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祸临头

1 突然袭击

回到成都的第二天一早，我到医院去看望妻子。她见我回来了，很高兴，知道我要调回来了，更高兴。我见她的病体好像有所好转，我也高兴。我把硬要调我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怀疑的事对她说了。她批评我，说我多疑，要我相信组织。我回到机关，却发现同事们对我打招呼时，似乎不那么热情，有的好像有意回避，我也没有在意，以为还是自己多心了。

第三天上午，我到西南局机关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到了那里，机关领导同志还笑着招呼我坐到前排，还是像往常一样，和部、委的头头们坐在一排，有说有笑的，我放心了。

动员大会开始，由秘书长作动员报告。谁知秘书长作动员报告时，却像一声霹雳落到我的头上，他在报告中，突然点我的名，说我是我们机关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写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当场就宣布对我停职反省。

我未回来时，虽然模糊地感到兆头不对，却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深沉，把我拉出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祭旗了。我没有想到，我在乡下捉一年多的走资派，最后却捉到我自己的头上来。昨天还是响当当的最坚定的革命左派，今天忽然变成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马上就给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我坐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几乎当场昏了过去。会开完了，我坐在那里站不起来。我们部的部长走到我的面前来，对我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好好检讨，脱裤子，割尾巴，坚决回头就是。”我知道他是第一把手的得意干将，人称他为“救火队长”，总派他去担负紧急任务。现在他又负责西南局“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还是“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去北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开过“文革”的会，他说的话总是可信的吧。而且这也是我们党内搞运动的老章程嘛。

我决心就我在领导文艺工作和我在文学创作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在我们部的学习会上进行深入的检查，一定要争取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相信我也回得来。

我回到家里，认真做了三天准备，写了一大摞稿子。我是诚心诚意作检查的，为了中国不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在中国防止修正主义，需要我做出为“文化大革命”祭旗这样的奉献，我义无反顾。我把我所有的工作都和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挂钩，把我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和修正主义思想接笼。越写我越觉得真是那么一回事的样子，我过去竟然没有察觉，我的觉悟竟是这样低，真是危险。

我写完我的长长的检查后，反倒觉得轻松了。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还做了一首七律诗，题目是《认罪书》，我是这样写的：

休夸发白为人民，

迟暮迷津耻圣明。

笔伐千张心顿重，

口诛百舌体如焚。

歧途回首惊皆负，

正道从头不畏零。

负罪如山朝北阙，

风风雨雨望前程。

这首诗是我真诚的感受。我过去总认为我是为人民工作的，我不失悔我的头发为此而发白了。谁知我到了老年还迷了路，真是愧对毛主席呀。大家对我口诛笔伐，使我心情沉重。回头看看，我走错了路，背道而驰惊皆负。展望将来，我要走正道，从零开始。我负罪如山向着北京，走上我的风雨的前程。

这时，我得到领导的同意，每天下午到医院去看望我的妻子。我把我已经大祸临头的事掩盖起来，装着笑颜，鼓励她和疾病战斗下去。我和她计划着她出院后的种种养病的打算。回到家里，因为长久不在家，孩子们都来和我亲热，我不能不打起精神和他们欢笑打闹，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心上正在流血？

我还偷偷给我那个在北京的大女儿写了一封表示诀别的信。她一生下来就和她的妈妈去坐牢，后来她的妈妈牺牲后下落不明，我找了她二十年才找到。她是被一个工人收养的，成分很好，所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国防部门工作。现在却不能不受到我这个“反革命”爸爸的牵累了。我向她表示歉意，我说：“爸爸被定为反革命，今生休矣。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前程，望你和我划清界限，好自为之。”我找到她后，她一直住在北京，我在四川，相见不多，才过几年，我们此生大概就要诀别，情何以堪！

2 机关枪大炮，一起开火

我们机关通知我去参加学习会，我去了。

开始大家还装模作样地谈学习文件心得，偶然地点到我的某些作品。我也算得是“搞运动”的老手，运动过别人，我也不只一次地当过“运动员”，被别人运动过。我知道这是在打“外围战”，搜索性的冷枪点射，批判我的机关枪、大炮，早已在我周围埋伏好了，只等领导一声令下，就会猛烈地开起火来。我听了好久，听了他们许多“弯弯绕”式的发言，都是冷枪冷炮。我简直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我单刀直入地说：“你们不要绕来绕去了，我已经知道我是这次西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了，我已经准备了检查，让我念完检查，大家批判吧。”我实在耐不住，还补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机关枪大炮，一齐向我开火吧。”

“哼，你还这么猖狂。好吧，你就检查吧。”

我是诚心地准备，现在认真地检查，并且接受大家的分析帮助的。但是我把我写的检查稿拿出来念，还没有让我检查到二十分钟，就被群情激昂的叫嚷声淹没了。说我貌似真诚，其实避重就轻，在大帽子下想开小差，看起来是在自我批判，其实是借题目丑表功。总而言之，不老实，不坦白，不像样。

我的检查被打断了，我想在末尾念我作的七律诗，以表我的真思想、真感情，也没有机会了。我才觉悟到，我怎么直冒傻气？竟然忘记了我过去参加运动，以及领导运动的一贯程序。照例是让“重点”先检查几句，当然不深刻，不老实，不坦白，不像样。于是大家按照领导战前动员中早已布置好的程序，红脸黑脸一起上，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批得“重点”体无完肤，最后是叫“重点”回去好好反省，下次再上会检查。还要“重点”最后表态，那当然是自认觉悟低，不深刻，要回去进一步反省，作深刻的检讨，同时对大家的批判表示感恩戴德。如此等等，这本是搞运动的老章程。我怎么自己当起“运动员”来，便忘记了，却真想叫别人耐心听完我的真心诚意的检查呢？

下面的程序不消说就是领导发号令，大家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声色俱厉，上纲上线地批了起来，什么帽子都飞来了。但是不管怎么上纲，怎么戴帽子，总不会高过那天动员大会上领导给我戴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帽子，最多是在这些帽子上再加上“死不改悔”或“顽固不化”这样的形容词。我当然只能洗耳恭听，并且还要装得诚惶诚恐地低头记录大家的批判发言。

3 批判勇士的嘴脸

一连批了几天，我算是在批判的暴风雨里，领略了机关枪大炮的滋味，同时也看清了那些批判勇士的嘴脸。察言观色，他们的表演，也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是真心实意地批判“斗士”。他们是领导的“打手”，也可以说是“紧跟派”。他们唯恐在领导的面前表演得不够出色，自然是声色俱厉，拍桌子，瞪眼睛，简直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过这样的斗士，也许是事先把自己的心思，多放在如何揣摩领导的意图，如何表现自己是坚定的左派，而很少或者根本连我的作品，也就是他们说的“毒草”，看也没有看一下，就上阵来了。不管他们批得口沫横飞，其实没有多少结实的东西。批了半天，不得要领，不过是乱戴帽子，无限上纲，或者无中生有，横加诬蔑而已。其实于我何干哉？未必能伤我一根毫毛。他们那些诬蔑不实之词，按过去搞运动的规矩，最后落实政策时，是会全被推倒的。我看这些打手那么提劲而事功甚少的色厉内荏模样，倒也有趣。

另外一种批判勇士，那就不同，这是一群“谋士”。他们不动声色，阴阳怪气，慢条斯理地发言批判。他们却真是认真读过我的作品，并且钻在字里行间去挖掘过，希望从那里找到我的反动思想，我的反党阴谋。虽然这实在是一种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艰难工作，但是他们还是积若干年搞运动的经验，能够挖空心思，从我的作品中罗织出若干条我的罪行来。那种道貌岸然，摇头摆尾，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的样子，是可以引起在座的批判斗士们肃然起敬的。而且，这一下好像真地把我的“狐狸尾巴”踩住，我再也难逃形迹了。

但是我知道，他们玩的那套把戏，要真地揭穿了，分文不值。他们其实不过是采取过去搞“运动”年代的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时空倒置，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说穿了不过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而已。这一套把戏，我们这些文人，过去在搞运动中，比如搞反右派，拔白旗等等，都是驾轻就熟，搞得得心应手的。对于他们从陈旧的批判武器库里搬出那么些上锈的武器来批我，还那么批得有滋有味，洋洋得意的神气，不得不引起我暗地的冷笑，你们不过是冷饭热炒而已。

我的冷笑，别的人也许没有发现，但是我知道那些批判道学家是察觉了的，看他们那种色厉内荏，倒抽一口冷气的样子，就看得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们是领导倚重的批判大师，他们还会鼓其余勇，作再衰三竭的斗争的。果然他们的这些批判论点，后来都转化为党报上的连篇累牍的大块批判文章。我对他们绝不记恨，我知道他们也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然身主笔政，事非得已。作为一支领导的笔杆子，身不由己，不得不克尽厥职，做出违心的事，说出违心的话。

和上面说的“打手”和“谋士”不同，还有另外一种只能说是“批判的参加者”。他们参加了批判会，但是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领导早已谋划好的，总导演就坐镇在书记处，他一声令下，无论是批判者或被批判者，都在批判的大舞台上表演起来。在现场都不过是按执行导演的指挥棒，在批判场上，作精彩的或拙劣的表演而已。他们也可以说是“看穿派”。既然是运动，人人都得参加，他们是无所逃遁的。都要按时参加，并且还要在适当时刻，插进到唇枪舌剑中，作一点批判发言，表明自己和被批判者是划清了界限的，而且有时还表现得义形于色，跟着举手，喊“把某某人批倒批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但是我从他们的神色，他们作批判发言的措辞分寸，知道他们明白我是无罪的，不过是在大形势下，被领导抛出来的替罪羊罢了。他们也知道那些“打手”，如果不是没有脑筋的没头苍蝇，就是别有用心的“爬杆者”。那些“谋士”们其实也是昧着良心，在睁眼说瞎话，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经不起将来落实政策时核实的。

我居然发现，在参加批判的人中，有的人却在批判时，转弯抹角地替我开脱，实事求是地替我说明当时我说某一句话或写某一篇文章的背景情况，强调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大家都知道，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有权威性，谁也不好反驳的。其中有一位“批判者”，竟敢于公开地为我作很有分寸的辩解，对于那些强辞夺理地批判，不以为然。这自然在批判队伍的内部，引起分歧的看法。我对于这位同志在这样的大潮流中，敢于坚持真理，逆流而上的勇气，表示敬佩。这样敢于冒风险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当然这种不谐和音，很快就被压下去了。领导作过什么努力，我是不得而知的。我只知道这个同志过去是以“老右倾”受过批评的。听说他说了一句“名言”：“现在大家都在走钢丝，从左边掉下去是沙发，从右边掉下去是茅坑。”

应该说，还有更大量的人，不过是“批判会的旁观者”。可以说他们是“观潮派”或“逍遥派”。他们对于这样运动，那样运动，实在是见多不惊，习以为常了。他们眼见今天你斗争我，明天我斗争你，眼看有的人今天春风得意，转眼间却成为阶下囚，真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今天还说是亲爱的同志，明天说不定就是反革命嫌疑分子。他们眼见我这个部一级的领导干部，一转眼间就变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在他们面前干了不知多少坏事，他们竟然一无所知，这能叫他们相信吗？但是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只好冷眼旁观，看你几爷子搞些什么名堂。批判会规定一定要参加，那就参加吧，批判的勇士很多，他们乐得在阴凉处乘凉。我发现，他们有的在看别的书，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女同志就利用时间打毛线，有的就请了假，一直没有看到他们到场。至于批判的大字报上要叫大家签名，那就签个名，管它说些什么。就是不经过本人同意，把名字签上，也是常事，谁敢去追究这样的盗名者。

就这么周而复始地隔一两天就来一次，搞了一个多月，我也说不清开过多少次批判会了。起初我是真诚地听，认真地记，并且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要检查错误，要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但是批判得太久，翻来覆去，牛皮榨，榨牛皮，就是那么一些批谁都可以用上的话和领导钦定的罪名。我也就不想再记录，也不感到那么惶恐了。

在有一次批判会上，有人建议：为了防备我和坏人串联或订立攻守同盟，不仅要对我“停职反省”，而且要对我实行“隔离审查”。这实际上就是变相地把我抓起来。这从过去搞“运动”的老章程来说，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对我来说，却是很恼火的事。因为我的妻子重病在医院，我是必须每天去看望她的。

既然有人提出来要对我实行隔离审查，下面的文章，我知道理应是，大家同声赞成，接着是善于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接受群众建议，对我宣布：“隔离反省”。

我知道这都是领导早已安排好的民主演出。领导的意志要转化成群众的意愿，这就是“群众路线”嘛。不过他说得漂亮一点：“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我天天处于群众的包围之中，还有什么不安全呢？那意思无非是，怕我在反省中想不通，以致“自绝于人民”吧？“自绝于人民”，谁都知道就是寻短见自杀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无论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我都要改过自新，我绝不会自绝于人民。这样说，当然没有什么可能改变我猜想领导早已内定对我“隔离审查”的成议。我只是提出来：我的爱人重病在医院，我原来是每天下午一定要去医院看望她的，我不能突然不去看望她。他们总算发扬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同意我的这个请求。

从此以后，就有三条汉子搬到我的家里来住，和我形影不离，同吃同住同生活。后来押着我流放到峨眉、苗溪劳改农场等地，直到我们的第一把手和掌管“文革”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我一样，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比我大得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止。

4 “你这哪里是检讨的问题哟！”

有一次我从批判会上经受了疾风暴雨的洗礼后，昏昏沉沉地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不知怎么地就走到老陈的办公室的门口，而且走了进去。老陈是我们机关的一位领导同志，副部长。平常和我往来，关系不错，是个好人。他猛然一见我这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人，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虽然感到有几分意外，却并不拒绝我进去。他顺手把门带上后，就招呼我坐进沙发里，并且给我倒开水喝。我真的感动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我没有想到我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他还是照我们机关首长说的口径劝我：“犯了错误不要紧，认真检查就是。”我说：“我愿意检查，但是刚才有的同志批我的并不是事实。”他说：“大家在会上说些什么，你不要计较，那是算不了数的，一切都要核实了才能算数。”当时能听到这样的话，我不无几分感激之情。事实上他作为机关的首长之一，在批判会上却并不显得那么积极，没有充当理应充当的主攻炮手，最多只是敲一敲边鼓。有时他推说有事要处理，就没有来参加。特别是今天会上，我被宣布“隔离审查”后，我要求准我每天下午到医院去看望爱人，发生争论时，他主张同意我去，有力地支持了我。在那样的场合，要不是他敢于站出来主持公道，我的请求未必能得到批准。在这一点上，我真的感激他。哦，我想起来了，我为什么要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就是为了对他表示感谢的。我对他说：“谢谢你支持我的要求。”他说：“本来嘛……”没有再说下去。我知道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呆久了是不好的，不想给他带去麻烦，我马上站起来告辞出门，走到楼下去。

我从楼上走下来，到了大厅。但见大厅里重重叠叠、密不透风地挂满了大字报，都是批判我的。我早上上楼时还没有见到大字报，才三个钟头，便挂出了这么多的大字报。我并不感到惊异，这都是按着既定程序进行的。我当然有义务留下来读这些大字报。于是我钻进大字报林里去和其他看大字报的人，一同“奇文共欣赏”了。

忽然我在大字报林一角碰到了一位老书记。过去我曾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许多年。他是一个老同志，是勤工俭学留学法国回来的，平易近人，很尊重科学和知识分子。他也是一个大好人，党性很强而又有人情味。不乱批人，更不乱整人。他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但是却不肯轻易表示态度，即使不同意，也从来不顶着上级办事。（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吧，这样的好人也不容许活在世上，他后来和西南局其他几位书记一样，含冤而死。）我和他很熟，我到西南局工作时，他已经调到西南局书记处任书记。我常常去看望他，什么话都说。他对我总是慰勉有加。过去他一直注意我的这份德性，就是他说的有几根知识分子的傲骨。他说：“当心傲骨有时候会被人认为是反骨哟”。当他得知我在四川水利方针和种棉花的问题上和第一把手意见分歧，我坚持说要尊重科学时，就警告过我说：“恃才傲上，危险呀。”现在果然应验了。

我没有发现别的领导人来看批判我的大字报的，然而他却来了，可见他对我还是很关怀的。他看得很认真，很痛心的样子。见到了我，好像不好对我说什么。我却走近他，对他说：“陈书记，对不起您，我没有听您的话，犯了大错误了。但是我一定要深刻反省，认真检讨，努力改正错误，争取尽快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我说我正接受批判，并且把我表示态度的那首七律诗交给他看。

他看了一下，很痛苦地摇一摇头，抬头看一下左右没有人，便细声地对我凄然地说：“你这哪里是检讨的问题哟！”

5 以烂为烂

这位老上级的这一句话，把我从迷梦中惊醒过来。我回到家里，一夜难眠。我翻来覆去地想，原来我是一个大傻瓜，我想得太天真了。其实一切都早已有了定局，他是书记处的书记，自然是知道内情的。给我戴的帽子，肯定是经过第一把手精心炮制出来的，我是翻不了身的了，就是怎么脱裤子，割尾巴，彻底检讨又检讨，有什么用呢？

我再也不想看那些“帮助”我的大字报了，把叫《认罪书》的那首诗撕成粉碎，抛在地上。从此我就死心塌地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吧，他们爱怎么整就怎么整，红烧清炖，悉听尊便！

我在家里十分愤慨，感情沸扬，感到有什么话不吐不快，我是一个喜欢舞文弄墨，习惯于写旧体诗词的人，于是愤然写了几首诗以发泄我的感情。其中有四首七律诗是：

梦蝶

一生清节同腐鼠，

半世功名付浊流。

昨日并肩呼战友，

今朝反目疾深仇。

死生荣辱何遑论，

升沉穷过算个球。

风雨黄昏门早闭，

安然拥被梦庄周。

烈夫

烈夫亮节古今同，

生作人杰死鬼雄。

骨似九秋霜菊傲，

心如五月石榴红。

临危岂学风中柳，

及死还崇雪里松。

且喜此头堪一割，

冲天浩气贯长虹。

书愿

顽石生成不补天，

自甘沦落大荒间。

耻居上苑香千代，

愿共山荆臭万年。

何畏风波生墨海，

敢驱霹雳上毫颠。

是非不惧生前论，

功罪盖棺待后贤。

书愤

“左”家王国几时休？

抛却乌纱听杀头。

万里澄空嗤蜀犬，

千围碧树笑蚍蜉。

仍然丽日中天过，

岂废长江亘古流？

醉里挑灯犹看剑，

惊雷且听起神州。

这几首七律诗，可以说比较充分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头一首《梦蝶》是我在突然遭到打击后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情绪。我感到我一生追求的清节，忽然说得臭如腐鼠，半世的功名也一朝付之浊流。我不明白为什么昨天还亲热地叫同志战友，今天忽然就变成恨之欲其死的死对头。死生荣辱，穷过升沉，对我来说，“算个球”！还是闭门拥衾高卧，梦庄周去吧。

但是事实上哪里容得我逃避现实的残酷斗争呢？眼见领导是下决心置我于死地了。我在死以前，还是要表述我的节操和心志，于是写了《烈夫》和《书愿》。我从少年立志报国，就怀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心红骨头硬，不学风中柳摇来摆去，就是死也要如苍松挺立。在做地下党工作时，是要随时准备被杀头的，只有靠这样的浩然正气，才能安如泰山，化险为夷，死里逃生。《书愿》则是表示我的志趣。我自况为一块《红楼梦》里那种顽石，不想去补天，作庙堂之选。不想去供在上苑香一千年，却愿去与山荆为伍，遗臭万年。我坚持以笔作刀枪，不害怕卷入文字风波。不管生前别人怎么骂我，是功是罪，盖棺论定，让后人去说吧。

我写《书愤》是在预见到我可能要死无葬身之地、极度愤懑的情绪下写的。我不相信我所在的这个“独立王国”（这是早已为大家背后议论所定的）会千秋万世，太阳还会照常划过中天，长江还会亘古长流。我一天不死，还要呼唤战斗，我期待着神州大地，风雷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