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

我个人从事的研究领域，有三个分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思想史和城市文化研究。但最有心得和敝帚自珍的，依然是知识分子研究。我研究知识分子纯属偶然，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考入大学的77级的学生，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华东师范大学），留校以后系里面让我教一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课程，后来发现八个民主党派历史太短，资料也太少，研究的空间很有限，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人物，那些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感觉我自己与民国知识分子是心心相通的，所以就不期而然地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研究。

1987年1月份我在《读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写民初记者黄远生的心路历程，是我研究知识分子的处女作。30多年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差不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主要从心态史的角度进入，从个案和群体的角度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从古代到民国为什么丧失了独立人格，背后的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什么。接连在《读书》杂志和《走向未来》杂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之后，约稿纷至沓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了某种危机感，觉得自己已经形成了一条依赖路径，不再有新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做思想史研究，读了不少政治哲学的书，试图把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第二阶段。2017年出版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是这个阶段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我当下的研究则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我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总是想在旧的领域里面，搞搞新的意思。即使是知识分子研究，如果我们总是在一两个频道里面研究老话题，研究会慢慢变得单一、单调，让人有疲劳和重复感。本书所收集的，是我30多年来知识分子研究的文章，那已经是过去的文本，虽然依然有其价值与意义，但我想借本书新版出版之际，谈谈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领域。

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

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设想过要写关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最后没有实现；李泽厚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里面提出要写，最后他也没有实现。我在90年代中期曾经提出过一个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没有付诸实施。

我的研究框架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按照五四和“文革”两个中轴，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1949年以前的前三代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是（“文革”前）“十七年”一代（1949—1966年）、“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三代的区分标准有两个。一是知识结构。简单说来，第一代（晚清一代和“十七年”一代）的知识相对来说不那么现代，比较陈旧，而到了五四一代和“文革”一代，成为新知识的开拓者。我这里说的“文革”一代，主要是指在“文革”初期是红卫兵、红小兵，“文革”中期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又作为恢复高考之后考上大学的“新三级”（77、78和79级）大学生，他们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人，20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两场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他们领导的。而后五四和“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却接受了完整的现代知识训练，成了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第二个观察角度是各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简单地说，晚清和“十七年”这两代人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切以政治为标准。章太炎作为晚清一代，在东京讲课的时候，他的学生回忆说，他讲到学术的时候，自己都是昏昏欲睡，一谈到时政，立即两眼放光，滔滔不绝。“十七年”那代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政治意识特别强，比如王蒙在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一切都要以是否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标准来看人文精神。但是五四和“文革”这两代人，虽然也有政治关怀和知识关怀，但更多的是文化关怀，有一种林毓生所说的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路径取向。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说今后要20年不谈政治，给中国奠定一个文艺复兴的基础。我记得80年代我们那代人也有一种为中国重建启蒙的文化雄心。而后五四和“后文革”这两代人，则有比较强烈的知识取向，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关怀，最后都落实到知识和专业层面。这里我特别补充一下，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以为“60后”“70后”就是“后文革”一代，现在发现直到1985年以后出生的才形成了典型的“新人类”，而“60后”“70后”只是过渡的一代知识分子。

这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非常整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虽然具有表面的美感，但整齐的框架，固然具有参考价值，却未必能够展现世代交替中历史的复杂面相。这些年我开始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问题，试图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与脉络出发，虽然不那么整齐，但是可能更契合历史本身的内在逻辑，而非外在的形式框架。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怎样的代际更替？先来看晚清。晚清的士大夫，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为不同的三代：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和革命“游士”。

从18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1894年甲午海战，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领导变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这些晚清一代重臣与传统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虽然他们有功名，却基本是地方士绅，以军功显著得到提拔，有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理”之外，更重“势”，与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是清末自强运动的中坚。与之同时代的朝廷中枢官僚士大夫，乃是清流派，他们固守儒家义理，标榜名节，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与“论功利而不论气节”的洋务士大夫“浊流”迥然有别。

官僚士大夫，即使是改革派，因为他们与官家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更注重的，是“保国”。晚清有“保种”“保教”和“保国”之争。康有为要“保教”（儒家道统），严复、梁启超要“保种”（中华民族），但曾国藩、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认为，“保国”是最重要的，这个“国”不是现代的nation，而是传统的王朝。具体而言，“保国”就是保大清王朝。保住了大清，就保住了“种”与“教”。一切变革是以“保国”为核心，这是官僚士大夫自强运动的特征。

1895年以后，一批新的士大夫代替官僚士大夫，占据了历史的中心舞台，那就是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本来名不见经传，只是在广东、湖南这些边远的省份小有文名的举人而已，远离权力中枢。“公车上书”让他们闪亮登场，随后得到光绪帝的赏识，从地方精英摇身一变为国家精英。但“康梁”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不同，他们充满了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气质，有点像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中的文人那样，总是觉得政治应该如何如何，而非可能如何如何。整个戊戌变法也洋溢着文人的理想主义激情。

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精英选拔制度，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关联的枢纽。朝廷通过科举考试，将各地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吸纳到体制内与中央，避免沉淀在地方，特别是体制之外，以免构成对朝廷的潜在威胁。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朝廷不再对地方精英有过去那样的凝聚力，官场也不再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拦腰切断，沉淀在地方，活跃于官场之外。这就是晚清日趋活跃的绅界。

读书人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纳的进士、翰林，属于国家精英；后者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官僚士大夫在权力中枢活动，但文人士大夫的活动空间却在地方和民间，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领域”：民间的学校、媒体和社团。他们不是以权力，而是以制造舆论影响天下。光绪失势以后，改革几乎没有在权力中枢发展的空间，他们的活动舞台在哪里？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学校、报纸和社团。这些都是不见于古代中国，而在1895年以后戊戌维新中出现的。文人士大夫活动的空间，不再是体制内部，而是体制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王权国家里面，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往往是从边缘开始，逐步向中心渗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执掌改革牛耳的社会重心，却是一个倒过来的从中心流落到边缘的逆向过程：首先是体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后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最后是因科举制废除而被抛到体制外部的革命“游士”。清末民初是一个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转型年代。当大量“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与“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溢出秩序的时候，革命就不远了。

登上晚清历史舞台的第三波知识分子，是1905年以后的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游士，如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等。同盟会是一个典型的游士阶层组织，他们的基本队伍是华侨、商人、会党、失意秀才、落魄的留日学生和职业革命家。这些后来领导辛亥革命的游士们与日本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不同。明治维新虽然是下层精英的革命，但伊藤博文这些武士是旧政权的一部分，是体制内的游士，但晚清的革命者已经是旧秩序瓦解中的体制外游士，他们只有在新秩序中才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前途。晚清的游士革命者类似于19世纪末俄国第二代平民知识分子，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大都是俄国僧侣阶级的后代，身为统治阶级，却处于边缘化地位，只有革命一途。

如果说晚清的三代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是走向现代的传统士人的话，那么民国以后，第一代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当中诞生了。新文化运动一般而言是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但《新青年》原来默默无闻，影响远远不及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一直到1917年陈独秀到了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与北大结合，新文化才真正成了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2017年是真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做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被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30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时，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五四和后五四知识分子，虽然从年龄上来说是两代人，但从文化类型上说，后五四一代处于五四一代的延长线上，可以视为文化上的同代人。

之前众多对晚清和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以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来观察不同代的代际更替。事实上，新与旧、中学与西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晚清，新学镶嵌在传统的框架之中，而到了民国，旧学又会以现代的方式再度展现。这就是我最近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到的两个同属世代交替的知识分子流派：“旧派中的新派”与“新派中的旧派”。

先说“旧派中的新派”。在1895—1925年的思想转型时代之中，有两代启蒙者：第一代启蒙者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第二代启蒙者是民初第一代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这些在晚清领时代风骚的启蒙先行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有人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形成了“另一种启蒙”，只是被后人忽视和低估了。

“新派中的旧派”是民国以后出现的。最典型的，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出现的学衡派知识分子。与“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知识训练，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胡适等人引进的以科学为中心的机械主义和卢梭发端的、滥情式的近代浪漫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末流。在20世纪20年代，新学阵营中有明确的本民族文化意识的，当数陈寅恪和吴宓。这一文化自觉表现为陈寅恪所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继承的是晚清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传统。

中国的“游士”有三代人：晚清的同盟会知识分子、国民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和中共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三次大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前面我已经介绍了晚清的革命知识分子，下面讲一讲民国中的两代革命“游士”。

辛亥革命之后，稳定的立宪秩序迟迟未得建立，而新型的现代教育体制一方面形塑了等级化的社会职业机制，另一方面又生产出大量过剩的新式知识分子。除了少部分留学欧美和名牌学校出身的大知识分子之外，许多人在社会等级化的职业结构中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对现实怀有深刻的不满。这些在民国知识和社会结构中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新型“游士”，就成为1925年之后国民大革命的领导力量。

陈永发教授和王奇生教授的研究都发现，1925—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乃是一场“学生的革命”。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内部多以“同学”互称。以广州时期的黄埔军校为例，所招的学生除个别有大学背景外，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或在中学读过几年书，然后经由各种社会关系介绍来报考黄埔，基本都是中小知识分子。从家庭背景来看，有的学生来自书香门第，有的是城镇居民，有的是乡绅子弟，但大部分是农民的孩子，而且很多来自中下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甚至有一小部分家庭贫困，生活艰难。黄埔的学生可以说是“有些知识但又没有充分知识”的学员，基本来自社会底层，这和北大完全不同。北大以大知识分子为主体，大知识分子在民国以后居于权力和文化中心，但已经开始与社会脱离，部分还与上层结合。小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处于权力与文化的边缘，介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有知识又接近社会，所以他们更容易有革命性，也更容易与他们要发动的对象——工人与农民，打成一片。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大革命是学生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而中共革命是师范生领导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游民阶级，要驾驭这样的主体，大知识分子和中层知识分子，无论在阶级出身还是文化气质上，都与游民阶级格格不入。而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师范生出身的游士阶层，本身来自游民，又接受过新知教育，高于游民，于是很容易成为驾驭游民阶级的领导中坚。而根据刘昶教授的研究，师范学校毕业的基层乡村教师，更是“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播火人。

在1921—1949年的中共历史当中，党吸纳知识分子的成分，经历了一个从体制内知识分子到边缘知识分子再到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过程。因此1949年之前中共革命内部的读书人出身的革命者，有五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创党的大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13名“一大”代表中，留日的4人，大学生4人，师范生4人，中学生1人。大知识分子和中层知识分子占了多数。

第二种是留法、留俄的红色知识分子，如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在1928—1935年间是党的领导核心。

第三种是以师范生为主的小知识分子，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们从社会底层上来，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民间疾苦，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具有极强的领导革命的能力。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以自己出色的打仗经验和领导能力在党内逐渐占据优势，成为党的核心。

第四种是左翼作家，如丁玲、周扬、萧军，等等，多为破落的富家子弟，思想敏锐，个性张扬，有自由倾向。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租界从事左翼写作，40年代投奔延安。

第五种是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大学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多为富家和官家子弟。在革命的外围，还有以救国会为主体的激进职业人士。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中间阵营中的各种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革命。

知识分子的阶级与出身

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曾经是几乎唯一正确的研究思想、历史与政治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最早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基佐在叙述法国大革命历史中采用的，马克思后来将之发展为一套阶级斗争的学说。然而，到了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里，阶级分析方法被教条化、僵硬化了，认为人类的发展，不论是哪个国家或民族，都要经过五种社会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自有阶级之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奴隶社会就是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社会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按照这一机械的理解，马克思原本非常丰富精彩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被简单化和庸俗化了。

如何回到马克思的原典，用马克思本人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精读马克思的两本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特别是后面这本，是马克思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典范，无论是思想的深刻性还是语言的优美，其达到的高度几乎是后人不可企及的。

研究知识分子，大量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观念。那么，阶级与思想是什么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当说某一个知识分子是某个阶级的代表时，意思是他的思想不能跃出这个阶级的生活所无法超越的界限。比如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不一定说蒲鲁东本人就是小资产阶级，而是说他的思想视野，只能在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所构成的框架之内，无法超越那个限制。每一个阶级都有自身的思想视野，当你的思想无法超越那个视野的话，不管你是否有自觉的意识，都成了那个阶级的思想的代表。

马克思在《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主要分析了1848年法国大革命以后，为什么一个小丑式的人物——拿破仑的侄子——路易 · 波拿巴三世，竟然能够在全民选举中成为总统。马克思在写这篇著作的时候，路易 · 波拿巴还在台上当总统，跃跃欲试要称帝。马克思不屑地说：如果黄袍终有一天落在路易 · 波拿巴的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将在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马克思的预言果然惊人地准确，自以为是的小波拿巴后来发动了普法战争，被德国打败了，成了阶下囚。正如马克思在文章一开始所说：一切伟大事变的历史人物，通常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拿破仑一世是悲剧英雄，但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成为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成为可笑的喜剧人物了。

问题在于，一个可笑的人物，是如何上台的，成为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马克思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做了精彩的展示。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有三个政治集团：第一是山岳党人，是共和党人，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第二是秩序党人，是保守派，代表大地主、大金融资产阶级；第三是波拿巴，超越一切阶级之上，但就是这个波拿巴最后通过选举获得了政权。那么，波拿巴的社会基础是谁呢？马克思指出，是流氓无产者。就是在大革命以后失去土地进入城市，又没有稳定职业的那批人，他们成了路易 · 波拿巴的打手。但是，真正用选票将路易 · 波拿巴拥上台的人是农民。马克思对法国的农民作了精彩的分析，他说，大革命之后从老拿破仑那里获得土地的自耕农们，就是“一袋马铃薯”。放在大麻袋里面的马铃薯，彼此没有什么区别，但又没有任何组织和联系，他们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也构成不了一个阶级，因而他们在议会里面也没有自己的政党，也没有任何政党代表他们。于是“一袋马铃薯”的农民们希望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好皇帝代表他们，皇帝就是农民的大救星，一个农民的国家的典型特征就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9世纪中叶之前的法国还是一个农民国家，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很难出现稳定的民主，很容易出现王政的复辟。

阶级分析方法不仅来自马克思，在西方社会学三大家中的其他两位大师，马克斯 · 韦伯和涂尔干那里，也有他们对阶级的理解和分析，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讲了。下面我要重点介绍的，是陈寅恪的阶级分析方法。陈寅恪如今被神化了，但是被神化的部分，似乎是他的考证功夫十分了得，精通十几国外语，是“两脚书柜”，知识渊博，精于考据。然而，当大数据出现之后，人人都可以成为陈寅恪。陈寅恪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知识的渊博，而且在于他出众的理解力，也就是对史料和历史的阅读能力极强。

陈寅恪研究方法之中的核心，是陈氏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两本书里面：一本是《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另一本是《唐代政治史略稿》。陈寅恪的阶级分析不是孤立的，他是将四个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交叉性研究：阶级、民族、地域与文化。所谓民族（或种族），指的是胡汉之争；地域考察的是不同区域的背景；文化的意思与我接下来要谈的品味有关；阶级的分析离不开民族、地域和文化其他三个要素。但在这四个要素当中，阶级是核心的分析单元。

陈寅恪最注重的一个概念叫作“阶级的升降”。时代变化以后，社会的主流阶级会随之变化，一些阶级崛起了，另一些阶级衰落了。陈寅恪在分析魏晋之际变动时，说魏晋朝代的更替，骨子里是一场阶级的升降。曹操代表的是庶族，袁绍代表的是豪族，曹操打败了袁绍，是庶族对豪族的胜利。魏就是庶族掌握政权的朝代。但最后司马懿父子又篡夺曹魏的政权，建立了西晋，而司马家族代表的是豪族，这是豪族对庶族的一次反攻和报复，豪强豪族重新战胜了庶族。陈寅恪以此为轴心，对魏晋之际的阶级升降作了精彩的阐释，对每个人物都作了阶级背景的分析，但又不机械。也有晋建立之后，寒族向司马政权发投名状，表示拥戴，从这个阶级背叛到另一个阶级。

陈寅恪在分析唐代政治史的时候注意到阶级背后的地域和民族性，他指出，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是关陇集团，他们原来是鲜卑族，不是汉族，有自卑感。唐初社会最强的是山东的几个世家大族，因此关陇集团还不能一统天下，李世民虽然为一代枭雄，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虚心听取魏征尖锐的谏言。自卑的关陇集团为了与世家大族对抗，武则天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精英。唐代的科举考的是诗词，大批底层出身的庶族精英通过科举进入了上层，但因此也与讲究门第和出身的豪族精英形成了两大士大夫集团，形成了牛党与李党之争。李党都是豪族，重门第；牛党都是科举上来的。比如白居易就是诗词写得好出名，进入了精英阶层。他将自己的诗送给宰相李德裕，但李德裕看不起白居易，门第太低。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传统的北方豪族，重的不是诗词，而是儒家经义，他们各有各的文化品味，相互敌视。

陈寅恪的阶级分析方法，一点也不亚于马克思，虽然方法有差异，但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寅恪的方法是在中国自身的研究传统里面生长出来，更有亲切感。

如果我们借鉴这些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会发现许多我们不太注意的因素。首先，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与其家庭出身有何关系？我最近在研究参加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现象：他们大部分都是富家子弟，很少有贫家子弟，像冯雪峰、胡风这样是个别的。而且都还不是一般的富家子弟，而是破落的富家子弟。不破落的“富二代”，一般不会去参加革命，父亲早把锦绣前程安排好了，安安稳稳读书就是了。“富二代”参加革命，要到1935年“一二 · 九”运动的时候，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富家子弟中的许多人就站出来，投身于爱国运动。周锡瑞教授所著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叙述的就是他妻子的家族，一个个“官五代”“富五代”的年轻学生，原先都在南开、燕京顶尖的学府念书，是如何受到抗日救国感召参加革命的。在此之前，加入左翼运动的，大部分都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家里曾经阔过，一旦家道中落，破落了，对年轻人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他们有太多的社会不满，又接受了新式教育，很容易为激进的革命思想所吸引。

鲁迅是这样，我做过的几个个案，比如汪精卫、瞿秋白都是破落的官宦或富家子弟。我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关于丁玲的研究，比较了丁玲与冰心的差异。她们在30年代一南一北，是最出名的女作家。冰心从小有一个很温馨的家，家里太温暖了，所以她心里面都是爱，是没有恨的。但是丁玲不一样，她出身于破落的豪富之家，从小经受世态炎凉，丁玲自己说，她的心里充满着仇恨，对黑暗社会的恨。一个人的基本人格是童年塑造的，了解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他的童年经历，特别是生命和心理感受，就能理解他以后的人生选择。

从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知识分子，一个是微观的阶级出身，另一个是宏观的阶级升降。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这两年研究生们用得最广泛的一个概念，叫作“权势转移”，这是罗志田教授提出来的，其意思接近陈寅恪所说的阶级升降。

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面，总是有一群知识分子掌握了文化的权势。但文化权势会转移的，天命长变。100多年前的1917年就是一个权势转移的标志性年份。因为文化话语权从过去新派的士大夫阶级，比如梁启超、杜亚泉那里，转移到了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这里。我最近重新研究了杜亚泉，发现1918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是两代知识分子的争夺文化权势的论战，论战以陈独秀大胜、杜亚泉大败而告终，不是在学理和思想意义上——百年之后，人们发现还是杜亚泉对，陈独秀错——而是在文化权势上，《新青年》打败了《东方杂志》，从上一代知识分子那里，夺过了话语的主导权。

类似的文化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在五四前后也有过，1895年是一次，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从广东来的年轻的文人士大夫，接过了洋务派官僚士大夫的变革旗帜，借助老一代完全没有听说过的现代媒体，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在五四运动之后，在1925年国民大革命兴起之时，革命的话语代替了五四的话语，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权势转移”时代。而在话语的竞争和时代风向变化的背后，都有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与此相对应，又与更宏大的阶级升降相关。

知识分子的文化惯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研究，比较多的是从思想和政治的分野，将知识分子分为三个大的群体：左翼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当然很重要，但我在自己的研究当中发现，有时候不是政治上面的原因，仅仅是一种文化惯习的差异，因此构成了不同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要以为“人以群分”一定是和政治与思想有关，有时候仅仅是文化趣味不同，就会形成“区隔”。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他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模式。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1]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

首先来看场域。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作为各种力量活动的场所，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各种位置的占有者们争夺和重新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本。布迪厄这里所说的资本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发展而来，但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

其次是资本。资本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指的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货币和劳力）、文化资本（指的是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和社会资本（指的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这三种资本形成了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赖以凭借的资源。

现在来看第三个核心概念：惯习。所谓的惯习（habitus）与习惯（habit）不同，它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味、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

以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理论来研究知识分子共同体，我们可以获得若干新的视野和角度。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每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场域，他们是由一群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学历出身、知识类型、道德价值、文化趣味、生活品味使得他们“物以类聚”。知识分子对共同体的选择，也就是看哪一种共同体惯习更符合自身的口味。沈从文和丁玲，这一对一起从湖南内地来到沿海大都会的朋友知己，之所以后来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乃是两人所羡慕和追求的文化惯习不同：沈从文希冀的是布尔乔亚的理性、斯文和唯美主义，而丁玲向往的是波希米亚人的自由、热烈和反抗激情，因此一个加入了北平自由主义的文艺沙龙，另一个投身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

我在上文所说的唐代牛党与李党之争，除了阶级出身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之外，很重要的矛盾在于各种文化惯习很不一样，注重经义的士人与吟诗唱咏的文人，彼此之间文化品味差异太大，相互瞧不起、看不惯，文化的差异再加上利益的冲突，构成了唐中叶激烈的党派斗争。

到了近代，不同知识分子的文化惯习，有相当的部分来自不同的学校背景和教育背景。比如民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都是胡适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只要政治价值观相同，就是一个圈的。事实上，除了政治价值观之外，文化的惯习是否相同，同样重要。北大的自由知识分子与清华的自由知识分子，就很不一样。

20年代在北京有一场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大笔战，政治立场的分歧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化品味差异太大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这些语丝派认为陈西滢这些留学英国回来的是假惺惺的“正人君子”，是看起来一本正经的伪“绅士”。而陈西滢他们又觉得周氏兄弟是“绍兴师爷”，有刀笔小吏的尖刻，令本来立场就不一致的冲突，因为相互在做派上的看不惯，而更加火上浇油。

这里我与大家讨论的知识分子世代交替、阶级出身和文化惯习，再加上其他的地域背景等因素，只是为了开拓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不是只有一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元素，促成知识分子内战的，还有更复杂的动因所在。历史研究正是要将隐藏在背后的、相互缠绕的众多复杂元素揭示出来，从而显示出知识分子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知识分子研究如果要深入下去，一定不能满足于现有的研究范畴，要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域、新的路径和新的问题意识。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是一次自我灵魂的拷问。处在近代这样一个低沉与亢奋、忧患与通达、沮丧与自信错综交织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何以安身立命？傅斯年曾对胡适说过：“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希望读者们从我的书中读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

作者谨识

2019年清明于沪上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