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第十 魏徵 王珪

魏徵（580—643） 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徵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徵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喻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徵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的矛盾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徵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徵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做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徵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徵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徵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魏徵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子，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氏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定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徵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徵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吗？”魏徵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魏徵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宫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徵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徵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魏徵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绪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徵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徵营构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王珪（571—639） 字叔玠，太原祁（今属山西）人，从小丧失父母，被叔父王颇收养。后王颇因事被杀，王珪受到株连，故逃奔南山之中，躲避了十多年。李渊率兵进入关中以后，王珪因受到丞相府属官李纲的推荐，被李建成引为谘议参军，后又为太子属官。武德七年（624），王珪因参与太子谋反事，被流放边州。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将他召回长安，拜为谏议大夫，专司进谏之职。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正直君主遇到奸佞之臣，不能治理国家；正直大臣遇到庸劣君主，也不能治理国家。只有君臣相遇，如鱼得水，相互配合，才能使天下大治。朕虽不高明，但有你们尽心辅佐，凭借你们的奇才异谋，天下太平将指日可待。”王珪回答说：“臣闻木从绳则直，君纳谏则圣。所以，古代的天子，都要在他的身边设置七位诤臣。这些诤臣都要有殉职精神，直到相继以死。为臣处在圣明之朝，愿竭尽全力，效忠陛下。”太宗点头称是，并下令今后凡三品以上大官上朝议事，都要有谏官随从。由于王珪忠于职守，先后提出过很多精辟谏言，逐渐受到唐太宗的器重，所以，很快升为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晋爵永宁县男。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向王珪问道：“近代君臣治国，大多都比古代为劣，这是什么缘故？”王珪答道：“古代帝王为政，都志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之心为心。而近代帝王则都是损害百姓以适其所欲，所用大臣，都非知书达礼之士。汉朝的宰相，无不精通儒术，朝廷若有疑难之事，都要引经据典，用以决疑。由此，人识礼教，致治太平。近代重武轻文，或参以法律，儒学既亏，淳风大坏，为政之劣，实此之由。”并说：“作为国家大臣，不学无术，不能辨别为政优劣，不能深识前人的为政经验，岂堪大任？”太宗对王珪的话深表赞同。此后，百官中凡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大量破格提拔。于是官吏中的学习经史，蔚然成风。不久，王珪又代高士廉出任侍中，官至宰相。

有一次，唐太宗曾邀王珪在宫中小宴，有一美女在旁边侍酒，她就是庐江王李瑗的妃子，李瑗因谋反被杀，这位妃子也被籍没入宫，沦为奴婢。太宗指着这位美女对王珪说：“庐江王李瑗暴虐无道，将这位美女的原来丈夫杀死后，逼迫她作了自己的妃子。残酷到这种程度，还有不自取灭亡的吗？”王珪听后，当即站了起来，郑重问道：“陛下认为李瑗的这个作法是对呢，还是不对？”太宗惊愕地回答说：“杀人之夫，夺人之妻，你还要问我是非曲直，这究竟是何用意？”王珪冷静地说：“臣闻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来到被其灭亡的郭国故地以后，询问当地的长者说：郭国为何灭亡？这位长老说：这是因郭君喜欢善事而讨厌恶事的缘故。桓公又问：如此说来，郭君是位贤明君主，何至于亡？长老回答道：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灭亡。现在这位被庐江王抢来的美女又在陛下的身边，所以，我才认为陛下把李瑗的做法看成是对的，而加以效法。否则的话，这不就犯了像郭君那样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错误吗？”太宗这时才恍然大悟，当即派人把这位女子送出宫中，让其寻找亲属。

又有一次，唐太宗指派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习乐，稍不如意，便对孝孙大加训斥。王珪与温彦博便对太宗进谏说：“祖孝孙是当今音乐界的高雅之士，既派其教习宫人，又动辄大加谴责，这是不妥当的。”太宗听后大怒道：“朕将你们任为腹心，就该忠诚事我，为何附下罔上，替孝孙开脱？”温彦博赶紧跪地认错，王珪却理直气壮地说：“臣原先事奉建成，罪已当死。陛下不但赦臣不罪，反而还委以重任，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是为私？想不到陛下竟以疑臣之心，责备臣下，这是陛下负臣，并非臣负陛下。”太宗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对房玄龄说：“昨天责备王珪、彦博，现在很是后悔。你们不要因此而不进直言！”

贞观四年，唐太宗又在一次饮宴中对王珪说：“卿有识人之鉴，又善谈论。你就把房玄龄及其以下诸位，都评论一番，并要说出你同他们相比，有何优劣。”王珪当即答道：“孜孜不倦，克尽职守，知无不为，尽心竭力，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身临繁杂事务，有条不紊，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处事详明，决断无误，臣不如温彦博；以谏诤为己任，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如仇，奖善褒直，臣比以上诸公，亦有一技之长。”太宗对他的评论很感同意，其他大臣也都觉得对自己的品评得当，佩服不已。

贞观十一年，王珪与诸儒修成《五礼》一书，唐太宗诏令颁示天下。不久，又兼魏王李泰之师。

贞观十三年，王珪病逝家中，诏赠吏部尚书，谥曰懿。

评：魏徵在贞观之际，直言敢谏，成诤臣之名，得千古之誉。但若身逢暴君，不遇明主，只能身首异地，惨遭杀戮而已。以此而论，只有直臣明主，才能相得益彰。魏徵是唐太宗为明君的人鉴；贞观之治，则为史鉴。

王珪同样是贞观前期的诤谏之臣，只是被魏徵的声名所掩。其实，在知人处事、耿直无私方面，王珪可以说是独步一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