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管用时该怎么办

荀子谈刑赏的必要性

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荀子·成相》

礼法的强制性

圣王看到了人的本来恶性所能导致的恶果，所以制定了调节人之性情的礼义法度，然而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人如何能够必然地接受圣王的教化呢？荀子虽然说人心本有认知道的能力，但拥有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人必然会使用这种能力。这两点共同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虽然有向善的能力与条件，但却不会必然地向善。事实上荀子也承认，即便在尧舜之时，也有像嵬琐这样不受教化之人。

要使人依照圣王的礼法改恶向善，礼法就必须有一种强制性，这是从荀子的人性论中推出的一个必然结论，而礼法的强制性集中体现在刑赏上。他将人大致分为体认了道的君子与未体认道的小人两种，对君子应以礼义相敬重，对小人就要以刑赏相慑诱。同时，荀子还认为刑赏是国家确立信用的重要手段，即便礼义尚未完善，但只要刑赏分明，国家就能变得强大，荀子称之为“信立而霸”。

儒法之间

虽然荀子强调了刑赏对于推行礼法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能说荀子的这种观点就是法家的思想。在人治与法治之间，荀子还是认为人治较法治为优。荀子说法只是政事的末端，君子却是法的本原。有了君子，法律虽然简便但也够用；没有君子，即便法律十分完善也会引发祸乱。荀子的这种说法体现了他的儒家立场。不过，从其性恶论出发，荀子认为人应认知的道是外在的、圣王所制定的、与人本有的性情相悖的礼法，这些观点使其最终偏离了儒家正统的仁爱思想，而开出了之后法家的权威主义之路。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荀子所处的战国晚期，大一统成了时代的呼声，而荀子的哲学思想正好顺应了这种期许；但从儒学的思想脉络来看，荀子天人相分与人性恶的思想也确实是对儒学的一种偏离，所以韩愈称其“大醇而小疵”。

合理的差等

人之所以能在自然万物之中如此突出，原因就在于人能够按照一定的秩序组成团体。人在团体之中必然要分出上下等级，而所谓的秩序在荀子看来就是维护这种差等关系的礼法。

群与分

以知分等

既然人心有体认道的能力，那么对荀子来说，依照体认道的程度来对人做等级划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某一角度来看，这种等级结构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社会等级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