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起源论

荆楚历史条件

促使楚辞产生的各种因素在屈原时代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楚的早期发展和兴盛史有关，因此，了解并探讨楚在怀王之前走过的历程，对深入了解楚辞的产生甚有裨益。

楚在屈原之前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先楚至楚成王前，作为南方一弱小“蛮夷”，始与殷商往来，继受周封，立楚国，为“荆蛮”时期；楚成王后，由于楚人长期奋斗和楚君励精图治、征伐列国，政治、经济、军事均逐臻强盛，进入“楚霸”阶段，霸势基本维持到怀王前期。下面，分别就“荆蛮”与“楚霸”两个时期的历史状况及特点作一阐述，看它们对楚辞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因素。

一、“荆蛮”时期

此段历史我们首先须辨明：楚究竟由何人所建？一种看法认为，楚系北方殷人南下后所建。由历史记载看，此说有误。《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尚书·吕刑》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帝王世纪》云：“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有关上述这段历史，范文澜《中国通史》上有一段比较清楚的说明：

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先进入中部地区。……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械斗，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黄帝也请天女魃下来相助。这些荒诞的神话，暗示着这一场冲突非常激烈，结果蚩尤斗败被杀。九黎族经长期斗争后，一部分被迫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留有“黎氏”的名称。

那部分退回南方的人仍不服，帝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史记·五帝本纪》），“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帝王世纪》）。这里，“三苗”即“有苗”，与楚人属同一祖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曰：“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说明三苗之地与楚地属同一区域。又，苗、蛮古音同，《广雅·释诂》曰：苗、蛮均训。苗、蛮属异名同族，原居中国南部。这就形成了三苗—有苗—楚的发展线索。另，《国语·郑语》载史伯答郑桓公曰：“夫荆子……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故命为‘祝融’……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楚语》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可见，重黎是楚人的先祖，三苗从黎氏发展而来，是重黎的另一支重要后裔。这就证明了楚和三苗的祖源均为重黎，而重黎是颛顼的后代：“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史记·楚世家》）这与《离骚》所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正相合。

那么，由黄帝是北人祖先，高阳是黄帝之孙，楚人是“高阳之苗裔”，是否可推断楚人为北人的后裔呢？答曰：否，因为此推论疏忽了重要一点：黄帝是上古传说人物，他不但是北人祖先，而且是东南西北四境各族人的共同祖先。《山海经》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生若水，生韩流……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头，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大荒北经》）“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北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大荒西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海内经》）可见，如单从黄帝是北人祖先臆断楚人为北人后裔、楚由北人南下所建，难以使人信服。

是否可由“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推断丹阳为楚都，从而认为楚由北人所建呢？笔者认为，此种说法也难以成立。熊绎前，楚已在荆山一带建国，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丽是绎祖，雎是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王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墨子·非攻下》云：“昔者楚熊丽始封此雎山之间。”熊丽是鬻熊之子，熊绎之祖父，雎山在丹阳东北，居荆山地区范围，可见，至少在熊丽时，楚已建国于荆山一带。另外，熊绎所居丹阳，即尧时有苗氏所居之“丹水之浦”，是个地区，不是都邑。即此可以说明，楚确非北人南下所建。

以上所记，另有考古发现可资佐证：

“江汉流域具有南方特色的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晚于屈家岭文化的一个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又有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湖北龙山文化”，这些文化，“在地层上有直接的叠层关系和文化内涵的承继关系”，它们的“文化遗址分布的主要范围，恰好与楚文化的范围大体一致”，“很可能是楚的原始阶段，即楚的先身”。这就又从考古发掘上下了结论：楚人是土生土长于南方的民族。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作出如下推断：楚人是长期生活在南方的落后民族（这样说并不排斥它的组成中可能有其他地区融合而入的成分），因为发展迟缓，原始远古传统保存较多，这就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楚辞产生的可能性，以及楚辞（包括楚文化）的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另外，由于楚系楚人自己所建，它不同于北方的发展史，因而楚在相当长时期内曾不断遭到北方民族歧视、欺凌与征伐，它在客观上促成了楚人的发愤图强，这与楚辞的题材内容又有了一定的内在联系。

楚与北方的关系，即受歧视、遭征伐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殷商时期。其时，楚与殷商开始有往来，但这种往来，常常是楚遭欺挨凌。《诗·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朱熹《诗集传》云：“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苏氏曰，既克之，则告之曰：尔虽远，亦居吾国之南耳。昔成汤之世，虽氐羌之远，犹莫敢不来朝。曰此商之常礼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第二阶段，西周时期。《史记·楚世家》载：“鬻熊子事文王。”说明周文王时，楚已被周人称为“子”，以“子”地位归附周。同类记载尚有《周本纪》，曰：“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1977年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出土西周初年的甲骨文中有“曰今秋楚子来告”。到周成王时，熊绎正式接受周封号，《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但这种受封，其实还是一种形式，楚仍受北方歧视，最明显的例子即是所谓的“与鲜牟守燎”，《国语·晋语》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楚因仍属“蛮夷”，故不能参与盟会，只可“置茅”、“设望表”、“守燎”。又，《诗·采芑》有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楚人的如此境遇，促励他们不得不奋发图强，熊绎、若敖、蚡冒等几代君主“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

说到楚人“辟在荆山”，有一个问题在此似不可不辩。郭沫若《屈原研究》有云：“荆是楚以外的人对于楚国的恶名，楚人自己是决不称荆的。”此说似不确。虽然，《春秋》一书中载及楚时，前部写荆，后部称楚，以明示北人在早期曾蔑视楚而卑称楚为荆。但细辨荆、楚两字，实属异字同义，《说文解字》所载可一证：“荆，楚木也。”“楚，丛木，一名荆也。”而楚称荆，并非楚以外之人对楚之恶名，而是荆山在楚境内，故楚也称荆。况且，楚人自己实际上并不忌讳“荆”字，且不说“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更有甚者，楚人还自称“蛮夷”，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曰：“我蛮夷也。……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试想，“蛮夷”敢自称，难道还忌讳“荆”吗？还是俞樾《宾萌集·释荆楚》说得好：“楚之见于《春秋》也，始于庄公之十年，其称曰荆。至僖公之元年，乃始以‘楚’称。……夫荆与楚一而已矣。《说文》曰：‘荆，楚木也。’又曰：‘楚，丛木。一曰荆也。’然则荆楚本无异义。……若以书荆书楚为有异义，凿矣。”

“荆蛮”阶段的最后时期，即西周晚期，楚与周往来频繁，周穆王三十七年，“荆人来贡”，周厉王元年，“楚子来献龟贝”（《竹书纪年辨正》卷三）。但此时的楚，已非昔日纯属可欺之邦，而是羽翼逐渐丰满了。周昭王时，亲率军队南征伐楚，结果六师丧尽，自己亦溺水而死。穆王时，又南征，亦无战果。而楚则在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江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熊渠后，楚又征伐小国。武王卒，文王即位都郢以后，楚真正开始逐步强盛，结束了“荆蛮”阶段的历史。这一阶段的历史既反映了楚与北方的往来，其中多半是楚的落后、弱小而挨欺，然也同时增进了南北方的交往，这对楚接受北方文化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楚霸”时期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荆蛮”期，对楚辞形成其鲜明的民族与地方特色、接受北方文化成分起了一定作用，那么第二阶段的楚的霸主强盛史，为楚辞的内容与题材从另一角度提供了有形无形的素材。

从楚成王开始，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自成王到庄王，楚势迅速趋向鼎盛。成王分别伐许、灭英、伐黄、伐宋等小国，逐步扩大地盘，到庄王时，“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左传·定公四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郑林，绵之以方城。”“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淮南子·兵略训》）最能说明楚的强大的，是庄王问鼎之事，《史记·楚世家》载：“八年，（楚）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郑。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以后，“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国语·楚语》），“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此时的楚确成了天下一霸，“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战国策·楚策》）。“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资治通鉴·周纪》）

楚国为何能在较短时期内迅速由弱致强呢？从诸方面考察，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

其一，楚人从早期开始即在君主熊绎、若敖、蚡冒等人率领下“跋涉山林”，艰苦奋斗，发愤图强。

其二，楚在一百多年内四出征伐吞并诸侯小国，使疆域大大扩展，辽阔的幅员为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荆阳，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盐铁论·通有》）

其三，对被征服之国，实行“安抚”、“和协”政策，存其宗庙，用其贤能，抚其臣民，宽容蛮夷，并在此基础上首建中央集权下的行政区域县。

其四，楚史上出现了一些贤明君主，如楚庄王、楚悼王等，这是楚国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梁启超《国史研究六篇·春秋载记》曰：“成王享国最久，盖四十六年……继之者……皆雄鸷能善用其国，而庄王最贤。晋国代有名卿，而楚国代有名王，世卿专政，为中原诸国通患，楚独无之，此其所以久雄强而最后亡也。”这里特别指出了“代有名王”之因。这当中楚庄王的任贤纳谏、治国有方，楚悼王的任用吴起变法，确是楚国历史上著名例子。

其五，北方周室衰微、平王东迁，周统治力削弱，使楚乘机可迅猛发展。

其六，楚民族开疆拓土，“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力求建夷夏混一大国，有助于民族融合、社会发展，促使楚能迅速发展、繁荣。

以上我们分别对屈原之前的楚国历史按其自身发展的阶段，作了一番阐述与分析，我们发现，这段历史与楚辞的产生及其内容、主题的构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第一，楚人为什么会具有异常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豪感（包括屈原），其原因与楚人长期受欺凌、遭歧视有关，与楚人发愤图强、不畏艰险奋斗，并使楚由弱小而变强大有关。正由于他们是从昔日受歧视的弱小之邦变为强盛之国的，因而对故土的感情就显得分外真切、强烈，这大概就是屈原为什么会写作《橘颂》、《国殇》等诗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会创作《离骚》，充分抒发自我热爱楚国楚人民情感的原因之一。

第二，正由于楚国历史上有过由弱转强的先例，加上楚国在战国初、中期所拥有的辽阔疆域、丰饶物产，才会促使屈原萌生希图由楚来统一天下的美政理想，倘无此先决条件，屈原怕很难产生这种一统理想，并为之孜孜奋斗。

第三，楚国历史上有过贤明君主，他们为楚国的强盛作出过贡献，这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或开导了屈原，使他会将理想实现的厚望深深寄在君主身上，直至沉身于汨罗江，以尸为谏。

第四，楚在逐步强盛过程中征伐吞并了四围许多小国，这些小国归并楚后，它们的风俗文化无疑也会同时传导给楚地、楚人（反之亦然），这对楚文化来说，增加了内容与色彩；表现在楚辞中，这方面虽不明显，但也或多或少可以分辨，如比较突出的，楚歌中的《越人歌》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