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谓智慧？
哲学就是爱智慧，学习哲学就是要不断增强我们的人生智慧与道德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在给出智慧的定义前，我们先从如下几方面来进行厘清和探讨：
第一，智慧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要理解智慧，就不能不探讨它与知识的关系。智慧虽然并不排除知识，但智慧与知识是有区别的。知识有可能成为智慧的养料，但有时“好像掌握知识的多少和智慧的深浅没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不少‘文盲’却很有智慧。譬如，世界各地没有书写文字的原住民，就是靠他们的长老口传心授，把长期凝聚的智慧一代代承接下来的。就连公认的、极有智慧的人物也有不识字的，比如传闻中的六祖惠能……儒家传统里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陆象山曾说过，‘吾虽一个大字不识，也可堂堂正正做人’。这至少表明了人格的培养不能全靠知识的积累来完成。”[1]知识是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它可以考证，可以传授，可以通过多年的学习生涯积累，可以通过“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获取。学贯中西、文通古今的人未必是智者，智慧不是知识多、心眼多，而是有远见、有眼光，有对事物和人生的整体性把握，有长期和全面的观点，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有所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可见，智慧不离知识但又不等于知识。智慧虽然离不开知识，但有时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知识很丰富在生活与实践中却并无智慧，甚至还有知识越多智慧越少的人。这说明只有把知识正确运用到实践中去才能产生智慧。
知识是关于整个外部客观世界的认识成果，是一种纯粹理性，它只是告诉我们事物是什么样的；而智慧则是实践理性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指理论的完善，而且也指实践的完善，它指导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智慧不仅涉及认识，而且离不开实践。
其实，对外部世界的纯粹认知，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的实践。知是为了行，是为了完美人性，实现人生目的。就如“知物”是为了“用物”，“知人”是为了“爱人”，“知天”是为了“敬天”一般。在古希腊，人们之所以谈论哲学，是因为它能为生活提供智慧的指导。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像哲学的其他分支那样，以思辨、以理论为目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着求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是应该怎样去行动。”[2]对一切价值观念与规范体系的探讨与建构，都是为了人们的实践，离开了实践这个目的和归结点，一切将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我们经常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道德是一种实践智慧。
第二，智慧是真理性认识与价值合理性选择的统一。
知识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纯认知的态度，而智慧则是一种涉及人生主体实践的、体验的、觉解的态度。对于“智慧”一词，当代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也有近似的理解：“‘智慧’一词，不只是指某种思维能力、知性模式。它不只是wisdom，intellect；而是指包括它们在内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其中也包括伦理学和美学的方面，例如道德自觉、人生态度、直观才能等等。中国思维的特征也恰恰在于它的智力结构与这些方面交融渗透在一起。”[2-0]真理性是指一个判断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这也就是真假问题。合理性则不同，它是指一个判断具有充足的理由，是合目的性的或者合乎情理的，可以为人们所理解或体谅，这是善恶问题。人类不仅要知道真假，而且要知道对错和善恶。知识只能告诉我们真假，只有智慧可以告诉我们对错和善恶。合理性所强调的不是判断或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符合，而是能不能给所做的判断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合理性是一种比真理性复杂得多的标准。真理性所涉及的主要是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关系，它一般不考虑其他因素。合理性则涉及多种因素，是综合考虑和权衡多种因素的结果。首先，这些因素不仅包括客体的属性，而且还要考虑与人的总体的、根本的需要的满足关系。其次，这些因素不仅包括主体与客体的满足关系，而且包括许多其他方面，如时间、场合、年龄、性别、职业、民族、国家、习俗等。这样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知识是分析的、简单的、清晰的，而智慧则是综合的、总体的、觉解的。最后，知识是理性的，而智慧也许是兼具理性和信仰的，“最深刻的思想是不可言传的，故古人说‘言不尽意’；最高的道是难以身传的，故古人强调需要自己体悟；最高的智慧是超越理性和超越分析的，故古人强调需要全体的把握和本体的直观”[3]。因此，智慧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的落脚点在生活世界，但其观照却在天人之际。
第三，智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从知识与智慧的表现形式和评价标准上看，知识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真理性等特点，而智慧则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规律与变异相统一、真理性与合理性相统一等特点。现代的知识论认为，真理就是具有某种普遍性、可重复、有规律的东西，而智慧虽然不排除这种普遍性的知识，但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比如，按儒家伦理普遍要求是“男女授受不亲”，但当“嫂溺”时则要根据这种特殊情景施之于权而“援之以手”，这种经与权的统一就是一种智慧。如果在这一具体实践场合还一味地顽固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置嫂子生命于不顾，那不仅不是智慧，而且是愚昧或没有人性了。能够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和行动决断才是智慧。那种一味按照普遍性的条条框框办事的人不是智慧的人而是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适宜、得当、中庸、时中才是智慧。
第四，智慧是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
王蒙先生撰文指出：“智慧，是指人的一种高级的、主要是知性方面的精神能力。‘智’强调的是知识与胆识，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估量、选择与决策。‘慧’主要是悟性，是对于是非、正误、成败、得失等的迅速感受与理解掌控。尽管智慧给人的印象首先是一种能力，但能力不可能完全脱离品质与境界。”[4]智慧是人的智慧，智慧的特性固然要涉及人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事实认识与价值选择即真理性与合理性的关系，以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但更重要的从主体的素质的角度看，它是人的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王蒙先生正确揭示了智慧是人的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不过在此仍然可以对他的观点做一些补充完善。智慧作为能力和品质，不仅是一种认知的理性能力，而且包括人的感情能力，即敏感程度和善恶性质，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不仅智商高，而且情商高。另外，王蒙先生也认识到智慧不仅是知识而且也是胆识，这里所说的胆识实际上就是人的意志品质，按《礼记·中庸》“三达德”即知、仁、勇所讲，这里所说的“胆”已经是勇德了。有胆有识是谓英雄，有功有德是谓圣贤。刘劭《人物志》中有《英雄》一文，明确提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的论断，这就是说，所谓“英”即聪明，所谓“雄”即有胆力。“英”与“雄”的关系就是“聪明”和“胆力”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兼备二者，“各济其所长”，为“文武茂并”者，才谓之英雄。英雄只能创大业、行霸道，成为齐桓、晋文式的人物，而不能致太平、行王道，成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圣人。在刘劭看来，圣人是明《易》象、叙诗书、制礼乐、行教化道德于天下的人：“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人物志·序》）一个智慧的人不仅要有决断的能力，而且要有敢作敢为的行动力，人的智、情、意、行诸能力构成人的品质或称“德商”。因此，一个智慧之人是智商、情商、德商都高的人。品质是指人的综合素质，教养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质，境界是指一个人的人生觉解和修养的疆界、层次、水平。在中国文化中，如果一个人仅有知识和能力而没有德性，恐怕不仅不会具有人生智慧，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老子送给孔子的临别赠言便是“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聪明，明察秋毫，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好议论人尤其是好议论人之恶。因此，单纯有知识和能力不仅不能给人们带来人生智慧和幸福，而且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反倒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真正的大智慧是一种不损人而利人的德性，也是一种如老子所说的“无己”的境界。德性是智慧之巅，智慧是知识、德性与境界的统一。
那么，究竟何谓智慧？在我看来，智慧是人的智力（智商）、情感力（情商）、道德能力（德商）的统一，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真善美的一种全面把握的能力，是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
马克思曾经描述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几种主要关系，即基于人的理性的思维或认识关系，基于人的情感的艺术和宗教关系，基于人的意志的实践即道德、法律关系。在人与外部世界的这三种关系中，群体性的成果就是所谓的文明，即通过认识的成果——科学技术来认识、改造客观世界以取得物质文明，以艺术和宗教来勉慰人们的情志以提高人的情操与境界，以道德和法律来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和谐。而智慧就是人通过上述智、情、意三方面的精神活动来掌握外部世界所形成的总体性的能力、品质和境界的总和，也就是认识性的智力（智商）、情感性的情感能力（情商）和意志性的道德能力（德商）。因此，可以说智慧是人类的全部文明成果在个体身上的凝结，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真善美进行全面把握之后形成的能力、品质和境界。
智商就是智力商数，它的英文缩写是IQ。智力或智能、智商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常用智力商数来表示智力的发展水平。智力包括多个方面，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等。智力商数就是这些能力的数字表示。智商是智慧的知性基础。一个人的智商如果未能高于他人，甚至还处于低于正常水平的状态的话，那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成为智慧之人的。
情商就是情感能力，它的英文缩写是EQ。情商是由哈佛大学的彼得·萨洛瓦里和新罕布什大学的约翰·梅耶两位心理学家在1990年首次提出的，并对其应包含的能力内容做出了界定。这种能力是：区分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调节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运用情绪信息去引导思维的能力。一个人的智慧，不仅取决于他知性上的聪明，而且取决于他的“慧觉”，即在情感上他是一个敏感的、领悟力极高的人。哲学家狄德罗曾经说过，感情淡薄使人平庸。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情感往往成为行为与事业的动力源头。如果一个人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他如何能有很高的智慧并做出一番事业来呢？有的职业如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艺术类职业就更需要高的情商。情商高的人，其情感动力会进一步促进其知性的发展。
德商的英文是Moral Intelligence，按照道格·莱尼克和弗雷德·基尔（《德商：提高业绩，加强领导》一书的作者）的定义，德商即“决定如何将普适的人类原则运用到我们的价值观、目标和行动中去的能力”，或者说从普适原则的角度来区分对与错的能力，是建立并且遵循“道德罗盘”的能力。德商实际上就是人的道德能力。智慧不仅是知真假，而且要明对错。道德能力就是人的善恶评价、选择、决定和执行的能力，它是人的智慧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和实践。
智慧是智商、情商与德商的统一。智商是基础，情商是动力，德商是方向和目标。智慧是能力、品质和境界的统一，是智、情、意、行的统一。
在中华文化看来，一个具有大仁、大智、大勇之人，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才是一个德才兼备、道合天地的圣贤。大仁、大智、大勇不仅是人的素质，也是人生的境界。境界是指一个人的人生体悟与修养的疆界、层次和水平。有很深刻的人生体悟的人，才会成为一个具有真智慧、大智慧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必然能“究天人之际，观古今之变”，对天道、人道有深刻的了解和清醒的自觉。因此，一个智慧之人绝不是有点小聪明的人，而是有人生大气象和高境界的人。
[1]杜维明.轻叩智慧之门.光明日报，2011-01-14.
[2]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7.
[2-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97.
[3]焦国成.智慧四境界说.新华文摘，2010（22）:45.
[4]王蒙.说“知”论“智”.广州日报，2011-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