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自信

（一）本质

有个学生曾问我：“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主体是谁，信什么？我参观故宫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珍藏国宝，无非是展品；参观长城，巍峨雄伟，气势逼人，无非是旅游景点；参观国家图书馆，诸子百家，各类书汗牛充栋，无非是藏书。凡此种种与文化自信有什么关系？”他深感困惑。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为我们从理论上阐明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指导。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起源、发展、精神特质和精髓的总体性判断，是秉持对中华文化的科学、礼敬、继承、创造性推进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站在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高度才能理解文化自信问题，否则我们看到的只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或各种文化具体的物化形态，无法把握中国文化的内在总体精神和文化自信问题的当代价值。“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文化自信的理解上也是这样。

文化自信：新时代的大问题

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时代性。文化的研究，随着社会时代不同会提出不同的问题，而不同问题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如果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反映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前途的失望，那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则是把西方向外扩张引发的矛盾转变为以文明冲突做辩护的政治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左派”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是由于无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而聚焦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在当代，文化成为一个世界热点问题，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所引发的精神失衡相联系，与道德失范、审美价值失落、信仰缺失相关。总之，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大大促进了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文化问题研究属于文化学范围，是文化学者们的任务。

西方不存在特别突出的文化自信问题。几百年来，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向外输出所谓西方文明。对它们来说，主要存在文化自大和文化霸权。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以救世主的姿态向外输出西方文明，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观。虽然近些年也有学者写过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著作，如美国学者阿瑟·赫尔曼的《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但只是对历史上几位哲学家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叙述，跟文化自信问题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

文化自信问题在当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既是基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民族苦难和奋斗中民族自强和文化自觉的展示，又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民族伟大复兴对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迫切需要；既是对全体中国人树立文化自强自信心的鼓舞，又是对当代一切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回击，包括一百多年由于受侵略受压迫造成的某些人中残存的民族自卑情结的解扣。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因此，要加大宣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的力度，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大问题”这个提法是对文化自信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处重要地位的重大判断。

“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未来，绘制蓝图，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理论和精神支柱。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自信，发挥着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作用，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文化和精神支撑作用，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或扮演敬陪末座没有发言权的“小媳妇”角色，已经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带着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中国方案、建议和话语，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离开十九大提出的主题，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构思，离开当代中国面对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我们就弄不清文化自信何以是“大问题”这一重大判断。

谁的自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自信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是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建者。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不可能有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是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的，是从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支持中汲取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华民族的自信和中国人民的自信。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其中，由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成为站在时代前列、引导时代潮流的政治集团，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文化自信的主体。要问文化自信是谁的自信，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主体地位和中华民族作为文化自信主体地位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孕育和培养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文化具有地区性，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地区文化。民族有民族文化，中国各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地区的文化，具有地区性，它的范围可以界定；各个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可以识别。但中华各民族有自己的共同的主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不是各民族文化的叠加、总和，而是各民族文化长时期逐渐融合而成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既超越地区、超越民族又体现在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之中的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的文化。因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国共产党的品格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就是凝聚并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占主导地位。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但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极容易统一，因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得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中断，根本谈不上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或许有人说，这是空话。你看近代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人是用革命烈士的血蘸馒头治病的愚民，是围观杀头的看客。不错，鲁迅先生曾经深刻批评这种国民劣根性，但他不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人民，而是指向旧的社会和旧的制度。鲁迅没有失去对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自信。他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的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不依靠人民，不以人民为中心，所谓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就会是一句空话。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等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姿态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方面输入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化自信问题只归结为文化人的自信。我们有些学者津津乐道民国时的学者如何如何，仿佛那时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毫无疑问，民国时期出现过一些有贡献的著名学者，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的文化功绩和学术贡献。但是当时的中国，国力孱弱，是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的。如此中国，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仅仅靠少数文化名人，不可能撑起民族自信的大厦。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还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不可分。在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的争论，参加者主要是文化学者，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者还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都无法真正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全盘西化”论者固不用说，即使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也并未真正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在文化范围内争论中国文化的出路和自信问题是无法建立文化自信的。毛泽东在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站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高度，把文化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与中国出路联系在一起讨论。《新民主主义论》第一章第一节提出的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紧接着第二节的标题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的领导权和指导思想，即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解决，中国不获得解放，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重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

信什么：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标识

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还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主体是人，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如果我们从故宫无数的国宝藏品中，从难以计数的中华优秀传统经典中，从万里长城和中国历朝种种巧夺天工的文物和建筑中，看不到其中蕴藏的中华民族的创造力，看不到其中蕴涵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当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能从中获得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从中国历史和无数经典中包含的丰富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丰富历史经验和治国理政理念中得来的，从如此多的巧夺天工的文物中，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精髓，可不是走马观花式地参观、旅游和漫不经心地阅读就能把握的，它需要正确的文化观和理解水平。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中，我们从一幅字画、一件青铜器、一件名贵窑瓷的天价中，惊讶地看到它的商业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懂得它的文化价值，遑论把这些被拍卖的艺术品与文化自信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说过，“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文化的本质和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载体中内在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的总体性理解基础上的。它体现在中国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之中，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毛泽东如此充满信心地重述中国历史、中国的文明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为对中华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而自豪，就是因为中国的文明史、文化史、发明创造史和历史杰出人物，体现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巨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智慧。我们的先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做到，一定能完成中国革命大业并继续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

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从个人来说，从生到死有一个时间段，人人如此。唯独传统和内在于传统的伟大精神、智慧与理念没有时间段，它超越时间。你看，孔孟老庄已经逝世2000多年，唐宋八大家等著名诗人词人也都逝世约千年，至于许多国宝的年代难以确定，但都是古董。可文化并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丧失它的价值。文化中承载的思想仍然在哺育一代代中国人，后人可理解其蕴藏的精神、智慧和理念。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物，其保留的文化信息仍然存在，它精美绝伦的技艺和艺术精神仍然在向当代人传达祖先的智慧。现在不是在呼唤工匠精神吗，看看我们祖先制造的青铜器、四大名瓷，看看景泰蓝，看看种种光彩夺目、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制品，那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我想起了《庄子·知北游》中的“大马捶钩”的故事：“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一生“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庄子别有寓意，但就捶钩技术来说，也算是一种“精于一”的工匠精神。农业时代的工艺也许过时，但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处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我们，仍然具有榜样作用。

有些人指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认为它不承认精神、思想和理念的作用，这不是误解就是有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高度重视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承认精神是一种武器，承认思想的能量如闪电雷鸣。它一旦沁入人的心灵，就会发挥无比巨大的威力。在我看来，没有一种哲学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承认精神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中国古人都懂，“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伤矣”。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有人说，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全盘西化”了吗，还讲什么中国的文化自信？我们穿西装、吃西餐，我们乘坐的飞机、火车，使用的手机、电话等等，不都是源自西方吗？各个民族的文明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可以说，我们许多蔬菜水果源自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日本、韩国和越南汉化、唐化。但也可以说，现在的西方正在中国化，因为我们的日用产品，包括具备技术含量的高端产品不断出口到西方，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甚至是“中国创造”。把文明的传播、相互引进借鉴和“全盘西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全盘西化”的本义不是指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而是指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企图变成另一个国家的翻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参与世界性交往，但中国仍然是中国，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

没有一个民族能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文化融于血脉之中，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绘画、我们的文学艺术等都印有中国文化的胎记，中国人的创作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的影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留有我们文化的特色。当然，我们并不排斥西方文化，相反我们应该吸取西方优秀文化，但它不能改变中国文化。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用织帽子来比喻，他说，要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还说，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洋为中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文化自信当然包括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创造的红色文化的自信。红色文化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古代中国，而是生活在现代中国。《红色家书》和《革命烈士诗抄》中一封封充满家国情怀的家书，一首首充满炽热革命激情的绝命诗，其中包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移孝作忠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并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赞扬，“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是“红船精神”的继续发扬。“红船精神”的核心就是革命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

文化自信是不能断流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更重视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继承“红船精神”开辟的革命文化，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的文化。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社会形态。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预示着人类发展的总方向，那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一种更具先进性的文化，就是一种具有人类文化发展方向的导向性的文化。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人物、道德榜样，就在我们生活中。

如果要问文化自信究竟信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地回答：信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信的是红色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信的是把国家、社会和个人提升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