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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手指拨弄着其中一根俄国香烟，又把它们摆成一排，弄得椅子吱嘎作响。你不能把证据随便丢掉，所以它们是证据，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有个人会偶尔吸吸大麻，喜欢新奇事物。可是不少狠角色都抽大麻呀，还有爵士乐队的人、高中生、自暴自弃的好姑娘。美洲大麻，在哪里都能长起来，可现在法律规定不准种大麻了——对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此中意义非同小可。

我坐在那里抽着烟斗，听着隔壁噼噼啪啪的打字声、好莱坞大道上交通灯变换颜色时发出的砰砰声，以及春风像纸袋在人行道上翻滚的沙沙声。

这三根烟可真大，不过很多俄国烟都这样，此外，卷在烟体里的麻叶也没怎么加工过。印第安麻叶、美洲大麻，证据。老天，那女人戴的是顶什么帽子？我的脑袋突然疼了起来。真让人头大。

我掏出折叠小刀，露出并非用来清理烟斗的锋利小刀刃，切向其中一支烟。警方的化验员一般会这么做：切开香烟，把里边的东西放到显微镜下检查一下，接下来，可能会碰巧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这只是小概率事件，但那又怎样，他们总要给化验员发工资的。

我从中间切开一支烟，过滤嘴还挺硬的。管他呢，我也是条硬汉，切就切了，有本事叫人来拦着我。

过滤嘴切开后，冒出几块卷起来的薄卡纸碎片；在半铺开的纸片上，印着一些字。我坐直身子，拨弄着碎片，想在桌子上拼起来，但它们一直在到处滑。我拿起另一支香烟，透过中空的过滤嘴往里瞄了瞄，然后换了个方式操作刀。我先把烟身和过滤嘴切开，烟纸很薄，切的时候有颗粒感。之后我把过滤嘴单独拿过来，更加小心地沿纵向切开，生怕用力过度。剥开过滤嘴后，又出现了一张卷起来的卡片，但这回是完好无缺的一整张。

我兴奋地翻开它，是一张电话名片，象牙色，比白色略深。名片上压印着精致的渐变字体，左下角写着“斯蒂尔伍德山庄”的一个电话号码，右下角的铭文写着“只接受预约”，中间用字号较大但印刷同样讲究的字写着“朱尔斯·安托尔”，名字正下方用稍小的字写着“心理咨询师”。

我拿来第三支香烟。这回我花了很大功夫把卡片抽出来，没用上刀。里面的名片还是一样的，我把它塞了回去。

我看了看手表，把烟斗放到烟灰缸里，然后又看了看手表——刚才忘了看时间。我撕下一部分纸巾，把两支切开的香烟和碎卡纸包起来，用剩下的纸巾把过滤嘴塞着名片的香烟包起来，之后把这两小包东西一起放进了抽屉。

我坐在那里看着眼前的名片。朱尔斯·安托尔，心理咨询师，只接受预约，斯蒂尔伍德山庄的电话号码，没有详细地址。三根卷着大麻的香烟，装在一个中式或日式的仿玳瑁框锦缎烟盒里。这种烟盒你花35到75美分，可以在任何东方商店里买到，商店名不外乎“胡福生”或“龙生堂”一类，里面总有个彬彬有礼的小日本告诫你别太招摇，听你讲起“阿拉伯之月”香薰的气味闻起来很像旧金山“群芳阁”的姑娘们时，笑得总是很殷勤。

这玩意儿出现在一个死人兜里，而他抽的烟又装在另一个货真价实的烟盒里。

他肯定忘了这件事，不然解释不通。烟盒可能不是他的，比如可能只是他在旅馆大厅随便捡到的。他可能忘了烟盒还在自己身上，忘了把它转交旅馆管理人员。朱尔斯·安托尔，心理咨询师。

这时候电话响了，我心不在焉地接起来。对方有着一副又冷又硬、自以为是的警察嗓音。是兰德尔。他没有朝我吼。他是那种冷冰冰的人。

“你说你不知道昨晚那女孩是谁，还说你是走到大路边才搭上她的车的？这谎撒得可以啊，马洛。”

“如果你有个女儿，大概不想让一帮摄影记者从灌木丛里跳出来对着她的脸闪灯泡吧？”

“你骗了我。”

“深感荣幸。”

他沉默了一会儿，就跟在下决心似的。“这事先不提了，”他说，“我见过她了。她到我这里来讲了一遍经过，她刚好是一位我敬重的人的女儿。”

“她把事情告诉你了，”我说，“你也告诉她了。”

“我的确对她讲了一点，”他冷冰冰地说，“但我有自己的考虑，现在打给你原因也是一样的。这案子不会公开调查。抓获该团伙的机会已经出现，我们要动真格了。”

“噢，所以今早这事就变成了团伙谋杀案了，那好啊。”

“顺便问一句，那个有大麻碎屑的怪烟盒——就是绣着龙的那个，你确定没看到马略特从里面拿烟，是吧？”

“非常确定，我在场的时候——虽然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场——他只抽过另一个烟盒里的烟。”

“我明白了，那就这样吧。记着我昨晚跟你说的话，别打这案子的主意，我们只需要你保持沉默，不然的话——”

他停顿了一下。这时，我朝话筒打了个哈欠。

“我听到了，”他突然开口道，“也许你认为我的权力没那么大，不敢把你怎么样。但告诉你，那种权力我有。只要你迈错一步，我就会把你当重要证人关起来。”

“你是说报纸不会知道这个案子？”

“他们只会知道谋杀，不会知道隐情。”

“你也不知道啊。”我说。

“我已经警告过你两次了，”他说，“不会再有第三次。”

“你话太多了，”我说，“对于掌握主动权的人来说。”

这句话让他直接挂断了电话。那好吧，去他的，让他忙活吧。

我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以稳定情绪，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酒喝，看了一眼手表但没看清几点，最后再次坐到办公桌后。

朱尔斯·安托尔，心理咨询师，只接受预约。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什么毛病都能治好，从丈夫的抑郁到蝗灾。对于失恋、讨厌一个人睡觉的独居女人、不写信回家的浪荡少年、“现在出手房产，还是再等一年”或“这种资质会损害我的公众形象，还是能让我显得多面”之类的问题，他都是专家。男人也会偷偷去见他，那些家伙又高又壮，在办公室里吼声如雷，但实际上内心脆弱无比。不过多半去找他的还是女人，有气喘吁吁的胖女人、激情散尽的瘦女人、幻想联翩的老女人、自以为有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年轻女人，这些女人身材不同、长相各异、年龄不等，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有钱。朱尔斯·安托尔先生可不会去县医院值星期四的班。钱排着队给他送来，有钱娘们儿就算不过日子也不敢耽误付款。

一个冒牌艺术家、吹牛大王、死人身上的大麻烟里卷着他名片的臭小子。

这就有意思了。我拿起电话，让接线员转接那个斯蒂尔伍德山庄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