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说三国演义(上):世事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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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

李国文

《三国演义》是一本奇书,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是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历史小说。

其实,自公元184年黄巾之乱起,到公元280年东吴孙皓降晋止,通常被称作“三国”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只能算是短短的一瞬。然而,这段不足百年的三国鼎立局面,那刀光剑影、权谋纷争、忠贤奸愚、风云变幻的历史,如此家喻户晓,以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人们都更能津津乐道。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到中华民国,算起来该是二十六史或是二十七史了,但哪一史也不如魏、蜀、吴被中国老百姓所熟知。要说打仗,比“三国”的仗打得大者,不可胜数。要说杀人,历朝历代,由古至今,何止亿万,“三国”死的人,顶多是个零头。要说称王称霸,大忠大奸,文治武略,英雄美人,哪部史籍中找不出来呢?独是三国,经罗贯中演义之后,便成了普及度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一段历史。

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的功绩,当然,也是文学的功绩。中国有记史的传统,中国人更有讲史的习惯。从宋代陆游那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里提到的“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便知道,从那个时候起,“说三分”这些专讲三国故事的说书人就出现了。于是,明代就有了在话本基础上修改加工,凝练完善,雅正文字,拾遗补缺的《三国演义》;至罗贯中,这部历史小说正式定型,后又经毛宗岗父子润饰,便是现在通行的版本。印刷数量之大,读者受众之多,普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在中国自有书籍以来,为当仁不让的出版物冠军。

凡中国人,在其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交往言谈、工作学习之中,都会因涉及这部伟大作品,而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它的存在。

政治家读它的权谋,军事家读它的韬略,士农工商被它的传奇故事所吸引,道学家则抓住了它的仁义道德,大做文章,底层社会视“桃园结义”为千古楷模,至今仿效不绝。大人物以史为鉴,把《三国演义》俨然当成一本教科书;老百姓饭后茶余,《三国演义》又是一份消遣的佳品、聊天的谈资。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者看其王道,霸者看其霸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千秋赏鉴,品评不已。所以此书问世数百年来,盛行不衰,一代又一代的人捧读把玩,爱不释手。在中国,不知道《三国演义》者不多,在国外,知道《三国演义》者不少。一部书,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充分说明它长青永存的艺术魅力。

在这部书里,弱者从中看到了勇气,得到或多或少的振作;强者则于英雄豪杰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长短;谋事者从中懂得如何寻找进身之阶;得意者也自然会在这本书里吸取覆辙之鉴;统治者曾经用它来愚弄人民,人民又用书中的帝王将相,来褒贬统治者;正义之人震撼于其中之正义,如同邪恶之徒偏好其中之邪恶一样,各取所需;心怀叵测的小人能从中找到知音,胸怀坦荡的君子当然也不难寻到同道;欲杀人者,比之书里血流成河的规模,也许不必于心不安;在劫难逃者,能不为同命同运而一哭乎?兴灭继绝,护道统之不坠;更迭替代,创一己之新图,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振振有词的依据。“分久必合”,矛盾的统一;“合久必分”,又何尝不是辩证法呢?浩浩哉,荡荡哉,读《三国演义》,如入名山,谁也不会空手而返的。

有人说“老不看三国”,生怕人学得更加老奸巨猾。因为再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这样提供了如此之多炉火纯青的权术,展现人性之恶。也有人说“看三国,替古人掉泪”,似乎又怕人过多关心遥远,感情用事,而错失眼前的现实。在中国,还找不到一本书,能像《三国演义》这样,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得如此密切。我们知道,历史小说终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然而这部书对于三国时期若干历史事件的评价,若干历史人物的判断,竟能起到超越正史的作用。曹操的一张白脸,应该说是《三国演义》给他涂上的。关羽成为尊神,得享香火供奉,更是《三国演义》推崇的结果。文学潜移默化的功能表现之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莫过于这部不朽之作了。所以史学家讶异它浸润正史的力量,以至于扑朔迷离,莫辨真伪。文学家则不能不佩服这部历史小说的既是历史,又是与小说的弥合无缝的统一。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小说中,至今,它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它不是白话小说,也不是文言小说。半文不白,自成一式。它比白话典雅,而不失平白如话的特点;它比文言浅显,可又并不艰深费解。上自满腹经纶之士,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居然雅俗共赏;从舞台至银幕,从地方戏到电视剧,搬演出来,也能老少咸宜。无论点头称是也罢,摇头非议也罢,这部书以其自身的政治、艺术价值而传世永存。绣像插图,本是章回小说的传统手法,其直观效果,其视觉冲击,往往对文本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本书从清末民初的多种版本中,撷取优美插图,以求图文并茂,使读者得以享受文字以外的美感,这分用心与努力,希望得到读者赏识。

自古至今,类似的演义浩若烟海,当代人写历史小说者,则更是荦荦大端。但比之《三国演义》,或是通俗敷衍,拘谨而乏文采;或是向壁虚构,荒唐无足凭信;或是陈词滥调,庸俗甚至腐朽;或是泥古不化,令人不堪卒读。有的把帝王后妃写成比当代人还新潮的摩登人物,有的把起义领袖写成深谙当代游击战术的将领,有的把丑恶当作美行,把反动视为进步,有的把暴君写成明主,军阀写成救星,封建道德写成万世不变的纲常伦理,那老百姓也就必然成了群氓和蝼蚁。更有一些历史小说作家,或是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把某段历史视作私家禁脔,不容他人插足;或是以史为名,变相卖春,糟蹋古人,贻笑大方;或是志大才疏,贪多求全,力不从心,难以为继;至于那些充斥地摊,弥布网络的粗制滥造,胡编乱写的伪劣历史小说,则是属于打假的对象了。

《三国演义》被人誉为“第一才子书”,高于《庄》《骚》《史记》,被认为是“扶纲植常”“裨益风教”而顶礼膜拜,也被视作“野史芜秽之谈”“萑苻啸聚行径”而“最不可信”,责之以“太实而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以及“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大有人在。它确也有诸多不足之处,然而无论如何,这部千百年来,由说话人、说书艺人和历代文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智慧结晶,不但有观赏价值,有娱乐价值,有消遣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思想价值。除此以外,还有某种意义的实用价值。所以,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历史小说,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现在如此,若干年以后,仍将如此,因为它是一部真正的艺术精品。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从这个角度来读《三国演义》的话,这本书真可称得上是具有人生宝典意义的一部不同凡响之作。

《三国演义》的生命力,也许就在这里。

2017年3月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