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字
写作是把内在语言转为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文字,是有组织的文字,是经过组织能够使作者表达心灵的文字。文字是一种媒介,对学习写作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工具,可以操练使用以发挥它的性能。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把字一个一个教给孩子,因此,人们有一印象,“字”即一个一个方块字。白话文兴起以后,大量使用复音词,给新出现的事物命名也都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新词,于是人们又有一印象,“词”是单字加单字的成品。文法学者说,词是表示观念的单位,它可能是一个字、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尽管如此,练习写作的人大都把“字”和“词”分别对待,字是单字,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僧推月下门”改成“僧敲月下门”,“推”和“敲”都是动词,可是,据说这是“炼字”,“小桥流水人家”和“小桥流水平沙”才是用词不同。有人把写作课程分作用字、遣词、造句、分段、谋篇,越往后字数越多,足以看出这种意见之“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受外来的影响很大,有些说法得放进外文的背景里去了解。我们现在谈文学,提到这个字那个字,其实在中文里面,那个字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或三个字(是一个复音词)。可是大家通常不说“这个词”,仍说“这个字”。因为这个“词”是从外文翻译而来,它本来是“一个”外国字,只是中文译者用两个三个中国字来译它而已。“‘电视’这个字”,“‘语言学’这个字”,这样的句子在报纸杂志上层出不穷,字和词的界限更不分明。
现在为了方便,把字词合并讨论,字和词的界限并不严格,是作家眼中的字词,而非文法教科书中的字词。写作,最基本的要求,是作者能识字用字。他当然不能认识所有的字,但是,他得认识他需用的字。现代作家用白话写作,用字比文言时代的作家少些,但他认识的字应该比他写作使用的字要多,因为他要阅读文言典籍。他用多少字?有几种统计资料可作答案,他或者需要六千字。从前有人自称“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这话很自谦也很自负。《康熙字典》收了四万多个字,一个现代人能使用五六千字,诚然不多,但是,这五六千字可能组合出来的“词”却算不清楚。作家识字用字尽管有限,储存词汇可能无限,老词、新词,他还可以自己创一些词。在写作时供他役使的,并不是那有限的字,而是那几乎无限的词。
有人说“拿破仑字典无难字”,中文字典有好几个“难”字,难查难认难写……难查是实,难认难写未必。即使难查也得多查,即使难认难写也得多认多写。一个人,既然已经或者准备用中文写作,他应该热爱中国语文,否则,何必对它投入那么多心血?对于中文,越难认越要认,越难写越要写,直到查出兴趣来,写出爱来,认出美来,更不肯罢手。中国话简直成了他的嗜好,中国文字简直成了他的情人,中国文学简直成了他的宗教。要有这几分痴迷、几分狂热、几分固执,“衣带渐宽终不悔”,才做得成中国的作家。
现代作家不仅要“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还得“用字不多,字尽其用”。用字不多的意思是说无须像古文派作家找冷僻的字使用,字尽其用是说抓住中国文字的特性充分发挥。一种语文的优点及其可爱之处,多半要靠使用那语文的作家发掘、发扬,甚至创造。一个中国作家也必须能证明中文可爱,他的作品才为人所爱。有人嫌中国字的笔画不规则,那么读缠绵凄清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全是方块,那么读对仗工整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是单音字,那么读铿锵高亢的“风急天高猿啸哀”试试看。从前的文学家已经充分证明中文可爱,并使全世界爱它们,而今轮到了现代作家。
一个字可以分成字义、字形、字音三部分。三者以字义最为重要,字形是教人看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音是教人听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义有“本义”和“引申义”。本义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刚刚造出来时的用法,后来用来用去,它的意思扩大了,用途更广了,于是产生了引申义。这好比向水中投入一枚石子,水中出现一圈圈的波纹,圆心是本义,那一层层圆周是引申义。“经”这个字的意思本是古时织布机上的直线(横线叫纬),织布时,横线来往穿梭,直线不动,因此引申出一个意思来,不常变动者为经,如经常。不变动的东西价值高,品质好,因此最高的最好的叫经,如《圣经》、经典……许多字都是如此。
观察字词意义的引申是有趣的工作。前面提到“拿破仑字典无难字”,拿破仑生前并未编过字典,身后也没有一部字典以他的名氏命名,在这句话里,“字典”要用它的引申义来解释。字典是什么?它是一本“书”,是人们用字的总汇,对每个字的用法有可靠的说明。“拿破仑字典”就是拿破仑用过的字(第一次引申),也是拿破仑说过的话(第二次引申),一个人说话用字代表他的思想,拿破仑既然从没有说过写过“困难”,也就表示他从未想到困难,从来不怕困难(第三次引申)。为什么不干脆说“拿破仑从来不怕困难”呢?因为这样说没有文采,平板无趣。
有文学效果的语句,多半爱用字词的引申义。“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这个坟墓绝不是埋葬死人的地方。“爱情可以化陋室为宫殿”,这个宫殿绝不是真正的白金汉宫或真正的明清故宫。“友谊是调味品,也是止痛剂”,这个调味品绝不是椒盐蒜粉,这个止痛剂也绝不是阿司匹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句话使许多人大惑不解,“弱者”并非个别实体,如何有名字?“女人”并非专有名词,又如何做弱者的名字?这是只注重“名字”一词的本义,忘了它的意义可以引申。在这里,“名字”的意思指外表、外形、表面。弱者是女人的内容,女人是弱者的外形,也就是说天下女子皆是弱者!这是哈姆雷特的愤慨之言。他为什么不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呢?名字是弱者未必就是弱者,“内容”是弱者才是真正的弱者。
写作的人早已发现,字形、字音跟文学上的表达有密切关系,先说字形。“玉蜀黍在月光下露齿而笑”,此处必须用“齿”,不能用“牙”,因为“齿”这个字的形状可以使你觉得看见了一粒粒排列的玉米像骨骼刻成,于是有恐怖的效果。白天可以鸟叫,夜半只宜“乌”啼,“乌”的繁体字“烏”比鸟少一短横,那一短横恰是它的眼睛,夜是黑的,乌也是黑的,怎能看得见它的黑眼珠?这样,更使读者觉得面对茫茫的、深沉的夜。描写大的乌龟,我赞成写“龜”,描写小小的金钱龟,我赞成写“龟”。大户人家灯火辉煌,我赞成写“燈”,若是“人儿伴着孤灯”,我赞成写“灯”。“泪珠儿点点滴滴湿透了罗衫”,这句话看似平常却予人印象甚深,你看句子里有多少三点水和四点水!那都是黛玉的眼泪!
我在电视公司工作的那一年,发现电视剧的编导对剧中人物的姓名十分讲究。务使字的形象和人的形象相得益彰。如果他是个瘦皮猴,怎能让他姓关?如果她是个肥婆,怎能让她姓卜?有一段时间,电视剧里的坏人都姓刁,“刁”这个字的形状尖尖棱棱,难亲难近,最后一笔更是倒行逆施,刀尖向内,我们望形生义,颇符剧情。可是刁府中人来信抗议,指出姓刁的也有很多忠信芳草,不得歧视。于是到了下一部戏,坏人姓巫,“巫”这个字的形状像一张脸,两颊有阴沉的纹,老谋深算,喜怒难测。戏未演完,巫府的抗议信又来了,下一部戏只好打开百家姓仔细琢磨。
再谈字音。有些字音能强化字义,而不同的字音能引起不同的情绪。作家为“表达”而用字,当然第一要考虑的是字义,但在许多可用的字中,倘若有些字的字音也能陪衬烘托,锦上添花,岂不也是一项选择的标准?每读“沉重”二字,总觉得比读“轻松”多费力气,“紧张”似乎又比“轻松”要多动员几十根肌肉。“呼”的字音像吐气,“吸”的字音像吸气。“江”是大水,读来声大,“溪”则声小。“长”之音长,“短”之音短,而“断”的声音亦戛然而断。“马马虎虎”究竟是哪四个字,颇有争论,也许无论哪四个字都可以,这个成语的创设,也许就是用模糊不清的声音来表示休认真和难分明。“吊儿郎当”是这四个字吗?它是怎么来的?这四个音在一起轻松而不成节奏,人们是要用这一组音节来表示没有纪律没有责任感的态度吗?
多年前我曾鼓吹诉诸听觉的文学。我们研究诗歌、戏剧、演说、谚语、民谣小调,发现前代作家对字音巧为运用,现代作家亦有所继承发扬。“渔阳鼙鼓动地来”,其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是那个“动”字,它的声音颇像战鼓,令人惊心动魄。现代作家有人描写锣声,说那面锣响得坦坦荡荡,“坦坦荡荡”的音和义都恰如其锣。“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段描写尽量避免声音响亮的字,以免破坏了月夜听箫的情调,这段描写又用了许多“〤”(u)韵的字,使字里行间与箫声共鸣。到了现代,一位诗人咏叹广场、夕阳、废炮、鹁鸽,焦点在鹁鸽,用字也多选“〤”(u)韵,读来处处有咕咕鸽语。
有一部小说,以中国对日抗战时期的华北农村为背景,其中有一个人物突然卷进疑案,死了。小说描写这件事给当地社会造成的震荡,给死者家属带来的压力,在提到死者的子女时,有一句话是:“他们是遗孽,还是遗烈?”这句话在小说中有很强的效果,它的精妙之处,即在“孽”和“烈”是叠韵,两字的韵母相同,读音虽然相近,而意义又完全相反,特别能表现出事态的暧昧和微妙,也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危机感。俗谚有“上台一条龙,下台一条虫”的说法,“龙”和“虫”叠韵,听来差别很小,想一想差别很大,而两字同韵,顺流急下,也表现了“转眼成空”的事态。如果换成“上台一块金,下台一块铜”,就不能有同样的效果。
作家用字,除了考虑到字形字音,还考虑到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像“梅”这个字,在中国人眼里绝不仅仅是“蔷薇科落叶乔木,花瓣五片,叶卵形而尖,边沿有锯齿”而已。它还是岁寒三友,春神的第一位使者,林和靖精神上的妻子,以及许多美女的姓名。它还是许多大诗人大画家的作品,里面藏着美丽的想象和高洁的人格。这些条件使一个中国读者看到“梅”这个字有丰富的反应,这些反应,是一般英国人、美国人看见英文里的“梅”字所没有的。这是历史文化赋予“梅”这个字的特殊魅力。有人说梅兰芳诚然是大艺术家,不过他有幸姓梅,这个字帮了他的忙。这话有些道理。
谈到历史文化色彩,我们可以谈一谈“关”字。这个字使人想起关云长,关云长是何等人物,我们心中有鲜明的形象。有一位小说家创造了一个义薄云天的江湖好汉,让他姓关。这使他笔下的人物特别得到读者的敬爱。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姓关的、姓岳的、姓孔的人物有所期待。当年清朝有人写信给大将岳钟琪,劝他反清,理由之一是,岳钟琪的祖先是立志直捣黄龙的岳飞。抗战期间,日本人劝一个姓岳的出来担任伪职,这位岳先生当场拒绝,并且在自己手里写了一个“岳”字给那个日本军官看。那日本人居然点头放过他,这也是历史文化赋予“岳”字的魅力。文学作家是用文字去感染、影响、征服读者的专才,他要充分发挥文字的性能,因此,他用字遣词要连文字的这一部分潜能也放射出来。
现代中国读者对西洋的历史文化颇有了解,因此,“云雀”“橄榄”“罗马”在他们眼中也放出异彩。“星空非常希腊”,把“希腊”一词放在中文的背景里看,这句话有些古怪,但是,放在西洋文学背景里看呢?那些星座,那些天神都出来支持这句诗,其中意象瑰丽而诡奇。至于说诗人在中国看星,为什么要扯上另一遥远的空间,那么不住在长安的也看过长安月,不住在弱水旁边的人也饮过一瓢弱水,这仍是文化背景迎拒的问题。
好了,让我们回顾前面说过的话,问题很简单也很不简单,作家用字要善用本义(这是理所当然,我没有多说),要善用引申义,要善用字形来帮助表达,善用字音来帮助表达,要善用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来加强表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