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4]
前一向曾经有人在这里谈过“一二九”运动，我在丰镇纪念“一二九”大会上，也曾从历史上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先锋与桥梁作用，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光荣。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受着双重的压迫。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破落户、小有产的中等家庭的子弟，家庭与本人都遭受着国家一样的命运，所以特别敏感，对现状不满，要求改革，更进而走到革命。同时中国的落后、分散的农村经济，教育不发达，文盲多，不易接触进步思想，而知识分子则在这里能起媒介作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努力，才有了这种光荣的历史。
但这不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始终进步，有许多知识分子便从革命的进步的阵营里往后退。开小差的有，当反革命的也有。这是因知识分子还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如果他们始终能同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互相结合，彻底溶合，则他们能坚定地永远进步。如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鲁迅、郭沫若等人都是我们努力学习的榜样和旗帜。而一些为着个人的野心家们，他们只是借革命抬高身价，骗取群众的信任，他们一定会在某种时候脱离革命队伍，沦为落后、反动，汪精卫就是这种人。周作人是鲁迅的兄弟，文章修辞很好，原来也不满一些社会现状，但后来却只讲究喝茶，结果，连民族意识也没有了，做汉奸，替日本人做事了。
我们当然都愿意向着毛泽东同志，鲁迅先生的方向走，而不愿意走汪精卫、周作人的路。但我们如何才能坚持着这个方向，走这条路，这就要看我们的修养和如何修养了。今天我谈的就是这个问题，请大家参考。
当然，主要的先要求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人生观，即我们这一生应该做些什么事？为谁来做事？
让我们先来简单地看看，我们过去的修养如何，我们受过些什么教育，养成了一些什么思想。我们从小一般是受的封建教育。这种教育包涵几种什么思想，试举几种来谈谈：
第一是崇拜帝王，崇拜权威。历史告诉我们，各个朝代的帝王如何修文习武，英明贤达。父兄都勉励我们升官发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最光荣的，使人向往的。笔记小说也都是写的是人们的悲欢离合，戏曲上也是如此，大官上场，气势十足，观众一见，感到威武；老百姓脸上必画白粉，敲小锣上场，只觉得好笑。这些教育影响，无形中养成一个人喜欢统治人，喜欢权威，身份，阔气，摆架子。在旧社会我们要去找官做，我们崇拜个人偶像，我们会争名夺利；在革命队伍中，如果我们没有自觉，也还会闹这些，要个人出风头，称英雄。革命者如果脑子里不能抛弃这些，那么名誉、金钱、地位随时都可能使革命者动摇。
第二，在旧社会，升官发财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名誉地位也不是一下就可以有的；而且一个人欲望无穷，总不能满足，又常生活在各种压迫里面，于是要反抗，要革命。但他不从实际出发，空想一些乌托邦，对现实他不满，只是从他个人的不得志出发。他的乌托邦也许是美丽的，是一个理想的花园，他以为这花园可以不经过勤劳斗争而获得。他对革命的队伍也会很崇敬。实际呢？革命不是那末容易的，现实困难很多，他在困难面前就摇头灰心。革命还很残酷，使他更加战栗，而且在流血的当中厌弃了革命。他会喊着：啊呀！革命应该是好的，为什么这末丑呀！这样残酷，这是血呀！请问别人要杀你，把刀放在你头上的时候，你还怕流血残酷？想以幻想来安慰人，是最脆弱的，这样的革命思想，一碰到实际就要粉碎的。
第三，是所谓清高。前面两条路都走不通，则还有这清高的一条路。好像厌世似乎风雅，品茶品酒，谈花谈月，好像他们看不起官僚，看不起金银，实际上他们是看不起政治，看不起人民，实际上并不干净，也不高尚。旧社会军阀时代他们是喝酒吟诗；日本帝国主义杀来了，他们也仍然坐坐大酒缸。侵略者用刺刀杀了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在“配给”制度下，老百姓都饿着肚皮，而他们却写：张家口的月亮如何的皎洁，塞外风沙是多么的愁人啊……等等。这些家伙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怡然自得。这种怡然自得对于中华民族是有害的，他们要大家都同他们一样，在任何反动统治下都应该麻醉沉沦下去，他们就像蛀虫腐蚀人民的心灵。因此，这些人都必然会成为反动统治者、敌人的宠儿。
我们知识青年最容易犯的是理智不强，感情脆弱，稍受挫折，便丧气灰心，一灰心，便无视现实。革命已经闹得轰轰烈烈，农民起来了，减租减息；工人起来了，增产节约，你都看不见，仍然觉得一切都是黑暗，把自己葬送在忧虑和盲昧之中。
外国的超人思想，喜欢孤独，讨厌集体，什么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等都使我们思想上受过某些毒害。
最可怕的是在国统区，借政府的压力在我们青年人中强迫灌输一些有毒的思想。在国民党地区，禁止读一切进步书籍，青年人常常为了读书，演剧而有生命危险，当权者讲什么“读书救国”、“拥护领袖”。青年本是一张白纸，他们硬要把他们染成黑色，或灰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土地以后，也是这样。有些沦陷区的青年受他们的毒害，忘记了祖国，崇拜皇军武功，在敌人的奴化教育中消磨了一个人的民族意识，因循苟且，自暴自弃。
现在我们应当如何肃清过去头脑中积存的、或多或少的尘土，和扫除思想里的病菌呢？首先我们应该确定一个做人的标准，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真正为大众、为民族、为国家的便是好人。为个人利益而要伤害、剥削、压迫人民大众的便是坏人。当我们判断的时候，应该不看一个人口头而看一个人的实际，看一个人行动的社会效果。譬如汉奸卖国，他并不说自己是卖国，他说是为了维持地方，曲线救国。同时我们也不是看一个人的一些小事，而要看他大的方面，如汉奸于品卿，他欺骗老百姓，鱼肉人民，效忠日寇，也曾向老百姓施点小恩小惠。
为着加强我们的判断能力，必须学习一定的政治的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一个准绳，用以测量，从此出发，进而需要与实际结合，如果一个人不学会骑马或游泳，摔死淹死都可能的。我们如不到实际中去锻炼，老是空谈，不管你谈的怎样漂亮，你的那些个人的脏东西，总是依附在身上的，不可能自己去掉的。
只要我们有决心，是可以慢慢转变我们的思想生活感情的。譬如我们在农村住惯了，穿惯了草鞋，我们喜欢生活简单些。看见别人穿皮鞋，觉得那末重，还要系带子，不舒服；但穿过一阵之后，也许会觉得还是皮鞋舒服点，跟你到乡下去，也会慢慢喜欢穿草鞋一样。但这是一个艰苦的途程。
最后我想再谈一点，我们必须向人民大众学习。向他们学习知识，也学习他们优良的品质。一个学生走到乡下去，什么是谷子，什么是糜子就分不清。有一次我到一个农民家里去，他告诉我说，前几天有个知识分子到他家里去了，那知识分子拿着筷子问他，这是不是生产工具呢？惹得我们也忍不住笑了。又譬如我们到电话局去参观，一个年轻的小工友详细地向我指点着，听了之后，我也多次点头，表示明白了；实际我明白了个什么呢？我的电业知识可怜得很，我们在生产上是大大的外行，一个内行人是不大喜欢同外行人谈话的。这样我们怎么能了解他们，为他们服务呢？我说要学习他们的品质是从我亲身体验出来的，我以为工人农民，尤其是有了觉悟的工农，有着最好的品质。我在延安难民工厂时，看到他们的劳动英雄袁广发就是一个最好的模范，他从一九二九年就参加红军，转战疆场，负伤七次，是一个营长。当他最后受伤不能上前线时，在后方医院他向组织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坐着吃。我愿意做工。我过去学过织布，我是一个工人。他便把他的枪、马，勤务员都交出了，他从一个营长而走进了工厂，愉快地又去用他的双手为人民织布。还有一些农民，不要以为农民小气，保守。其实在陕北的民主政权下我看得多了，他们为了帮助从白区逃荒来的难民，拿出他们很多的东西，把用具给他们，借生产工具，耕牛给他们，把马也借出去；马在山沟摔死了，他只说：“他是受苦人，他赔不起我的马，他不是有心，算了。”这样的好事是说不完的，他们爱护八路军，牺牲一切都可以，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有这里最丰富。
知识分子如不同群众运动、群众生活相结合，最好，也只可以起点小小的作用；但如果一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生活结合，则立即可以成为英雄人物。在延安我亲眼看到一些普通医生，因为她们具有为群众服务的热忱，群众爱她们得很，几十里的人都盼望她们，寻找她们，她们被人民拥戴，被推选为英雄，并且受到边区政府的褒奖，她们的名字叫阮雪华、白浪。另外一个青年女同志叫陶端予，因为她耐心教育一群农村小孩，同孩子家庭也搞得好，她即刻成为陕北有名的人物，到处受人尊敬。
“离开了群众，离开了群众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了前途。”我今天简短的提出这几点意见，供诸位参考，并和诸位互相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