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楼梯尽头又是一对弹簧门，封锁着门后的世界。大块头用两根拇指轻轻推开门，让我们走了进去。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不怎么干净，不怎么明亮，也不怎么欢快。房间角落的锥形灯光下，有几个黑人凑在赌桌旁边吆五喝六。右边靠墙的地方是吧台，剩下的空间主要用来放小圆桌。店里坐着几个顾客，有男有女，全是黑人。

赌桌旁的吆喝变成一片死寂，桌子上方的灯光倏然熄灭。整间屋子突然陷入沉默，气氛沉重得像注满水的船。一双双眼睛瞧着我们——都是栗色的眼睛，长在一张张灰色和深黑色之间的脸上。一颗颗脑袋缓缓转过来，嵌在上面的眼睛闪闪烁烁，用来自另一个种族的异样目光，死气沉沉地盯着我们。

一个高大、脖子粗壮的黑人背靠在吧台一端，他衬衣袖子上系着粉色袖箍，宽阔的后背上交叉着粉色和白色相间的吊裤带，从头到脚都是打手的模样。他缓缓把跷起来的那只脚放到地上，转过身瞪着我们。他从容迈开双腿，用大舌头舔着嘴皮。他的脸看起来饱经风雨，就好像经受过除了吊铲抓斗之外的一切击打。这张脸满是伤疤，没有棱角，肉质厚实，坑坑洼洼，鞭痕交错。这是一张无所畏惧的脸，但凡人们能够想到的事情，它都经历过。

他短短的小卷发透出一丝灰白，一只耳朵没有耳垂。身形魁梧，粗壮的双腿有点膝内翻（这对黑人来说并不常见）。他又舔舔嘴皮，摆出微笑，活动了一下身躯。他屈着膝盖，像上场的拳击手那样朝我们走来。大块头静静等候着他的驾临。

系粉色袖箍的黑人伸出一只结实的棕手，抵在大块头的胸口上。那么大的手，现在看起来就像一枚小小的铆钉。大块头一动不动。打手淡淡一笑。

“白人不准进，兄弟，这里只招待有色人种，抱歉了。”

大块头转转忧伤的灰眼珠，扫视了一圈屋内。他的脸蛋泛起一丝红润。“黑鬼的鸟地方。”他把怒火压在喘息声中说道，接着又抬高声调，“魏尔玛在哪儿？”他问那个打手。

打手干笑了两声。他开始观察大块头的衣着扮相，看了看大块头身上的棕色衬衣、黄色领带、灰色粗呢外套，以及外套上高尔夫球那么大的白色纽扣。他小心翼翼地转动着脑袋，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他又低头瞧了瞧那双鳄鱼皮皮鞋。他似乎被逗乐了，并咯咯笑起来。我突然有点替他感到难过。他再次开口，轻声道：

“你说魏尔玛？这里没什么魏尔玛，兄弟。没有酒，没有妞，什么都没有。快滚蛋吧，白人伙计，滚出去。”

“魏尔玛原来在这儿上班。”大块头几乎自言自语地说，就跟他正孤身一人在森林里采摘紫罗兰似的。我掏出手帕，再次擦擦后颈。

打手突然放声大笑。“没错，”他一边说，一边快速回头看了看他的信众，“魏尔玛原来是在这儿上班，可现在不了。她退休了。嚯，嚯！”

“把你那见鬼的脏手从我衣服上拿开。”大块头说。

打手皱起了眉头。他不习惯有人这样对他讲话。他移开搁在大块头衬衣上的手掌，把它卷成一个形状和颜色同大茄子相仿的拳头。他得顾虑自己的事业、强悍的名声，以及他在这里确立的威严。他顾虑了三者片刻，结果犯了个错误。他突然扬起胳膊，挥出一记高速重拳，击中大块头的腮帮。屋内响起一片微弱的惊呼声。

他打拳的姿势不错。肩膀下垂，身体跟着摆动。拳头分量也很足，想要打出这样的拳头，平时得进行大量的练习。大块头的脑袋挪了还不到一英寸，他根本没打算挡下这一拳。大块头生扛住拳头，身体微微一晃，在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接着掐住了打手的脖子。

打手想用膝盖攻击大块头的腹股沟，然而却被大块头拽着脖子在空中转了一圈，让他那双艳俗的鞋子滑落到鳞片般粗糙的油地毡上。大块头从背后压弯打手的腰，腾出右手，拽住皮带。那根皮带像屠夫用的捆绳一样断开了。大块头把巨掌平放在打手的脊柱位置，一把揪住衣服，双臂旋转着、摇摆着、挥舞着，把打手飞掷过整个房间。三个人跳出航道。打手飞过一张桌子，摔在踢脚板上，动静大得恐怕在丹佛都能听到。他蹬了蹬双腿，然后就不动了。

“有些人，”大块头说，“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来硬的。”他转身面对我。“好了，”他说，“咱们来两杯吧。”

我们走到吧台旁边。孑然一身或三五成群的客人们，现在变成了安静的黑影，他们悄无声息地飘过地板，悄无声息地飘出楼梯口的对开门——悄无声息，就像草地上的影子。他们出去的时候，弹簧门甚至连晃都没晃一下。

我们靠在吧台上。“我要威士忌酸酒。”大块头说，“你呢？”

“威士忌酸酒。”我说。

威士忌酸酒上来了。

大块头沿矮座杯厚厚的杯面，冷漠地舔舐着酒水。他严肃地看着酒保，那是一个消瘦、穿白色外衣、愁容满面、走起路来很别扭的黑人。

“你知道魏尔玛在哪儿吗？”

“你是说，魏尔玛？”酒保哼哼唧唧地说，“我最近没见过她。最近没有，没有，先生。”

“你在这儿干了多久？”

“我算算，”酒保放下毛巾，挤出抬头纹，开始掰指头数数，“大概十个月，我觉得，大概一年。大概——”

“算清楚！”大块头说。

酒保瞪着眼珠子，喉结像无头小鸡那样上下蹿动。

“这鸟地方被黑人占多久了？”大块头粗暴地索要着答案。

“你指这一带的哪个地方？”

大块头捏起拳头，就跟要把手里的酒杯化为乌有似的。

“总有五年了吧。”我说，“这伙计不会认识什么叫魏尔玛的白人姑娘。这里不会有人认识。”

大块头看着我，就像看着刚从蛋里孵出来的东西。威士忌酸酒并没有改善他的坏脾气。

“谁他妈让你来管闲事的？”他问我。

我微笑了起来。我摆出一副又大又暖的笑脸：“咱们一起上来的，不记得了吗？”

他咧开嘴笑回来，一个贫乏、没有任何意味的笑容。“再来杯威士忌酸酒。”他对酒保说，“用力摇匀点儿。快去弄！”

酒保忙手忙脚地调着酒，眼白在黑脸上转来转去。我背靠吧台，瞧了瞧这间屋子。现在屋里没人了，只剩下酒保、大块头、我自己，还有之前摔在墙上的打手。打手活过来了。他缓慢挪动身躯，仿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他像只残翅苍蝇，沿踢脚板轻轻爬行。他在一张张圆桌后疲惫地移动，如同一个突然间衰老和幻灭了的人。我看着他爬了一会儿。这时，酒保又给我们端上来两杯威士忌酸酒。我转回来面对吧台。大块头随意扫了一眼在地上移动的打手，之后便不搭理他了。

“这地方什么都变了。”他抱怨道，“以前这里有个小舞台，有乐队，还有男人自个儿来也能找到乐子的可人小包间。魏尔玛在这里唱过一阵子歌。那时候她一头红发，像蕾丝短裤一样可爱。我们本来要结婚的，可有人给我设了个圈套。”

我喝起第二杯威士忌酸酒。我有点受够这段奇遇了。“什么圈套？”我问。

“你以为我这八年上哪里去了？”

“抓蝴蝶去了。”

他用一根香蕉大小的拇指戳戳胸膛。“坐牢去了。我叫马罗伊，大家都叫我‘驼鹿’马罗伊，因为我块头大。大本德银行抢劫案，四万美元，我一个人干的。怎么样，可以吧？”

“所以你现在打算用掉这笔钱？”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这时，我们身后传来一阵响动。打手重新站起来了，可重心有些不稳。他把手放到赌桌后一道暗门的把手上，拧开门，几乎是摔了进去。门咔嗒一声关上，之后又传来上锁的动静。

“门背后是什么？”驼鹿马罗伊质问道。

酒保的眼神躲躲闪闪，费了好大力气，才把目光聚到方才打手跌撞而入的那扇门上。

“那，那是蒙哥马利先生的办公室，先生。蒙哥马利先生是这里的老板，他的办公室在那后面。”

“他应该会知道。”大块头说。他一口干掉杯中酒，“但他最好别耍花招。再来两个人我也不怕。”

他慢慢地、恣意地、大摇大摆地穿过屋子，用厚重的背脊顶了顶门。门锁着。他摇摇门，震掉一块木板。他穿过那扇门，随手把门带上。

一片寂静。我看看酒保，酒保看看我。酒保的眼神变得若有所思。他擦拭着吧台，一边吹气，一边探着右手下腰。

我把手伸到吧台下，攥住他的胳膊。那条胳膊很纤弱。我抓着他的手臂，看着他微笑。

“在下边干吗呢，兄弟？”

他舔舔嘴皮，躯体沉在我的手臂上，一句话也不说。一抹灰暗在他黑亮的脸蛋上蔓延。

“这家伙是狠角色。”我说，“而且喝了酒，情绪容易激动。他在找一个原来认得的女孩。这里原来是白人的地盘。听明白了？”

酒保又舔了舔嘴皮。

“他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说，“有八年。他不明白八年意味着什么，虽然我宁肯他觉得那相当于一辈子。他认为这里应该有人知道那女孩的下落。听明白了？”

酒保慢慢说道：“我还以为你们是一伙的呢。”

“我身不由己。他刚才在下面问了我几句话，就把我拽上来了。我们素昧平生。不过，我可不喜欢被别人扔进扔出。你在下面藏着什么？”

“一把枪管被锯短的霰弹枪。”酒保说。

“小心点，那可是违法的。”我低声说道，“听好了，咱俩在一条船上。你还有别的枪吗？”

“还有把手枪，”酒保说，“藏在雪茄盒子里。别攥着我的胳膊了。”

“别担心，”我说，“挪过来点。慢慢来，靠边站，现在可不是掏家伙的时候。”

“去你的，”酒保不信地说，并把疲惫的身躯压在我的胳膊上，“去——”

他突然住口。他眼珠在转，脑袋一缩。

赌桌旁紧闭的门后发出一声钝响。有可能是关门的声音。但我不那么认为，酒保同样如此。

酒保僵在原地，大张着嘴。我仔细听着。没传来其他动静。我快步移到吧台尽头。再耽搁就来不及了。

那道门砰的一声弹开，驼鹿马罗伊从里面箭步冲出来，突然停下，双脚钉在地板上，露出宽绰而苍白的笑容。

他手里握着一把柯尔特军用点四五手枪，像握着玩具。

“谁都不许摸裤兜。”他安逸地说，“把脏手放在吧台上。”

我和酒保把手放到了吧台上。

驼鹿马罗伊粗略扫了一眼屋内。他脸上的笑容绷得紧紧的，嘴角像被钉住了一样。他迈开步伐，静悄悄地穿过屋子。尽管还穿着那身花哨衣裳，可他的样子看起来确实像只身抢银行的大盗。

这时，他走到吧台跟前。“举起手来，黑鬼。”他轻声道。酒保把手举过头顶。大块头走到我身后站住，用左手仔细地搜了我的身。他呼出来的哈气热热地吹在我的后颈上。不一会儿，那感觉消失了。

“蒙哥马利先生也不知道魏尔玛在哪儿。”他说，“他想用这玩意儿告诉我。”他用结实的手掌拍拍手枪。我慢慢转过身，看着他。“对，”他说，“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认识并牢牢记住我的，伙计们。到时候记着告诉警察别犯糊涂。”这时，他摆了摆手枪，“那么，再会，兔崽子们。我得出去搭电车喽。”

他开始朝楼梯走去。

“你还没付酒钱呢。”我说。

他停下脚步，仔细研究了我一番。

“也许你确实有两下子。”他说，“但如果我是你，就会视情况量力而行了。”

他继续往前走，穿过弹簧门。之后，传来他在楼道一路远去的脚步声。

酒保弯下腰。我跳到吧台后面，将他一把推开。吧台下方的架子上，放着一支被锯短的霰弹枪——上头盖着毛巾。霰弹枪旁边是一个雪茄盒，里面藏着一支点三八口径自动手枪。我把两支枪都没收了。酒保靠在吧台后方的杯架上。

我从吧台尽头绕出来，穿过房间，来到赌桌后方敞开的门跟前。门后面有条昏暗的“L”形走道。打手不省人事地趴在地板上，手里握着一把刀。我弯腰卸下刀，把它从备用楼梯间里扔下去。打手嘴里发出鼾声，手上松软无力。

我迈过他的身子，打开一扇用剥落的黑漆写着“办公室”的门。

被木板半封起来的窗户旁，放着一张陈旧的小办公桌。一个男人的躯干笔直戳在椅子上。椅子的靠背很高，刚好和那人的后颈相齐。他的脑袋跨过椅背，翻到后边，鼻子正对封起来的窗户。头身刚好对折，像手帕或门上的蝴蝶铰。

那人右手边的抽屉开着，里面放了一张中间沾有油渍的报纸。这张报纸可能是用来包枪的。当时某一刻，掏枪可能是个不错的点子，但现在蒙哥马利先生脑袋所处的位置，证明那个点子烂透了。

办公桌上有台电话。我放下霰弹枪，走回去关上门，然后才报了警。这样做让我更有安全感，而且蒙哥马利先生好像也不介意。

巡警跺着脚爬上楼梯的时候，打手和酒保早已溜之大吉，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