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　风范长存

郭影秋同志逝世多年了，我和他相识是在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以后，有多次交往，往事历历在目。一个睿智、博学、坚强、正直、慈祥的高大形象，矗立在脑海中，每次谈话、书信往还，都使我对他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他酷爱历史，和我的谈话大多是关于历史科学的，偶尔也谈及时局和学校的问题。他高瞻远瞩，对许多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又博闻强记，分析透彻，善于说理，熟知历史学界的动向和争论。每次和他谈话，都如饮醇醪，不知不觉长谈下去，在亲切温暖的气氛中受到启迪和教诲。

我第一次见到影秋同志是在1963年初夏，他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不久，我在范文澜同志处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急需向校领导汇报。汇报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对他仰慕已久，而且早就读过他的著作《李定国纪年》，所以很注意他的举止言谈。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位新领导既是久经锻炼、饱受风霜的老革命，又带着浓重的书卷气；在他亲切温文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英毅果断之风。我汇报完以后，他却兴致勃勃地打开话匣子，和我谈了学校的很多问题，诸如教师队伍、思想工作、专业设置、校舍、领导干部的团结等等。说实在话，那时，我很少了解和关心全校性的问题，静静地聆听着，很少插话，只是惊讶地发现：他来校时间很短，却对学校的情况和人员有这样深入的了解，而且深思熟虑，对学校的发展前景已形成系统的看法。后来，话锋一转，他询问我历史科学在文科大学中应占什么地位。我对此考虑也很少，简单地回答了几句。他沉吟着说：“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成立历史系或研究机构（当时我校尚无历史系和研究所），重要的是要办出特色，要重质量。”我一直记着他的话，这也许可算是我校设立和发展历史专业的发轫点。

此后，我有半年时间借调在外，又有一年下乡参加“四清”，一直没有和影秋同志单独谈话的机会，可是，设立研究所的事有了进展。1965年10月，中宣部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召开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大型清史。清史编委会由七人组成：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拟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立清史研究所。那时，影秋同志在北京郊区，孙泱副校长向我传达了中宣部的决定和影秋同志的意见，要我考虑拟订成立研究所的计划。不久，姚文元抛出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计划也就成了泡影。以后，影秋同志遭到迫害，被添加了一条罪状，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被说成是中宣部的阴谋，有意抵制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

影秋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云南省省长，后调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周恩来总理调他来北京，原拟任命他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人大缺少一位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校长吴玉章久闻郭影秋同志品德高尚，作风谦和，能力很强，亲自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把郭影秋调来中国人民大学，以辅佐自己的工作。

影秋同志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他经验丰富，知识渊博，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故而能谋善断，对许多重大问题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和大家在一起，总是先耐心听取群众和部下的意见、建议、汇报，在笔记本上详细做记录，在总结的时候吸收大家的意见，择善而从。对许多讨论的问题进行透彻分析，要言不烦，条理清晰，以理服人。一些疑难同题，经过他的说明都涣然冰释。

影秋同志记忆力过人，经过的事，见过的人，听过的话，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经久不忘。他叙述多年往事，娓娓而谈，具体详尽。我听他讲过在云南各地寻访南明史迹的经历，对各地风光、习俗都有很生动详细的描述，颇引人入胜。他对多年未见面的老同事、老下级大多能说出其姓名。在讲话中时常引述别人讲的论点、事例和语言，丝丝入扣地切合当时谈论的主题。

影秋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他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已有五十五岁，而事必躬亲，尽心竭力，不辞辛劳，对同志和部下则和蔼、尊重、关心、爱护，从不摆架子。他刚来学校就深入基层，到各处校舍视察，有一次来到学校的某个单位，单位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不认识他，不让进门，多方留难，后来要他填写一张会客单子。郭影秋在会客单上写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工作人员才大吃一惊，发现来人正是新上任的副校长郭影秋同志。

郭影秋同志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显露出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人大师生员工庆幸学校来了一位好领导，相信学校工作将会有很大改进，展现出新面貌。但影秋同志来校刚两年还没有来得及大展抱负，1965年他就率领教师学生，到北京郊区前沙涧领导农村“四清”运动。在一年的“四清”工作中，影秋同志工作出色，有口皆碑。他在农村访贫问苦，和农民打成一片，工作十分深入，他走遍了前沙涧、后沙涧、苏家坨、西山农场、车二营、龙泉寺等许多农村和生产队，和贫下中农结成了好朋友。他很少在指挥部开会布置工作，总是跑到各个生产队去，栉风沐雨，亲临第一线，了解情况，在他身上见不到官场常有的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排场的歪风。他又能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普通干部和学生的意见，他都能虚心听取。有一次，影秋同志在“四清”工作干部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位教师，有些情况说得不甚准确，那位被批评的教师虽然感到委屈却不敢声辩。在场的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孔祥吉站起来发言，对影秋同志进行反批评，说这位教师固然有工作错误，但校长没有完全弄清情况，所以批评不符合实际情况，伤害了同志的工作积极性，也是不对的，校长应该下来更多了解情况，批评才能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孔祥吉是一个青年学生，在会议场合公开批评有崇高威信的郭影秋副校长，使大家感到意外和震惊。而影秋同志静静地聆听孔祥吉的发言，认真记录，面无愠色，反而感到孔祥吉说得有理有据。影秋同志表现出君子“闻过则喜”的宽宏风度。他很欣赏孔祥吉的直言无忌，以后多次找孔祥吉了解情况，往还亲密，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

影秋同志生活上俭约朴素，不搞特权，“四清”时他和教师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但不开小灶，连吃饭也和大家一起排队，不要勤务员替他代买。有一次下大雪，影秋同志早晨第一个起来在老乡的院里院外扫雪，这一个无声的命令动员了所有的“四清”工作队员行动起来为农民扫除积雪，清理道路。农民们对郭影秋的领导才能和工作作风赞叹敬佩，称他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郭影秋同志遭到重大的冲击。“文革”初期，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向北京各高等学校派遣工作组。因此，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受到批判，并被撤职。派遣工作组本是中央的决定，却被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秋同志成了替罪羊，从此陷入罗网，遭到无休无止的狂批乱斗。大多数群众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同意批斗他、打倒他，尽管“四人帮”屡次点郭影秋的名，但中国人民大学仍有很多教师学生称他是好干部。这样，学校中形成了揭郭和保郭两大派，曾经多次举行群众大会，揭郭和保郭是辩论的主题，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曾是郭影秋同志老上级、老领导的邓小平同志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听了两派的辩论。当时，影秋同志曾参加“四清”地方的农民群众听说要斗争郭影秋，有八百人赶进城来，要保护他。这一事件被说成郭影秋同志调农民进城，保护自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反而加重了他的罪名。其实影秋同志当时已被造反派囚禁斗室，哪里还能调农民进城，这完全是农民群众听说他们敬爱的郭副校长遭斗争，出于义愤，主动赶进城来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信口开河，编造郭影秋种种罪状，说他在校内建造了供自己享受的别墅豪宅，还开放了他的住宅，供外地来的红卫兵参观，以暴露郭的“罪恶”。其实这不过是几间略加整修的普通平房，红卫兵们参观了这座“豪宅”，都惶惑地问道：“就这几间旧房子吗？我们在外地看到许多高级干部的住宅，没有一处比郭影秋的住房更加简陋的了。”这一参观的效果反而表明了影秋同志的清廉与俭朴。

郭影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非人的折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不久就患病，又因误诊而加重了病情，长期缠绵病榻，不能起床。他知识广博，经验丰富，才能卓越，精力过人，本来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但重病在身，徒唤奈何，一切了解影秋同志的人都会因他未能充分发挥才能而深深感到惋惜。

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被明令解散，教工都去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影秋同志虽已在病中，但对学校前途和全校人员的工作去向仍十分关心。在他心目中，大概认为中国人民大学不会就此被解散，从此消失了，所以他向上级建议将来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不要分散分配工作，而要成建制地集中安排工作，一旦需要就可以迅速地集合起队伍。上级接受了他的建议，人大教师被集中安排到北大、北师大、首师大、财经大学等校，这显示了影秋同志的长远目光，保留了一大批长期培养起来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他这时也没有忘怀“文革”前夕中央委托他编纂清史的任务。1972年他向北京市委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隶属于北师大，我校一部分搞历史和文学、档案、法律的同志得以在这一名义下聚集在一起，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清史研究工作。

1973年，我从干校回京以后，同影秋同志见面的机会多了。他缠绵病榻，不能行动，但精神很好，思维清晰，能大量读书，谈话的内容大多是有关清史研究。通过许多次交谈，我更深入地认识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影秋同志。他读书甚多，博闻强记，知识丰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分析事件、评价人物独具卓识。他最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我谈过李自成、张献忠、崇祯帝、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多尔衮、范文程等人，谈到明朝何以失败、清朝何以兴起，谈到农民起义军的重大失误和归宿等等。他熟知历史过程和各个历史人物的经历、性格、才能、优缺点，做出许多很有见地的分析。他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一谈下去就忘了时间，常常要谈两三个小时。他的秘书怕影响他休息，有时出来干预，才终止了我们的谈话。他掌握的史料极为丰富，不少稀见的稿本、抄本，是我闻所未闻的。影秋同志的记忆力特别好，给我介绍书籍的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单位、内容梗概以及他的评论，使我深受教益。他读书的面极广，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正在读《资治通鉴》，从二王八司马事件谈起，谈到对韩愈、柳宗元的评价，又谈到藩镇、宦官，以及唐宋诗文的演变、五代词风、唐代佛教宗派等等，见识精当，议论风生，我没想到他对唐史和唐代文化也是十分熟悉。又有一次，他向我借阅清人沈德潜等辑的《明诗别裁集》，我在这本旧书上有些胡乱的批语，其中对高启的诗，批了“伤于浅露”四个字，影秋同志看到以后，不以为然，他和我谈明初的诗人和诗风，有很精辟的见解，甚至还能背诵明人的不少诗句。他公事繁忙，百务缠身，却拥有非常广阔而精深的知识，实足令人敬佩。

影秋同志非常关心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大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他抱病前来出席会议，勉励全体同志努力钻研。此后，我们的工作一直得到他的指导和关怀。只要他住在北京而病体又许可的话，他总是乐于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并就研究所的方针、方向和具体工作进行指示，为我们排除干扰，解决困难。他非常尊重下级的意见，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们谈论工作，从来不用简单的命令。他认识所内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经常和他们谈话，关心他们成长，指导他们前进。他虽然久病，而深入群众、平易近人的作风并无改变。他对我们的帮助具体、细微、切实。例如，我所的重点科研项目“清史编年”，就是在他的倡议、帮助下编写的，他为此书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多次和我们谈话，并亲自写了序言。这本书现在已全部完成出版，可惜影秋同志已见不到他所关怀和培育的这一成果的问世。

影秋同志已逝世多年，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切可敬的导师。他的品德、学问、作风，他的指示、教诲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注释

[*]原载《郭影秋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末署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