冯承钧开始走上史地研究的道路。1929年因患中风，下肢全部瘫痪，起卧均需人扶持，无法教书，遂弃职居家，专事著述。健康稍复后，1932—1938年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聘为编译委员会的长期编译。该会自30年代起由胡适主持，曾拨专款组织、资助一些译界高手如关其桐、梁实秋、张若谷、罗念生等译西方哲学、莎翁戏剧及小说等，而由冯氏承担翻译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汉学名著。由于行动不便，难以执笔，故由他口授，而由其辅仁大学毕业的长子冯先恕笔录。所译《多桑蒙古史》、《蒙古史略》、《帖木儿帝国》、《马可波罗行记》、《交广印度两道考》、《郑和下西洋考》、《占婆史》、《西突厥史料》、《秦代初平南越考》、《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等，均于这一时期翻译出版。所撰《成吉思汗传》、《元代白话碑》、《历代求法翻经录》、《西域地名》等书也于此时相继完成。1936年以后，曾集中精力对中国传统海交史籍作了精详校注。1937年出版了其海交史研究的代表作——《中国南洋交通史》。

冯氏面容白皙，体态中等，与人和善。除与西方汉学家沙畹、伯希和、鄂卢梭等相联系外，在国内学界，他与陈垣、胡适、张星烺、向达、王重民等均有师友之谊。如他曾与张星烺讨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与王重民讨论闵明我奏疏等问题，在译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时，得到向达的帮助，将一些不易觅得的刻本、抄本借给他，又录示若干搜集的材料。师友间的相互交往与联络，于其学术的发展多有裨益。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以病弱之身困居北平，而其不少友人和几个子女都迁往内地，次子冯先植（即冯牧）则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次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报酬亦告中断，全家生计仅恃长子冯先恕教书维持，生活陷于困顿。在这种情况下，冯氏仍治学未辍，扶病译述。1943年先恕因参加华北地下抗日活动而被日军缉捕，忧愤成疾而逝，后笔录工作由子冯先祺承担。冯承钧晚年既丧爱子，生活更加困难。这一时期，著述相对来说较少。抗战胜利后，各大学从西南迁回北平，他又再度出任临时大学史学教授，任中西交通、西北史地、蒙古史等课程，不幸忧劳成疾，于1946年2月9日以肾炎不治逝世，终年六十岁。

冯承钧一生著译宏富，计达百余种，500余万字。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上述提到的著译之外，比较重要的著作尚有《景教碑考》、《西力东渐史》等，翻译有《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苏门答剌古国考》、《西域考古纪举要》、《吐火罗语考》、《蒙古与教廷》等外国汉学名著数十种。校注有《诸藩志校注》、《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西洋朝贡典录校注》、《海录注》等。并撰译了大批专题论文，多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其生前发表了四编，后由其学生整理汇辑遗稿，由商务印书馆继续出版五至九编。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

《中国南洋交通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南洋交通史的著作。系冯承钧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于1936年撰成，次年列入商务“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种出版。其论述范围，大致包括中国古代与东起吕宋（今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西达印度西岸之间南洋一带的交通状况。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述事迹，凡十章，主要对自汉代迄明初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事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论述了中国古代与南洋诸国之间海上交通的基本概貌。下编辑史传舆记之文，分扶南传、真腊传、阇婆传、三佛齐传、南海群岛诸国传、马来群岛诸国传、印度沿海诸国传等七章，实为一部南海诸国交通史料汇编。

冯著首次对明初以前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作了系统的研究，并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色。

（一）关注佛教东被与南海交通的相互关系，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冯承钧研究南海交通，不仅着眼于中外使节往来和海外通商的发展，还特别注意佛教东被与南海交通的密切关系。指出：“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阗也……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魏晋以来，佛教的传播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日趋兴盛，传教沙门往来于南海者众多，成为这一时期南洋交通的一大特色。他在《历代求法翻经录·叙言》中指出：“求法传经，实影响于中国历史不少”，当时僧人求法归国，留下了丰富的行传资料，“皆可以补史籍之阙。”故独辟蹊径，充分利用佛教史料考察了这一时期海外交通的发展状况。

如东晋法显撰有《佛法记》，记述其西行求法遍历佛国及循海归来的经历。冯著专门撰写了《晋法显之归程》，引述多种资料，并综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其行程路线作了详尽的考释。又特辟《南北朝时往来南海之僧人》一章，一一予以考述，分析指出，于此“具见当时扶南为佛教东被之一大站，重要与西域之和阗、龟兹等也”。有关唐代南海交通，同样单列《唐代往来南海之僧人》一章，指出当时西行求法的僧人取海道者过半数，列举往来南海之僧人四十余人，说明其行程大致与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相合。通过这些考证，阐述了各个时期中国南洋交通的发展状况，并以此表彰了佛教僧人在中外交通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注重地名、航线的考证，是该书另一重要特点。如冯氏《序例》所说：“兹编重在考订地名。”虽说此前从事此类考订的学者不乏其人，但由于“不明语言音韵”，故“颇多隔靴搔痒之说”。国外学者有伯希和、亨利·玉儿、藤田丰八、足立喜六等数家，诸氏之说除伯希和外，其考证“亦多瑕瑜参半”。冯氏在研究过程中，则着重运用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对南海的古今地名和航线作了较为详确的考证。如书中考订三国时吴国朱应、康泰出使扶南路线，关于法显之行程，以及《隋书》记载常骏奉命出使赤土事，均是显例。

中外交通与海上航线紧密相关，对其航程的考订是书中重要组成部分。《新唐书·地理志》后附录贾耽所记“广州入海夷道”，是研究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史料，但其所记诸地名的对音、方位颇难考订。冯氏搜罗大量中西载籍，研究了其中重要地名如罗越、葛葛僧祗、个罗、胜邓州、没来国、乌剌国、弗利剌河、末罗、缚达城等的语言对音和地理位置，对唐代远航印度洋、阿拉伯的航线作了清晰的考证：海舶从广州出发，经珠江口万山群岛、海南岛东北角、越南东海岸、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由此往南再则经苏门答剌东南部至爪哇，往西则出马六甲海峡经尼科巴群岛到斯里兰卡；然后沿印度西海岸行至卡拉奇。而由印度半岛西行至阿拉伯的两条航线，经其考证也大体清楚。这一考证解决了中国南洋交通史研究上的一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冯氏认为历史上南海交通之规模，“莫大于郑和下西洋诸役”，可称得上是“中国航海之空前盛业”。书中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年月和行程，颇费考订之功。指出近人研究郑和下西洋之事，以伯希和所著《郑和下西洋考》为最详，“然于《明实录》及新发现之碑文概未征引”，故多仍《明史》纪传之误。他认为，“史文不如碑志之近实”，故除利用《明史》、《明实录》及随使诸人的记述外，还搜集了笔记小说、石刻碑志中的相关资料，包括祝允明的《前闻记》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及长乐三峰塔寺石刻《天妃灵应记》等，对其航路等“特重为考订”，对郑和下西洋的时间、人数、船舶规模、大和分的航线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由此构成了对郑和下西洋事迹最为详尽的记录。

《中国南洋交通史》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空白，为我国学术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它首次对自汉初至明代中国与南洋各国交通的基本状况作了系统的考察，并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理清了中国南洋交通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进程。大辂始于椎轮，其开创之功不可没。作为研究中国南洋交通史的开山之作，它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不失为研究中国南海交通史的一部必读参考书。

据冯承钧《序例》说，该书原拟写至清代谢清高的《海录》，但因篇幅所限，所以略去；明代欧洲传教士东来之后，事迹渐多，也非此编所能详，“续编之作，期之异日”。后来，他分别撰作了《海录注》和《西力东渐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两部分的缺失。《西力东渐史》1944年由新民印书馆出版，共四卷，分为“绪说”、“条约缔结时代”、“西力侵蚀时代”、“反应图存时代”，叙述了自明代葡萄牙人东来，鸦片战争迄至20世纪20年代“外蒙事变”的历史。由此前后相续，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中西交通史。

作为中国海交史研究的先驱者，冯承钧还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作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其中《诸蕃志校注》、《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海录注》及《西洋朝贡典录注》（未刊）等有关海外交通史的几部校注，便是他在这方面作出的重要成果。

关于南海的史料，在宋以前主要保存在正史《外国传》、《地理志》和僧人行传里，宋代开始出现了一批海交史专门著作，重要的有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及清代谢清高的《海录》。诸书或得自调查，或缘于亲历，都是研究南海交通史、中外关系史重要的原始资料。为给刚起步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史料基础，冯氏不畏艰难，对诸书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校注。

冯氏校注诸书，重视搜罗版本，务求完备。他很注意研究各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在比较各种版本的优劣异同之后，选择其中较古较精的本子作底本，再取各种抄本、刻本对勘，“务在使原书还其旧，使读者通其读”，力图恢复各书的本来面貌。诸校注的重点在南海史地的考证。他善于发现和纠正原书记载的疏误。对书中收录的海外诸国地名，则不仅指出该地在其他史籍中的不同译称，凡能注明今地的，都尽量予以注出。名物训释是校注海交史籍的一个难题。南洋地域广阔，语种众多，民情风俗各异，诸名物在不同的语言中发音不同，写法不一，译为汉名时既无统一的译例，某些特殊名物的训释尤为棘手。在校注中，他以其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往往能于细微处见功夫。

冯氏每校一书，都能广泛征引中外载籍，进行缜密的注释。仅以《诸蕃志校注》为例，其引用中外史书即达百余种，汉籍包括正史、政书、类书、地志、笔记、释藏、医典、小说等。外文资料来源亦十分广泛，主要有《爪哇史颂》、《多桑蒙古史》、《占婆史》、《苏门答剌古国考》等专著，以及刊载在《通报》、《亚洲学报》、《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等刊物中的学术论文。乃至国内外出土的金石碑志，也无不搜罗。在校注中，尤其注意利用域外资料和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且对他们的错误也能予以纠正。

诸校注的出版，为中国南洋交通史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冯氏校注，版本选择精审，校勘精密，使得原来混乱难解的海交史籍变得通顺可读，为进一步研究和利用铺平了道路。在对诸古籍作校注时既不盲从外人，也不迷信古人，以及每一史事都先考而后信，每一地名都能广搜古今记载，详注同名异译、方位四至、历史沿革及航线里程。科学的态度与严密的方法相结合，使他的诸校注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时至今日，冯承钧的诸本校注仍是研究南海交通史、中外关系史必读的基本书籍。

三

如果说，冯著《中国南洋交通史》和诸校注的出版，为中国海交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翻译和介绍海外汉学家关于蒙元史、中外交通、西域南海史地的研究成果，则是他为这一学科建设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中西交流史当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欧洲尤其是法国汉学家对此却素有研究，伯希和、费琅、沙畹、葛兰言、烈维、马司帛洛等，他们精通亚洲各种语言，无论在中外交流、西域南海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是考证方面，都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其成绩“颇多粲然可观”。然而，当时中国学界对此却“尚茫然鲜所知，今惟敦煌写本、和阗简编，有三数学者从事研究。此外关于法、德、英、俄诸国学者探考寻求之成绩，鲜有人注意及之”。冯承钧清楚地意识到期间的差距，注意到欧洲汉学成果多能补我国学术界之不足，认为只有先吸收其成果，才能尽快地提升国内的研究水平。他不满乾嘉以来，学者治史所本多为“本国之典籍，偶一涉及外国之事，则极疏陋，或陈陈相因，或穿凿附会，无一可取”，指出在今日言考证中外交通、西域南海史地，“不能不检法文、日文之著作”，必须“广采东西考订家研究之成绩，否则终不免管窥蠡测之病”。因此不遗余力地将其成果翻译过来，以为借鉴之用。

冯氏先后译出的一些重要译作，如《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马可波罗行记》、《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大部头的译作，关于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如冯译瑞典著名东方学家多桑的《多桑蒙古史》，全书七卷，是举世公认的蒙古史权威之作；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游记》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首次向西方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世界的大门，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此外，他节译法国汉学家格鲁赛的巨著《极东史》的蒙古部分，名为《蒙古史略》；及所译沙畹著的《西突厥史料》，伯希和撰《蒙古与教廷》，费赖之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等，其所翻译的作品，几乎都是在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并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和中外关系史名著。他大力向国内翻译和介绍域外史著，不仅开阔了学者的研究视野，输入了大量的新资料，并可补正中国史书的缺失，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在译著上成绩斐然，可以说厥功甚伟。

以南海交通方面而言，冯译《郑和下西洋考》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是伯希和在海交史研究上的代表作，前者是西方公认的有关郑和研究的权威著作，其中有不少创获；后者对古代交趾的历史地理及中国由广州入南海直至印度的旅程作了清晰的考证。他还先后译出了费琅著《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剌古国考》，马司帛洛兄弟撰《占婆史》、《安南都护府疆域考》等专著。此外，还从荷兰莱德刊行的《通报》、巴黎亚洲学会的《亚洲学报》、《河内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等刊物中选译了一批论文，如伯希和撰《诸蕃志正误》、《扶南考》、《真腊风土记笺注》、《澳门之起源》，费琅撰《南海中的波斯》、《叶调斯调与爪哇》，鄂卢梭《苏门答剌岛名之最早记录》，马司帛洛《秦汉象郡考》，戈岱司《真腊风土记补注》等。这些论文虽篇幅长短不一，但都就南海交通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是国外汉学研究的精华所在，被冯氏誉为“碎金片玉”。总计冯氏在海交史方面的译作有单行本九种，论文数十篇，范围涉及南海诸国的历史地理、风俗文化、南洋交通及中外文化交流，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后，这些译作大都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中。

在译书时，冯氏不仅发挥了自己一流的翻译水平，而且还对诸书作了许多注释补充，将自己潜心研究的相关成果融入其中。如关于马可波罗其人，之前西方和国内一些学者多认为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忽必烈时的枢密副使孛罗，冯氏参考了伯希和的研究成果，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辩，在《译序》中列举三证，确认马可波罗绝不是元枢密副使孛罗，澄清了这一沿误已久的重要问题。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一书考订向称精审，但他未能看到长乐刘家港石刻，对《明实录》的重要记载也未加注意，有关马欢、费信诸书的重要版本亦未能搜齐，故文中考订颇有疏误之处。冯氏在译本中增补了不少史料，纠正了伯氏的若干误考。如据西安大清真寺嘉靖二年（1522）《重修清真寺记》及泉州城外回教先贤墓郑和之《行香碑记》，说明“足证郑和是一信仰回教的人”。在译书过程中，冯氏还注重取中外史籍互相比对，或考订史实，或纠其疏误，往往以大量“钧案”的形式，在附注中予以补充说明，并以见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商榷。这需要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决非普通的译书匠所能办到。其中许多注释材料，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显示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因此，其译著本身就是专门家的研究工作，这就大大增强了其学术含量。

在当时国内研究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有系统地翻译介绍欧洲汉学家关于蒙元史、中西交通、西域南海史地方面的丰硕学术成果，无疑是一项基础性建设工作，对发展我国的中外交流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他所译介的欧洲汉学家相关著作，不仅为当时我国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发展引进了西方汉学研究的先进成果，而且提供了科学的治学方法。正如他所指出：“我国史地之书，尚待整理者不少，而整理非纯用科学方法，不能得其真相。”认为西方的汉学著作，不仅“足以补我史籍之缺”，而且是向学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范例，“以便示学子以研究方法之一端耳”。故其译作受到当时学界的一致好评。如伯希和称道其译述“大有助于法国汉学研究传播中国”。王重民称：“冯先生为当今之西北史地与中西交通史最有功绩之一人”，其“译业已足千古，可与奘师前后相辉”。朱杰勤谓其译作，“文质相兼，无违原本”，斟酌至善，翻译之中，又有考证，其难不下于创作。“就翻译成绩而论，冯先生是近代第一流翻译家”。

值得指出的是，冯承钧的中外交通史研究是与其爱国主义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华虎视眈眈，西北、东南边患最急，这一方面引起了人们对西北史地、海交史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在学术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冯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既是时代特征、学术发展趋势的体现，同时也表现了他对时世的关怀和深沉的现实感。早在留学期间，他就对越南史发生强烈兴趣。在《占婆史译序》中，他曾讲到流传在外国的越南史书不多，中国《四库全书》也仅收《安南志略》一种，故越南虽为中国同文之邦，人们对其史地却知之甚少。19世纪末，法国侵占越南，并以此为跳板进犯中国，西南边患大急，然而国人对越事却“茫昧莫明，而今又甚”。有感于此，他在巴黎曾苦心研读有关越南史地之书，撰《越南地理汉名考》、《越南调查记》等文，向国内介绍越南的历史和现状，倡言：“为种族计，为经济计，吾人不可不知法人今日经营之安南。”指出越南以“书同文、行同伦之华化民族沦入外国，良可慨也”。“呜呼，国土之亡不足惧，国民性之亡为可忧。”他将越南曾为中国藩属的历史和近代沦为法国殖民地的现实相对照，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表现了强烈的学术经世的爱国倾向。

在具体研究中，冯氏同样表现出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激扬。如其从事郑和研究，便有感于西方史书讲地理大发现者，“莫不盛称甘马（Vasco da Gama，现通译达·伽马）、哥伦布（Columbus）等的丰功伟业。就是我们中国人编的世界史，也是如此说法”，却很少有人提起在其之前的中国大航海家郑和，认为“这真是数典而忘祖了”。明确指出郑和七次下西洋不仅为“明初盛事”，“考郑和统率大纵横印度洋上之时，尚在西方诸大航海家甘马（Vasco da Gama）、哥伦布（Columbus）等航海之数十年前，则我华人此种空前航海事业，应为东西交通史中之一大事，乃迄今西方史书之述航海家者，不言郑和，而三宝太监之下西洋事，昔在中国流传委巷，演为戏剧、平话者，今几尽湮没而不彰，则此旧事安得不重再提起？”他认识到郑和下西洋在中西交通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大量精力校注马欢、费信诸书，并在《中国南洋交通史》中撰写专章，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大力表彰郑和作为大航海家的光辉业绩，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还把中国二千年南洋交通史事作了综合比较，一方面指出明代“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国势之盛，传播国威之远”，虽汉唐亦有所不及，其辉煌功业，足以令吾人扬眉吐气；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明中叶以后，国力渐衰，西力东渐，中国在对外交往上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近代更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则不禁“抚今追昔，感慨系焉！”

由此可见，冯承钧的中外交流、西域南海史地研究虽然比较注重于考据工作，但他一直把学术研究与关心国家的盛衰结合起来，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作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提起人们对海外交通的注意，使人们了解祖国南疆，了解整个外部世界，并以二千年中外交通的盛衰史实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和保国志向，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冯承钧开创、拓展了中外交流史这一研究领域，所著《中国南洋交通史》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的专著，首次对此作了系统的研究和可贵的探索，并对南海交通的地名、航线作了周详的考证，把传统的“宣扬国化”的正史纪传式记载扩展到中外交流与融合的范畴中进行研究；作为系统校注中国海交史籍的学者，其所作诸校注一直是研究中国南海交通史的基本参考书籍；鉴于中西交通史研究在中国还刚刚起步，又成规模地翻译域外论著，使这一新兴学科得以建立在较高水平上继续前进。他在中外交流史上的丰富著译，为此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疑是一笔重要的学术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珍视并予发扬光大。

四

以下对编校整理情况作一说明。冯氏撰写的重要专著，如《中国南洋交通史》等已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名著，在民国时期及解放后多有翻印，流传较广，也较易获得。有些则由于时代变迁、战乱等原因，流传稀少，已难以寻觅。如所撰《西力东渐史》，自1945年出版后一直没有重印。至于所撰写的论文，因生前未有结集，多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也有待搜辑寻访，加以汇辑的必要。因此，现将这些著述和论文汇集在一起，分别重新标点整理出版，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冯氏学术论著的整理，主要分为专著与学术论文两部分。在此次整理中，新增的内容计有如下部分：

（一）早期法制史讲义三种

冯承钧早年从事法制史研究，上世纪20年代以后，曾在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大学、中国大学等讲授中国法制史，编印有多种授课讲义。此次整理，将新发现的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几种讲义，包括《本国法制史纲要》、《行政法总论》、《行政法各论》三种讲义，分别编入集中。其中《本国法制史纲要》为其在北京大学授课讲义，现存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将两本对勘，文字颇有不同，现选择其中的一种，以1923—1924年版讲义为底本，参以两本，加以整理，仍题名为《本国法制史纲要》。《行政法总论》、《行政法各论》则为冯氏在北京法政大学的授课讲义，现也结集编入。

（二）冯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中外交通与西学部分）

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曾参与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承担撰写包括史部纪事本末、外国史、传记、地理、中西交通，以及子部杂家、医家、天文算法及欧美人撰译的著作提要，计自《交广印度两道考》起，至《亚欧两洲沿岸海道纪要》止，凡三百七十余种。作为中西交通史专家，其所撰的这些提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原稿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96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影印出版。现将冯撰有关中外交通与西学部分的提要收入集中，校点整理出版。

（三）论文、书信及早年文章

除专著之外，冯承钧还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1957年向达先生曾汇辑相关论文22篇，编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此基础上，此次整理，爬梳钩沉，又新增冯氏在各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11篇，共计33篇。《论著汇辑》中由于各种原因原文字有改动的部分，也据原刊作了校正，以保持其原貌。同时，收录了冯氏致商务印书馆、陈垣等的若干书信，虽说这部分数量有限，尚有待进一步搜寻，但也可见其学术交往之一斑。

此外，冯氏早年在巴黎留学期间，及1911年归国以后，还在《商务官报》、《东方杂志》、《外交报》、《中华杂志》、《政法学会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海外调查报告和时政类的文章，如《世界海军调查》、《中外财政比较》、《宪法修正之研究》等。这些文章虽非学术性的论文，但也反映了其早年著述的一些情况，且多已散佚难寻，故此次也一并加以搜辑汇录，作为《附录》一置于正文之后。

书后另有二个附录。《附录》二包括冯氏逝世时的哀启、报道及当时同人的悼念文章，冯承钧的传记资料，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早期有关冯氏译著目录、题识及向达的序文等。《附录》三则为此次重新纂辑的《冯承钧著译系年目录》，以编年形式详细著录了冯氏的著译目录、版本等事项。上述内容无论对于了解冯氏其人，还是认知其学术贡献与成就，均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故编录以便研究者参考利用。

此次整理，一般以原著出版最初的版本为底本，论文、文章等则以最初发表的报刊杂志为据，并于文末注明发表的报刊、卷期等。在整理中，按现在通行的出版要求作了分段、标点。原著中有一些段落过长，也作了细分。对原文中的一些错字、衍字和倒误，作了校改，或据文意加以改正。凡校改之处，误字加（ ）号标识，将改正之字置于其后，并以[ ]标示。至于有些明显的错漏衍脱，则径为改正，此下不出校注。对书中的引文，也尽量核对了所引据的原书，按所引据的原书作了核对。凡读而可通、不失原意者，一般不改。原书中的一些标点错误，均一一作了改正。由于个人学识所限，编校整理时容有舛误与不当之处，还请识者不吝指教。

在本书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了周健、杨琥、李孝迁博士等人的帮助，他们或为查找资料，或为翻拍文献，为此项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此谨表谢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吕健、吕瑞锋为此书作了不少工作，也一并在此致谢。希望此书的整理出版，能提供较为详确可信的资料，为近代学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邬国义

2013年9月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