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序
在今日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条件下，应该对先秦文学与文化进行集中的、系统的、更深入的研究。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一般说来，距当今社会越近者，与当今社会的共同性越多，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便越大，借鉴意义也越大。但是，先秦时期既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它对后代在文学和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此后任何一个时代不能与之相比。
在学术领域的情形是，从古到今，有关这一段的研究最多（包括经学范围内的论著），但近代以来学者同古代人们的看法之差距却最大，而且近代以来学者之间争论亦最多，分歧也最大。读读《古史辨》以来的有关论著，便可以明白。至于文学史著作，先秦一段似乎只是同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并列的一个时段，同各朝分体论述的情形一样，大多分为“《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四大部分，有的在前面加上“概述”或“原始歌谣与神话”，后面带上“秦代文学”。而事实上，就中国文明史言之，秦以前的一段同汉以后一段时间大体相等
。先秦时代没有摄影、录音、录像设备，我们对先秦时两千年社会的认识，除了有关史书、诸子著作之外，一靠地下出土的材料，二靠当时留下来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仅是当时社会的反映，也是当时人们心灵的反映。一部文学史，便是一部心灵史。至今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观念，认为先秦时代没有纯文学。《诗经》中的三百多首诗难道不是纯文学？世界各个民族中，文学不同体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一般说来，诗歌都是产生最早的。我国西周末年宣王时代即产生了以召伯虎、尹吉甫、南仲、张仲为代表的中兴诗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群体，这也是很多学者未能想到的。
我们要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必须对先秦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各方面有一个科学、明晰的认识，既消除种种盲目信古的谬说，也克服一味疑古的心理与思想，从而对它们作科学的、更为细致的研究。
百年来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及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已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即使是“疑古派”学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也对我们彻底地清理理论场地、对不少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抛开各种旧说的束缚而从头做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文字资料，更使我们有可能弄清前人无法弄清的问题，纠正前人的某些错误，解决一些历史的悬案，补出某些历史的缺环。
我们的先民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在距今六七千年的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中已发现铜片）。在仰韶文化中期已出现中心聚落，表现出明显的阶段、阶层的差异，有的大墓葬中还有象征着权威、武力、生杀大权的玉钺。到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分化更为明显。如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出现了建筑规格甚高的原始殿堂。可见，当时已确立了强制性权力系统。而阶段或阶层的存在，强制性权力系统的确立，是国家形成的标志。炎帝族、黄帝族争战于阪泉，黄帝族、蚩尤族争战于涿鹿，以及颛顼、共工之战，实际上就反映了在一定王权之下，各部族间为扩大势力，争得更多生活、生产资源而进行的战争。当时的帝（部族集团的首领）或由各部族首领协商确定，或由上一任的部族集团首领提名确定。与由选举产生的制度相比，逐渐带有强制确定的性质，已为以后的世袭王权奠定了基础。《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和《吕氏春秋·行论》有类似的记载。《韩非子》中言鲧因反对传于舜，尧“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并说时舜为“匹夫”，说明舜此前在部落集团中并无高的地位。尧为什么不顾其他首领的反对而一意传位于一个并无地位的人呢？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继位者完全听他的话，维护他的利益，包括他的声誉。而《史记正义·五帝本纪》引《竹书》，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或者是尧初言传于舜只是一个姿态，本意是要传于儿子丹朱，后来舜在培植了自己的势力之后强取之；或者尧虽打算百年之后传于舜，舜等不及，因而抢班夺权。总之，“尧舜禅让”乃是儒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改造了的历史，其实当时已开始了家天下的前奏。禹的宣言传位于益，而实欲传于子，表现得更为明显。《韩非子·饰邪》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一个部落的首领或曰酋长因朝会迟到而被杀，帝（君主）的地位如此之威严，其法令如此之峻急，则其个人与家族的势力到了怎样的程度，便可想而知。古代文献中说禹年老之后在部落集团会议上提出继承人的问题，大家推举皋陶，但皋陶早死。后又推举了益。其实这时推举帝的继承人在禹来说，只是因袭旧制度与习俗进行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他将天下传于自己儿子启已经是水到渠成，只需交接的过程了。《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淮南子·齐俗》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高诱注：“有扈……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启亡之”言启灭了有扈氏。）《尚书·虞夏书》中有《甘誓》，即记启灭有扈氏之事。
扫除儒家所散迷雾，由古代文献即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从炎黄时代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而近几十年地下挖掘的资料，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文化的正确认识，也有利于对“轴心时期”我国文化的繁荣及各种思想的来源、形成与发展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远古时代由于人类无力治理河道，洪水暴发会淹没平原地带居民的房屋等生活资源，故先民多居于丘陵地带。西北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远祖生存栖息地之一。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如一年四季的变化，洪水的发作、消退，果实谷物的生长、成熟等）的逐渐掌握，防止河患能力的增强（局部的围堵、疏通等），人类慢慢向平原地带发展。古代传说伏羲“生于仇夷，长于起城”，“徙治陈仓”（《路史》。其说本荣氏《遁甲开山图》，见《路史·后纪一》罗苹注引），正说明了远古氏族生存、迁徙的一般状况。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7800年，已发现绳纹，则作为八卦前身的结绳记事，具有了产生的基础。那么，作为远古时先民记数、记事、判断吉凶的“八索”，也应该已经形成。这就是八卦的前身。周人使用八进位制，这就同“八索”有关。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用十进位制，因为人的两手共十个指头，是人类最早的、与生俱来的计算工具；有的民族用十二进位，因为一年十二个月，这种进制起源于对一年十二个月事件的记载。周人最早用八进位制，涉及度、量、衡、历算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文献中有大量证据，只是学者们熟视无睹懵然不知而已。如：
“八尺曰寻，倍寻曰常”（《考工记·庐人》郑玄注，《左传》成公十二年杜预注），“八寸曰咫”（《国语·鲁语下》韦昭注）。《说文》：“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周尺也。”明言“咫”为周尺，则“八尺为寻，信寻为常”，也是周人度制。
《国语·周语中》韦昭注：“十六斗曰庾。”又出土战国金文中有“
”字，学者们多释为“半”，实误。此乃是半庾之义，即八斗，为周人衡制之单位。八斗曰
，倍八曰庾，略同于长度单位之“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又据《仪礼·丧服》注，二十四镒为一升。二十四也是八的倍数。则八进位制在量制中也自成系统。
《汉书·律历志上》：“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又据《孟子·公孙丑下》：“一镒是为二十四两也。”
周人的八进位制在历算中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湖北云梦出土秦简《日书》中的《日夕表》，便是将一天分为十六等分。一年中日、夕的变化，从“日六夕十”到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日五夕十一”，再恢复到“日六夕十”，按月变化，直至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日十一夕五”，再又一月月向日短夜长变化。秦人发祥于今甘肃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天水西南之地，周人最早发祥于陇东马莲河流域。后来周人东迁，秦人有周岐以西之地，“收周余民而有之”（《史记·周本纪》），形成周秦文化的交融，则秦人在某些方面也采用了周人八进位制。
“八节二十四气”民间至今十分重视，十六两为一斤，这种衡制一直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半斤八两”这句俗语至今活在语言中。则可见周人八进位制影响之深远。“八卦”的变化规则、卦爻辞及对这些进行解说的《易传》，组成《周易》。不仅八卦，整个《周易》的理论框架也同周人的八进位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八八六十四，为重卦，在远古周人应是整数。《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这是《周易》哲学体系中有关阴阳学说的基本概念。《周易》的很多理论基于此。
“八卦”固然是用来占卜的，但它起于记事，而且影响了我国上古时代的度、量、衡、历算等同生产、生活、科学研究密不可分的各个方面，又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充满了辩证思想的阴阳学说虽然其产生同我国先民从远古即主要以农业生产（由采集农业到种植农业）有关，但其系统化为一种思想方法，也应同起于“八索”的“八卦”从一开始即以奇偶示吉凶有关。中华民族美学思想中的“对称美”以及“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也无不与《周易》及其前身有关。与传说的伏羲时代相当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已发现刻画符号，这既是文字的滥觞，也是后代八卦形成的基础。今天我们看到的八卦卦画，是产生较迟的。由八索到今日之卦画之间，是数字卦，作连山形，用“一”、“五”、“六”、“七”、“八”这五个数字组成。为什么没有“二”、“三”、“四”？因为这几个数在上古分别用两个、三个、四个“一”重叠来表示。恐相互间不易识别，故奇数有三个，而偶数只有两个。当时五作“×”，六作“∧”，七作“十”，八作“八”，竖写如连山形。这其实就是古代文献中说的“连山易”。至今有不少学者对八卦的形成，八种卦画的来源以及“连山易”作出种种完全出于猜想的解释，其实都是向壁之说。
在上世纪的数十年之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学者们多能上溯至先秦时《易》、《书》、《诗》、《礼》、《春秋》，而能更上求其形成之基础与根源者并不多。研究儒家上至孔子为止，研究道家上至老子为止，研究墨家上至墨子而止，研究兵家上至孙武为止。其实，这些学术祖师的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老子上承容成，孔丘上承周公旦（当今学者多改为“姬旦”，误。先秦时男子称氏不称姓。秦始皇亦当称“赵政”，而不当称“嬴政”，新出土文献已证明之）。这样看来似乎中国文化发轫于春秋时期，此前似乎是一片空白。这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不适应的。近若干年中，李学勤等先生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的研究，张光直、余英时、陈来等对“前轴心时代”的探讨，使人们对我国春秋中期以前的历史有了较明晰的认识，在《周易》、《尚书》、《诗经》及《逸周书》、《国语》、《左氏春秋》、《楚辞》、三《礼》等文化元典的研究方面，在先秦诸子的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先秦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以至科技史、逻辑学等，一百多年来产生了大量具有开拓性、具有创见的论著。总的说来，成绩是巨大的。但应该重新研究、重新审视的问题尚多。在上下贯通、溯源辨流、打破旧有的藩篱、更准确地恢复历史真相方面，还有些工作可做；在消除经学、旧史学的束缚，同时又打通学科的界线，对先秦一些文学、文化现象作新的审视方面，也有些工作可做。因此，我们准备出一套《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如前所言，甘肃是伏羲氏发祥地。伏羲氏是远古一个氏族，有氏族就有氏族首领，所以在长久的传说中伏羲是指一个具体的人。关于这个氏族的延续迁徙情况，我们先不说，但文献中说的伏羲时代，确实代表了我国史前社会种植农业繁荣以前，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一个时代。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天水西山坪一期文化、天水师赵村一期文化，都早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包括天水师赵村、秦安王家阴洼、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在内的不少文化遗址中，保存着丰富的仰韶早、中、晚各期文化，上世纪20年代以前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的马家窑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2050年），以及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大体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齐家文化，为弄清中华民族早期阶段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庆阳县董志塬、韩滩庙嘴等处的商代遗存，陇东灵台、泾川、崇信、合水、正宁、宁、庆阳等县，及天水、陇南一些县的大量西周文化遗址，以及布于甘肃很多地方的春秋战国文化遗址，如辛店文化（因1924年在临洮县辛店村首先发现而得名）、寺洼文化（因1923年在临洮县寺洼山首先发现而得名）、沙井文化（因1924年在民勤县沙井村首先发现而得名）、四坝文化（因1948年在山丹县四坝首先发现而得名）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和民族交融过程。尤其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秦早期先公先王及贵族墓葬群，使我们对秦国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状况有了清楚的认识。周人、秦人都发祥于甘肃，都先后达到不同程度的统一局面，从而形成周王朝与秦王朝。周代的礼制、文化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秦王朝通过实行郡县制及“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统一，其政体亦影响以后两千余年。而周秦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孕育最久、流传时间最长、传播最广的牛郎织女传说，并形成一个“七夕”节。这都是以前学者们未能注意到的。
近几年来在甘肃和全国很多地方出土大量刻画符号、陶文、文字资料及实物资料，不只是解决了一些学术上的历史疑案，使我们在有关先秦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所持的观念大大转变。在今天新的条件下，以一种新的观念来解读先秦时文学、文献，可能会发现以往不曾注意到的问题。
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经我省领导关心，于2008年在原西北师范大学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由省内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组成，而仍附设于西北师范大学。本省和学校领导对中心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一定共同努力，在这一套丛书中推出一些有价值的论著，以与学界朋友共商。希望得到学界朋友的批评与帮助。
2010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