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状态

几何风格时期的青铜器对形式进行了分析与探索，有时能清晰捕捉人体的结构。它们关注独立形象的创造，关注少量具体形象间的简单关系。这类考量似乎完全适用于敬神的祭品，通过祭拜，信众与神进行交换，祭品属于交换的组成部分。几何风格时期的陶器将所观察世界中重复的行为、吃草的动物、人的行进或者男男女女的哀悼，看成形状与图案的游戏，与菱形、之字形、钥匙形或方格形的图形游戏近似。将生活的多样性归纳为变化较少的图案会使再现的场景变得程序化，死亡——包括战争——成为放牧一般的生活中的一个环节。正如荷马史诗运用重复的修饰语建立起一种均衡，反倒突出了叙述的行为一样，放置在墓葬中或作为墓碑的几何风格时期的陶器对图案的重复运用建立起一种常规，与特定生活形成对比。

不过，艺术家关注的对象并非全部指向神庙或墓地的环境。如我们所见，雅典及其他地区都有迹象表明，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即使作为随葬品的陶器也并非全部为了墓地而生产。为不同的语境制作物品会相应产生不同需求，由此导致的紧张状态反映在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艺术品上。压力基本来自两方面：一是在人类与动物程序化生活之外需要调动更多想象，二是将简单呈现转变为讲述故事的压力。

希望突破较为机械的方式去反映生活的需求，清楚地体现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雅典出产的某些黄金饰品的浮雕装饰上。虽然有些黄金饰带仍然采用类似瓶画的方式处理人物和动物形象，但还是有些制品率先尝试了非常不同的风格。同是出自墓葬，黄金饰品却反映出与陶器图案截然不同的再现动物的观念。类似［图16］所示的黄金饰带，几乎可以确定受到近东艺术的影响，逼真地再现了猫与鹿的柔软。和某些青铜小像，特别是那些小型人像一样，黄金饰带上的小动物一连串舒缓地展开，很有美感。显然，这种饰带是用来穿戴，而不仅仅用于陪葬。它们能美化装饰——给佩戴的人增添荣光与吸引力：在荷马颂歌中，当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决定引诱安喀塞斯（Ankhises）的时候，就是用黄金饰品来打扮自己。如果出现在几何风格时期的陶器上，这些形象是作为象征来呈现，那么在此件黄金制品中，重要的与其说是再现的形象是什么，不如说是形象如何变得生动起来，是在于形象的风格。佩戴金饰的人因而进行了大胆表现。陶器是公共的、正式的，金饰却是私人又私密的；陶器向所有前往墓地的人呈现，而饰带则向富有的精英阶层成员诉说。

图16　雅典黄金带状头饰，晚期几何风格，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725年

黄金带状头饰和家具黄金饰面的制作都需要运用模具。此件饰带中动物的造型风格，以及一些黄金珠宝的制作工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近东手工艺品的影响。有证据表明，来自近东的工匠曾在雅典和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定居。

［图14］所示的慕尼黑酒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出从简单呈现向讲述故事转变的创新推动力，而其他晚期几何风格第II阶段的宴会用器皿，如酒樽、双耳喷口罐和饮酒器等，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以［图17］展示的哥本哈根酒樽为例，该器皿颈部，恰恰就在口沿下正中的位置，出现了“驯马者”的形象，那是个佩剑男人，手拉两匹马的缰绳。与出自雅典之外其他地区几何风格时期的陶器类似，这一形象使人直接联想起史诗中的修饰语“使马驯服的伟力”：体现出财富、权力和技巧。但是，该酒樽主体部分展现的场景却表现出不同的构思。男人们站在带桨的船上，正与从两边陆地上进攻的人战斗。图中最有意义之处在于，单个战士的特征被展现了出来：站在船上的人，手持迪普隆盾牌；身在陆地的人，大概打算围攻，却只能表现为从一边进攻。一人持剑与盾，另外两个使剑与矛，还有一个用弓与箭。该酒樽主体部分的绘画手法，与作为墓碑的大型陶器上将有限形象大量重复的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构成此类小型陶器的一个突出特点。然而，很难判断这种形象多样化的意义：构图缺少单一焦点，形象彼此间缺乏联系，很难根据图像展开故事的叙述。酒樽主体部分的画面，而非颈部图像，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艺术家不满足于仅仅宣称因勇武有力而赢得战争，却又并没有足够能力使已经确立的艺术语言更加多样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该场景能提供合适的线索重构交际酒会上的活跃讨论，我们就不必再为寻找故事线索颇费思量了。

图17　雅典酒樽，晚期几何风格，公元前725年至公元前700年

该酒樽在尺寸和形状上与［图14］所示器皿类似。不同之处在于该陶器将场景之间的几何图案简化为平行线，并在所绘场景中添加了锯齿形曲线和圆花饰；器物肩部的动物形象被简化为由线条组成的图案。酒樽颈部程式化的驯马者形象与器皿主体船板上的战斗场景，都位于酒樽口沿曲线中心点的下方，并以其为基准将战斗场面向左右两个方向展开。

另一些陶器上的艺术创新表明了类似的渴望，希望在具体形象间建立关系，将呈现转变为故事。有个双耳喷口罐上描绘了一艘满载四十多个桨手的船，船旁是两个大得多的人物形象，一男一女，男人似乎正要离开女性，打算登船。人物的大尺寸和女人头戴的花环或皇冠，都使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物形象虽然被挤到了一边，却应当是关注的焦点。他们甚至可能是某段特定历史或神话中的人物，但是形象的姿态过于普通，无法明确无误地将其归入我们已知的任何事件或故事。

要理解公元前8世纪晚期几何风格的艺术中存在的紧张状态，途径之一是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的雅典，丧葬传统从能够在实体墓穴下葬的人口比例、对尸体的处理方式（土葬代替了火葬）、丧葬的地点（从城内到城外）、随葬品与坟墓的关系（在墓中或者单独挖出放置祭祀品的地沟），到随葬品的价值和种类，都经历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改变。解释上述转变的原因并非易事，但可以确定，当时的社会明显存在着的紧张状态至少导致了其中的某些变化。富有的精英阶层在公元前9世纪可以轻松拥有优越感，而到了公元前8世纪已今非昔比。除了丧葬记录之外，在希腊大陆及其周边，特别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新的定居点不断出现，体现出当时希腊人的扩张野心和人口的高度流动。从地中海东部到西部，希腊的商品贸易频繁，规模相当大。商贸创造出新的个人财富，同时使人们对来自东方的艺术制品日益熟悉，利用东方艺术品作为个人地位的标志很可能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

理解紧张状态的另外一个途径，是带有装饰图案陶器的使用语境不断发生改变。用于墓地还是聚会，将引发对陶器的不同需求。我们有幸获得陶器上的题词，清楚表明陶器本身与多少有些形式化的酒会流程的紧密联系。匹德库赛出土的“涅斯托耳陶杯”反映出唤起史诗传统的愿望，以及对惯常诅咒语的诙谐利用。这些元素只能在一种语境下，也就是将原本广为人知的故事以新的方式或隐喻加以包装、重新讲述的环境下，才行得通。这种语境鼓励艺术家在创作中以传统故事为原料进行类比、讽喻或玩笑——随之产生的表现形式并不适用于严肃的纪念，如礼仪陶器或反映个人与群体地位、带有具象场景的墓碑陶器。

此外，我们不应否认视觉艺术自身相互交流的重要性。青铜小雕像和几何风格时期陶器上的装饰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满足不同需求，但某一领域创作的艺术家不会因此无视其他领域艺术家的创造。斯巴达人物坐像［图11］反映出雕塑创作中对特定人体姿态的探索和运动中人体美的欣赏，类似雕塑创作成果与东方艺术品或许都曾影响到雅典黄金饰带上动物造型新风格的形成。但是，无论公元前8世纪的情况如何，绘画与雕塑在公元前7世纪平行发展、非常接近，但却属于各自独立的视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