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极左思潮 推动研究工作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在十年浩劫期间颇为时兴了一阵，“四人帮”居然也大谈义和团。当然，他们不是科学地研究和正确地评价义和团，而是为了煽动红卫兵“造反”，胡乱吹捧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方面，把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歪曲得面目全非。“四人帮”被粉碎了，思想得到了解放，理所当然地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所以，近年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了“四人帮”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这些文章在拨乱反正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当然，有的文章，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时，某些论点强调得过了头，可能把农民的缺点说得太多、太重，这完全可以商榷、讨论。我们和“四人帮”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自封为绝对正确，搞一言堂，只准许发表一种意见；而我们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学术上的各个派别、各种观点，只有各抒己见，展开充分的讨论，才能分清是非，促使科学的发展。这次义和团运动讨论会上摆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些观点甚至是对立的，如义和团的起源问题、义和团反不反封建、扶清灭洋的口号、盲目排外问题、义和团的历史作用等，争论很热烈。科学研究中出现许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好事情，是科学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的标志，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经过几天讨论就做出结论。在这里，不能要求“舆论一律”，不同意见的存在正好可以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和钻研问题。

现在，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学术空气很活跃，出版了许多刊物，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各个领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简直是“目不暇接”。学术争论很广泛，也很尖锐。就拿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来说，上自太平天国，中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下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我感到，30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思想活跃。有不少从前认为有了结论的问题，也有人提出了怀疑；有不少一向被以为天经地义的观点，也产生了问题。这种局面并没有什么不好。科学就是要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而不囿于成说。凡是在科学上提出的新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应该对之抱欢迎的态度。当然，这种新观点最后能否成立，那是需要经过讨论、经过检验的。

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存在着广泛、深入而又尖锐的学术争论，这是怎么发生的？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学术争论是以特殊的形式，对我们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绩的一次回顾和检查。十年浩劫，使我们增长了智慧，学习了不少东西，感到我们过去的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各条战线都在回顾我们过去的30年，哲学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当然，并没有人在号召与组织我们去回顾和检查过去。可是，对事业的责任感，希望历史科学能更好地发展，这是无声的命令，迫使我们不得不回顾30年走过的里程。对于这次义和团讨论会，对于会上出现的尖锐的意见分歧，我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它的意义的。讨论会上出现的意见分歧，实质上产生于我们对30年研究成绩的回顾和检查。过去的哪些论点是正确的，应该坚持？哪些论点是错误的，应该抛弃？哪些论点有缺陷，应该补充、修正？在这些方面，我们有意见分歧。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没有这些争论，也不可能发生这些争论。“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的认识提高了，变化了，才有这些争论。学术领域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回顾和检查过去的研究成果，这种讨论应该继续开展下去，以利于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具体到中国近代史或者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成绩很大，有其光辉的、值得自豪的一面，我们应珍惜、爱护已取得的成绩，这是没有问题的，回顾和检查过去并不是全盘否定过去的成绩。但我们的历史研究确实也有并不美妙的一面，经历了挫折，走了弯路，干了蠢事，我所指的是30年来“左”倾思想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我并不是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中影射史学和批儒评法的那一套。对于那一套的错误，大家现在都已认识到了。我是指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在内，存在着“左”倾思想对历史学的干扰，对于这一点，我们思想上可能不是那样清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 年，在历史学阵地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时刮起一阵阵“左”倾的风，吹得我们晕头转向，立脚不稳，受到很大干扰，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十年浩劫，对不了解其原因的人来说是突然发生的，是偶然的灾难，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但如果研究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的政治状况、思想状况，那么就会明白“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并不是突然的、无缘无故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早已存在的“左”倾思想的恶性发展。

历史学不是在真空里生长的，必然受到影响。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左”的思想尚不严重的时候，历史学领域就刮进了一点“左”的风。当时，对电影《清宫秘史》展开了批判，这是一个冤案、错案，现已平反。这可以说是“左”倾思想的较早表现，直接影响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给《清宫秘史》定的一大罪状就是诬蔑了义和团运动，当然电影有缺点，对农民的弱点渲染过甚，这是不对的，可以批评、讨论，但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电影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是错误的，影响是不好的，至少使人不敢仔细地研究义和团的落后方面。这次讨论会上，大家都承认过去研究中对义和团的局限性研究得不够，轻描淡写。如果这是义和团研究中的缺点的话，那么，我想，这个缺点之所以产生，恐怕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是有关系的。

接着是批判电影《武训传》，再下去是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反右派斗争、拔白旗、史学革命、反右倾、教学检查、反修正主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对历史科学有过多次冲击。许多事情，记忆犹新。如农民战争的讨论，本来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有的同志对农民的落后性多讲了几句，就遭到了打击批判，在座的有的同志身受其害，当时关锋一伙打棍子最起劲。后来，到了批判李秀成、批判《海瑞罢官》，十年浩劫首先在历史学领域打开缺口，拿历史学家开刀祭旗。

回顾和检查过去，应当肯定我们取得的成绩，但也要承认存在的问题。文学中有所谓“伤痕文学”，应该坦率地承认历史学也是有“伤痕”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因此而躺倒在地，哭哭啼啼，灰心丧气，不思振作，而是应该治愈“伤痕”，肃清流毒，恢复健康的机体，大踏步前进。我们在17年形成的许多观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确有回顾和检查的必要，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现在，不是要不要回顾和检查过去的30年，而是已经在回顾和检查了。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争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刻和尖锐，我认为这就是回顾和检查的结果。过去30年，有一股“左”倾思潮经常侵袭学术界；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重新估价以往取得的成果、形成的看法，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把义和团研究中出现的许多尖锐的意见分歧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认识，不知道是否恰当。

对于会议上出现的意见分歧，我在倾听和琢磨双方的论据，来不及表明我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应该说明：回顾和检查过去是通过学术讨论的方式进行的，应当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来分辨是非，而并不是又要搞一场政治运动，来纠正所谓历史学领域中“左”的偏差，如果这样搞，就会重复过去的错误。“左”和“右”是政治概念，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不是“左”和“右”所能概括的。我们由于掌握的史料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运用马列主义熟练的程度不同，所以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这是学术分歧而不是政治分歧，学术分歧并不排斥政治上的一致，我们可以在学术上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可以是很亲密的同志。

学术界极左思潮的影响必须肃清，可是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不能随意地给某种学术观点加上“左”或“右”的帽子，这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不利于讨论，不利于团结。我们要学会倾听和尊重不同意见，要习惯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养成一种既严肃认真又谦虚谨慎的好学风。

尽管存在着广泛而尖锐的意见分歧，但我们都承认马列主义的指导，我们的目的都是繁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我们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

注释

[*]原载《义和团研究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1981年第1期。是作者1980年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