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义和团的谜团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唯法术失灵，而且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
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常会看见一干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荣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的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义和团：变幻的历史记忆
2000年，对于搞义和团研究的人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搅得天翻地覆的义和团，在几个月内演出达到了高潮，随即谢幕。义和团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最直接的后果有三个：一是让本来就被甲午赔款困扰、穷得快要当裤子的中国人又背上四亿两白银的大赔款；二是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有了外务部；三是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外国军队有了“合法”的驻扎权，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场战役，而天津按条约规定，只许有外国军队而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七七”事变时，既然日本还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还没打进山海关，二十九路军为什么会在北京南面的卢沟桥与日军打起来？前一段时间很畅销的一本书《我所见过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与众日本中学生辩论卢沟桥事变是谁先打第一枪时，难倒众日本中学生的法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从根子上追，都与义和团有点关系。当然，义和团事件的后果也不尽是惨事，庚子赔款支付了没几年，美国人退回庚款，于是有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来变成了清华大学。
在20世纪初，对于正在学习西方自觉追求“文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义和团的存在和发生无疑是个耻辱，一个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耻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人乐意谈“拳乱”，回避这个事件，无疑有讳言家丑的意思在内。自庚子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中国追求“文明”的自觉显然更加强烈了，一时间在市民们中间“文明”满天飞，看的是“文明戏”，戴的是“文明帽”，手里还拿着“文明棍”，连跟洋人叫板抵制洋货也自诩为“文明排外”，说到根上这都是叫义和团事件刺激的，大家无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举止的行为跟义和团的“野蛮”划清界限。辛亥以后虽然渐渐地这种“追逐文明”的热潮开始降温，但是只要知识界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亲和感尚在，向西方学习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就不会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的研究有太大的热情。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义和团在知识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与文明相对应的野蛮，而其内含的另一种象征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蕴，基本上被遮蔽了。
实际上，知识界对义和团的否定，大体上还是一种手段层面上的否定，即由义和团手段的落后愚昧进而否定义和团本身，至多否定到义和团的某些行为，比如说滥杀无辜，从劳乃宣、袁昶开始就是如此，康梁诸人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尽管在嘴上将义和团视为耻辱，但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将之打入冷宫，对西方侵略的文化与实体性反抗的冲动，并没有因这场运动的彻底失败而消失。直到后来，甚至在引进学习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当“一战”结束、中国跟在协约国后面充当了一回“战胜国”的时候，先进的文化人在大骂义和团的时候，却跟北京的市民一样，十分热衷于拆掉克林德碑——恰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杀外国使节而导致耻辱纪念。
随着知识界的更新换代有了模样，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成了点气候，由西式理念构架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滋长起来，这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是一样的，反对西方宗主国的知识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国教育和装备起来的。其实不仅仅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缘故，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旦产生了新的觉悟，就不大可能总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先生”的强横与傲慢与实体性的侵略一样可以引起“学生”民族主义的愤怒。当然，这种愤怒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在被后来的史学家盛赞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一面高喊着“打倒列强”的口号，路过美国使馆时却起劲地向里面欢呼致敬，显然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国会演说对弱小国家的亲和之意。而当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对华表达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友善信息时，也同样赢得了知识界相当多人的心（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别这种信息到底是不是权宜之计）。这两件事像是某种宿命的象征，从那时以后，以对美英和对苏俄的态度为界，知识界划出了一条不甚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线，虽然两者的民族主义诉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识界与右翼的不同，还在于拥有一套反对帝国主义的全新话语和行动模式，一旦某些“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并掌握了这套话语和模式，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那个曾经将义和团贬得一文不值的陈独秀在后来的以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青年》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为他过去骂过的东西唱起了赞歌。接踵而至的反帝运动中，发动组织者对于行为是否“野蛮”的担心消失了，而这种担心在民初的“抵货运动”中几乎成了组织者的梦魇，但是义和团的梦魇却一次次出现在在华的西方人的梦中，以至于有些人显得相当神经过敏。自然，由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埋头动员从前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农民从事一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在现实的革命中被唤醒的义和团记忆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相应的回应。事实上一直到大陆解放，学术界对义和团的关注相当少，总共加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论文。关于义和团迷信、滥杀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于知识界的记忆中。
解放后，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并流到了营造新型意识形态的洪流当中，从前颠倒的历史被要求再颠倒过来，重新肯定义和团很快就被推到了议事日程上。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近代两大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没有被“颠倒”得太厉害，肯定太平天国，不仅亲共的学者做得到，亲国民党和非共非国的学者都做得到，而且也这样做了。义和团则大不一样，关于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们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们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但是，新政权重建新型意识形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建立历史价值中的下层取向，即牢固地树立人民群众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并赋予价值观的意义；一是清算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将日常的对于西方侵略的印象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反帝意识架构。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义和团都是最合适的翻案文本，“说事”的话题。特别是由于美国抗战以后的扶蒋反共，以及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成了中国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敌人，而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八国联军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唯一一次和美国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别的意义（在朝鲜战争期间，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
所以，无论早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适的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之所以不出国留学就是受了胡适“不留学主义”的影响，而且胡适对于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也曾大叫其好），也不论胡适实质上不过是个中共并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大陆解放后并没有去台湾投靠蒋介石，更不管争取这样一些观望分子的统战需要，毛泽东还是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因为不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对于完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有碍的。事实上，批判和清理知识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重新兴起的义和团再评价热潮几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历史学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这其中义和团的“研究”居功厥伟，作为一种几乎是从头开始的“历史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并“定调子”的前提下，它被注入了一种从前的学术界不好想象的革命语式，而且以革命的形式进行。今天的学者也许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义和团研究文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惊叹号，那么多好像是在面对面斗美国佬似的频频质问，为什么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国联军侵略行径时单单揪住美国人不放，相对来说反而将祸害中国人最厉害的德国和俄国人放在了一边？在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很难再有地方比义和团研究更直接和不加掩饰地使用着革命语式，充斥着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许多方面甚至已经越出了毛泽东的定性，考证出义和团原本就有一个有造反传统的出身——白莲教系统的民间教门。在研究中，景廷宾的“扫清灭洋”凸显了，原来面目并不清晰的义和团领袖高大了，连红灯照都说成是妇女解放，从而赋予了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直到今天，北大的一位显然是有些天真的老教授还著文指责当年的某些大牌的史学家，在论及义和团的时候，为了给义和团脸上贴金，居然违背历史常识，不惜颠倒顺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其实，当时的大牌史学家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对于后来被人挑出的错，他们在当初就很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历史的记忆再次被大规模唤醒的时候，已经被注入了一种没有多少历史感的内容。义和团基本上变成了声讨美帝国主义最适宜的话题，起的是动员群众、激起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现实的政治需要已经成了义和团研究的目的。事实上过了并不太久，义和团接着又被赋予了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封资修”造反的新寓意，团民的打、砸、抢直接地为红卫兵的打、砸、抢做了注脚，化为现实行动的历史的依据。戚本禹的文章虽然让许多研究义和团的人感到受不了，但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逻辑来看，这种极端行为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可循。
与知识界这种变幻的记忆相反，民间关于义和团以及相关事项的记忆则十分单一和持久。义和团之后，留在中国人记忆深处最强烈的刺激莫过于八国联军，不仅老北京张口闭口八国联军，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也习惯于将过去几乎所有的西方罪恶都算在八国联军头上。还是三年前，一次我在圆明园闲逛，偶然发现在许多石头上刻着“八国联军，血债血偿！”“八国联军，还我圆明园！”和大量八国联军再配上国骂之类的“到此一游”式的东西。因为好奇，我又接连问了十几个游人，结果80%的人都认为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绝非陌生的史事，不仅教科书上讲，宣传品上有，还有电影电视剧和小说专题反映（人们难道忘怀了刘晓庆的卖力表演？），竟然还会出现如此的张冠李戴，看来历史记忆的成见力量之大绝非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想象。参加过义和团的人，在庚子以后，虽然也有少数像《知堂回想录》里记录的为钱玄同做车夫的那个前义和团大师兄，认定“人家的菩萨灵”而入了天主教的，但是更多的人连类似的功利似的改变信仰也没做到，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们，依然相信类似义和团那种半巫术半宗教式的仪式的魅力，甚至相信如果义和团能够保持道德上的纯正，不抢不夺，就是可以刀枪不入。北洋军阀时期华北大地兴起的红枪会，玩的依旧是喝符念咒、刀枪不入的把戏，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死在北洋军阀、日本人、国民党枪下的人，绝对要比义和团死在八国联军枪下的多得多。直到解放后，那些当年义和团兴盛之地的老人，依然用当年的话语，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神话，而且津津有味。其实，用不着把话题拉得太远，就是在不久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兴起了一潮又一潮的气功热，从前的神话再一次改头换面。由于换得太粗糙，除了一个科学的面纱之外，竟然还是那副半巫半神的老面皮，类似曹福田、张德成（义和团首领）这样原本很边缘的小人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套20%自创加80%抄袭的功法，再加上一个或几个秀才的捧臭脚，就可以与上面的大人物相往还，再用这些大人物的题词（如果没有，用与大人物的合影也凑合）捞取更多的办班费、书费、“诊费”……我绝不是说这些新一代的大师们眼睛里只有钱，如果上头号召或者提倡的话，我敢肯定会涌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气功军、气功集团，高张爱国主义大旗，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其实用不着血战，不是有宣称可以发功改变导弹轨迹吗？不是还有人可以以功力毁灭地球吗？那么改变战争进程或毁掉一两个我们看不顺眼的国家还不是小菜一碟。
跟西方科技叫板，最省力也最便捷的就是祭起东方神秘主义的法宝，不过这东西满足自己和同胞们的虚荣心还可以，真的交上手了顶不顶事可就是“神鬼之事难言之”了。不信，历史上有先例在，鸦片战争时清军大将杨芳在广州城上排列的马桶不济事，义和团鼓起肚子的刀枪不入也不管事。当年的活剧尽管愚昧，但基本还算是悲剧，因为多少还含有文化反抗中挣扎的虔诚，而今天再演，却只能是笑剧，让人笑不出来的笑剧，我看咱们还是歇歇吧。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2003年春天，出一趟差回来，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脱销了，都洒在或者正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跟小道消息一并，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非典”的验方，方子念完，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告诉他，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
放下电话，怕记忆有误，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在现代人的眼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气。其实，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人们，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洋人在井里下毒，就是其一。据说，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疫，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入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类似的传说不胫而走，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杀，历史上称之为教案，在义和团之前，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并不多（这种事其实很多），闹起来而闹大的，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都以闹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但是，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却从不公布事件的真相，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也没有人在井里下毒，慷慨激昂的冲突，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给人的印象是，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结果，而讹言是实有其情。于是乎，讹言越传越盛，越传越玄，最后以庚子年华北的大旱为契机，酿成了举国皆狂的排外大潮。当然，最后是超大规模的赔款惩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员人头落地，四万万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
历史似乎在借助“义和团药方”告诉我们，凡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往往与当局有意无意地控制信息有关。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担心真相的暴露会引发人心的骚动，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当正式的渠道闭塞的时候，人们对于各种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赖，从而导致小道消息乃至讹言被激活，群体在传播和接受讹言的时候情绪相互感染，恐慌由此产生而且升级，直至出现危机。更加可怕的是，群体性恐慌所引发人们的紧张，使人们会自动地寻求消解之道，紧张的情绪要有地方宣泄，不满积聚要寻找替罪羊。这时候人们往往趋向于“做点什么”，有点火星，有人刺激，就完全可能像溃堤一样形成骚乱，更不用说有人有意组织策划了。
虽然，信息控制是传统政治治理术的组成部分，但是某些聪明的统治者也知道，什么时候能瞒，什么时候不能瞒。在人们意识到危险可能波及每个人的时候，信息公开往往是化解危机的不二法门。因为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绕道而行，而反其道而行，则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们情绪激动后果的承受者。
义和团药方的再现江湖告诉我们，人们在情形暧昧的危机时刻，其心境、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是相近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正在流传的药方中有义和团的药方，甚至人们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中药和药方，可以治疗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现，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在触及人类最本原层面的时候，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地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惧害怕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着实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惨烈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捡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捡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参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又想起了王大点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支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得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获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恬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上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处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得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两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读史札记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他的组织源流，这个教，那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老师，大师兄二师兄，拳民，恩主。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些年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委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据说奥秘也各异，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数。
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是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的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不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则跟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滥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溺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不说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但是就是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将误会中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劻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地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案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地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当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见《被燎掉的大胡子》）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拳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派官员“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拳民最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可以说，拳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
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入。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观众的玩意（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拳民上法（附体）概率比较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透出他们的另一些秘密。
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公案戏里的黄天霸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拳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让拳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剿灭那些采花大盗（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里特别赞赏拳民的大臣中，号称清官的刚毅，认为某些义和团的大师兄，就是他的黄天霸。
在拳民大面积兴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太后戊戌政变，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前程，但是，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变革的外部压力，一点也没有因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减少，反而使清朝政府更让西方、包括日本看不上眼，压力反而更大。为了应付压力，向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从“民气可用”到“刀枪不入”，拳民只是顽固派官员给西太后找来的抵抗工具。甘当工具的拳民们，虽然做事的时候有点荒唐，乱杀乱烧（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就毁于他们的一把火，几万无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货的人被杀），在八国联军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非要从大毛子杀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东西扫荡干净，其实思想意识却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没有灌输，能做到如此，真是难得）。只是他们借以做工具的资本实在是太可怜，法术不过来源于乡间的巫术和气功，而且还是不太像样的巫术和气功，附体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在戏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点宗教的力，却又不大明白，服装虽然统一，不过是图个吉利（黄、红吉色），说是八卦分团，但大家都称自己是乾字团，争当老大，其他的七卦，几乎没人用。连喝的符，念的咒，都跟道教没多少关系，全靠自家糊弄。
这些拳民秘密，在当时和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这些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许还会回来。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1999年该纪念的事情似乎特别多，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有一个纪念是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似乎法定的纪念是在明年，其实那是运动失败的日子（1900年），真正兴盛是在1899年。近代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义和团那个时候要算是天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着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果黄表还不升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来，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箓，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往肚皮上着家伙，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窜得远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弗雷汉所描绘的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掺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就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魔术表演”。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袒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迹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们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地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时，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地虔信，而且是举国若狂地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以务实求验很理性的另一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老百姓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平时信神信怪信巫术，大多在病笃乱投医、急来抱佛脚的时候，太平无事的时候，除了胆小害怕的老太婆，谁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是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的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可能相信巫术，有病有灾，当问医求药不灵的时候，他们会请巫婆神汉来跳神禳邪；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实际功效的气功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气功在经过和尚、道士以及民间教门的法师们的中介传播过程中，已经与这些职业半职业的宗教家的“教义”和“法术”难分轩轾。所以，当气功和硬气功带有“实效”性的面目伴随着神巫的气息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乐于相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真有点像是民间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团的组织分八卦（乾字团、坎字团之类），连服色也跟九宫八卦有牵连；自称“佛教义和神团”；练功上法则称“安炉”；降神附体又是巫术，所附体的神灵却又不是巫婆神汉们喜欢的狐仙鼬怪，而是“大教”（老百姓管官方承认的佛道两教称为大教）的正神，再加上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语，经过这些虽然粗糙但却有效的保护色的层层涂抹，没办法不让老百姓掉进去出不来。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士大夫其实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中国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掺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份上，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也加倍地如痴若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会起到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用处外，在战时几乎是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后人编义和团的历史，至少又能添上个“某某大捷”。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至少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的肚皮会扛住洋人的洋枪。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20世纪20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发蓝眼的白俄一冲锋，对方就会如鸟兽散。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其实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一百多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