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公元25年，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县（今河北柏乡），建元建武，随即又收降了扼守洛阳的更始军队，遂定都于洛阳，这意味着一度被王莽篡夺的汉政权又得以重建。因洛阳在长安之东，史称刘秀建立的政权为东汉，亦称后汉，而刘秀则被称为光武帝。

刘秀是西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舂陵节侯刘买之后。绿林、赤眉起义蓬勃发展之时，刘秀与其兄刘认定正是兴复高祖之业的良机，即纠集宗族、宾客，在舂陵（今湖北枣阳东北）组织起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不久又归并入绿林军。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作为军事将领之一，曾在击溃王莽有生力量的昆阳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自己的勇敢机智；兄长刘遭猜忌被杀后，他自知羽翼尚未丰满，无力对抗，因而强抑悲痛，从前线赶回谢罪，可见其善于韬晦，心机过人。正因为此，刘秀才得以脱颖而出，利用奉命到黄河以北招集军队的机会，积极寻求当地官僚、豪强的支持，又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收编了部分农民起义队伍，壮大了势力，稳定了在河北地区的统治。一旦在河北站稳脚跟，刘秀即不失时机地称帝，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刘秀称帝后的首要目标，便是消灭起义农民的武装。他派遣部将邓禹、冯异率大军入关，向赤眉军发起进攻；同时在豫西一线布下重兵，乘着赤眉军出关东归之机，一举将赤眉军镇压下去。他分别派遣岑彭、景丹等将领，向河南、荆州地区的零散起义军及更始政权余部进行围剿，以稳固洛阳中心地区的统治。此外，他又派吴汉等人领兵继续剿杀河北地区的农民军。

全国规模的起义军既已消灭，等待着刘秀的历史任务就是完成全国的统一。当时，各地还有不少割据势力与刘秀分庭抗礼，其中主要的有渔阳的彭宠、齐地的张步、梁地的刘永、庐江的李宪、南郡的秦丰、天水的隗嚣、河西的窦融、巴蜀的公孙述、五原的卢芳。面对这些割据势力，刘秀从容部署，采取各个击破、政治诱降与武力讨伐并举的策略，历经十余年的战争，至建武十二年（36），终于次第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

作为东汉的创建者，光武帝刘秀对西汉一朝权臣跋扈、诸侯强横和外戚篡位而导致西汉衰亡的惨痛教训，有着深切的体验。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他采取了种种巩固皇权的措施。

在群雄角逐之时，刘秀不得不尽力以利禄来笼络部属、争取支持，利用他们“攀龙鳞，附凤翼”的心理，为自己争夺统治权效力。建武十三年（37），平定巴蜀的公孙述以后，光武帝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泽四十五人。这些功臣所享有的优厚待遇，超过了西汉初年刘邦对功臣的封赏。但光武帝却不给他们以实权实职，不让他们参议大政。当时功臣中能够参议朝廷大事的，仅邓禹、李通、贾复等寥寥数人而已。即使这几个人，也深知光武帝不想让功臣拥众京师，因而都避荣宠、远名势。李通身为光武帝的妹婿而特受尊宠，被任为大司空，也知趣地称病而不理事。

对于大臣，光武帝督责尤严。当时的内外群官，多由光武帝亲自选择。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甚至被当众捶扑牵曳，弄得群臣不敢说话。如先后任大司徒一职的官员，有的因事罢官，有的因刚直去位，因罪下狱的更不在话下，致有“自是大臣难居相位”之说。更有人迎合光武帝的心意，提议要司隶校尉督察三公。

光武帝一面削弱三公权力，另一面又扩大尚书台的权力。尚书一职官卑品低，易于驱使，西汉后期已渐受重用。光武帝为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在自己之手，又扩大了尚书台的组织，加强尚书台的职权。此后一切政务不再经三公管理，而尚书台则成了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的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一身。

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是光武帝创立东汉、特别是实现全国基本统一之后面临的又一迫切问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光武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六次颁布了解放奴隶、三次发布了禁止虐杀奴隶的诏令，使东汉一代奴婢问题较西汉有所缓和。

土地问题，是光武帝急需处理的又一关键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得如何，不仅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息息相关，而且关系到东汉政府的收入。建武十五年（39），光武帝下令度田和检查户口，以加强东汉政府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所谓度田，就是清丈土地，包括核实户口。度田若要严格实行，不仅要清丈农民的土地，而且也要清丈豪强地主的土地。东汉的郡县官吏大多本身就是豪强地主，自然不愿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特别是河南、南阳等地区，是光武帝的故乡，多的是近臣或近亲，当地官吏根本不敢如实度田，只能尽量把租税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头上。这就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光武帝得知度田不实的情况后大为恼火，对舞弊官吏严加惩处，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皆下狱处死。

没想到这样一来，更激起了豪强地主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尤以青、徐、幽、冀四州为甚。各地农民和豪强地主的双重反抗，使光武帝颇感棘手。面对这一局势，他一面软硬兼施，把反抗平息下去；一面不得不取消度田，实际上承认了度田的失败。此次反度田的斗争中，得益最大的是豪强地主。他们不仅得以保住了大量的隐瞒土地，而且保住了大量隐瞒的依附劳动者，从而使得豪强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经济，在东汉一代几乎不受限制地膨胀发展。

在因度田而引发各地反抗的同时，交趾女子徵侧与其妹徵贰也在建武十六年（40）起事，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民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徵侧、徵贰自立为王。“二徵”的这次起兵，缘起于东汉交趾太守苏充对当地人民的苛重盘剥，从而激起了强烈不满和反抗。所以光武帝在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军镇压“二徵”之后，便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穿渠溉田，发展农业，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使东汉政府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建武二十一年（45），苦于匈奴敛税苛重的车师前王庭、鄯善、焉耆等西域君长，都遣质子入侍，请求东汉政府向西域派遣都护。但是光武帝此时的主要精力用于巩固内部统治，无暇顾及西域，因而没有答应西域诸国的请求，遣还其侍子，仅厚加赏赐而已，致使整个西域南北道完全处于匈奴统治之下。

不过，匈奴统治者内部，自西汉以来即存在对汉和好及与汉敌对的两种势力，而且在建武二十四年（48）又分裂为南、北二部。是年春，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向东汉朝廷表示愿永为藩蔽之意。光武帝正苦于自开国以来，匈奴连年入侵，穷于应付，正可利用匈奴内部分裂来保卫边塞，遂接受了他的请求。为支持并控制南匈奴，光武帝又于建武二十六年（50）派中郎将段郴等至南匈奴，帮助其设立单于庭帐于五原（今内蒙包头西）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允其入居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南）。从此，南匈奴政权在东汉的支持下，得以稳定下来。

光武帝在位期间，考虑最多的仍然是内部统治的稳固问题。他吸取西汉一朝的教训，在对大臣严加督责的同时，对于宗室诸王也严加控制。他对诸王仅封予狭小国土，又申明西汉旧制“阿附蕃王法”，严禁诸王蓄养羽翼，交通宾客，结党营私。建武二十八年（52），光武帝借故下令郡县搜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者以千数。

建武三十年（54），光武帝出京东巡。群臣纷纷提出，值此即位三十年之际，宜封禅泰山。光武帝却以“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加以拒绝，并下令郡县若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处以髡刑，吓得群臣不敢再提。可是时隔一年之后，光武帝又突然改变了态度，原来他从谶文中读到了封禅泰山的依据。于是，光武帝再次东巡，封禅泰山。返京后大赦天下，改元为建武中元。

光武帝当年夺取政权时，曾利用谶纬制造舆论，在得天下后，仍极力宣扬谶纬。给事中桓谭上疏劝谏，差点断送了性命。建武中元元年（56），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命令全国都要信奉谶纬。光武帝利用谶纬作为维护统治的精神武器，但谶纬并不能保佑他延年益寿。就在他封禅泰山、宣布图谶于天下的次年二月，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二。

光武帝刘秀在位三十余年，每旦视朝，日昃乃罢，又时常与公卿大臣讲论经义至深夜，勤劳不怠，乐此不疲。他虽以征伐得天下，待天下已定，即退功臣而进文吏，统揽权纲，量时度力，奠定了东汉一代一百余年统治的基业，致有“光武中兴”之誉。

光武帝病逝后，皇太子刘庄即位，改元永平，是为明帝。

光武帝尸骨未寒，皇族内部便生出了一场风波。山阳王刘荆虽是明帝的同母兄弟，却对明帝即位十分不满，他诈称大鸿胪郭况之名，写信给废太子东海王刘彊，说他无罪被废，郭皇后又遭废黜之辱，鼓动东海王举兵夺取天下。刘彊接到书信，非常惶恐，当即扣押了刘荆派来的使者，并将书信封呈明帝。明帝考虑到刘荆是自己的同母兄弟，况且又刚刚继位，因而没有追究，只是把刘荆送往河南宫。然而在他的心中，却对宗室诸王多了一份戒心。

明帝继立之后，继续光武帝的各项政策，特别对宗室诸王及外戚，更是严加控制。永平三年（60），明帝思念中兴诸功臣，乃命人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以马武、吴汉、王梁、贾复等，均为追随光武帝南征北战，为汉室中兴立下卓著功勋之臣。马援功勋也很大，其女又是明帝皇后，然而也正因为他身为外戚，竟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将功臣图像之内。当时，外戚授官也以九卿为限。明帝还明文规定，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并且还令阴、邓等家外戚互相纠察，不使有越轨行为。对于宗室诸王，明帝更是屡兴大狱，大肆株连。其兄楚王刘英信奉黄老、浮图，与方士往来，被人告发谋逆，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图书，暗中封侯置吏对抗朝廷。明帝虽以亲亲为名，不杀刘英，但在永平十三年（70）将楚王废黜，迁移至丹阳泾县（今安徽泾县西）。刘英自杀以后，明帝更以此为由，大肆兴狱惩治楚王党羽，被株连处死、流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以千计，被收捕者更达数千人。甚至楚王刘英抄录的名士名单，也成了搜捕的依据。在严密控制宗室诸王这一点上，明帝较光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幸赖马皇后为人贤慧，颇有识见，在明帝面前极言兴狱必多冤屈，又有侍御史寒朗冒死力谏，明帝才稍有感悟，宽释了千余人。可是当三年之后淮阳王刘延因生性骄奢、待下严烈，被人告发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时，明帝又一次穷治不休，司徒邢穆、驸马都尉韩光等皆受牵连而坐事下狱死，牵连致死、流徙者甚众。以致北海王刘睦警告其使者，应向朝廷说：自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刘睦深知，只有装作昏庸无知、荒淫逸乐，才能免遭疑忌。

疑忌并严密控制宗室诸王，是明帝为了强化集权、稳固自身统治而采用的手段，是他生性褊狭，好以耳目窥人隐私的表现。不过，明帝在位的十八年中，确实也有不少作为在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永平七年（64），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即遣郎中蔡愔等出使天竺（今印度）求其道。蔡愔等至月氏，得到一些佛教典籍，并邀请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一起，于永平十年（67）回到洛阳。次年，明帝即在洛阳筑白马寺，供摄摩腾、竺法兰居住，并编译《四十二章经》，是为中国传播佛教之始。

永平九年（66），崇尚儒学的明帝不仅规定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均要读经，又为外戚樊、郭、阴、马四姓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儒士授业。至于期门、羽林之士，亦悉令通《孝经》章句，甚至连匈奴也遣子入学。经明帝如此倡导，儒学便得到了较以前更广泛的传播。

发展农业生产，也是明帝考虑的问题。永平十二年（69），明帝命王景与将作谒者王吴治理黄河。黄河的治理，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黄河自汉成帝鸿嘉四年（前71）决而不塞算起，已有八十六年；从王莽始建国三年（11）决魏郡起，也已五十八年。自那时以来，河道南移，改从千乘（今山东高苑北）入海。由于没有堤防约束，河水恣意横行，下游泛滥成灾。王景、王吴组织几十万人力，先以“堰流法”修作浚仪渠，再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筑堤立水门，费以百亿计。经此番治理，黄河水患得到了整治。是时连年丰收，粟每斛三十钱。更可贵的是，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下游水患大为减少。

从永平十五年（72）起，谒者仆射耿秉屡请出击北匈奴，并提出先击白山（今天山），取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北），破车师，通乌孙诸国，并击破在伊吾之南的呼衍，然后匈奴可破的策略，得到了明帝的采纳。

永平十六年（73）二月，明帝遣祭彤、窦固、耿秉、来苗等四路出兵，进击北匈奴。然而，四路军队中仅窦固所率之一路出酒泉，至祁连山，击败呼衍王，攻取了伊吾卢城，其余三路均无所获而返。这次行动，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却为班超出使西域创造了条件。

窦固在伊吾卢置宜禾校尉，留吏士屯田，即遣假司马班超等出使鄯善。班超与吏士三十六人，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勇气概，袭杀匈奴使者，迫使鄯善王归附东汉。随即又至于阗，使于阗王杀匈奴使者而附汉。至此，自王莽天凤三年（16）焉耆袭杀王骏等五十七年之后，西域重新打通。次年，东汉政府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永平十八年（75）八月，明帝病死，在位十八年。太子刘炟即位，是为章帝。

与明帝遵奉建武制度而无所变更的做法不同，章帝即位伊始，就接受大臣的建议，着手改变明帝时的一些政策。当然，这是与他即位时的形势密不可分的。

明帝病死八月，十一月，焉耆、龟兹就攻溃了西域都护陈睦部。与此同时，北匈奴亦围攻己校尉关宠于柳中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车师则与匈奴联合攻击戊校尉耿恭。关、耿二部坚守数月，食尽穷困。朝廷正遇明帝大丧，救兵不至，形势十分危急。章帝虽调发张掖、酒泉、敦煌及鄯善兵前往救援，但结局如何，殊难预料。就在这一年，京师及兖、豫、徐诸州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

在此情势下，司徒鲍昱、尚书陈宠皆劝章帝宜改前代苛俗，实行宽刑罚，司空第五伦也上疏劝行宽厚之政。校书郎杨终则劝章帝罢西域。章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章帝在建初元年（76）诏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接着又在一年后罢伊吾卢屯兵。章帝本来还要召还班超，只因疏勒、于阗固留班超，西域才未全部落入匈奴之手。

建初二年（77），烧当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诸部起兵，击败金城太守，攻陇西、汉阳（治所在今甘肃甘谷东南）。章帝遣马防、耿恭等率军三万人前往剿杀，大破之，斩首四千余人，解除了临洮（今甘肃岷县）之围。数月后，马防再次大破羌兵，招降万余人。

章帝欲封诸舅马廖、马防、马光为侯，马太后却不许，认为凡提出这一建议者，都想取悦于自己以邀赏。她在诏书中说：外戚贵盛，很少有不倾覆的，所以先帝慎防舅氏，不让他们居于枢机之位。章帝还不甘心，再次提出请求，仍被马太后拒绝。

建初三年（78），有司又引经据典，请封诸舅。章帝以天下丰收，边陲无事，便封廖、防、光三舅为侯。马太后仍不赞成，只因章帝坚持，三人勉强接受。但他们很快就都辞位，以特进解职还家。

建初四年（79），章帝采纳杨终的建议，为了使儒学与谶纬学进一步结合起来，仿照西汉宣帝时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的做法，召集大夫、博士、郎官及诸儒会聚于洛阳的白虎观，议论《五经》异同。对不同的意见，章帝亲自予以裁决，连月始罢。最后由班固总结，写成《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一书。白虎观会议是东汉儒学思想进一步神学化的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学独尊的地位通过政治权力最后确定下来。

章帝虽非马太后亲生，但对太后却礼敬有加。太后在日，后宫安宁无事。然而马太后死后，后宫便出现了猜忌和争斗。章帝皇后窦氏无子，竟与母亲一起诬陷宋贵人姊妹，鼓动章帝废黜大（宋）贵人所生太子刘庆为清河王，并逼迫宋贵人姊妹二人自杀，另立梁贵人子刘肇为太子。然而时隔不久，窦皇后又猜忌太子肇生母及外家，时常在章帝面前谮毁梁贵人姊妹，致使章帝逐渐疏嫌。建初八年（83），窦氏又写了匿名书信，诬陷梁贵人的父亲梁竦谋反，将其害死在狱中，梁贵人姊妹也忧惧而死。

宋贵人、梁贵人姊妹先后死去，使窦皇后除去了与其争宠的对手。不久，外戚马氏也因为奢侈逾僭而得罪，马廖、马防均被逼令赴封地，仅有马光留在京师。

诸马失势以后，窦氏便更加贵盛了。窦皇后之兄窦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其弟窦笃为黄门侍郎，二人均喜欢结交宾客。尤其是窦宪，自恃宫掖声势而不可一世，自诸王、公主与阴、马诸家，无不畏惧其势力。窦宪竟以贱值请夺沁水公主园田，沁水公主虽为明帝之女，亦不敢与之相争。直至章帝发觉，怒斥窦宪，才使他大惧而有所收敛。窦宪的强横，实际上意味着东汉一朝的外戚擅权现象已初露端倪。

章和二年（88）二月，章帝死，太子刘肇即位，是为和帝。

和帝即位时年仅十岁，是东汉第一个幼年即位的皇帝。年轻的窦太后临朝，不便接触大臣，只能重用娘家兄弟协助处理政事。东汉的外戚擅权大体上就是这样形成的。当然，这也与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丞相（大司徒）一职变成徒具虚名的空衔，从而为外戚专权提供了条件，有着很大的关系。

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以侍中的身份出入宫廷，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其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环均为中常侍。兄弟四人皆处于要害之地，窦氏实际上已掌握了东汉政权。

永元元年（89），窦宪与耿秉等会合南匈奴，大举向北匈奴进攻，与北单于大战于稽落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附近），连战皆捷，斩获甚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窦宪与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记功而还。

由于大破北匈奴的显赫战功，窦宪官拜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于是窦氏权势更加炽盛。许多地方大吏常由窦氏擢拔，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朝臣震慑，望风承旨。刁猾的窦宪又把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安排为太傅录尚书事，只要有事，便让邓彪出面启奏，以掩人耳目。

然而，窦氏的熏灼权势，与日益长大的皇帝终于发生了矛盾。和帝年龄稍长，对窦氏弄权愈益不满，但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

永元四年（92），和帝利用中常侍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诛除窦氏集团在太后身边的党羽，下令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绶，遣归封国，迫令自杀，窦氏宗族宾客都免官放归本郡。和帝依靠宦官的力量，从外戚窦氏的手中夺回了权力，然而郑众也从此参预政事，并因功而受封为侯。宦官用权又由此开始。

窦宪伏诛，班固亦受牵连。班固曾著《汉书》，开创“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可惜尚未著完，即病死狱中。和帝下诏，命其妹班昭踵而成之。而此时，班固的兄弟班超作为西域都护，正坐镇龟兹，经营西域。

永元六年（94），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余人，讨伐攻杀前任都护、一直心怀二意的焉耆、危须、尉犁，杀其王侯贵族，斩首五千余级，俘获一万五千人，改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从此西域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各方面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永元九年（97），班超曾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今罗马），一直至安息（今伊朗）西界临海（今波斯湾）欲渡，若不是受阻于安息船人，是很可能顺利抵达大秦的。

班超在西域三十余年，以年老乞归，竟很久没有答覆。其妹班昭上书为之哀求，和帝感其言，乃征召班超返还。永元十四年（102）八月，班超回到洛阳，九月即病逝。

元兴元年（105），二十七岁的和帝死。邓后为了长期把持朝政，以长子刘胜有痼疾而废，立生下仅百日的少子刘隆为帝，即殇帝。邓太后临朝称制，其兄车骑将军邓骘辅政。

邓太后，名绥，乃东汉开国功臣邓禹的孙女，性孝友，好读书，常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和帝时，被选入宫为贵人，恭肃小心，谨遵法度，时时克己以下之，深得和帝嘉许。被立为皇后之后，更注意崇尚节俭，凡郡国贡献，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和帝每每想赐爵邓氏，她总是哀请谦让，由此更为和帝所敬重。和帝死后，邓太后临朝称制，又下诏减省宫廷用度，原先每年岁用二万万，自是才数千万，郡国所贡，也都减半。由此观之，邓太后确是一个颇有识见和心机之人。

次年八月，殇帝死，邓太后又定策迎立清河王之子刘祜，即安帝，时年亦仅十三岁。邓太后这一选择的目的很清楚，即希望借此继续由自己掌握大权。从窦氏的失败中，邓太后汲取了教训，比较注意抑制其兄弟子侄的过分骄纵，在控制政权方面，则更多地依靠宦官。此外，她除了并用外戚、宦官，又起用了当时名士杨震等人，希望取得士大夫的支持。尽管如此，邓氏一门仍权倾朝野。

永宁二年（121）三月，邓太后死去，安帝始亲政事，情况立即发生变化。为争权夺利，安帝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诬告邓骘兄弟及宦官蔡伦图谋废立，邓骘被遣就封国，旋即自杀，邓氏势力被逐出了权力中心。

安帝亲政后，阎皇后兄弟阎显等及帝舅耿宝，并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闰、江京、樊丰等亦受重用，并掌机要，从而短暂地形成了一种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朝政的局面。

安帝亲政期间，政治明显败坏。外戚与宦官互相勾结，属托州郡，倾动大臣，招徕海内贪污之人，恣意收受贿赂。甚至随意假作诏书，借此胡作非为。

延光四年（125）三月，三十二岁的安帝病死在南巡途中。随行的阎皇后与阎显兄弟及江京、樊丰等密谋，为防不测而秘不发丧，匆匆赶回洛阳后才对外宣布。阎太后临朝，废太子刘保因系宫人所生，不得立为继嗣。太后欲久专国政，谋立幼儿为帝，乃与阎显等定策，迎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阎显依恃其妹皇太后的声势继续掌握大权，阎氏兄弟并处权要，威福自专。

然而好景不常。同年十月，刚刚坐了几个月皇位的刘懿病死。另一派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聚谋，乘机发动突袭，共斩江京等人，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兄弟被捕下狱诛杀，阎太后被迁出皇宫，显赫一时的阎氏就此倒台。而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则因拥戴有功而皆得封侯，宦官的权势大为增长，皇帝则完全成了外戚宦官相互争斗中的傀儡。

顺帝即位以后，以孙程为首的宦官颇受恩宠，参预政事，且飞扬跋扈，颐指气使，遭到了士大夫及外戚的不满和指斥。而顺帝随着年岁渐增，也有意扶植外戚势力以求得各派力量间的平衡。

阳嘉四年（135）二月，御史张纲上书顺帝，反对听任宦官以养子袭爵的做法。顺帝未置可否，但不久就任命梁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东汉一代，从和帝即位时开始，母后临朝，外戚执政，每假兵权以自重，而大将军遂为最高之官。所以，顺帝以梁商为大将军，其扶植外戚之意是不言自明的。

梁商出任大将军一职，是梁氏凭借外戚身份执掌大权的开端。不过，由于从掌权到专权需要有一个过程，也由于梁商为人柔和自守，梁氏的权势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永和六年（141）八月，梁商病死。顺帝不听其临终前关于丧事从简的遗言，亲临致哀，举办了高规格的葬礼。丧事刚刚办完，立即以梁商之子梁冀接任为大将军。梁冀其人，顽嚣凶暴，早已名声在外，一旦继其父为大将军，更是骄横跋扈。外戚梁氏的势力逐渐朝登峰造极的方向发展。

梁冀兄弟的专横纵恣，引起了士大夫们的反感。汉安元年（142）秋，东汉朝廷派遣侍中杜乔等八人分头巡行州郡，监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张纲也在出行之列。然而张纲独不受命，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公开宣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并劾奏梁冀兄弟以外戚蒙恩，专权纳贿，结党营私，条陈其“无君之心”十五事。张纲的行动，震动了整个京城。当时梁皇后宠幸正盛，诸梁姻戚充斥朝廷，顺帝虽然知道张纲所言忠直，却不能予以采用。杜乔等人至州郡后，所劾奏的也多为梁冀或宦官的亲党，但结果都不了了之。

建康元年（144）八月，顺帝病死，时年三十岁。年仅二岁的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梁皇后被尊为太后，临朝称制。如此一来，梁冀的权势更是炙手可热了。这年九月，朝廷诏举贤良方正之士，凉州将家子皇甫规亦在其中。策问时，皇甫规劝告梁冀兄弟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一番话激怒了梁冀，评定皇甫规为下第。在皇甫规托病归乡之后，州郡又秉承梁冀旨意，几次要陷其于死地，沉废在家十余年。梁冀之专横，于此可见一斑。

冲帝继立不及一年而死，梁冀又与梁太后定策，选立年仅八岁的刘缵为帝，是为质帝。质帝虽然年幼，人却颇为聪明。他看不惯梁冀的专横跋扈，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朝臣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为梁冀所深深厌恶，竟派手下用毒饼将质帝毒死。

质帝死后，梁冀以议立帝事询问朝臣。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均以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皇帝。可是梁冀一党则因为蠡吾侯刘志娶梁冀妹，坚持拥立刘志即位。双方争执不下，梁冀竟气势汹汹地要挟威逼。胡广、赵戒等人无不畏惧改口，纷纷表示唯大将军命令是从，独有李固、杜乔坚持原议不变，结果均被梁冀诬陷下狱致死。梁冀与宦官曹腾合谋，扶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刘志为帝，是为桓帝。从此，梁冀威行内外，百官侧目，莫敢违命，皇帝也恭谨而不能有所亲预。当时，朝廷的大小政事，皆由梁冀决断；百官的升迁任免，都得先到梁冀家中谢恩；地方州郡贡献的物品，先要把最好的送给梁冀，其次才献给皇帝。梁冀的专横暴虐，可谓达到了极点。

梁冀一门的贪暴残忍，胡作非为，激起了一片咒骂之声。梁冀之所以能横行无忌，靠的是两个妹妹一为皇太后，一为皇后。但当两个妹妹先后于和平元年（150）和延熹二年（159）死去之后，梁冀便失去了靠山。桓帝虽然无能，而且又是梁氏所立，但对于梁冀一手遮天、自己名为皇帝却不能有所干预的状况毕竟愤恨不平，只是碍于梁皇后的情面而难以发作。所以，梁皇后一死，桓帝当月就秘密召集了平时素与梁冀兄弟不睦的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个宦官，经过一番密谋，把梁氏一门无分长幼，都斩尽杀绝。梁冀专权二十四年，梁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卿相尹校共五十七人，成为外戚执政的极盛时期。

梁氏灭门之后，宦官独揽了大权。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因参与谋诛梁冀之功而同日封侯，世称“五侯”。自此权归宦官，朝政日乱。五人执政之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骄横跋扈，丝毫不逊色于梁冀。单超早死，其他四侯专横更甚，当时人称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足见其气焰之嚣张。

桓帝本想借助宦官之力摆脱梁冀的控制，然而在诛灭梁氏之后，又被宦官所挟制，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学生的愤怒。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公开揭露宦官执政导致的财货公行、政化日损，触犯了宦官们的忌讳，被逮捕下狱。弘农郡五官掾杜众对李云以忠谏获罪深表同情，并且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李云、杜众及先前被梁冀诬陷而死的李固、杜乔的斗争，得到社会上的普遍同情，前后两“李杜”之名，声满天下。

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的现状，令官僚士大夫们忧心忡忡。他们反对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修补樊篱，维系东汉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一大批太学生也对宦官专权堵塞了他们进入政权的正常途径而强烈不满，拥护和支持打击宦官集团的斗争。于是，官僚、太学生与宦官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出身于衣冠望族的李膺成为著名的领袖人物。他在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官而被捕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又把贪残无道、畏罪藏匿的野王令张朔从其兄宦官张让的家中搜出处死。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大，士大夫把得到他的接待称作“登龙门”。以李膺、陈蕃等人为首的反宦官斗争，也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

延熹九年（166），宦官集团发动了一场镇压官僚、太学生的大规模行动。他们唆使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共为部党，谤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震怒，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杜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并且布告天下。第二年，由于士大夫的奋力营救和迫于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才释放党人，赦归田里，但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桓帝病死，皇后窦氏尊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定策迎立解渎亭侯刘宏，是为灵帝。太后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因事机泄露，宦官曹节、王甫抢先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等人也相继被害。

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均死于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徙、废、禁者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讥刺宦官曹节等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借机又一次四出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又以灵帝名义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一概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把反对宦官集团的正直官僚和太学生网罗殆尽，宦官完全把持了政权，标志着东汉政治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官吏贪残，横征暴敛，人民苦难日深。加上因多次镇压羌族人民的反抗，造成兵役连年、死亡流离的恶果，东汉政权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光和元年（178），灵帝初开西邸卖官，公开卖官的价格，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于西园立库贮之。如此举措，不仅丝毫无补于朝廷财政的枯竭，反而加剧了当政者的奢靡腐朽，社会矛盾更趋激化，终于导致了黄巾大起义的爆发。

光和七年（184），张角兄弟在利用太平道进行了十余年的组织发动之后，三十六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人称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二弟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旬月之间，天下响应。黄巾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三个地区，进攻的矛头直指洛阳。

黄巾起义的爆发，令东汉朝廷非常惊慌，急派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调集大军防守洛阳周围各要塞。同时命令皇甫嵩、朱、卢植、董卓等将领率军镇压颍川、冀州的黄巾军。东汉政府又下令解除党锢，协力对付黄巾军。

黄巾军虽然作战英勇，但由于缺乏训练，毫无作战经验，加上战略部署不当，在经过九个月的激烈战斗之后，各支主力先后失败。东汉政权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州郡大肆诛杀，一郡至数千人。

黄巾军的几支主力虽然相继失败，但各地农民起义并未因此而止息。中平二年（185），张牛角、褚飞燕、张白骑、眭固等十多支义军同时奋起，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此外，韩遂、马腾等地方割据势力也乘机攻杀东汉地方官吏，抢占地盘。因此，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但是东汉的整个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东汉朝廷控制全国局势的能力大大削弱，而各地豪强地主却在围剿黄巾军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实力，突出者如曹操，在打败青州黄巾军后，将其精锐改编为青州兵，由此在中原地区异军突起。经过一番混战，军阀割据的局面已经初露端倪。

面对如此局势，东汉的一些官吏纷纷为自身着想，谋划着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平五年（188）三月，太常刘焉为谋求去益州任职，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加重州郡官吏之权。朝廷接受了刘焉的提议，选任列卿、尚书为各地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开始。东汉政策的这一变化，又对军阀割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皇子刘辩继立，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外戚何进则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袁隗一起参录尚书事。

灵帝尚在之时，何进即遭到宦官蹇硕疑忌。灵帝死后，他又险遭蹇硕暗算。因此，何进一旦执政，即密谋诛除蹇硕。蹇硕惶恐不安，欲与中常侍赵忠、宋典等抢先下手，却因事泄而被何进诛杀。

袁绍劝说何进尽除宦官，以免重蹈当年窦武的覆辙。可是却遭到何太后的阻挠，延宕而不决。袁绍又出谋划策，建议多召四方猛将豪杰，使之率军前往京城，借此胁迫太后。何进竟不顾陈琳的谏阻，征召野心勃勃的董卓领兵进京。

董卓闻召，立即出发。进至渑池，何进又生狐疑，派人制止董卓继续进军。如此反反复复，尽除宦官的计划早已泄露。中常侍张让、段珪等不甘束手就死，遂诈传太后诏令，将何进骗入宫中斩杀。

消息传出，司隶校尉袁绍即与叔父袁隗领兵收捕宦官，无论少长，一概诛杀。前后被杀者二千余人，甚至连不长胡须者也被误杀不少。曾经长期操纵东汉政局的宦官集团，至此被诛杀殆尽。

宦官集团方除，董卓已领兵进入洛阳。他担心自己所率三千步骑过于单薄，先是归并了何进等人的部曲，接着又暗中唆使丁原的部属吕布杀了丁原，吞并了丁原的军队。待到兵力大增以后，董卓即逼迫朝廷罢免了司空刘弘，而由自己取而代之。

九月，经过这一番布置，董卓便借口少帝愚暗，不顾群臣的反对，废少帝为弘农王，改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献帝。经此废立之举，董卓大权在握，自任为太尉，不久又自任为相国。

董卓生性残忍，一旦专政，据有朝廷甲兵、珍宝，威震天下，恣意横行，为所欲为，甚至纵容士兵在京城打家劫舍，剽略财货、女子，弄得人心惶惶，一片怨恨之声。

董卓进京后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袁绍、曹操等一大批官吏的愤慨，纷纷准备起兵讨伐董卓。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皆起兵以讨董卓，公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韩馥、孔伷、刘岱、张邈、桥瑁、鲍信、曹操、袁术等，众各数万，分路进讨。

面对着关东州郡的一致声讨，董卓不敢正面交锋，决定放弃洛阳，迁都长安。满朝公卿都不愿西迁，可是慑于董卓淫威，不敢表示反对。在胁迫献帝西迁时，董卓捕杀京师富家，没收了他们的财物，并驱徙长安百万百姓，一时步骑交杂，竞相践踏，饥饿寇略，积尸盈路。临行前，董卓又下令焚烧宫庙、官府和民居，二百里内，室屋荡尽，鸡犬不留。还指使吕布发掘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掠其珍宝。

董卓把献帝挟持到长安，而以大军屯驻潼关之外，意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中原豪强便以讨董卓为名，乘时蜂起。天下大局，遂转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汉献帝此时虽然依旧在位，但东汉王朝实际上已经等于灭亡了。直到公元220年十月，献帝禅位于曹丕，东汉在形式上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