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论

屈原思想辨析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屈原研究》中曾对屈原的思想成分中有无道家影响提出一种看法：“最可注意的，他（屈原）虽是南人，而于道家的虚无恬淡、寂寞无为的学说却毫没有沾染。（《远游》那一篇本有这种臭味的浓厚表现，但那并不是他的作品。）”

郭老此论是否有些武断？联系屈原的思想构成，我们试作一番剖析。

先看儒家思想对屈原的影响。对此郭老是持肯定观点的，他认为，用屈原作品中的诗句来概括，儒家思想对屈原的影响表现为：

1．重仁义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2．怀忠贞 “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诵》）

3．爱民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

4．举贤能 “举贤而授能兮。”（《离骚》）

5．尚修身 “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另外，屈原作品中提及的他所景仰的圣贤人物，如尧、舜、禹、汤、文王等，儒家典籍中均习见；屈原所称道的前人，如伯夷、伊尹、彭咸等，孔子、孟子亦均曾赞誉过；因而淮南王刘安赞屈原《离骚》曰：“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指兼《国风》、《小雅》）王逸曰：“《离骚》之文依五经立义。”（《离骚序》）戴震曰：“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屈原赋注序》）

然而，认真推敲、比照，郭说与王逸等人之评判均有欠全面之处。屈原其实并非一个纯儒家学者，他思想上虽有受儒家影响一面，却并不受其拘囿，刘勰对此看得比较清楚，他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既指出了楚辞与《诗经》（儒家经典）有“四同”，也同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四异”，这“四同”无疑应当属于受儒家影响的结果，或称继承发展之果，而这“四异”则显然是自我发展、独立风格的产物，非如此，刘勰恐不会说“虽取镕经义，亦自铸伟辞”。细作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屈骚中虽然称道尧、舜、禹等儒家圣贤，但其内涵却是：仿效只是手段与途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楚统一天下的理想；学习尧舜的“举贤授能”，其旨在希望君主真正任用志士仁人，完成兴楚大业。同时，屈原实际上所信奉的一套，与儒家所宣扬的一套毕竟有所不同：儒家信“天命”，屈原大胆怀疑“天命”，写下了《天问》一诗；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屈原作品中大量吸收、运用了神话传说，尤以《离骚》、《天问》等诗为甚；儒家虽有“民为贵”（孟子语）一面，却又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的另一面，而屈原则真心爱人民，始终关心民生疾苦，《抽思》曰：“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哀郢》曰：“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离骚》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可见，屈原虽受儒家思想影响，并化为自身思想之组成部分，但他并非一个纯儒学者，他对待儒家思想有他的目的性，采取了既吸取又舍弃的独特方法；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其尸，这在儒家看来是大逆不道，而屈原却称赞伍为忠臣，亦可为一证。

屈原是否曾濡染道家思想？我们可从几方面作分辨。南方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这是首先不可忽视的。老子是楚人；庄子虽是宋人，却多次到过楚；《老子》、《庄子》两书均产于楚。除此外，楚人道家著作尚有：《蜎子》十三篇、《长卢子》九篇、《老莱子》十六篇、《鹖冠子》一篇（据《汉书·艺文志》），生于楚、长于楚的屈原对这些能毫无沾溉？（注意，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屈原之前或其时。）且看屈原作品中表现道家思想之处。《离骚》有云：“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忧兮，退将复修吾初服。”蒋骥注曰：“止息，归隐之意。”（《山带阁注楚辞》）戴震注曰：“鉴前车之进而遭尤，今固可修初服以隐退矣。”（《屈原赋注》）《惜诵》云：“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朱熹注曰：“曾思所以虑微，远身所以避害。”（《楚辞集注》）读《卜居》、《渔父》，更可辨道家痕迹。《卜居》写屈原“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渔父》中写渔父听罢屈原所言，“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情其理岂不是均有道家色彩？《离骚》、《涉江》、《思美人》等篇中都表现了仙游思想，亦可见出道家影响。《九歌·东皇太一》，其“太一”之称，在战国时代其实并不是神，而是道之名，如《吕氏春秋·太乐》曰：“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又，《汉书·艺文志》述“道家”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我们看屈原作品中述“古史”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处不少：“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葅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葅醢。”（《涉江》）“闻百里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惜往日》）至于郭沫若所言《远游》，本文因篇幅所限，不拟详作考证，兹仅引几位《楚辞》研究者之语，资以说明《远游》篇系屈原借用道家思想附托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王逸《楚辞章句》云：“《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忧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朱熹《楚辞集注》云：“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思欲制炼形魂，排空御气，浮游八极，后天而终，以尽反复无穷之世变。虽曰寓言，然其所设王子之词，苟能充之，实长生久视之要诀也。”“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多袭其语，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窥其万一也。”王夫之《楚辞通释》曰：“此篇所赋，与《骚经》卒章之旨略同而畅言之。原之非婞直忘身，亦于斯见之矣。所述游仙之说，已尽学者之奥。”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幽忧之极，思欲飞举以舒其郁，故为此篇。”“章首四语乃作文之旨也。原自以悲蹙无聊，故发愤欲远游以自广。然非轻举，不能远游，而质非仙圣，不能轻举，故慨然有志于延年度世之事，盖皆有激之言而非本意也。”梁启超《屈原研究》云：“《远游》一篇是屈原宇宙人生观的全部表现，当时南方哲学思想之现于文学者。”以上引述，归结一点：《远游》确系屈原所作。诚然，我们说作品为屈原所作，只是为了说明屈原曾受道家思想影响，而并非指他对道家思想兼收并蓄、毫无摒弃了。与受儒家思想影响一样，对于道家，屈原也只是吸取了其中一部分，表现在作品中，即富神奇色彩、浪漫想象的部分，屈原以此寄托自己痛苦忧郁的思绪，而其他芜杂部分，则一概弃去了。比如，《老子》有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而屈原却是“重仁袭义”；《老子》有曰：“不尚贤，使民不争。”屈原却曰“举贤授能”；《老子》有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屈原则是积极用世，狷介耿直，等等。屈原最终投身于汨罗江，虽也可寻绎道家超脱尘世的成分，但毕竟以身殉理想、进而剖白自己为楚国前途焦灼、为人民涂炭太息、警醒君主的赤诚之心占了绝对比例。

由楚怀王任用屈原，屈原起草楚宪令，企图重新制定楚国政治法令，以法治精神革新旧制，我们可以肯定，屈原必然曾受法家思想影响。对这段史实，《史记·屈原列传》有清楚记载，另外，《惜往日》一诗所写亦可佐证。《惜往日》曰：“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此处的“先功”当指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之事。吴起变法是屈原之前楚史上一件大事，不可能不对屈原有所影响；从某种程度言，屈原的起草楚宪令，欲一改楚政法令，从而振兴楚国，很可能是受了吴起变法的启发。又，《离骚》有曰：“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此所言“绳墨”，即法家所谓“法”，《管子·法法》云：“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商君书·定分》云：“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云：“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故而屈原在回想往日受信任被委以重任时（“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会发出如下话语：“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屈原还曾受阴阳家思想影响。这可从以下几方面见出：一、屈原曾二次出使齐国，齐国的阴阳家甚多，并以邹衍为代表，虽然邹衍的时代较之屈原为迟，但阴阳家思想的产生当在邹衍之先，因而屈原的出使齐，不可能毫无影响。二、屈原作品中有受阴阳家影响之迹，如《惜诵》云“吾使厉神占之兮”，《离骚》云“命灵氛为余占之”，“吾从灵氛之吉占兮”。三、《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对照屈原作品，发现其中不乏天象方面内容，如：“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抽思》）“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太微之所居。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揽彗星以为旍兮，举斗柄以为麾。……时暧曃其莽兮，召玄武而奔属。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毂。”（《远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天问》）由此我们可见屈原受阴阳家思想影响之一斑。

最后，屈原虽非与苏秦、张仪齐名之纵横家，然他“娴于辞令”之程度恐并不下于一般纵横游说之士，他曾“应对诸侯”，又曾出使齐国，《离骚》中几次言及“陈词”，且所著诗章颇具纵横风格（尤见于《离骚》、《大招》），可见他身上还染有纵横家风格色彩。

综上所析，郭沫若《屈原研究》中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屈原在当时有其与众不同的思想：他既受了儒、道、法、阴阳、纵横等诸家思想影响，又不偏于某一家；他并不是思想家，诸子之列中也无他的一席，但他的思想却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他可称是战国时代乃至整个文学史上一位具有自身哲学、独家思想的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