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艺术：1368—1644年

1368年，经历长期混乱的内战之后，汉族王朝明在南方城市南京建立政权定都南京，直到1420年明朝的第三位皇帝迁都北京。明朝在都城以及周边地区开始着手庞大的建筑工程，包括修复和装饰大量的佛教寺院。重新建立宫廷直接管辖的手工作坊。最有意义的手工作坊之一名为果园厂，它专为宫廷生产木漆家居和其他用品。

保存完好的带抽屉的木漆桌独具特色，是宣德年间（1426—1435）的作品，装饰豪华的龙凤图案，层层漆雕［图30］。一层层上漆再进行雕刻的工艺在13世纪的南宋发展起来，但是在北方较少运用，而是在长江入海口的富庶地区蓬勃发展。仅仅只需诏令工匠们为朝廷服务，漆雕工艺就能流传到北京，这是明代宫廷意在成为生产奢侈品的中心，享受自己的权力，而不只是消费在其他地方生产的物品。

图30 红漆雕木桌，宣德年间制（1426—1435）。混合了透明清漆的红色颜料是一氧化硫，也被称为朱砂。

明代初期的陶瓷手工业集中在遥远的南方城镇景德镇，制作上等瓷器必需的原材料将其束缚在这里。这并没有妨碍宫廷控制部分产品，尤其是专门为祭祀或日常使用设计的瓷器，以及定制成套的瓷器，数量都很大。象征新年的“岁寒三友”就是为宫廷制作的有特色的题材之一，现在看到的这件瓷碗采用钴蓝釉下彩的工艺装饰，是14世纪瓷器手工业最重要的工艺变革之一［图31］。为明宫廷服务的工匠们成功地将来自不同稿本的装饰主题组合成和谐的视觉语言与皇权结合在一起，直到20世纪君主政体结束。例如，自古以来各种样式的龙就常常出现，但是只有在明代它们变得无所不在，从纺织品到玉雕，也只有在明代它们与固定样式的花卉结合在一起，这些花卉是吐蕃风格遗迹的一部分，是从14世纪驻留在中国的许多异域工匠那里学来。

图31 瓷碗，宣德年间（1426—1435）为明朝宫廷烧制，装饰《岁寒三友图》：松、竹和梅花。此件是当时新建的北京宫廷中的餐具。

漆雕桌和瓷碗（后者是显而易见的）两者都有款识，标明它们是明朝统治时期的作品。这类标记最早出现在出自宫廷作坊的器物上，在明朝之前几乎见不到这样的款识，在后来的500年里则广泛地运用到各类工艺品上。这可能是从宫廷绘画领域移植而来，就定制这些物品的人而言，它暗示人们对确定的时间以及确定时代的器物的看法在改变，但是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调查过这种看法。

和元代一样，明代皇帝没有为画家建立正式的画院机构。有几位皇帝自己就是多才多艺的画家，并有作品遗存，它们被断定为宣德（1425—1436）、弘治（1488—1505）和正德（1506—1521）年间皇帝的御笔。另外，在宣德初年，他们雇佣画家为宫廷作画。画家们被授予名义上的锦衣卫职衔，画家商喜（活跃于15世纪初期）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曾绘制巨幅的卷轴画，以前可能是一幅屏风，名为《关羽擒将图》［图32］。这是选自3世纪三国时期混战纷呈的历史题材，三国时期的历史为元至明初中国最伟大的白话小说之一《三国演义》提供了写作素材。商喜的人物画画法接近元代和明初的宗教壁画，尤其是俘虏变形的肌肉和身着铠甲、面无表情的大将军之间的对比，他还吸取了蒙古人统治下的吐蕃画家带到北京地区的风格特征。墨笔涂绘的岩石，树木和丛竹与铠甲色彩平涂的技法不同。这些都仿效了马夏派画家的风格，马夏派在南宋覆灭之后仍然在杭州流传。

图32 《关羽擒将图》卷，商喜（活跃于15世纪早期），绢本。历史上的勇士关羽是宗教崇拜的对象，在明朝宫廷中尤其受欢迎。

从17世纪到近代，中国艺术理论家不看好明代宫廷画风格。许多明代宫廷画上有假冒的签名，通常是南宋画家的姓名，并且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学者们在最近的几十年才开始欣赏这些作品，开始研究和了解这些作品是怎样被创造和消费。像商喜这样的画家，他的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也是到现代才被写入中国艺术史。戴进（1388—1462）、林良（活跃于1450—1460）、边文进（约活跃于1400—1430）和吕纪（活跃于约1490—1510）等明代宫廷中与他同时代或者稍晚的著名画家的遭遇也同样如此。

画史研究对1500年以后的明代宫廷艺术的忽视更加严重。晚明皇帝并不热爱艺术品收藏，似乎更乐意敕令处理一定数量的皇室藏品，由归属礼部的太监管理这些事务。直到17世纪初期，他们都一如既往地慷慨支持佛教寺院，但是整个皇室的趣味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上层社会的趣味似乎大相径庭。长江三角洲地区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日益要求在整个国家行使文化主导权。这幅巨大的画卷按照惯例绘画史并不被记载，它表现嘉靖皇帝（1522—1566在位）乘坐皇家游船出游的场面，他的四周围绕着侍从——画中915位人物占据了98%的画面［图33］。部分原因可能是此画没有署名。到16世纪，任何自称具有艺术地位的作品必须有画家款识，在不断高涨的商业化艺术市场中，除了其他因素之外，题款保证了作品的价值。从商喜的作品看，作品中画人物的方式与程式化的画风景的方式之间有些不同，尽管作品无款，但是可能不止一位画家参与了绘画。

图33 绢本长卷局部，表现嘉靖皇帝（1522—1566在位）在龙舟上，一批不知名的画家绘制，约1536—1538年。

在中国，绘制皇帝出行图至少从唐代到12世纪初期一直未曾间断（遗作中有南宋作品），曾经一度成为宫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丽的场面中没有普通百姓的形象，作品也不在百姓中流传。皇帝的肖像并没有作为君权象征出现，例如君主时期的钱币只有文字，从来没有皇帝的头像。嘉靖出行图可能只有皇帝独自一人，或者在亲近家属和贴身侍从的陪伴下愉快地欣赏。可能有明确的目的驱使皇帝下令创作了此图，表现他从水路返回都城的场景，画面附加部分则表现皇帝身着铠甲策马前行。按照惯例，出行时人物由右向左前行，出行返回时则在画面中从左向右穿行。

中国画的材料

根据外观，中国绘画的表面材质主要有以下几种：灰泥墙（始于前1200）、绢（约始于前300）、纸（约始于1000）和画布（18世纪）。在远古时代，工匠们已经了解了竹、木头和其他材质的表面。绢和纸裁成合适的大小，在使用前涂抹明矾，并且用明矾水固定层层涂绘的水溶性墨和颜料。画家仍然在使用的笔与书写中国书法的笔完全不同。笔有竹或木质的笔管，笔管上夹有吸水性不同的动物毛，顶端逐渐变细为一点。人们约在公元前1200年开始使用毛笔。墨是来自动物或者植物的黑烟灰，用胶凝固成块状，在石头上和水一起研磨，磨成需要的墨汁。画家使用一些提取自矿物或植物的水溶性颜料，这些颜料需要花费时间调制，到18世纪中叶才有现成的颜料出售。

图99局部

作品图绘皇帝在1536—1538年间多次出游湖北郑店，去祖先陵墓祭祀的活动，当时皇帝刚三十出头。这些行为在宫廷政治背景下颇具争议。明代前朝皇帝（武宗）过世时没有后嗣，嘉靖皇帝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从皇室旁系家族中挑选的。在即位时，他被过继到皇帝家族中。皇帝和他的群臣就如何尊崇和分别为养父母与亲生父母举行祭祀仪式进行了长久而激烈的争论，皇帝将自己异常渴望到亲生父亲陵墓前虔诚祭奠的行为以视觉形式表现出来，画面注重表现王权的标志、礼仪袍服、铠甲、折扇、马车帽子等细节，这些对注重自我形象的明朝皇帝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配饰。他自己的形象比随从要大得多，而且是正面的姿势，这是15世纪以来皇帝肖像画的标准样式。虽然表现出艺术化的刚毅与自信性格的皇帝肖像画被鄙视为仅仅有照片式的记录作用，但是它们的产生有一定背景，明朝宫廷就属于这样的情况，记录的功能使它们在早先的几个世纪保留了一些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