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担当篇
职务就是责任，履行好职务就必须敢于担当。担当意味着付出、奉献甚至牺牲，意味着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
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一生都是活在责任之中，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责任，每一个岗位都是一份责任。也就是说，人在社会中生存，就必然要对自己、对家庭、对集体、对祖国承担并履行一定的责任；责任是伴随人终生的行为准则，任何人都不能回避。为官当领导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职业，更是必须切实做到认真履职尽责。古人说为官三要：清、慎、勤，就是由于责任所需。现在强调的好干部标准之一——敢于担当，同样是责任的体现。
职务就是职责，领导就是责任，位高者责更重。古人说得好：“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古今中外，立志报国的仁人志士，莫不把职务与责任紧紧联系在一起。据记载，宋代名相范仲淹在每天就寝前，总要把当天的工作与花费作一番对照。两者相称，则能安然入睡；否则就会夜不能寐，第二天一定努力工作加以弥补。这反映了那些正直清廉的封建官吏对职务本质含义的理解与态度。但历史上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人，洪秀全后期的所作所为堪称典型。据史料记载，洪秀全从四十岁进天京（南京）城至五十一岁去世，从未迈出天京城门一步，他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十一年间，仅颁布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1854—1858年这五年竟然未发一诏，全然空白。连他的老对手曾国藩也奇怪地感叹：“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很显然，摊上这样的领导者，太平天国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毫无疑问，在其位，不谋其政，乃是做官之大错。当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倘若对职责无所用心，虚食重禄，尸位素餐，该管的不管，该抓的不抓，则是最大的失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有人做官做久了，精神逐渐松懈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愿去做了，即使是自己分内的事也多交派下属去做，自己则悠闲地当起了甩手掌柜。有的工作疲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当“太平官”，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难事推他人；有的不敢坚持原则，圆滑世故。类似种种，既败坏队伍风气，又贻误事业发展。
勇于负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人们常说党员干部不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这是强化党员干部责任意识的必然要求。我们入党，不是为了在党员花名册上登记一个名字，而是为了注册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的特殊身份；我们当干部，不是为了当官做老爷、图享受，而是为了做人民公仆，为民办实事，为国家富强和百姓福祉多做贡献。每一个党员干部不仅应该具备普通老百姓应有的全部责任，而且应该承担为百姓造福的特殊责任。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责任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有了这样的责任观，才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伟大事业。“责任重于泰山”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承担的光荣使命的高度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会上发表讲话，主题和核心词就是责任。在出访俄罗斯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提出其执政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要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胜利，责任之重是前所未有的。
领导干部要认清和担负起政治责任，把对党负责、为民奉献作为根本的行动准则和基本的政治素质，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时刻把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谋求人民幸福美好生活而忘我工作。要认清和担负起社会责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永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和公平正义的维护者。要认清和担负起历史责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干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好事，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认清和担负起家庭责任，坚持从严治家，管好配偶子女，做建设和谐家庭、保持家庭幸福的模范。
责任是一种客观需要，也是一种主观追求；是自律，也是他律。领导干部应该基于自己的良知、信念、党性，自觉自愿地履行责任，为党和国家、为人民做出自己的奉献。理当牢记：无论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定责任，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履行道德责任，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拷问；不履行法定责任，会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和制度的惩处。位不在高，有为则名；权不在大，尽责则灵。
宁使一家哭 不让一路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既打“老虎”又打“苍蝇”，一批腐败分子相继被严肃查处，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
那些被查处的领导干部，面对组织、面对法庭，无不泪流满面、追悔莫及，无不说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可谓痛苦不已、后悔不已！由此笔者想起《宋史纪事本末》中记载的一件事。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朝廷为了推行新政，整顿吏治，要选派一批官员到各路（行政区划，相当于省）去担任监司（监察官）。范仲淹（时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非常重视监司的选拔擢用，主张建立严密的任官制度，根据掌握的情况和平时的表现，对监司名单一一审查把关。他在审查名单时，凡遇“不才”（指庸官、贪官等）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枢密使富弼劝他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就是说怎能用一人的荣辱使一路的百姓遭受危害呢？于是仍然坚持勾掉。好一个范仲淹！好一个“宁使一家哭，不让一路哭”！这句铮铮之言，对两种“哭”作了鲜明对比，充分体现了他以民为本、体恤民情的博大情怀；这种“一笔勾之”的举动，充分体现了他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坚决革除官场积弊的坚定信念和勇气。这对于我们今天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仍具有很强的学习借鉴意义。
范仲淹的“哭论”，充分说明一个干部的好与坏、廉与贪、勤与怠，不仅关系到干部自家的幸福安康，更牵涉千家万户的祸福。对那些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的“不才官员”“有病干部”，如不严肃查处，听任在台上作威作福，他们治下的百姓必然遭殃。所以，治国先治吏，治吏须从严。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
范仲淹的“哭论”实质上是一种民生至上论，是一种重视老百姓利益的价值观。宁可让官吏哭也不能让百姓苦，这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警醒和反思。当干部以公权谋私利，甚至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如何处置？干部个人私利与群众利益孰轻孰重？范仲淹“哭论”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为百姓办事，替百姓谋利。作为党的干部，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绝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百姓的痛苦之上。对于贪官污吏，必须始终坚持一查到底、一撸到底，“宁使一家哭，不让一路哭”。
范仲淹的“哭论”，还充分说明任何干部都必须按规矩行为处事，执法者必须铁面执纪。倘若有法不依，有规不行，特别是如果干部在位上庸碌无为甚至乱作为，长期得不到应有惩戒，那么，事业就要受损，百姓就要受苦，党的威信就要打折扣。所以，对执法者来说，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例外，对“不才官员”“有病干部”，该从“班簿”中“勾去”的坚决“勾去”，该降职的人坚决降下，该严惩的决不“皮鞭”高高举、到身轻轻落。当然，范仲淹的“一笔勾之”看似轻易，实则不易，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作为执法者，必须具有坚强的党性和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得罪权贵，不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敢于说“不”，绝不当“老好人”。当然，干部要想不“一家哭”，必须时时警醒自己，从严律己。要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切实加强党性修养，时刻做到遵纪守法、执政为民。
难得是担当
任何人在享有正当权利的同时，都要承担应尽的义务。也就是说，人其实活在责任之中。责任是做人的基本，是做人有没有担当的试金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官避事平生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格言，都体现了责任意识、担当精神。
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是对领导干部最为基本的要求。职务就是责任，履行好职务就必须敢于担当。应当说，当前大多数领导干部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十分珍惜并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的问题较为突出：有的工作疲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当“太平官”，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难事推他人；有的不敢坚持原则，圆滑世故。类似种种，既败坏队伍风气，又贻误事业发展。
是勇于担当还是不敢担当，实际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特别是事业观、工作观的问题。深究起来，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担当，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缺乏担当的勇气；二是缺少担当的能力；三是丧失了担当的底气。
担当意味着付出、奉献甚至牺牲，意味着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承担责任的勇气来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都敢于担当，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大批领导干部锐意改革、敢于负责，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大量事实说明，领导干部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才能振奋精神、鼓舞斗志，才能使工作有声有色、生气勃勃，也才能不断开创新局面。
担当需要勇气，也需要能力。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主要从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身上体现出来，以各级党委和干部执政能力为依托。因此，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提高干部的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与时代的要求和肩负的责任相比，领导干部中仍有部分同志在执政能力方面存在欠缺或差距，需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己从事管理工作和领导工作所必需的其他能力，诸如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科学决策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协调沟通能力、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等。“艺高人胆大”，能力强了，就有资本去面对、去担当。
无私才能无畏，自己不干净、不纯洁就没有担当的资格和底气。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过不了廉政关，就没有担当可言。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产生腐败的大环境还没有彻底改变，仍处于腐败多发期。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建立一种内省的约束机制，筑起一道防止腐败的思想防线，坚决克服和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有了正确的权力观，才能恪尽职守，才能廉洁为公。要有羞耻意识，知羞是善的开始，无耻是恶的开端。以廉洁从政、艰苦奋斗为荣，以贪污受贿、奢侈腐化为耻。要有慎独意识，时刻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有人知道与无人知道、有人监督与无人监督一个样，保持道德的纯洁性，做到自尊自强、一身正气。
总之，难得是担当，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担当的好干部。与此同时，也要大兴敢于担当之风，进一步健全完善干部考核任用机制，让更多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干部涌现出来。
当干部就得讲原则
所谓原则，是指人们说话或做事应该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是人与人相处及整个社会得以成立的必要规范。没有原则的行为，一定是盲目的行为；没有原则的思想，一定是胡思乱想。社会没有原则，将会失去秩序；执政没有原则，将会天下大乱。作为执政党的干部，必须坚守为人、做事、从政的基本原则。
讲原则，是干部为政之德的基本要求。当干部意味着拥有一定的公权力。权力如果失去纪律、原则的约束，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失控的洪水，祸国殃民。我们党历来强调党员干部要坚持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其是否坚持原则。讲不讲原则，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是检验党性强不强的试金石。毛泽东同志在概括集体决策和部门分工时曾经指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原则是方向，是底线，也是保护伞。当干部，自然面临着许多选择，在不好选择时，坚持原则就是最正确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如果背离了原则，就会陷入歧途，就要走弯路。只有敢讲原则，善讲原则，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路线，维护人民的利益，推进事业的发展。
讲原则，就不能当老好人。讲原则就要做到公正无私，始终维护群众利益。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的干部向来为群众所拥护。北宋名臣包拯就是因为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才被老百姓称为“青天”，但他在贪官污吏眼里却是“黑脸”。可见，坚持原则虽然会得罪少数人，但却会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现在，干部当中老好人现象比较突出，对歪风邪气不敢“批”，对复杂矛盾和问题不敢“碰”，对正确意见不敢“顶”，到头来，工作不能正常推进，问题解决不了，群众十分不满。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会损害党的执政形象，失去群众信任和拥护。不坚持原则，说到底是私心作怪，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怕影响自己升迁。所以，当干部必须大公无私、一身正气，这样才能有坚持原则的底气。
讲原则，就不能“感情用事”。讲感情、重亲情，乃人之常情。但怎样对待感情，如何过好亲情关和友情关，对每一名干部来说都是十分严峻的现实考验。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如何讲感情这个问题上没有把握好尺度，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感情是把“双刃剑”，处理好了能心情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对人生、事业都有益。反之，如果一味“感情用事”，反而会影响工作，贻误事业，甚至自毁前程。干部必须在党纪、国法、原则之下讲感情，牢记“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对亲朋好友既重感情、更讲原则，严格按政策规定办事，遵纪守法，严格自律，并注意交品德高尚之友、交正直善良之友、交志同道合之友，自觉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
讲原则，不是固守不变。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原则和与时俱进互为前提、相互促进，体现了不变与变的辩证法。不变，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变；变，就是要与时俱进，继承发展。不变，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变，才能有所创造、有所进步。领导干部在推进工作、处理问题过程中，必须坚持原则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的统一，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不计较，原则不让步。当然，对于无原则的变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坚持原则，核心在于坚持党性原则。作为执政党的干部，必须坚持执政为民原则，牢固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必须坚持组织纪律原则，讲政治、知大局、守纪律，时刻站在全党大局和人民群众立场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权威，胸怀法度，廉洁从政，善守其本。
当干部就不能“太自在”
“八项规定”剑指不良作风，教育实践活动旨在解决“四风”问题，想吃喝享乐一点不容易，这让一些干部感叹：“工作又苦又累，如今上头又抓得紧、管得严，干部越来越没当头了，越来越不自在了。”
有人说，时代不同了，也要承认干部有自身的权益，用“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理想标准要求干部已不太现实。然而，承认干部的正当权益，并不意味着默许干部能够“太自在”。古人就有言“当官不自在、自在莫为官”，“不自在”本是干部的一种常态。无论何时，干部的公仆本色都不能变，不能当官做老爷，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如想太自在，就别当干部。
“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掌握权力就要接受约束监督，人民公仆就当为群众鞠躬尽瘁。革命时期，有人问胡耀邦同志，加入共产党当干部有什么好处？他回答，让我看“有九十九条都是‘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俗话说：捧人家的饭碗，就要受人家管。干部受权于民，所为者公，不能自比于一般人，应该有更高要求，才能承受“九十九条‘坏处’”，以为民服务为己任。
干部不自在一点，群众就会舒服一点；相反，干部如果太自在，群众就会感到不舒服。有些干部把权力不是当成为民的责任而是作为享受的资本，不思进取、无所事事，热衷于做太平官，沉迷于个人享乐。有的对权力无所畏惧，为所欲为，唯我独尊，脱离群众，颐指气使。有的遇事则推诿扯皮，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长此以往，干部习惯了自在，享乐之风就会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改革发展就会受损害，群众利益就会受伤害。
晋惠帝锦衣玉食、优哉游哉，因为太自在，所以面对饿殍遍野才有“何不食肉糜”的感叹，贻笑千古。放在今天的语境之中，干部就要用自己的不自在去换取群众的自在，用自己的辛苦指数去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心里装着群众，自在不自在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心系棚户区的群众，就不会一味追求办公楼的豪华气派。情牵贫困山区的群众，就不会盲目要求公务宴请必备美酒珍馐。挂念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就不会片面热衷规格高、排场大、接待好。
归根结底，干部太自在，既有思想根源，也有制度缺陷。一些党员干部，不再艰苦奋斗、缺少忧患意识，热衷于享乐主义、特权思想。而规则不细、管理不严、惩戒不重，也让一些干部有条件太自在，有机会高枕无忧。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些干部身上的“四风”问题，或多或少都是受到太自在影响之故。
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到习近平同志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道理贯穿始终，就是约束监督多一些，干部不自在一些，群众就会舒服一些。只有当干部失去一时小我的舒服自在，换来发展的跨越、群众的满意，也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自在。
领导干部要善于“拍板”
所谓拍板，通常是指对有关问题作出决定。“拍板”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和主要活动，也是议事和决策的最后环节。一项工作一旦经有关负责人“拍板”，立即进入实施阶段，一切机器便运转起来：工程立即上马，调动如期到位，决定就此生效，问题马上解决……由此足见，“拍板”非同小可。
职务其实就是责任，敢于决策、善于拍板，不仅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和责任体现，而且也是推进各项工作的必然要求。如果领导干部畏首畏尾、当断不断、议而不决，则往往容易坐失良机，不但直接影响到领导者的威信，而且会使事业遭受损害。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拍板”就意味失职。
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拥有敢于担当的精神。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也就是说，遇到担责任的事要敢于“拍板”，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党和人民既然给了一定的岗位和权力，就必须认真履行职责，敢于担当责任，解决问题，推进工作。如果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满足于当“传声筒”“收发员”，浑浑噩噩，遇到问题绕道走，那就是失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领导者要以攻坚克难的勇气、敢于负责的态度，知难不畏，排难而进，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时代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为事业而拼搏。
果断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意志品质。一个领导者如果具有这种心理品质，就会在决策中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领导决策面临的情况错综复杂，尤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需要领导决策者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果断和迅速地做出决定。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它复杂多变、变幻不定、动荡激烈，任何犹豫不决都可能错过时机。优秀的领导者，一旦发现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成熟，就要当机立断，果断决策，并立即付诸实施。
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顾虑重重，怕这怕那，畏畏缩缩，往往会贻误时机，后悔莫及。三国时期的袁绍集团，其实力在诸雄中首屈一指，被公认为最有希望问鼎天下。袁绍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林。但是由于袁绍的优柔寡断，一次次失去了战机。在官渡之战的相持阶段，谋士许攸曾向袁绍献计：“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令一军星夜袭击许昌，则许昌可得，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机会，两路击之。”但袁绍却顾虑曹操诡计多端，拒绝了许攸的建议，最终败于曹操之手，不得不退出角逐天下的行列。如果袁绍能够当机立断，抓住有利战机，及时采纳许攸的建议，那么其结果很可能如曹操所说：“若袁绍用子远言，吾事败矣。”可见，当断不断，看起来似乎稳妥，实际上却潜伏着更大的危险。对于一名领导者来说，优柔寡断是致命的弱点。
决策贵在不失其时。决断忌犹豫、疑虑。犹豫是时间的窃贼，疑虑是决断的大敌。列宁曾说过，要使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得坚定。领导者的决心，对部属坚定不移地去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领导者遇事怕担风险，怕负责任，左右摇摆，拿不出主见，不但使部属难以坚定地去实施，而且直接影响到领导者的威信，使部属对领导者失去信任感、依赖感，最终使“拍板”难以贯彻。
当然，敢于拍板并不等于武断决策、刚愎自用，科学的决策应建立在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多方听取意见、冷静分析思考的基础上。要充分估计事物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能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和结果，使自己的决策更加具有科学性、超前性和战略性。宋代辛弃疾说过，“谋贵众，断贵独”。意思是，商量事情贵在人多，决断事情常在一人。与众多谋，可以了解实情，决策才不会违背客观规律，才会不出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发展，往往会有一个重要机遇期，抓住了就能实现较快发展，如果错过了，则会后悔不已。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就要敢于打破常规，突破框框，果断决策。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用创新的眼光审视现实，分析问题，敢想他人所不敢想，敢断他人所不敢断，敢为他人所不敢为。与此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并完善切实可行的考核、监督机制，以及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使广大干部有监督、有制约、有压力、有担子，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不能只当“太平官”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有关会议中指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不能只坐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只想当“太平官”，不能只守常规办事。此语既令人警醒，又发人深省。
如今，领导干部中的大多数都能够尽心尽力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然而甘当“太平官”者也有存在。
所谓“太平官”，是指那些思想上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作风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工作上回避矛盾、不敢负责的领导干部。“太平官”虽不像贪官那样直接吸食民脂民膏，但他们拿着人民的俸禄，却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但贻误工作，还会导致整个干部队伍士气低落，长此以往，不仅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更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古人云：“为官避事平生耻。”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这是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职务就意味着责任。树立“事业大如天、责任重如山”的意识，拥有责任感，是一切领导者的灵魂，它折射出每一个领导干部道德水平的高低和人格的高下。领导干部有了责任感，就能经常进行自我检查、自我监督、自我评价。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就会感到满足和欣慰；若为官一任，一事无成，甚至损公败业，就深感内疚、惭愧和悔恨。“太平官”归根到底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缺乏责任感。只有强化责任感，才会有事业心，才会有工作的动力和激情。
“太平官”之所以能够当得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针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并完善切实可行的考核、监督机制，以及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使广大干部有监督、有制约、有压力、有担子。加强监督，重在较真。如果监督只是走走过场、只是敷衍了事，再高的频率、再多的数量，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加强监督一方面要克服怕得罪人的消极思想，敢于作为、积极作为；另一方面要设计一套严密、有效的监督机制。对那些“太平官”，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该警示的要警示，该“下课”的要“下课”，真正做到“庸者下，能者上”，形成干事创业光荣、不干事耻辱的良好氛围。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必须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诚心竭力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使那些胸无大志，不思进取，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的“太平官”无法“太平”下去。倘若如此，则是人民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和谐不是一团和气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方略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往往在工作中借和谐之名，而行一团和气之实。他们信奉好人主义，明哲保身，不敢坚持原则，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甚至出了问题还包着、护着，不敢甚至不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对上级，热衷于“吹喇叭”“抬轿子”，百般投其所好；对同级，“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极力保持一团和气；对下级，有心“栽花”，无意“挑刺”，放任自流。有的领导在工作中遇到问题，特别是一些利益交错的问题，不是想方设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绕过去；一些地方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矛盾十分尖锐，有的领导不是积极去化解，而是挖空心思加以掩盖，这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与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与我们真正追求的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内涵南辕北辙。
讲和谐如果不讲原则，不讲是非，则放弃的是正确、正气和正义，以及党和人民的利益，助长的则是歪风邪气。作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讲和谐、讲原则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辩证统一的。讲和谐是在讲原则的范围内进行，讲原则是讲和谐的重要保证。讲和谐指的是有原则的和谐，讲原则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和谐。讲和谐就是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原则是坚决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的具体体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高度统一的。如果有的人打着讲和谐的幌子，放弃讲原则，这不仅是党性不强的表现，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谐观，更是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相悖的，我们坚决要反对。
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矛盾无处不在，冲突无时不有。和谐不是要取消各种矛盾，和谐更不是发现困难绕开，看见问题躲着，碰到矛盾走远，而是要正视矛盾，千方百计解决矛盾。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和睦。实事求是地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消除不和谐因素、增进社会和谐的过程。这方面，领导干部负有重要职责。联系到实际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就要沉下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尤其要善于深入到困难和矛盾中去，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找到问题的症结和矛盾的焦点。问题搞清了，矛盾找准了，领导干部就要切实负起责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联系到具体的实际情况，并从大局中通盘考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将这些措施一一落到实处，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务实之举切实转化为惠民的实际成果。
和谐是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中的统一。和而不同——有差异的和谐才有美。在和谐之中，要使各种差异形成一种合力，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而保持一团和气者，就是唯和论者，不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也不愿看到改革创新冒尖者，总想大家在和中消退意志，这是庸俗的和谐论，是形而上学，更是对党的事业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人意志得到合理反映，是积极向上、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社会。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和谐理解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一团和气，这是对和谐之义的极大歪曲。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和谐氛围，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各项工作，坚决抵制庸俗的和谐论，积极鼓励和保护改革创新者、锐意进取者、干事创业者，他们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更是和谐社会中的亮丽风景。
和谐不是一团和气，不是否认矛盾和斗争，不是不讲原则，不是排斥差异和竞争。我们要的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和谐，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任的和谐。各级领导干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务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言行，对一团和气这股歪风不仅要坚决抵制，还要作彻底的斗争。
为官的难与易
做官是难是易，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如清末的李鸿章就认为做官既其乐无穷，又相当容易。他曾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若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按照他的逻辑，会种地的就当农民，会手艺的就当工人，有文化的就当教师，如果什么都不会，就得想办法去当官，因为天底下当官最容易。与之相反的是郑板桥。他在家书中写道：“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他的那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而是以忧国忧民之心，救灾帮困，放赈济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百姓办事。做他这样正直爱民的清官，确是难乎其难、苦上加苦了。
古代一些为官者常发“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言，他们如同“挑夫”，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今，共产党人更懂得做官就是负责、就是奉献的道理。焦裕禄为改变兰考的落后面貌，拖着多病的身躯踏遍了兰考的山山水水；孔繁森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藏族人民，甚至为抚养两个藏族孤儿而卖血；任长霞曾一天接待上百名来访群众，中午顾不上吃饭，只啃个烧饼打发。做他们这样的官容易吗？
由此可见，做官是难是易，全凭自己怎样去当了。然而，就其本意而言，做官应当是苦差事、难差事。清人王有光所著《吴下谚联》有“上任”一条，这样写道：“士人赴官谓之上任。任者，担也，盖将担子负其身上。”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任”字，即一人身旁竖有一条大扁担，右边的“壬”就是由这条大扁担演变而来的。可见，称做官为“上任”，正是道出了做官的第一要义：挑担子。大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至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是一副担子，压在领导者的肩上，还要负重前行，能说这容易吗？
不知从何时起，做官逐渐变得不但不清苦、不辛苦，反而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实惠、一种光宗耀祖的事情。正因为做官有权有利有享受，所以千百年来，有那么多人拼着老命往官道上挤，形形色色的谋官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然而，如今把做官当成一件易事、一种享受、一种实惠的人，在我们身边并没有绝迹。少数人做官就像人们调侃的那样，批阅文件画个圈、上台讲话照稿念、检查工作坐车转、喝点小酒胡乱侃、有点好事他先占。这样把做官“做”成一件容易事，实际上是对官的职责的弱化和异化，根子出在脑子里“官本位”意识浓厚，把自己同群众的主仆关系颠倒了。这样的官如多起来，老百姓可就要遭殃了。
当前，不少领导干部感觉官越来越难当了。党对官员选拔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未来官员的选拔和任命至少会对三种人员说“不”：一是无“德”者难入。这里的“德”指的是品德。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官员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财务状况公示、配偶子女从业公示、身边人员升迁公示……没有一颗为民服务的“红心”、仅仅想以“当官”来为自己捞取资本的人，恐怕会仕途坎坷。二是无“能”者难入。无论是选拔普通公务员还是选拔决策者，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恐怕难以胜任一位合格官员的角色。三是无“定力”者难入。现代社会的官员一旦决策失误，需要有担起错误后果的魄力和勇气。差额选举、公示制度、末位淘汰、引咎辞职以及事故问责等制度的形成，使今天的官员远非过去“上面一动嘴，下面跑断腿”那样简单。因此，凡事不经过缜密思考和论证便随意决策的官员将被淘汰。
的确，现在的官员越来越不好当，当这种现象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确是惠泽民众的一件喜事。时下，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具体，考核指标越来越细，标准越来越严，使官员有很多“规定动作”；另一方面，党和人民不断严格的要求，各种监督越来越健全：舆论监督、群众监督、领导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等，即制度严了，监督多了，使不符合规定的动作难有藏身之地；再一方面，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官员的素质与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如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重大项目的科学决策能力等，使官员自我适应难度加大。
由是观之，“当官难”现象并非坏事。从“当官难，当上官后更难”的感叹声中，看到的是时代的进步。倘若有一天，领导工作这门职业真正成为了全社会最难的职业之一、最崇高的职业之一，对国家、对社会、对群众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也有一些领导，以“领导也是人”的说法为借口，降低了为“官”的道德标准，为自己干了不该干的事而开脱。有人剖析腐败分子堕落的轨迹，其中之一就是以“领导也是人”为托辞，把吃喝玩乐当作“人之常情”，甚至乱吃、乱喝、乱玩、乱乐，全没了领导干部应有的修养、气节和人格。
做官之所以不容易，关键在于他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力求上不愧党组织，下不愧老百姓，因此好事要办，难事要干，苦事要做，坏事要管，毫不懈怠。相比之下，那些认为做官容易者，实在是不懂做官真谛的人。
官者，管也。严格地说它是一项特殊之职业。带领也罢，导向也罢，其实就是一种责任而已。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肩负着“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因而，除了知识、经验、眼界、胸怀、能力外，还应有勇气和奉献。
在政治问责的现实压力之下，“太平官”“逍遥官”们尸位素餐的历史将彻底终结。新的政治道德要求，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为官的目的不是光宗耀祖，不是发财享受，而是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领导干部的职责就像是清道夫，做再多的工作也不算多，但哪怕有一件事情没有尽力去做而出现了问题，就可能会成为有目共睹的缺点，就可能会被公开批评指责，甚至被追究责任。为此，领导干部必须树立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提高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水平，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才能不辜负人民的重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只有忠实履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做好各项本职工作，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领导干部应当学会不糊涂保持清醒
“难得糊涂”是清朝乾隆年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给别人书写横幅的一个题词。意为劝说人们不要在小是小非问题上过分认真，以免纠缠不清，惹是生非。
按说，“难得糊涂”这话的本意是不错的。所谓“难得糊涂”其实包含了这样三层意思：第一，该糊涂时糊涂，但是不该糊涂时绝不能糊涂，正所谓“大事不糊涂”；第二，善意的糊涂并不是虚伪的表现，而是一种智慧的运用；第三，糊涂的最高真谛是不糊涂，糊涂的最高境界是大智慧。在工作中，糊涂和精明同样有它的作用，掌握糊涂的原则其实就体现了一种领导的艺术。
近些年来，有些领导干部特别喜欢将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的匾额悬之壁上，有的将其置于案头，甚至经常挂在嘴上。可忧的是，一些为官者却不会“糊涂”，真的把“糊涂”哲学作为从政的要诀、处世的箴言，并落实在行动上，让人忧从中来。我们只要认真观察社会，就不难发现官僚主义与“糊涂”哲学有着“血缘”关系。在一些领导班子中，大家都装“糊涂”“井水不犯河水”，只要不触犯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不去多管“闲事”；有的领导喜欢报喜不报忧，下属单位事故隐患早已暴露，他却“糊里糊涂”给他们挂上“文明”或“安全”的牌匾，让“一俊遮百丑”；某些干部徇私舞弊，声名狼藉，他的顶头上司却佯装不知道，不但不处理，甚至让他平步青云，易地升迁。某地或某人出了问题，群众反映、举报了，可往往到领导那儿就没事了，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石沉大海，了无音信。这种群众谓之官“了”主义的做法，是官僚主义在作怪，“糊涂”哲学在作祟。他们奉行“糊涂”哲学，确实“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却被他们“糊里糊涂”损害了。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一定要善于处理好清醒与糊涂的关系。“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是清醒前提下的糊涂，是大智若愚，不是真糊涂，而是大聪明。领导干部要正确决策，宏观把握，搞好团结，有效推动工作，就要做到该清醒时清醒，该糊涂时糊涂。清醒首先是政治上的清醒，是对于大局的审视，对于历史现实未来发展趋势的感知和把握。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头脑清醒，特别是在政治上清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品格。很显然，“难得糊涂”至多算是一种领导艺术，万万不可成为领导干部的座右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则是领导干部之本分，岗位之基本要求。而要保持清醒头脑，不仅需要知识、理论和信息，需要正确的立场和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且需要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警戒个人欲望干扰判断能力，影响头脑清醒。
要保持清醒，就要坚定目标和方向。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到一个单位、一个人，要发展，首先要有正确的目标和明确的方向，并沿着这个目标和方向不断前进。否则，就是稀里糊涂、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进步。中国这艘大船之所以能乘风破浪地前行，就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方向上始终保持了头脑清醒、保持了脚步坚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讲政治、懂政治，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模范地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要保持清醒，要求用权行政须清明。党的各级领导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行使人民赋予权力的时候，必须公平公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尽职尽责，来不得半点敷衍塞责和粗心大意。办事公道正派，既讲原则性，又注重工作方法，记得自己有几斤几两；带头遵纪守法，“讲大节”“拘小节”，不可忘乎所以。领导干部在用权或决策时，一定要“清醒”，不要“糊涂”。当然，对于无关宗旨的小事，则可以“难得糊涂”，做到“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有损于个人利益的事糊涂，有损于国家、人民利益的事不糊涂，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真正成为人民公仆。
要保持清醒，就要念好“四自经”。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糊涂最有效的武器。自重就是在实践中，尊重自己的人格，注意自己的言行，珍惜自己的名誉，待人接物做到与自己身份相吻合，不失之轻浮。自省就是要经常地自律，做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省”，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检查自己的所思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党性要求和人民的愿望，防止小错不改而铸成大错。自警就是要经常警示和告诫自己，不要违背道德规范，要以别人犯“糊涂”的教训来警示、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从腐败分子走向自我毁灭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自励就是自己鼓励自己，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励和鞭策自己永远奋发向上，自觉地弘扬浩然正气，抵御歪风邪气。
力戒“好人主义”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讲了一个“好好先生”的故事。说的是东汉末年有个叫司马徽的人，无论别人讲什么事，他一律都回答“好”。久而久之，别人送他一个“好好先生”的绰号。“好好先生”讲面子不讲人格，讲人情不讲原则，认为“坚持原则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这类“好好先生”所奉行的做人原则和处世哲学就是“好人主义”。
好人主义，就是没有原则，不分善恶，有意以“好”去讨别人欢喜，不敢得罪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就要多一点私心，少一点公心；多一点俗气，少一点正气；多一点圆滑，少一点原则。唐朝有个文学家叫苏味道，曾经官居相位，向来处事圆滑，模棱两可，人称“苏模棱”。他对人传授其处世经，叫作“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他历来为人所讥。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孔子、孟子曾无情地揭露、批判过这类人，管这种伪君子、老好人叫“乡愿”。这种人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充当“好好先生”。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乡愿，德之贼也。”意思是说，没有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
这种早就为古人所唾弃的“好人主义”，时至今日，我们队伍中的少数人仍然奉之为宝贝。在工作上，做“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表面上是“团结”了，可党性呢？道德呢？良知呢？毋庸置疑，“好人主义”的危害是很大的，好人主义的盛行，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正气不伸，邪气蔓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使得一些腐败分子的胆子壮了，胃口大了，腐败的空间扩张了，党的原则被削弱了，对腐败分子的监督教育也放松了。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正义感，都有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都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做好好先生，国家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大，党风就会进一步好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无高度的负责精神，在任何时期，都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好与否的基本标准。评价一位领导干部的好与否，是一个政治、思想、知识、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但奉行“好人主义”，不敢坚持原则、怕得罪人的干部，肯定不是好干部。在干部考核、管理中，应鲜明地提倡对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行为敢于批评、敢于“得罪人”的高度负责精神，注意鼓励和爱护具有这种精神的干部的积极性和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