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 一八四〇年前
纪事
明清之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迅猛发展。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军攻下襄阳后称大顺王，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攻占西安后建立大顺国并发布讨明檄文，李自成率百万大军向北京进发。三月十七日，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崇祯帝于煤山（景山）自缢，农民军进入北京，明王朝被推翻。
在沈阳的满洲贵族利用中原剧变的政治形势，加快入主中原的步伐，摄政王多尔衮打出“救民出水火”的旗号，于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七日祭天伐明，亲佩“大将军印”，率领满洲、蒙古八旗大军，九日启行，十三日兵至辽河。此时，奉命回师靖皇的宁远总兵吴三桂率军至京郊丰润，得知北京陷落的军报即退兵至山海关，并致书多尔衮，乞求“速选精兵”入关“灭流寇于宫廷”。多尔衮复书以“必封故土，晋为藩王”为条件，诱降吴三桂。二十一日清军同李自成军激战于一片石，二十二日清军至山海关，吴三桂开城门出迎，大军入关。大顺军被清军和吴三桂军击败，李自成退军回京，四月二十九日匆忙登基称帝，第二天撤离北京西行。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与清将阿济格、多铎绕道北京，追击李自成军。五月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进驻北京城，由于清军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得到地主阶级和明朝遗臣的拥护，北京局势很快恢复正常，官复职，民复业，明朝在北京及近郊的大小衙门为清统治者所承袭。
八月二十日，顺治帝御驾从盛京（沈阳）启程，宗室公主、太宗后妃及满、蒙王公大臣，在銮仪卫、旗鼓手前呼后拥之下，于九月十九日浩浩荡荡进北京城，自正阳门入皇宫。当日满汉群臣上表劝进顺治帝定鼎燕京，即帝位。
十月一日，顺治帝率群臣于天坛祭告天地，即大清皇帝位，颁诏天下，定鼎燕京，建号大清，纪元顺治，行“大清时宪历”，一代新朝正式建立。
明王朝覆灭以后，在南方的朱姓藩王和南逃的明朝遗臣，先后建立了几个南明小朝廷：在南京，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
和他的弟弟朱聿
分别在福州、广州称帝；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政权。顺治二年（1645）春，清军占领潼关、西安，李自成大顺军败局已定，多尔衮命多铎率军东转大江南北。四月十三日，清军攻克江北重镇徐州，南京福王政权一片恐慌，沿江守将不敢迎战。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督师史可法坚守阵地，加强防御，以挡清军于长江以北。多铎几次致信史可法，劝他启城门迎降，史可法复信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严辞拒绝。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被俘，多铎再次劝降，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史可法被清军杀害。史可法牺牲以后，在他的无畏精神激励下，扬州军民众志成城，同入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直到人亡矢尽。清军屠城十日，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毁为废墟。
五月九日，清军占领南京门户镇江，福王深夜出逃芜湖。五月十五日，多铎率领清军进入南京，弘光余部纷纷“奉舆图册籍”降清，第一个南明小朝廷宣告灭亡，福王朱由崧被他的臣下刘良佐从芜湖押回南京，作为投降清军的见面礼。清军攻下南京以后，六月底由常州、无锡直取苏州，七月初杭州不战而得。清军南下，势如破竹，到顺治三年（1646）几个南明政权除在西南的桂王永历政权外，均为清军所灭，清王朝统治全国的统一局面已经为期不远了。
清军在江南推行了屠城、强制汉族人民剃发易服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著名的有江阴、昆山、嘉定等地人民抵抗清军的英勇斗争。
顺治元年十二月，清政府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为由，下令将北京附近州县的无主荒地“尽行分给”开始圈地，次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圈占土地，范围波及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顺治七年（1650），再次掀起圈地，范围扩展更大，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十二府州县的所谓“无主荒地”都成为满洲王公、勋臣的庄田。清统治者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总数达十五亿亩至二十二亿亩。
随着圈地令的推行，清政府又宣布“贫民无衣着者”，“准入满洲家为奴”，实际上强迫大批贫苦汉民充当八旗贵族和兵丁的奴仆，这就是所谓的“投充法”。被迫为奴的汉民以逃亡作为反抗斗争的主要形式，各地有大量奴仆逃跑，导致庄田荒芜，圈占的土地成了荒田。因此，清政府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还设“兵部督捕衙门”，专门缉捕“逃人”。被捕获者轻则鞭百，重则臂上刺字，窝藏者处死，籍没其家产。
清统治者在京畿推行圈地、投充、逃人法，是把关外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强制在中原地区推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加深了民族矛盾。
顺治十八年正月（1661年2月），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在养心殿去世，他的第三子玄烨即位，次年（1662）为康熙元年。康熙帝年仅八岁，按先帝遗诏由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鳌拜（镶黄旗）四大臣共同辅政。
其时，清王朝统治已历十七年，满洲贵族也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并且推行了一系列封建化政策，社会日趋安定，经济也有所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四位辅政大臣虽不是爱新觉罗宗室，但都是功臣贵戚，满洲贵族中旧势力的代表，他们妄图阻止清王朝封建化趋势。康熙初年，四辅臣一反多尔衮、顺治帝推行的封建化政策，竭力保留旧的制度、旧的传统，要把清王朝的历史车轮拉回到关外时期的老路上去。政治上，在“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下，撤销内阁和翰林院，恢复内三院。科举考试废八股文，只用策论，还减少进士名额，以堵塞汉族知识分子入仕的途径。经济上，重新推行圈地。鳌拜集团于康熙五年（1666）提出，多尔衮在圈地时偏袒正白旗，不符合祖宗定制，要求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换土地。“互换”的借口下再度掀起圈占土地的逆浪，圈换土地三十一万垧（一垧为十五亩），迁移壮丁六万余人，造成十万人民流离失所，中原社会生产又一次遭到破坏。
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原是多尔衮的亲信，不掌实权。鳌拜最为跋扈，与其弟穆里玛以及羽班布尔善、阿思哈等满洲贵族结成死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中广植党羽。他甚至盗用康熙帝之名“出矫旨”，斩杀异己，根本不把康熙小皇帝放在眼里，恣意妄为，独断专横，俨然以清王朝的太上皇自居。
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亲政，鳌拜集团仍把持大权不放。康熙帝虽然年轻，但他雄才大略，决心从鳌拜手中收回权力，因而在皇帝周围逐渐集聚了一批得力满汉大臣，掌握机要。这股反鳌拜集团的中坚力量，以康熙帝为核心，以德高望重、足智果断的孝庄皇太后（康熙帝的祖母）为后盾，积极部署粉碎鳌拜集团的行动。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指挥“布库”（满语摔跤）少年在皇宫逮捕了鳌拜，又以三十条罪状将他永远拘禁，其他党羽多被处以极刑。康熙帝在清除鳌拜势力以后，立即宣布永停圈地，平反冤案，鼓励百官上书言事，开始了清朝政治史上的新时期——康熙时代。
清朝取代明朝统治全国，降清汉官功不可没，其中以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功劳最为显赫。至康熙年间，吴三桂镇守云南，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福建，尚可喜镇守广东，史称“三藩”。他们各拥重兵，掌握地方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犹似三个封建割据的独立政权。
三藩之中吴三桂力量雄厚，野心最大，拥兵十万以昆明为根据地，势及云南、两湖。他向各地派遣党羽，开矿产、铸钱币、造武器、囤粮草、征苛税，招兵买马积极准备武装叛乱。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上疏请求养老辽东，由儿子尚之信袭平南王爵，七月，吴三桂、耿精忠也假意向朝廷上疏，请求撤藩“以探朝旨”。康熙帝清醒地注意到三藩势力膨胀对政局的严重威胁，早有撤藩的考虑，当吴三桂撤藩疏上达朝廷时，就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命令三藩回到自己的老家，将地方行政移交有关总督、巡抚管辖。
撤藩令下，吴三桂于当年十一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举兵叛乱，并向尚之信、耿精忠统治地区发出檄文，要他们跟着叛清。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起兵加入叛乱行列，一年之间叛乱波及十一个省的广大地区，“东南西北，在在沸鼎”，尤其在物产丰富的两湖、江西、两广、云贵的极大多数地区为叛军占领，军事上取得暂时的优势。
吴三桂叛乱之初，清政府措手不及，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地位。年轻的康熙皇帝亲自指挥平叛战争，调度全局，谨慎部署，采取“剿抚并用”分化瓦解三藩营垒的方针，把打击重点放在吴三桂方面，宣布凡归降兵将“往事一概不究”，并且“即与保全，恩养安插”。同时，康熙帝破格提拔了一批忠于清朝的汉族绿营将领，安置在前线的指挥岗位，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
经过二年多的平叛战争，到康熙十五年（1676）夏，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东西两个战场捷报频传，一些参与叛乱的干将如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纷纷倒戈降清，收回了大片土地。康熙十七年（1678）春，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称帝，国号大周，年号昭武，并大封文武百官以稳住阵营。当年秋天，吴三桂做了几个月的皇帝一命呜呼，孙子吴世璠从云南赶往衡州奔丧“即位”，改元洪化。吴三桂死后，湖南、四川相继为清军收复。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从湖南、广西、四川三路发兵，入云南，包围昆明，叛军负隅顽抗。九月，绿营将领赵良栋指挥清军围城数重，吴世璠服毒自杀，叛军开城迎降。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彻底失败，吴三桂尸骨传至各省示众。康熙帝平定三藩叛乱，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愿望，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康熙帝亲政以后，清除鳌拜集团，平定三藩叛乱，清朝统治政权更加巩固，社会经济也得到初步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国家的统一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统一台湾的条件已经成熟。
顺治十八年（1661），杰出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二十多年间，台湾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郑成功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郑经和孙子郑克塽继续统治台湾，虽然对开发台湾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郑氏集团由“抗清复明”而逐渐走上割据独立的道路，失去了台湾军民的支持。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死，子克塽嗣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康熙帝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始了统一台湾的步伐，命令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施琅率战舰三百多艘，水师二万余人，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郑氏集团坚守澎湖企图阻止清军进攻台湾，经过激战，清军于十八日攻占澎湖，台湾已失屏障。郑克塽考虑再三，决定向清朝投降。一个割据政权，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也可以说对祖国领土完整与统一作出了贡献。八月，清军进驻台湾，当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靖海志》卷四），统一台湾得到人民的拥护。台湾统一以后，康熙帝对郑氏集团采取了宽大政策和热情欢迎的态度，下命令说：“尔等从前罪过，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郑克塽等欢呼雀跃，望阙叩头谢恩”。随即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建立了地方政权，隶属于福建省，巩固了东南海疆。
十六世纪以来，俄国开始向外扩张，征服西伯利亚后，势力伸张到我国黑龙江流域。明清之交，俄军筑雅克萨城占领我国尼布楚地区。康熙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1682—1686），康熙帝派出清军两次从俄军占领下收复雅克萨城，俄方被迫达成在尼布楚谈判的协议。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七日中国和俄国使臣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的边界线，这是清政府第一个与外国政府代表以谈判方式达成的边界协议，因为缺少谈判经验，错误地把尼布楚划到俄国一边。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遵约刻石立碑于边境线上，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勘查边界制度，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是清朝前期的一项重大的经济措施，并且收到很好的效果。康熙帝亲政以后，把三藩、治河、漕运作为治理国家的三件大事，书写在寝宫的柱子上，日夜思考。
黄河下游河道经河南，从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汇合。河道长年失修，淤沙堵塞，堤防不坚，经常泛滥决口，河南、安徽、江苏年年闹水灾。据统计，顺治年间黄河大的决口达十五次；康熙元年至十六年决口达六十七次之多。广大地区受灾，房屋冲塌，人畜淹死，良田成了泽国。黄河、淮河、运河相交于苏北一隅，黄河泛滥，殃及淮河，两河大水注灌运河，运河阻塞，南北水路交通运输被切断。清朝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重心在南方，因此，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不仅是物资运输的大动脉，而且也是清政府运兵的主要干线。运河梗阻，一旦发生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清政府就会束手无策。康熙帝所以把河务列为头等大事之一，其主要原因就是“济运通漕”关系着京师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
康熙十六年（1677）平定三藩叛乱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康熙帝下了大规模治理黄河的决心，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总理治河工程。靳辅是位很有才能的水利专家，他走马上任，来到黄河两岸，视察地形，摸索水情。所到之处“无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等人，凡有一言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经过“周度形势，博采舆论”的实地调查，他连续向康熙帝上了几个疏奏，报告了治河规划。靳辅的治河规划谓之“治河八要”，主要是：疏下流、治上流、修堤岸、堵决口、筑坦坡、划经费、裁冗员、设河兵。康熙帝断然批准了靳辅的治河规划，靳辅旋即赴河南观察康熙元年黄河决口的遗迹。途经邯郸时，他在吕祖祠发现一首没有署名的壁诗，诗文表达了作者对治河的豪情壮志，引起了靳辅极大的兴趣，当即派随从找到了壁诗的作者。此人名叫陈潢，字天一，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对祖国的河流变迁、水性特点颇有研究，并且博览古今治水著作，又重视实地考察，对于治理黄河胸有全局，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从此陈潢成了靳辅治理黄河的得力助手，各项重大工程都由他设计和监督施工。
靳辅、陈潢治河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康熙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677—1683），主要工程是堵塞决口，加高加固堤岸，促使河水归原来流向倾入大海。在河南至江苏的河道中筑减水坝，在决口处开引河，以缓水势，然后把决口合拢。数年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口基本堵住，黄河复归故道。积水泻泄后，大片土地涸出成为可耕良田，治河初见成效。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七年（1683—1688）间进行。工程向上游转移，在河南境内筑修堤岸达8529丈，确保上游河道按故道流向下游。在第二阶段中，还进行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程，就是开凿中河工程。过去运粮的漕船在运河中航行，出江苏清口以后，要行经180里的黄河，因风涛险恶，常常发生沉船事故。在黄河以北开凿中河，漕船在黄河中只行驶20里，就可进入中河，中河与黄河并行，然后进入北运河。这样避开了黄河险道，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而且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在治河工程进入疏通海口阶段时，清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夹杂着党派斗争。康熙帝误认靳辅卷入党争，革了他的职。陈潢也被逮入狱，病死在狱中。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又起用靳辅，可惜他复职不到一年也因积劳成疾和精神上的打击，死于任上。靳辅、陈潢为治理黄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值得后人敬仰。
康熙帝在指挥治河工程中虽有过失，但他多次视察河工，直接了解治河情况，反映了他治理国家的务实精神，作为封建社会的帝王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康熙时期治理黄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不能全面根治，但是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对于运输与耕种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治理，黄河“水归故道”，运河“漕运无阻”，苏北沭阳、海州、宿迁、桃源、清河五县原来被黄水淹没的一片汪洋，今涸出土地三百万亩，成为可耕良田。
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热河西岸（今河北承德）建造了一座雄奇秀丽的山庄，作为清帝的避暑胜地，今称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帝初建，乾隆帝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建。清朝建造避暑山庄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目的。康熙帝几乎每年都有半年的时间住在这里，一般五月来山庄，九、十月返北京。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我国的漠南、漠北、青海、新疆和西藏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以及台湾的高山族等边远地区兄弟民族的上层人物，都曾来避暑山庄朝觐。康熙帝在这里同他们一起打猎、赛马，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笼络感情、洽调关系，商量民族事务，热河避暑山庄实际上是清王朝的又一个政治中心。康熙帝营造避暑山庄，是他团结兄弟民族，维护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明智之举。
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清世祖顺治帝，满族没有皇帝生前储立皇太子的传统，到了康熙时期，满族已经全面封建化了，因而康熙皇帝也仿效汉族皇帝生前立长立嫡的宗法制度，于康熙十四年（1675）立了第二子允礽为皇太子。可是，册立皇太子不符合满族的历史传统，在精神上不能为满洲贵族上层分子所接受，所以招来了宗室内部的混乱。到了康熙帝中年之后，他的三十五个皇子多数长大成人，他们分树党羽企图夺取允礽皇太子之位，进行了争夺嗣皇帝的阴谋活动。允礽唯恐太子地位为他人所夺，同正黄旗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结党，妄想抢班即位。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察觉了皇太子的阴谋活动，他说：“今日允礽结党羽，朕有今日被鸩明日遇害，为此昼夜戒慎不宁。”于是幽死索额图，废允礽皇太子位。皇太子被废以后，皇子之间由暗争转为明斗，康熙帝仍然“昼夜戒慎不宁”。第二年又恢复了允礽皇太子地位，允礽变本加厉地进行抢班活动，皇子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康熙五十一年十月（1712年11月），康熙帝再次废允礽皇太子，并郑重宣告：“诸皇子中如有谋立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表示不再立皇太子了。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1722年12月）康熙皇帝去世，第四子胤禛即位，次年（1723）为雍正元年。八月，他鉴于历朝争夺继承皇位斗争的教训，创立秘密建嗣制度。这是封建社会建储制度的一次改革，对于稳定宗室局面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被清王朝推崇为“立嗣家法，圣圣相承”。
雍正七年（1729），为了对蒙古准噶尔部用兵，雍正帝设立了军机处，作为临时性的紧急处理军务和指挥作战的参谋部，后来边境地区日渐安定，军务也随之减少，军机处的职能和活动内容渐渐超越了军事范围，变成了凌驾于内阁和六部之上清朝最核心的中枢机构和发号施令的策源地。
雍正以后，军机处既是清朝的神经中枢，又形同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一年之中除年终几天外，无一日不办公，皇帝每日召见军机大臣奉旨草拟谕旨，就是在皇帝出巡、亲征，军机处成员也随从左右。军机处草拟谕旨和处理文件，一般都有时间限制，每日处理奏折多至五、六十件，当日事当日毕，不得拖至次日，凡机要文件经皇帝批览后，标明每日行里速度，谓之“廷寄”，及时传送到全国各地。军机处的日常活动都在皇帝的严密控制下进行，有严格的保密规章。所以军机处具有勤、速、密的优点，凌驾于内阁之上，在皇帝乾纲独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雍正帝即位初期，废除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土官土司制度，改为府、州、县衙门，由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派遣流官进行统治，历史上称“改土归流”。
土官土司制度是元、明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中央政府给少数民族酋长以印信（委任状）授予官职，世代承袭，土官土司制度控制西南广大地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落后的统治形式，与清王朝中央集权制有很大的矛盾，也是西南边区社会不宁的重要因素。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批准了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改土归流的疏奏，命他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鄂尔泰采取“剿抚并用”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改土归流。至雍正十三年（1735），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五省、广袤数千里六十多个府、州、县的范围里，废除了土司制度，代之以清朝中央政府派遣的流官，完成了改土归流。
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因杀戮过多，伤害了民族感情，给后来西南苗民反清起义埋下了种子，这是改土归流的消极作用。然而改土归流实现了全国政治制度的一体化，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边境的巩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还废除了许多旧俗陋规，兴办学堂、开辟交通，有利于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
在经济政策和赋役制度方面，雍正帝也大力进行改革。如雍正帝推行耗羡归公官员给养廉银的措施。清初除“正赋”之外，农民还要按赋役银的比例加缴“耗羡”作为附加税，人民“不苦于正赋而苦于赋外之赋”，有的地区耗羡高出正供的三至五倍不等。耗羡有“火耗”、“鼠耗”、“雀耗”等名目，其中以“火耗”为最重。各级官吏以耗羡之名，行勒索中饱私囊之实。雍正帝肯定并推行山西、河南试行的耗羡归公、官员发给养廉银的办法，使明清以来数百年的附加税得以有效的整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许多省份拖欠中央的钱粮得到追逋，亏空得到弥补，清朝财政也因此而有好转。而地方官有了名分的养廉银，则大大有利于整肃吏治。
雍正帝在推行“耗羡归公”的同时，还实行了“摊丁入亩”措施。所谓“摊丁入亩”，就是丁役银按田亩摊派，目的是为了保证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土地是固定资产，清政府通过丈量田亩编制“鱼鳞册”，赋役银的征收有了保障，丁多地少的农民可以减缴赋税，较为合理，因而农民也就没有隐丁漏口的必要了，清政府便能较精确地掌握人口数字。
“摊丁入亩”政策出现在康熙末年，推广于雍正时期，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全国得到基本实施。这一赋役制度的实施，是我国封建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措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朝前期在雍正年间还进行了“除豁贱民”的社会改革，先后把山西、陕西的“乐户”、浙江绍兴的“惰民”、安徽的“世仆”“伴当”、广东沿江沿海的“旦民”、江南苏州府的“丐户”编入户籍，改贱为良，数百年来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表明清朝虽然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但它仍有发展的空间。
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逝世，诸卿大臣遵照先帝遗诏，启“正大光明”匾背面的锦匣，宣布皇四子弘历为嗣皇帝，次年为乾隆元年。乾隆皇帝统治中国六十多年，“文治武功”盛极一世，清王朝发展到了巅峰，被誉为“乾隆盛世”（也称“康乾盛世”）。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权制得到空前的加强，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巩固。乾隆时代有所谓“十全武功”之说，乾隆帝晚年也常以“十全老人”自诩。所谓“十全武功”，是指十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些是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有些是平定边境地区的武装叛乱。“十全武功”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生产，但是其中对边境少数分裂叛乱分子的镇压，对于巩固统一，加强边境也是十分必要的。到乾隆后期，清朝的版图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团沙群岛（包括南海海域的许多岛屿），西至葱岭，东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全国十八省以外，还有直属中央的顺天府和盛京（奉天府）。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等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清朝管辖范围，四周还有一些依附的属国。大清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势强盛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她犹似一个巨人，巍然屹立在东方大地。
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全国人口超过二亿，耕地面积达到741万余顷，兴修水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清朝稻米的单产，在江南、湖广、四川的膏腴地区，一般可达到二至三石，某些高产地区每亩可收获五至七石，当时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手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尤以丝织、棉纺织业著称于世界。松江织布、湖州缫丝，“衣被天下”，产品行销海外许多国家。全国的大小城镇星罗棋布，商品经济也开始繁荣起来，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以雇佣劳动为主要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杭州、苏州、南京的丝织业、松江的织布业、广东佛山镇的铸铁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举世闻名。
清朝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基础越来越坚实，各民族的凝聚力极大地增强。曾受蒙古准噶尔部欺侮，流亡在俄国伏尔加草原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一月，踏上了重返祖国的征途。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西北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也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游牧在雅尔之额什尔努（今新疆塔城西北）一带。十七世纪初期，土尔扈特部常与准噶尔部发生冲突，为了避免兼并的威胁，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开始向西南方向转移，至崇祯初年先后到达人烟稀少的伏尔加大草原安居下来。在一个半世纪的艰难岁月里，受尽沙皇俄国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为了民族的生存，土尔扈特部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积极加入当地人民的起义，反抗沙俄的奴役。他们多次同清政府进行联络，在准噶尔部的叛乱被清政府彻底平定以后，决心重返祖国。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首领渥巴锡带领三万三千多户、十七万之众的土尔扈特部，启程离开辽阔的伏尔加大草原，历经一年的艰难行程，多次粉碎沙俄军队的阻击，于次年七月陆续进入祖国境内。土尔扈特部人民付出了近十万人死亡的沉痛代价，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心愿，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政府把他们安置在新疆伊犁一带放牧，并且拨出大量的马、牛、羊畜和棉花、毛毯、粮食帮助他们度过困难，使土尔扈特部蒙古族在自己的故土“安居得所”。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里召见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舍棱等，还用蒙古语同他们谈话，充满着祖国大家庭融融的温情和亲切氛围。为了表彰土尔扈特部蒙古族回归祖国的爱国行动，乾隆帝亲自撰写了《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竖立在“普陀宗乘之庙”山门内的碑亭里，成了流芳千古的历史记录。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更加密切。西藏和内地很早以前已有经济、文化联系，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西藏与清朝在关外时期就建立了关系，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先后派使者到盛京向清政权朝贡。清朝统治全国以后，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亲自来到北京朝觐顺治帝，次年顺治帝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锡金册金印。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政府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也赐以册印。从此以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便固定下来。康熙年间，厄鲁特蒙古族的准噶尔部发动武装叛乱，势力伸向西藏，挑起藏族上层之间的武装冲突，西藏政局又发生混乱。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十九年（1720）清政府两次派兵入藏平叛，并护送达赖六世噶桑嘉措返藏，恢复了西藏的和平局面。
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派遣驻藏大臣，设驻藏大臣衙门办理前后藏事务，并派驻部分军队归驻藏大臣指挥，还规定了驻军的轮换制度。当时西藏有藏王制度，乾隆十五年（1750）发生了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用阴谋手法杀害清朝驻藏大臣的严重事件，顿时西藏部分地区叛乱烽火又起。七世达赖一面向清中央政府请兵，一面调动自己的卫队进行平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率兵入藏平叛。由于七世达赖的配合和西藏僧侣、人民的大力支持，武装叛乱很快被平定。鉴于珠尔墨特事件的教训，乾隆十六年（1751）四川总督策楞奉旨拟定了《西藏善后章程》十二条，乾隆帝立即批准施行。《善后章程》废除藏王制，明确肯定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
十八世纪中叶，西藏近邻廓尔喀（今尼泊尔）日益强盛起来，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与西藏的大农奴主舍玛尔巴勾结，大举入侵攻占日喀则。入侵者到处焚杀掳掠，残害藏民，著名的札什伦布寺遭到严重的破坏，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向中央政府请兵求援。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清政府派遣大将军福康安统领万余大军入藏，在西藏人民的配合下，清军击败了廓尔喀军，把入侵者赶出国境。廓尔喀入侵事件表明加强西藏边境防务和整顿西藏地方政权十分重要。福康安奉命筹议卫藏章程，他在《西藏善后章程》的基础上内容加以充实完备，提出102款条例，经清中央政府修正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公布施行，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
《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地方政权的最高法律，详细规定驻藏大臣的职权，其地位与达赖喇嘛平列。《钦定章程》规定了“金奔巴（藏语“瓶”）掣签”制度，以防止蒙、藏贵族操纵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控制西藏政局，表明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宗教也加以直接管理。《钦定章程》对西藏的军事、司法、财政以及同邻国的外交往来等方面，也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乾隆年间两个《章程》的颁布和施行，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版图的确定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皇帝为了不逾越祖父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的纪录，决定把皇位禅让给第十五子颙琰，自己当“太上皇”，明年（1796）为嘉庆元年。为了庆祝“太上皇”六十年来“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和嘉庆帝登基，嘉庆元年正月初五日，在皇宫举行了规模盛大而隆重的“千叟宴”。筵席设在宁寿宫和皇极殿，从各地邀请来的花甲老人有五千九百余人，偌大的宫殿座无虚席，九十以上者入御席，与皇帝共宴。众多的老人欢聚一堂，举杯祝酒，皇帝赐酒颂诗，人人兴高采烈，齐呼“太上皇万寿无疆！”“千叟宴”的热烈场面是清朝前期“康乾盛世”繁荣景象的一个象征。
“千叟宴”标志着盛世到了顶点，同时也是清王朝衰落的起点。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统治集团陶醉在盛世的歌颂声中，花天酒地，生活极端腐化。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几乎三年两头都外出巡游。南到江浙，西到五台山，东到山东、辽宁，北到塞外蒙古。巡游虽然也有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作用，但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欲望。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每次江河龙舟彩棚千里不断，沿途修建行宫雕龙画凤，富丽堂皇，还备着名菜佳肴供皇帝和随从官员品尝，巨大的耗费都落在地方，增加了当地人民的负担。乾隆皇帝母亲祝寿，在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几十里长路上搭建各种楼阁，都由各省进献。每一座华丽的楼阁花去巨额金银，如此浩大的祝寿开支都额外向各地摊派，落在人民头上。清朝统治者为了炫耀“圣绩”，大兴土木，广造宫殿苑囿。北京故宫的主要殿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都是在“康乾盛世”时期兴建和扩建的，国库存银花费犹如流水。
上行下效，就在康、雍、乾时期，清朝吏治败坏有蔓延之势。乾隆帝晚年在他的身边出现和珅大贪官，这是清朝走向腐败的一个真实写照。和珅受宠二十多年，其家产相当于清政府五年的国库收入。嘉庆四年（1799）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庆帝逮和珅入狱，定他二十桩大罪，在狱中自裁，并抄没了全部家财，总计不下八亿两银子。皇帝身边有大贪官和珅，地方官中大大小小的和珅不知几何。嘉道时期吏治败坏，贪污盛行变本加厉。嘉庆十四年（1809）工部尚书王书常、蔡永受等人私造假印，从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冒领宫银十四次，总数不下千万两。地方官也是如此，如江苏山阳知县王伸汉，在发放救济灾民的银款时，虚报户口，冒领赈款三万两。类似王伸汉之流者各地都有，民间有“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之说，可见贪污盛行的程度。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各种危机与日俱增，潜伏着的社会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就是社会危机的集中表现。康熙末年在台湾爆发了朱一贵领导的农民起义；乾嘉之交在川、楚、陕地区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在贵州、湖南爆发了苗民起义；嘉庆后期在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并且深入到北京攻打皇宫，极大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嘉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去世，遗诏皇次子旻宁即帝位，次年（1821）为道光元年。
自乾隆皇帝以后，清王朝一代不如一代地走向衰落。吏治败坏，国库匮乏，武备废弛，西方殖民主义者便趁虚而入，英国捷足先登，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社会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清朝前期文化学术领域呈现出相当繁荣的景象，与政治、经济发展相同步。清初时代递变，社会震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极大地震动了一部分封建知识分子的思想，给了他们许多认识社会的新启示。于是清初在文化学术界，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从宋明理学桎梏中解脱出来，在批判理学迂腐思想中留下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著作，继往开来启迪清代知识分子的新思路。
清朝前期，政治经济的空前发展，在文化领域也是成绩斐然。张玉书奉康熙帝之诏编纂《康熙字典》，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印行，四十二卷，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每字溯其源流，例句恰当，音切、释义较正确，是流行广、影响大的一本字书。同时，张玉书等还奉命编纂了《佩文韵府》，正集四百四十四卷，拾遗一百十二卷。分韵为一百零六个，按词语最下一字归韵，用康熙帝书斋“佩文”命名。这两部工具书均是清代文字学发展的成果。康雍之交，清政府下令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由陈梦雷主编，分列门类纲目，荟萃群书，是一部大型类书，全书一万卷，分六汇三十六典，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最大规模的编书，是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把我国古代重要典籍首尾完整地抄录下来，分编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共收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式开馆，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用了十五年时间全部完成。《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另有副本一部，前七部分别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副本藏于北京翰林院。参加编纂者有三百六十名官员和知识分子，集中了当代的大批名流学者。在编纂过程中纪昀等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二百卷，对著录的三千五百零三种和未著录而存其目的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论。《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典籍。
出于编纂大量典籍的需要，所以清政府也鼓励知识分子对古代书籍进行考证训诂，因而在乾嘉期间形成了“乾嘉学派”，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整理古籍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成果累累。在小说、戏曲、绘画、建筑以及天文、算学、医学等各个方面也是人才辈出，成果丰硕。清朝前期的一批优秀思想家、考据学家、史学家、文学艺术家、自然科学家，为伟大祖国的精神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朝前期政治上专制主义统治不断加强，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大兴文字狱。顺治时期，清廷通过“通海案”和“奏销案”、“科场案”来打击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的反清倾向。随着清统治政权的巩固，中央集权的加强，对知识分子思想控制也同步加紧。康熙年间的文字狱主要是《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文字狱的罗网开始撒向书籍文字之中，扩大了打击面。雍正时期清朝专制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因而文网密布，人人自危。文字狱除了镇压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外，也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借口，案例往往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如年羹尧在奏折中把“朝乾夕惕”误写成“夕惕朝乾”，雍正帝以此为由打击年羹尧，以“赐死”处置；江西考官查嗣庭出试题得罪，死在狱中，并遭戮尸。雍正朝最大的一件文字狱案是曾静、张熙案，他们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引出了对浙江已故学者吕留良后代及学生的严厉打击，并以此案来围剿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清除宗室诸兄弟中的异己势力。此案株连处死、流放者之多，史无前例。
乾隆时期文字狱向纵深拓展，除了在古今书籍中寻找反清和不满字句镇压知识分子以外，还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审查各种历史文献、古典书籍，稍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便列为禁书，加以销毁，有的虽编入《四库全书》，但许多内容也被删节。全国销毁禁书三千余种，六、七万卷，致使许多书籍失传，这不能不说是对古籍文献的一次浩劫。
清朝的文字狱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并且对后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它留给人们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