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第八 于成龙 熊赐履

于成龙（1617—1684） 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人。明朝崇祯年间为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1661）选授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地处群山之中，交通闭塞，人口稀少，无城墙官廨，居民多为瑶族和僮族。那里流行病极盛，遍地荒草丛林，经济落后，民生困苦不堪。于成龙到任以后，编制保甲户籍，缉捕盗贼，安抚居民。邻近地区瑶族中的一些不法之徒，常常闯入罗城抢掠居民财物，于成龙招集乡兵自卫自保，屡败来犯盗贼，罗城得以安宁。他劝民勤耕农田，建学馆让瑶族、僮族儿童入学读书；并奏请朝廷免征赋役以供办教育和设养济院收容孤儿寡老的费用。于成龙任罗城知县七年，爱民如子，罗城大治。

康熙六年（1667）湖广总督卢兴祖向朝廷奏报于成龙在罗城的“卓异”政绩，并推举他升迁为知府。朝廷调他到四川任合州知府，离任时罗城居民倾城而出，呼号追送数百里之远。四川是明末清初战乱最激烈的地方，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于成龙任合州知府以后，革除官衙弊端，整顿府、州、县的吏治、钱粮，招抚游民开垦荒地荒山，并贷耕牛粮种，合州地区民户大增。不久，又调湖北黄冈府同知，治所设在岐亭县。岐亭地处山区，盗匪横行，白天行路遭劫无人敢过问，社会治安一片混乱。于成龙在那里招抚盗首彭百龄，宽他的罪，令其捕盗自赎。为了缉捕盗匪，于成龙亲自化装成乞丐，潜入盗贼巢穴，与盗匪混杂相处十余天，摸清了盗贼活动状况。回到府衙以后，乘盗匪不备即派衙捕带兵直捣盗巢，逮其为首者，众盗纷纷逃窜他处。于成龙又微服出行于各村堡，察查盗贼的匿藏驻点及山民的日常生活，加强缉盗和审理狱案，岐亭县及黄冈府的治安得到显著好转，人民安居乐业，皆称颂于成龙为清官，湖北巡抚张朝珍向朝廷报奏了他的政绩。

康熙十三年（1674）朝廷命于成龙署湖北武昌知府。此时，吴三桂在湖南举兵叛乱，清军进攻岳州叛军，命于成龙造浮桥助清军渡江，浮桥刚筑好就被大水冲垮，于成龙犯“误军机”罪被罢官，他的得力差役也纷纷另谋他职。吴三桂发出鼓动反清的“檄文”遍及湖北各地，麻城、大冶、黄冈地区的盗匪倚山结寨响应吴三桂进行反清活动。以迷信惑众的黄金龙隐匿山中，准备配合叛军进攻武昌，曾经任于成龙捕役的刘君孚也与黄金龙及大盗周铁爪结成一伙，蠢蠢欲动。湖北巡抚张朝珍认为于成龙为官很得民心，请他参与招抚这批准备响应吴三桂的盗贼。于成龙得知刘君孚虽与黄金龙等结伙，但对是否参加叛乱还在犹豫之中，便带了几百名清军日夜兼程往盗贼集居的山堡进发，沿途张贴巡抚的安民告示，宣布自首者可免罪，瓦解了盗贼集团，投诚者络绎不断。行至黄金龙贼巢附近，于成龙派出曾与刘君孚共事的差役，带着于成龙的亲笔信件，夜晚潜入盗舍，把信件交给刘君孚，约他内应剿贼。时至半夜，二名先遣差役鸣钲为号，于成龙率士卒闯入盗穴，刘君孚从里面杀出，见到于成龙便叩首投降，黄金龙与另一盗贼头目邹君申逃往深山，这次袭击行动收降盗贼数千人。于成龙又从收降群中挑选勇敢善战者，令他们进入深山追击匪首，其余编队立保。经过这批勇敢善战者的搜索，黄金龙与邹君申也在深山中被捕获，于成龙下令斩首示众。叛乱苗子很快被平息，断绝了吴三桂在湖北的响应者，对于缩小叛乱范围作出了贡献。

在巡抚张朝珍举荐下，朝廷授于成龙为黄州知府。于成龙上任以后，湖北各地匪首聚众数千人准备扰袭黄州，赶跑于成龙。这时候，为了镇压吴三桂叛军，湖北各路军队都被调往湖南作战，黄州只留下文吏和差役数百人，湖北地方长官命于成龙率衙役弃黄州而保麻城。于成龙誓死不离黄州府，向巡抚禀报说：“黄州是七郡门户，大军转运湖南荆、岳都得取道于此，若弃而不守，荆、岳必然瓦解。”于成龙招募乡勇二千人，日夜练兵，派出知县李经政、千总罗登云、千总吴之兰等分路进攻黄州邻近的盗匪。他本人身先士卒，冒着弓矢飞石冲其中坚。于成龙对千总李茂昇说：“若我战死，汝即报巡抚。”数千名乡勇全力奋战大败各路盗匪，经过二十四天的浴血激战，黄州周围盗匪悉告扫平，为清军全力奋战湖南吴三桂叛军，解除了后顾之患。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升迁为福建按察使。福建沿海常遭台湾郑氏军队的攻击，清军不分青红皂白诛连沿海居民数千人，以“通海”罪被杀者甚众。于成龙到福建以后查询狱中犯人，认为多数人都是无辜平民。于是他便向福建前线将军康亲王杰书报告狱中情况，请解释无辜。康亲王素来器重于成龙的为官，同意他的报告，经详明审讯，除了少数人定罪以外，多数平民得到释放。清军常掠平民子女为奴婢，于成龙集资把军中平民子女赎出放归原家。巡抚吴兴祚认为于成龙“廉能第一”，便推举为福建布政使。

康熙十九年（1680）于成龙调升为直隶巡抚，他到直隶以后发现州县官私加“火耗”（附加税）馈送上司。于成龙上奏获准后立即下令严禁向上司馈送规礼的陋习，私加“火耗”也得到遏止，减轻了人民的赋役税负担。直隶宣化府所属的怀安、蔚州二地常闹水灾，水冲沙压，减地一千八百顷。前任巡抚曾奏请免粮未准，于成龙复奏，经朝廷议准免粮，人民称他是贤官。于成龙从知县、知府、到布政使、巡抚，几乎最基层的小官到省级高官都任过职，确实是一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官。康熙二十年（1681）于成龙应召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帝表彰他“清官第一”。不久，升为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在江南任总督期间，革加派，剔积弊，经常便服微行，了解民间疾苦。于成龙官为地方大吏，但他以身表率，生活简朴，每日仅食粗粮素食。在他的影响下，江南、江西官吏及士绅的侈丽旧俗也多有改变，民风大正。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病卒于职，享年六十八岁。他历官不带家眷，死时将军、都统及同僚进入他的卧室整理遗物，除箱内仅有的“绨袍”一袭外，别无他物。于成龙两袖清风告别人世，江宁市民罢市聚众痛哭，家中供奉于成龙的画像祭祀。江宁、苏州、湖北黄州、广西罗城、四川合州，凡他任职过的地方，居民均为他建祠纪念。康熙帝南巡时，为江宁的于成龙祠亲笔题写“高行清粹”四字匾额悬挂在祠前正中，赐谥号“清端”。

熊赐履（1635—1709） 字敬修，一字青岳，别号愚斋，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主持顺天府乡试，升迁国子监司业，进弘文院侍读。康熙初年鳌拜专权，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刚刚复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遭到混乱和破坏，清王朝爱新觉罗氏政权受到来自满洲贵族内部保守势力的挑战。康熙六年（1667）康熙皇帝下诏鼓励臣下直言得失。熊赐履应诏上疏数万言，针对鳌拜专横统治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且大胆地提出整饬吏治，改革文化教育，革除社会陋习等诸方面的建议。他在疏奏中指出：当前吏治日渐败坏，部院臣工因循守旧养尊处优，学校废弛，文教日衰，风俗僭滥，礼制日坏。为此他向朝廷建议：明诏内外臣民，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饰不得逾制。“根本切要，端在皇上”，应“慎选左右，辅导圣躬”，“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熊赐履的万言疏上奏后，鳌拜阅之大怒曰：“是劾我也！”表示要对熊赐履治以“妄言”罪。康熙帝虽然很年轻，他阅后感到熊赐履的万言疏奏切中时弊，颇有同感，而且对于鳌拜专横也极为不满，所以他立刻阻止说：“彼自陈国家事，何须汝等干预！”把熊赐履保护下来。

康熙七年（1668），熊赐履迁升为秘书院侍读学士，他又一次上疏进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年来灾异频仍，饥荒累见。当前朝廷勤于政务最为要切，臣乞皇上时常于便殿接见臣下，讲求政治，行之以诚，持之以敬，不须多时，就能使天下转乱为治，转危为安。”奏疏上递以后，鳌拜传旨，责问熊赐履说：“所奏的积习、隐忧事实何在？”又以陈述无据，妄奏沽名，下吏部议罪，拟降二级。康熙帝不准。康熙八年，鳌拜集团被粉碎，康熙帝命康亲王杰书整治鳌拜罪状，其中压制熊赐履疏奏为一大罪行。鳌拜专权，大臣稍有异议立加诛戮，惟熊赐履以词臣论事，侃侃无所畏避，敢于直言，浩气名闻天下。康熙帝即位以来，尚未举行过经筵大典，熊赐履特地上疏奏请，选儒臣设筵讲经，并请设起居注官，均为康熙帝所采纳施行。这时候，刚亲政的康熙帝欲巡幸塞外，熊赐履上疏进言谓：“水旱频仍，圣驾不宜轻出。”康熙帝接受他的忠告，下诏罢巡边前命，还嘉赞他的直谏，表示：“以后事有未当者，其悉陈所见，朕不反感而且即改正焉。”鼓励臣下极谏。

康熙九年（1670）熊赐履擢升为国史院学士。不久，清朝恢复一度被鳌拜废除了的内阁制度，设翰林院，熊赐履授为掌院学士，举行经筵他任讲官，日讲于弘德殿。他上陈道德，下达民隐，康熙帝每次都虚心听讲。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帝发谕旨嘉奖熊赐履“才能清慎”，迁升他为内阁学士，后又破格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

随着官阶的步步升级，熊赐履也渐渐失去以往谨慎政务的态度，有些草率从事不加检点。康熙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元疏报获盗，康熙帝下内阁草签哈占元疏奏的批示。熊赐履票拟有误，被“三法司”核出，康熙帝原谅他的失误，免于追究。大学士索额图向熊赐履索取初拟的草签稿，认为熊有改写情弊，熊竟把草稿嚼而毁之，还把责任诿咎于同僚杜立德。杜立德就把此事告知索额图，索额图参劾熊赐履，康熙帝命吏部议处，吏部议谓：“熊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熊赐履罢官后侨居江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南巡，在行宫召见熊赐履，御书“经义斋”匾额，悬挂书房。康熙二十七年（1688）重新起用他为礼部尚书。康熙三十八年（1699）授熊赐履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参与修《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典籍，并充任总裁官。他曾五次主持会试。康熙四十五年（1706），以年老乞归江宁，临行前夕，康熙帝召见熊赐履进宫入对，讲论数日。他面奏说：“皇上巡幸所至各地，官民供献迎送烦费，请皇上留意”。康熙帝点头称善，并遣官护送。康熙四十八年（1709）熊赐履病逝，终年七十五岁，赐谥号“文瑞”。著有《闲道录》、《经义斋集》。

评：于成龙以副榜贡生入仕，长期在最低层为官，了解民间疾苦，因而清廉自洁，为民造福。因为政绩卓异从知县累迁到总督，这在清朝官场上极为罕见，康熙帝赞扬他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当之无愧。

熊赐履敢于直言极谏，有古大臣之风，在鳌拜专横的环境中，他置生死于度外，把疏奏矛头直指鳌拜暴政，其无畏精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