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斋记

最近，我有了一间新的书房，面积12平方米，虽不甚大，而粉刷一新，窗明几净，缥缃满架。我名之为“借来斋”。因为，这是领导见我旧居狭小，过于拥挤，暂时借给我的。

我这书房所在的铁狮子胡同大院，现为张自忠路3号，是京城里赫赫有名的区处。在清朝是历辈王公的府邸，住过许多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如今风流云散，难于全部考知其封爵名号了。清末改为陆军部，王府建筑被彻底改造，矗立起十几座哥特式的西洋建筑群，富丽巍峨，是当时京城里时髦的杰构。不过大门还保留着传统样式，水磨砖墙、红漆大门，两旁蹲着大石狮子，轩敞堂皇，还保留着旧日王府的余威。进入民国时期，成为段祺瑞的执政府，今天，大门外尚树立着纪念三一八惨案的纪念碑，段祺瑞政府在这里向和平请愿的群众开枪，屠杀了刘和珍等烈士。

我的书房位于主体建筑的前部，紧挨着大办公室，又靠近大门口。我猜想：这间小房可能是清朝陆军衙门和段祺瑞执政府的文件收发室，故至今墙上保留着一个小窗口，当年有多少机密文件曾在这窗口递进递出！

我渴望一间书房久矣！古人云：“贫无立锥之地”，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无立书之地”却是我多年来的苦恼，大概也是时下知识分子普遍的窘态。知识分子与书籍相依为命，虽然清贫度日，没有多少富余钱，但一进书店，总是手痒难禁，要买上几本书。日积月累，自己买的，朋友送的，临时借的，积存亦颇可观，虽无珍椠善本，而册数何啻累千上万！现在宿舍奇缺，分配房子按人口多少而不论书籍数目，因此安顿这么多的书籍，甚费周章。我本来有一间很宽敞的书房，面积有20多平方米，还是1958年分配给我使用的，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是个青年教员，人口少，书籍亦不甚多，偌大房间，颇有回旋余地，进房甚至有空空荡荡的感觉，朋友们都艳羡我拥有这样大的书房。这十多年，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居住条件不断改善，可幸运之神始终没有光临寒舍，35年一贯制，我一直在这套老屋里蹲着。人口比以前增加，书籍更恶性膨胀，越积越多。环壁十几个书柜书架都是“超龄服役”，“超负荷运载”，书籍层层堆放，装得满满当当，巨大而坚实的书架竟被压得腰扭肩斜，幸亏书架相挨并排，相互支撑着，不至于倒下。地上也堆满了书籍，开始是在旁边，堆码得尚为整齐，以后堆放日多，扩展到房间中央，错杂凌乱，无心经常整理，日积月累，竟然成了一座座书山书城，桌下床边，无不是典籍遍处，书卷纵横。担心的是两个小孙儿经常在这里游戏打仗，把书籍变成了堑壕，于是玩具手枪、变形金刚、塑料恐龙以及小兔、小熊、小车、布娃娃之类，出没于书山书城之间。儿童们一场战斗之后，书籍与玩具东倒西躺，真有点像战场上的一片狼藉。

我旧日的书房早已成了多功能厅，兼作饭厅、卧室、会客室、游娱室、电视室。书籍堆得太高，竟挡住了挤放在墙角里的电视机，还要费点事，把太高的书籍移开，才能纵目观赏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前些年有人说：读书太多必愚蠢，这是不对的；但藏书太多成累赘，却是千真万确的。

家里人催促我把书籍处理掉一部分。其实，我的书早经多次“处理”。最彻底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多次抄家，文艺小说类早已荡然无存，多年心血荟萃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卡片也损失了很大部分，至今心怀耿耿。去“五七”干校，横下一条心，不再读书“吃闲饭”，一次“处理”书籍报刊达两吨之多，每公斤值两分钱，当年所得为40多元。古人云：书籍有水、火、兵、虫等灾，十年动乱之灾，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由于居室拥挤，还不得不时常处理书籍，当作废纸卖掉。不过，现在不是成批地囫囵甩卖，而要坐下来挑拣一番。说实在，许多书和我的专业并不相关，闲置在一边，很可能这辈子不会去翻读它，但是为了“处理”书籍，自然不去找那些经常使用的专业书籍，而着重去挑拣那些可有可无的“闲书”。我的眼光盯向了素被冷落的书群，翻翻其目录序跋，浏览其内容片段，估量其水平价值。这样，默坐在书堆里，竟被那些“待处理品”所吸引，津津有味地读了下去，觉得开卷有益，弃之可惜，下不了“处理”的决心，如同啃嚼鸡肋，只有寥寥几本书，可在割爱之列。借着这个机会，倒也浏览了几本专业以外的书籍，增长了一点见识。一生与书籍为伴，也一生为书籍所累。如今总算有了一间专用的书房，尽管是借来的。“知足者常乐”，在这教师宿舍十分紧缺的年头，能有暂借一间书房的殊遇，也算十分难得的了。欣悦之余，做此“借来斋记”。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9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