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对赵树理的真正阅读始于1996年，本来我可以提前六年，但或许是天意，我并没有赶上那班车。

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又回晋东南师专工作。师专在上党古城长治市，而这座城市既是赵树理年轻时求学的地方，又是他后来活动的根据地之一。或许就是因为这层关系，这里的人们对赵树理都不陌生，有点文化的人说不定就是赵树理研究专家。我所在的师专中文系，尤其是搞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一说起赵树理，似乎人人都有两把刷子。

那一年的12月，由山西省作家协会、晋城市文联和沁水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在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举行。据我的大学同学陈树义写的会议综述[1]，这次会议有一百多人参加，还有来自日本、美国、苏联、罗马尼亚、挪威等国的学者与会，但我却没能成行。可能的原因是，会议通知寄到了中文系，由系主任分配参会名额。名额给了四五位老师，却没有我的份。

我现在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关联着我的一个情绪记忆。我读研的时候，已与所在学校的姜静楠老师混成了朋友。他参会了，而且要找我叙旧，顺便慰问一下我这位回到革命老区的战友，却没想到我躲在二百里开外，愣是不见他。于是姜兄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回去之后他便写过信来，问罪于我。我只好赶快解释，言其处境，请他谅解。我说，我哪里会想到“蒋委员长”（我们上学时对他的戏称）要大驾光临啊，若知你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我就是连滚带爬，也得前去拜见。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没参加成这次盛会，我对赵树理的阅读也延宕了整整六年。我的设想是，假如我去开会，肯定是要提交论文的；若要写论文，自然就要读赵树理的书。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链条。如今，我把没读成赵树理的书怪罪于没开成会，似乎有点蛮不讲理———你怎么就那么功利？不开会就不能读读老赵的书了？但也许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那时候的赵树理并不在我的关注视线之内。我需要外力推动，才能启动对他的阅读。

或许是与这次创伤经历有关，六年之后我与山西大学合作，亲自操办了一次有关赵树理的会议。1996年是赵树理诞辰90周年，那个时候我在晋东南师专已混出点模样，就琢磨着借机开会，弄出点动静。开会是一个花钱的事情，所幸得到了时任校长王守义先生的大力支持。会议在当年6月举行，名为“山西省高校纪念赵树理诞辰9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我虽然遍撒英雄帖，参会者也只有二十多人，这固然与我的号召力不够有关，却似乎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九十年代，赵树理研究已进入萧条期。

这次会议从省外来了两位年轻人，我需要在此提及。一位是来自武汉《通俗文学评论》杂志社的钱文亮，另一位是山东师大中文系的白春香。我当时并不认识钱文亮，为什么能把他“忽悠”过来呢？说不清楚了。但就是因为这次参会，他相中了我们的三篇论文，我的文章《可说性本文的成败得失———对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传播方式和接受图式的再思考》也在其中。这是我研究赵树理的首篇文章，此文见刊后，很快又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全文转载，让我小激动了一番。但其中有一处改动，却让我不甚满意。我在文章的起笔处写道：“现在看来，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形式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以一种‘反革命’的话语方式创造了一种有意味的小说形式。”文章见刊后，发现“反革命”变成了“非革命”。一字之差，味道已大不一样，我所需要的修辞效果也化为乌有。另一个不满意的地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八十年代的“text”有“本文”与“文本”两种译法，又因为我引用的文字中有“可写的本文”之说，便干脆选“本文”而弃“文本”，其中的标题和关键词自然也成了“可说性本文”。而实际上，后来通行的却是“文本”而非“本文”。这个事情怨我，与刊物并无任何关系。我与文亮兄那两年还偶有联系，后来就相忘于江湖了。只是去年要推送他的一篇译文，我才转圈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借此机会，我要向他说一声谢谢。

白春香当时还在读研究生，师从于我的硕导李衍柱老师。李老师得知我在办会，就把她推荐过来。导师发话，我自然是满接满待，以尽地主和师兄之谊，她则提交了一篇不错的文章：《深厚的“农民情结”———赵树理创作心态分析》。几年之后，她来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一不留神又成了我的师妹，可谓“二重反革命”。而她写博士论文最终决定与赵树理较劲，是不是与她当时参加过那次会议有关？2008年，她把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赵树理小说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送我一本，读得我两眼放光。此书由董大中先生作序，是国内第一部从叙事学视角研究赵树理的专著。我觉得她功夫下得足，也把赵树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而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收获是，因为那次会议，我真正开始了对赵树理的阅读。那个时候，我手头还没有《赵树理全集》，只好把北岳文艺出版社版《赵树理全集》从图书馆借回来，挨个儿读他的小说，第四卷的“文艺评论”部分尤其读得细。也买回戴光中的《赵树理传》，配合着此前董大中先生送我的《赵树理评传》来来回回读。经过大半个学期的阅读和琢磨，我写出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文。

今天回看这篇文章，我依然不觉得它有多寒碜。但是我也必须指出，由于八十年代所形成的那种“前见”，我这篇文章的核心观念中显然弥漫着一股精英主义的气息。我的题目中是“成败得失”，而我更想弄清楚的恐怕还是“可说性文本”“败”在哪里，“失”在何处。这当然不是故意找碴，而是我们这代读者阅读赵树理的必然感受。我把赵树理的作品归结为“可说性文本”，意味着他的写作初衷是要作用于人们的听觉器官，但我们毕竟已非古典听众，而是被八十年代欧风美雨的文学洗礼过的现代读者。而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有了所谓的先锋文学：马原玩着“叙事圈套”，余华写得血呼拉碴，洪峰在《奔丧》，莫言正《爆炸》……读过这些作品再去读赵树理，就觉得他那些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小说确实土得掉渣，拙得可爱，很难给人带来审美愉悦与心灵震撼。或许也可以说，赵树理的作品本来是写给那些没有多少阅读经验的农民读者“听”的，如今却与我们这种读了不少现代小说的读者狭路相逢，这时候，文本与读者很可能就会双双扑空，错位也就变得在所难免了。

大概，这就是我真正阅读赵树理时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陪伴我多年，直到我后来多了一些“了解之同情”。

那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实际上又写出一篇关于赵树理的文章。记得开会的一项任务是出专辑，发论文。而在当时，通过正常渠道集中发表一批关于赵树理的论文几无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找一家杂志合作，我们出钱，他们出版面。可能还是通过校长的关系，我开始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陈建中先生联系，为此还专门跑了一趟临汾，敲定了在这家学报出增刊（名为“纪念赵树理诞辰九十周年”）之事。这期增刊一家伙刊发论文27篇，可谓赵树理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但我的论文已被钱文亮拿走，必须重写一篇才能补上这边的窟窿。也是因为这次会议，董大中先生送我一套《赵树理全集》，他又赠送给与会者一批《赵树理年谱》。这些书在我写第二篇文章时已派上了用场。经过一番思考，我在收看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过程中完成了关于赵树理的第二篇论文：《完美的假定 悲凉的结局———论赵树理的文艺传播观》。此文自然首发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但因为是增刊，那一期好像成了内部刊物，文章似也妾身未明，委屈得紧。于是五年之后，我只好打发它重新上路，让它在《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上正式亮相了。

这就是我琢磨赵树理的起点，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真正阅读赵树理的“开端”。

但我并非坚定不移的赵树理研究战士。写完这两篇文章之后，我就移情别恋，等再一次面对《赵树理全集》，已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注释

[1]陈树义．第三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综述．延安文艺研究，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